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政治改革的实情和前景

所谓政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指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围绕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活动，核心是国家政权。从外在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内在的国体与政体方面去认识政治，是把握政治的基本的主要的途径。所谓国体，就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表明的是国家性质或国家本质。国家本质又是通过国家职能表现的，有什么样的统治阶级，就必然实施什么性质的国家职能；实施什么性质的国家职能，也就表明什么阶级在统治。所以国体的定位定性可以直接从国家活动主体阶级阶层状况和国家职能性质变化中得知，国体是政治的本体。所谓政体（本文指广义的政体），就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和体制，主要包括国家的生存装备、人员组织、政权组织形式（即狭义的政体）、政权（或国家）结构形式、政党、治理形式等。国体是内容，政体是形式；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制于国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必然是人民民主政体。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因为政治本体（国体）的大转换，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公有制经济基本瓦解或变成了真正的国家雇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和财富分化极速，个别矛盾加剧，终于导致了2004年因国企改制问题而起的新时期第二次改革开放大反思和大争论（第一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亦即第一次国体改革上的大斗争）。与此同时，中央启动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等科教机构广泛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但却舍去了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专政的实质等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当然它也构成第二次改革开放大反思、大争论的一部分。通过第二次改革开放大反思、大争论，仅仅抑制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更大发展，也加强了对所谓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维护和论证，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回归、斗争和建设却受到限制、散乱而软弱无力。2004年兴起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大反思、大争论，就是新时期政治本体改革上的第二次大争论。随着国有经济改革全面走入所谓“深水区”，经济演变的完成和巩固，在第二次改革开放大反思、大争论的后期和2007年“十七大”召开之前，又出现了第二次以实现政治民主化（政体）改革为名为主（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并包括政治本体（国体）改革在内的全面政治改革斗争。它是由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召开和以《炎黄春秋》期刊等为代表的极右势力挑起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质形态的两个根本标志——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被和平演变了，社会主义社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得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是存在的和明显的。根据列宁的阶级观点，即“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取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可见阶级划分的基本依据是：资产所有关系——主体劳动关系——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同（这里强调的是资产——生产资料，而不是财产）。同时，阶级一旦产生，它必然活动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还可变为资产，所以阶级的区分又必然参据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区分。这就是阶级问题上的辩证法。由此，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大体说来，当代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体状况如下。

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国有经济中收入较高的经营者和科技知识管理者，掌握过其他国有单位和党国各级重要权力、其过劳动收入或非劳动收入较高、甚至拥有较多自有资产的家庭和个人，与国有单位和国家官方直接关联的大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大私有经营者及高收入者，他们构成官僚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又因其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接轨和国家经济半殖民地化，买办性又是官僚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重要特点。那些受聘于外资企业或其他外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及高收入者，是典型的买办资产阶级，但其与国家政策和官方的联系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是难以完全分开的。服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基本构成部分及其要求的中高层知识分子，也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构成部分。

二、民营资产阶级，也称中小资产阶级。它是指拥有较大的自有资产和产业，主要靠非劳动入收并且非劳动收入可观的家庭和个人。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少数收入较高的个体工商户，少数收入较高的经纪人、律师、广告人和会计师等中介组织从业者，收入较高的文体人士，市镇区域的高房租者，拥有几个雇工的农业大户和经营者。部分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也属于民营资产阶级的构成部分。

三、小资产阶级（即中间阶级）。它是指拥有一定的自有资产，以个体劳动为主，非劳动收入可能有但也不是很多的家庭和个人。主要包括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个体工商户。收入较好的社会中下层管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大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

四、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它是指没有多少自有资产，主要靠普通的劳动工资或社会保障收入等生活的家庭和个人。主要包括城镇居民中从事二三产业的一般职工，基本脱离农业的农民工，收入不多的一般公务员，士兵，学生，无业或半失业者。持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属于无产阶级的部分。目前无产阶级各部分的区别还比较大。

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分析（尽管还存在相邻阶级人员划界难妥）的事实表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中的最大获利集团，并因其拥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等红色标界，认同社会进步（如民主法治），所以其继续执政的基本（政治改革）主张还会是：维护现行的路线和政治（包括国体政体）基础上的改良。但问题是：它实际执行的路线和改良与它所拥戴的“红色标志”，认同的社会进步（民主法治）之间又存在脱节和矛盾。正因为如此，这个集团的内部既出现了个别向“红色标志”回归的政改（如“重庆模式”的政改），又分裂出个别自由民主派人士。

