“富有”是引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
方略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提出了关于财富的新认识，从而开启了一扇新的致富的大门。正是出于对人的物质欲望的忧虑，斯密在提倡“财富增长”的同时，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欲望约束”。斯密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人的“自利”在《国富论》中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道德情操论》则将“同情”贯穿始终。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而强调“自利”，却忽略了《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问题。在斯密看来，财富问题与道德问题都是人类不可忽视的问题，人类不能只是“利己”，而忽视“利他”。市场经济应该是道德经济，没有诚信和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和道德风尚，发展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全面而坚定地贯彻这一“总体布局”，工作中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
邓小平在1989年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6页）可以说，我们党是最讲辩证法、最讲“两点论”的，但在确定大政方针时，却时常“分工分家”；虽然提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往往厚此薄彼、顾此失彼。如何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思路，防止重复出现“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把社会价值追求引导到科学理性的轨道上来，是制定发展规划、推进发展实践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党向来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仅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7年以后，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受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教育“黑线”以及“停课闹革命”等冲击，文化建设出现了大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了思想文化建设的进步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作用，把这方面的任务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样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重要特征，并把精神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二大报告卓有远见地指出：如果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伟大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向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
改革开放之初，为反对“精神污染”，根据十二大关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了重要战略位置。《决议》明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决议对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导向和促进作用。
1987年，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把“富强、民主、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现代目标。随着“总体布局”的变化，“富强”被摆在了“目标”的首位，精神文明建设随之被纳入文化建设的范畴，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作用不同程度地受到忽视和削弱，以致工作中再度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范畴问题，有的认为文化建设（大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同一个概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方面，而文化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概念，有大、中、小之分。“大文化”相当于整个精神文明；“中文化”指的是精神文明的实体部分，即教育科学文化；“小文化”则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由此不难看出，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建设几乎与文化方面的其它工作处于同等的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有强大的文化和精神（主要指理想、信仰、价值和道德观念）支撑。用文化建设取代精神文明建设，或涵盖思想道德建设，很程度上是导致社会只讲文化不讲道德，只讲富裕不讲富有的症结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财富增长后，人们反而觉得缺少幸福感、尊严感的缘由之一。
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放松思想道德建设，什么时候就会带来精神失落；什么时候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削弱，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遭受损失。苏东剧变，就是首先从意识形态开始的，在精神文明这个领域滑了下去，尔后才波及政治、经济，丢失政权。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泰斗索尔仁尼琴作出过这样的判断：“俄罗斯社会精神衰落了70年，而要恢复它则需要150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重新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但是，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鉴于此，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估量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决不能忽视这些问题的存在。”
十五大虽然也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却突出强调：“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显然，精神文明建设在总体布局中仍旧处于从属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两手抓”，而地方依然坚持“一手抓”（片面追求财富增长），以致GDP主义、拜金主义“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验教训表明：物质与精神犹如社会发展的两条腿，缺一不可，短一也不可。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任何时候都要既防止“左”，又警惕“右”，不能忽“左”忽“右”、“左右徘徊”。
1986年邓小平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重庆模式”，被人们誉为“两手抓”的典范。2010年12月26日至28日，中国社科院、光明日报社18位专家到重庆调研“唱读讲传”活动，对该活动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发轫于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是当代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形式，已经成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应该在全国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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