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旗护帜：辛子陵极尽员外忠猷之能事
苏 杜
日期 2011-02-20
（本文大意：辛子陵在他的《形势和前途》中，守资本主义之旗，护私有制之帜，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一加以“修理”，将他们全都“修理”成了 “共产党理直气壮发展资本主义特色理论”的“构件”。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断章取义、胡拼乱接，极尽员外忠猷之能事，尽显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者理屈词穷、一意孤行的政治本色。）
对辛子陵正月初八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有人以为是“公开改旗易帜的政治宣言”，辛子陵是“政治骗子”。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的这番话，虽然也许自以为费了点心思，但仍不过是“老员外”守旗护帜的忠猷之作。他的“套用毛泽东的话”，“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他的“恩格斯说的九十三个字”，“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他的“列宁是超一流的阴谋家”，“要从列宁版的共产主义误区中走出来”；他的“马克思主义硕果仅存的遗产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打出来”，“宁早勿晚”，题开八列，引经据典，标新立异，构建理论，无一不是在论证“共产党领导下的新资本主义”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持续发展，揭示和肯定“资本主义性质”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哪里有改这面旗、易这面帜的意思？他的“老是提醒当局”“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偷偷摸摸”，“打左灯，向右拐”，批评主要领导人的“很大的失着”一个样，其言谆谆，其心荡荡，哪里是要否定新政、另起炉灶？至多，也不过是像所有忠心耿耿的古今员外一样，往往摆出猴急相，以示忠心罢了。
古今员外，都是这样善于忠猷的一群。尽管从戏台上看去，员外也有揽讼的，也有敛财的，也有霸道的，但那都是后朝文人对前朝员外的贬排，是对当朝员外群进行劝忠教育的，彼时彼境的员外自然也包括“员内”，其实都是当朝走红，并不这样被糟塌的。但他们人随朝去，言行两亡，只好听任后世任意涂抹了。然而归根到底，这后世涂抹，也是忠猷之一种，所以种子绵绵不绝，忠仆替死，寇准背靴，唱了一朝又一朝。但这一种，只是忠猷的末技，只能在戏台上唱唱，教化教化低层次的员外或“员内”，要到大学里开讲或论坛上开演，那就得具备比编排戏文高出好多个层次的“构建理论”本事，专门解读前朝的气数已尽，本朝的黄天当立，“构建”出至少八条以上的天经地义来。
“构建理论”，也就是“构建天经地义”，是本事，但不是易事。其要诀是“先意承旨”，老百姓的话就是“顺杆爬”，也可以比作“钢管舞”。甭管怎样摸爬滚打、跳踉折腾，都离不开“杆”或“管”。至于是猴形还是狼相，颠三还是倒四，那是从来不予顾及的。辛子陵的这篇以中高级“员外”为对象的大作，就颇具这种特色。
辛子陵在他的第一节大文中，就开始破口大骂毛泽东1958年“想钢都想疯了”，结果“赔了（贴补）四十亿人民币，占一九五八年财政支出的1/ 10” ，愤骂“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按照这种骂劲，他一定要判定毛泽东无一是处、十恶不赦不了，但不，他接着说的，却是“新资本主义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我们要套用毛泽东的话坦然告诉毛派：‘现在我们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苏式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不要一提资本主义就腰杆子不硬”。为了论证“党的英明领导，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放弃了人民公社制度，放弃了计划经济，放弃了一大二公，放弃了消灭私有制的国策”，根本不管毛泽东1941年所讲的是中国革命的那一段，根本不管毛泽东同时还反复讲明的中国革命一定还要从新民主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硬将第一阶段的革命性质往社会主义阶段上“构建”，硬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给抹掉了。对这样驴唇对马嘴“构建”出来的“理论”，辛子陵还颇以为得意，得胜地说：“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就夺取了宣传工作的完全的主动权。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把问题讲透彻，讲明白，毛派就没什么好攻的了。”
其实，辛子陵如此“构建理论”，在他的大作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对毛泽东是这样，对列宁也是这样。一面，他恶骂列宁是德皇威廉的大间谍，是要当超一流的阴谋家，揭他“列宁背弃了自己的正确的理论，把社会主义革命简化为穷人造反，不要物质基础，一个社会只要有穷人和富人，就能挑起阶级矛盾，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剥夺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一面，他又呼吁当局“当需要走出空想社会主义误区实行新资本主义政策的时候，要像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为了“构建理论”，辛子陵削了列宁的这一面，又削另一面，终于将列宁削成了适合于他“理论”的一个“构件”了。不少年轻网友对“修正主义”一词觉得太深奥，现在好办了，看一看辛子陵如何“修理”列宁，就可以省劲地明白个大概了。