民营资产阶级，也是改革开放中的主要获利集团。他们既受执政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保护，也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权力资本化和腐败表示不满，其基本的政治改革主张是：通过自由民主化改革获取更大的权利甚至执政权。它的内部也存在左右翼之别，但目前还不甚明朗，总体上表现为温和的自由民主派。如那种要求改变目前的所谓的“党国体制”又不一定取代中共领导的观点，就是温和的自由民主派的主张。但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在中国自由民主化改革上，还存在一种西化自由民主派­——极右派。西化自由民主派，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表现，他们宣扬多元多党、普选、“三权分立”等政治主张，在目前中国的学界甚至政界有一定的声势，获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目的在于取代中共政权，破坏瓦解中国。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合占国民的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中的利益相对受损集团，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更甚，他们构成当今中国的人民大众或劳动人民。从目前的现实上看，因私有制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平演变与三十多年的洗脑，劳动人民的绝大多数都远离政治，甚至与社会中上阶层构成“两张皮”，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产梦”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同程度地支配着大多数人，大多数无产者的阶级意识还不甚至明朗。当然，也有少部分人开始觉醒。如新世纪以来，当局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毛泽东热”，工人罢工斗争等人民进步运动的兴起表明：人民在觉醒。特别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的左派的兴起，他们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革除精英化和官僚化，回归毛主席的“大民主”等主张，并在当今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促使着人民的觉醒。只是，左派人士大多出现在少数的老革命和知识分子中间，事实上又区分为小资产阶级左派和无产阶级甚至半无产阶级左派，缺乏有力的组织，对很多问题（包括再建立的新社会）的认识还不统一、不成熟，尤其是左派与工农大众的结合还很少。所以，目前劳动人民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主体，其影响大局甚至区域性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当然，其前进的动力作用还是存在的，因为人民大众的大多数对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公平和要求改变的认识还是心中有数的。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政坛上已形成了红色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包括其温和的自由民主派和西化自由民主派）、左派等政治改革斗争的大格局。斗争的焦点是：政治本体（国体）改革上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主政及其路线和颜色转换问题，政体改革上的精英化、官僚化和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斗争的态势是：红色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改良派处在主导地位，资产自由民主派特别是西化自由民主派有一定的声势，占有报刊网络，获得西方的支持，甚至还有变相的组织，左派的影响十分有限，阵地狭小。

那么，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前景又如何呢？

政治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它处在国家的中心地位。但在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的今天，研究一国政治改革的发展又必然涉及到国家未来的外部生存环境和条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肥大”了，社会制度蜕变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加深了，是回归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民主化之路，将是中国未来的两个方向性选择。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尽管加入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但却仍成为继苏联之后被西方势力视作需要和平演变的第二个国家，也是亚太地区西方势力关注的主要国家，目前它们实际上已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制造危胁，侵我海岛，中国面临的外部生存环境的挑战已经比较严重，但并不可怕。他们基本上还不敢制造大的直接碰撞或直接侵入我国国内，因为中国并不是一般的中小国家，除非历史上晚清政府的再现，国家四分五裂。所以政治改革的前景，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发展、执政层的变化、各派、各势力之间的斗争。

首先，来看红色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发展。总体估计，只要党内民主没有过渡发展，中共领导层保持大体统一，它将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领导和执政及其“红色标志”，基本上坚持现行的政治（国体和政体），并继续改良，或者表现出更大的向其“红色标志”回归的趋向，或者进一步扩大民主加强法治。如扩大党内民主、公开招考干部、公推直选、社区乡村普选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的领导层纷争、社会斗争、分裂动荡、外部势力干预等特殊情况，现行的路线和政治（国体政体）将保持大体不变，现行的宪政之路也将继续。当然，若遇特殊情况或雄才大略的国家领导人，很可能会走上一条“资化”的一党制或强总统制的宪政民主之路，实现国家民主化，同时也存在国家事实上四分五裂或通过变法变革回归名符其实的“红色道路”的两种可能性。

其次，来看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的发展。考察它之前，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正确地界定自由民主派。因为我们很多人看不起它，怕它，甚至不敢夺取自由民主的旗号。而自由民主的概念，也确实非常宽泛或混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派宣扬各种各样的自由民主，发动种种进攻。但当我们真正地揭示和认定了自由民主派的基本内涵，辩明了各种各样的自由民主派，我们才能真正地丰富自己，批判他人。历史事实表明，任何民主都是其内容和形式统一。笔者认为，所谓民主就其形式而言，根据其古希腊的起源，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民众可以作主，少数服从多数。发展到近现代，民主的基础就是：承认公民基本的自由自主权（或基本人权）；民主的最高层次就是：国家政权民主，即公民或代议会能够通过选举等多种形式自主有力并有序地影响甚至左右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者的民主。凡认同公民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国家政权民主这两个基本点的就是成型的自由民主派。同时，民主就其内容而言，它是有阶级性的，是具体阶级的民主，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那种以多元多党、普选、“三权分立”等三位一体为宗旨的西化自由民主派，仅仅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的一种类。再回到现实上看，随着民营资产阶级的发展，其温和的自由民主派，可能会发展到否定中共领导，要求实现全国普选等。但总体说来，作为一个爱国者，看看西化民主在多国推行的腐乱结局，再回观我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周边环境（包括台湾的民主实践，现实的社区乡村普选），他们可能也主张先走一条“一党制”或强总统制的宪政民主之路。因而资产阶级温和的自由民主派的发展可能并不构成国家安全统一的主要危胁。而西化自由民主派则不同。随着1990年代开始实施的大开放，海归人才进入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各领导岗位，大批国内人才和干部到西方学习受训，西方势力大规模渗与国内，当今中国已成为继近代之后第二个出现汉奸、洋奴、卖国贼的高潮期。再加上当今中国又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被西方势力视为需要演变与瓦解的国家，他们（特别是美日）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并将更大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和文化意识形态影响力以改变中国。所以，国内外势力勾结的西化自由民主派将是构成中国国家安全统一的主要危胁，它可能酿成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败局。

再次，是左派等人民群众力量的发展。在当前的政治改革中，左派的斗争及时跟进，打击了以《炎黄春秋》期刊等为代表的西化自由民主派，对执政当局也产生了某种警醒作用。但其影响力还十分有限。针对左派的现状，左派人士既要加强内部基本共识的形成，提出正确的政改方略，争取更多宣传阵地；又必须更多地深入工农大众，充分发挥、引导和推动工农大众的力量，否则左派的作用将难以取得较大的实效。这已逐渐成为左派人士的共同心声。而基本共识的形成，又必然涉及到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认识。例如，对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执政党性质、人民群众的现实作用、阶级斗争状况、可能的国内外形势演变、中国前进的方向方式等问题的认识，对政治改革的范围、宪政、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实现、将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化等问题的认识。

总之，关于当前的政治改革，笔者认为：（1）、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的未节（如“红色标志”、执政层的个别“社改派”）还存在。（2）、因中国内源性因素的演变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的可能性并不大，国家安全统一的主要危胁是西方势力的间接渗透和西化自由民主派。（3）、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是中国“红色标志”转换之前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机会 。（4）、当前中国社会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本体（国体）的变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左派等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的上层变动（如变法变革等政治变化）而实现。

为此，左派在当前政治改革斗争中的总方针可以是：“主动参加政治改革，争取人民大众力量，政治本体（国体）回归第一，广义政体改革第二，坚决反对西化自由民主派”。左派所持的具体方略可以是：上中下三策。上策（变革策）：大力宣传马列毛主义，提升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广泛开展群众组织化斗争，借助形势发展，推动政治本体更新回归，准备应对危局方案。中策（变法策）：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积极参与和引导群众运动，借助形势发展，推动现行基本路线转折和现行政制框架内部关系改造，重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建成“一党制”（或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法治国家。此策的政体改革主张与中共所提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等基本政治改革主张形式上是一致的而又有实质上的变化。其具体的“政体改革要点”可以是：提出和依据新原则，如依据“人民主权分离制约”和“党政间接结合”两个原则，改造现行政体结构关系，也就是，①、把共产党的领导置于“人民主权分离制约”的关系之中，把群众“大民主”作为“人民主权分离制约”关系的基础，组成“人民主权及其日常国家主权与其领导和行政权、司法权分离制约”关系；②、改造人民群众代议机构（日常国家主权机关）和共产党的人员组成（以工农大众及其代言人为主体）；③、提升人民群众及其日常国家主权机关（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的自主权利地位；④、弱化党委政府对日常国家主权机关和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的控制。下策：促使执政当局推行更大的进步性改良，如支持“重庆模式”的政改。

最后，我们知道，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并且是通过偶然性而开辟道路的。所以，在政治改革上，任何消极保守，不敢推动历史进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201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