辛子陵如此“修理”列宁，也如此“修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他的这一番“修理”，先是摆出了一副“学了一辈子马列”“中高级老干部”的大架子，一本正经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几十年发展变化的过程，既要研究他们的出发点，也要研究它们得落脚点。”经过他的如此“研究”，他发现了“恩格斯说的九十三个字”，并且深有感触地说：“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九十三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九十辛子陵三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为什么呢？“因为这九十三个字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他接着谆谆善诱地启发“中高级员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而载入史册的。说他们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并且，还言之凿凿地指明， “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去世。到了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按说，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无论是谁，即使是再老的“老干部”、再老的“老党员”、再老的“老同志”，恐怕也会死了信马列、干共产的那份心的，然而别慌，《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理论”还有点用处。什么用处呢？大用处，辛子陵还要用它来证明“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就在他专门“修理”列宁的那一节大文中，辛子陵的白纸黑字如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19]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父传子。”以下更是一串又一串对“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论证”，从而一厢情愿地得出了“共产主义可以夺取政权，可以改朝换代，而不可替代资本主义”的“结论”。自然，尽管他也知道美国的“北方佬”从乱世佳人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也是穷得穿不上裤子的，但在辛子陵看来，这是关系到“三个代表”的原则问题，不可不从“根本上论证”清楚。然而，“九十三个字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都否定了”的“结论”呢，还要不要呢？是要这“九十三个字”还是要你认为证明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共产党宣言》呢？
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一加以“修理”，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特色理论”的“构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茅来攻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之盾，这自然是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好办法。如果功毕此役，辛子陵大概是可以得一块诺牌的。但手持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茅，爬资本主义之杆，绕私有制钢管而舞，非不时打到自己的嘴巴，戳到自己眼睛上不可。辛子陵还哀叹“这个惶遽、尴尬的镜头是我们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缩影”，其实，他自己就是这个“缩影”中更为“惶遽、尴尬”的一个跳梁小丑。如果谓予不信，或说他不服，那么，我们不妨在领略了辛子陵“修理”人的本事之后，稍再浪费点工夫，再领略一下他“修理”事的本事吧。
先看看辛子陵如何评述“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好”。他说，“说形势好，主要是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二○一○年GDP总量是397983亿元， 约合六万亿美元。按国际汇率计算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名列第二，相当于美国的39.3%。中国二○一○年人均GDP大约在4283美元，排名全球第95位，二○○九年是第106位。”既有“总量”，也有“人均”，还有“国际汇率”这样的计算标准，真是说得四平八稳，气和心平。不过，这是开手，他抡起斧子往下“修理”的是在“看一个单项指标：钢铁生产。”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经济形势”再“很好”，其“钢铁生产”也是明摆着的“很不好”。产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就说过：“中国钢铁产能过剩是明显的，产能达7.3亿吨，而需求只有4.7亿吨，过剩2.5亿吨。同时还有在建的很多钢铁项目，这样下去，中国的钢铁产业是没有出路的。”对于一面是“产能过剩”、一面仍在“高速发展”的“没有出路”的“钢铁生产”，我也不妨来几点“具体概念”：2003年至2009年，中国进入钢铁工业高速发展，产量迅猛增加的时期，但同时中国也为铁矿石售价的节节攀升付出了高达7000亿元的代价。2010年，我国共计进口铁矿石6.18亿吨，平均每吨铁矿石上涨48.51美元，全年多付外汇300.1亿美元。虽然“当局”正在用大建高铁、高路和“建材下乡”来拼命消化，在GDP挂钩官运的刺激下，中国钢铁生产的“高速发展”还是任谁也阻挡不了的。
辛子陵以“中央编外参谋”自居，以“干脆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来概括（经济形势很好）“这个成绩怎么来的”，当然不会不知道“钢铁生产”的“没有出路”，也不会不知道“产能过剩”正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死症。但是辛子陵自有“修理事”的妙法。这妙法不是别的，仍是他用了三十多年的老办法，就是将人们的视线从世事本身移开，移到对毛泽东的批判上去，具体说来，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死症上移开，移到对毛泽东1958年大炼钢铁的批判上去。至于这种“产能过剩”究竟用去了“财政支出”的几分之几，以“双赢”名堂拱手送给了“战备伙伴”又是“财政支出”的几分之几，他就闭口不说了。这是辛子陵一类“构建理论”惯使的障眼法。经过如此一番“修理”，上了“世贸”贼船，患了过剩的死症，被洋船长、洋大副折腾得淹淹一息的中国“钢铁生产”，转而炼成了攻击毛泽东的炮弹，自然也就成了“特色理论”的又一“构件”。辛子陵大讲“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好”，不讲别的，单讲“钢铁生产”，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充满了员外忠猷的心机，属于老谋深算的。
辛子陵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德国‘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变化”，也是在“修理事”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此事便是著名的“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辛子陵反复说，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大规模地实践了一下，结果比恩格斯预料的‘更坏’还要坏得多。这个更坏的结果就是饿死了37 558 000人。”并断言，“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你看，有2129年的时间跨度，有203次重大气候灾害记录，真是言之凿凿！任何一个中毛泽东毒多么深的毛派分子，恐怕也得无言以对了。但，要有人问他跨越2129年的“重大气候灾害记录”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饿死37 558 000人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他大概就只能给你一个“据专家统计”完事了。“专家统计”，哪些“专家”？是主张毛泽东饿死了1700万先学机电后到孟买“国际人口学研究院深造”了几天就成了“人口学家”的蒋正华，尔或是主张“2700万”的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球研究理事会直接资助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还是主张“2200万”的李成瑞？如果是他们，那末，写了一本《墓碑》主张4000万的杨继绳，2011年正式出版的党史第二卷“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的官方数字，又该怎么办？“专家”众口众词，各有种的“统计”，少主张与多主张相差到10倍，这样的“专家统计”何以为据？然而，为了“修理”事儿以“构建理论”，辛子陵们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哪有眼下统计局公布CPI还要调整食品“权重”那样的细工夫？
在辛子陵这次讲话中，最有趣的“修理事儿”是对“权贵资产阶级”的“修理”了。辛子陵说：“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又说：“共产党要想保住政权，保持执政地位，就要继续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要有决心、有勇气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党内斗争的手段，用和平转型的手段，解决权贵资产阶级的问题。”乍听起来，辛子陵的这一“理论”似乎满在“理”，满像回“事儿”，尤其在“学了一辈子马列”的“中高级干部”听来，恐怕更是满溢着保旗护帜味儿。然而，这是猫头鹰的朗笑，尸衣上的绣花，发出的是尸臭，而不是生息。
戳穿辛子陵的这一“修理”术，用不着多么高深的学问与觉悟。只要再看一看他的讲话全文，就会一目了然，他这番表演，不过是狐狸的美丽转身，转过身去，仍然是狐狸一只。既然说“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好”， “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了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既然要当局“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既然“不要一提资本主义就腰杆子不硬”，既然恩格斯“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还说什么“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呢？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干脆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穷人党”怎么能不向“富人党”蜕变，政权怎么能不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蜕变？“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新阶层”而已。“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成功人士”而已。这是顺资本主义之理，成资产阶级党政之章，自然而又必然的结果，又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呢？辛子陵忽地一下子站上了“反腐败道德制高点”，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修理”暂时搁到了一边，没有别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保住政权”。别以为他是真的在“反腐败”，在回答“‘唱读讲传’会不会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时，他忽地一下子又站在了“高干子弟”一边，说，“文革这把火一点起来，先烧高干子弟，因为当年被打入地狱的造反派们知道，是谁断了他们的前程，把他们打入地狱的。”“这可是世仇”。一件事，一拨人，忽一下子说成这样，忽一下子道成那样，辛子陵“构建理论”构建了三十多年，不就是这样一堆七零八落的“构件”吗？再看他“不援朝”的“两点谏言”中罗列的“朝鲜五大错误”，乍一听，也满有理，但出自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刚刚臭骂了一通的人之口，那就荒谬之至了。杀延安派，杀朝鲜战争的人民军将领，平志愿军和毛岸英的坟，又怎么样呢？既然延安派、抗美援朝均来自“列宁版的共产主义误区”，杀活人头、平死人坟又如何呢？辛子陵不是要中国“从共产主义误区”“从列宁版的共产主义误区走出来”吗？当局不是处在“共产主义误区”中，就是“偷偷摸摸搞资本主义”，“摆脱北京的羁绊”又怎么样呢？“家天下”固然可恶，但既然“恩格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体系”，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那一条写了搞封建世袭家天下还‘一贯正确’”呢？不再用它，如何呢？“修理事儿”的时候，又检起了刚刚被自己“修理”得无一是处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自己到底是东还是西，还能说得让人明白吗？
所以，有人说辛子陵是一个“政治骗子”，我以为，这实在是太高抬了他。受辛子陵大文中不断提及“文革”启发，忽然想起文革期间有一个名堂，叫“政治小爬虫”，专喻那种一会儿“受了蒙蔽”，一会儿“反戈一击”，“揭发”他最早，“紧跟”他最紧，“纲、线”独揽，“革、保”双赢，专门“吃上水”“顺杆爬”的“政治扒手”。联想到辛氏1959年不曾饿死而宣誓效忠加入中共，自称1974年“根据xxx授意”撰写《林氏春秋的破产》，2007年发表丑化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遂成一联，移赠此君，并作本文结束：
当年政治小爬虫善顺杆爬 今日特色老员外能钢管舞 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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