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秦晓对谈李泽厚：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令人担忧”
有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在“特色”之世打着“思想革命”的旗号招摇蛊惑，好像是把自己的身份打扮成“思想家”的模样来对混沌的世人作“启蒙”，其实揭开虚伪的画皮，露出的依然是不变的汉奸面孔。且看：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社会革命是绝对不可取的，中国不能再折腾了，但是思想革命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汉奸身份的定位决定了。汉奸们最害怕人民的觉醒与革命，所以他们公然宣扬：“社会革命是绝对不可取的，中国不能再折腾了……”但他们认为用来欺骗人们的“思想革命”亦即在思想意识形态蓄意制造的混乱还是必须进行的。因为要为在中国图谋进行的颜色革命造势，所以才要初始阶段的“思想革命”。如果这所谓的革命来的还不够热烈，人们的响应还不够他们的企求，他们还要进行“启蒙”。
笔者以上引用的话摘自《秦晓对谈李泽厚：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令人担忧》一文，据说2010年“10月底的一天上午，学者李泽厚和秦晓坐在了一起。两代知识分子关注的共同话题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思考。”但他们是怎样思考的呢？按捺住性子读完他们的“思考”，我的心里也不可避免地有了一些思考。本来以一个不入流p民的身份要和这两个“两代知识分子”较劲，似乎有不自量力之感的。但又不吐不快，遂勉强敷衍成篇。权且是接受他们“启蒙”之后的感想吧。
（一）.关于“告别革命”
此前提到的李泽厚曾与别人（其实是他的弟子）合写了《告别革命》一书，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他们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才可能实行。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险。
李泽厚曾被“南方系”吹捧“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
因为这个屈指可数的“思想家”认为中国现代化最后的归宿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从他的“四顺序”发展终结“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可以获知。所以“南方系”要不遗余力的吹捧。而秦晓不但是疯狂吞噬巨额国有资产的大鳄，还是鼓吹在中国推动“普世价值”的新自由派人物。可以这样连想：李泽厚—资本主义—告别革命；秦晓—普世价值—国有资产流失；南方系—鼓吹。秦晓们一边大肆敛取社会财富，一边歌颂普世价值；而李泽厚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还宣称告别革命；南方系再推波助澜地吹捧。再把他们合起来看，那就是为少数人不择手段地极度富有，而把广大人民当做谋取利益的工具，还声称“不准革命”。要革命也只能按他们的启蒙先来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认同。这分明是赤裸裸的愚民行径。
就是这个李泽厚，曾提出过“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反动观点。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于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著名观点，在一篇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中，李泽厚以“启蒙”与“救亡”两大“性质不相同”的思想史主题来解构中国现代史，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
1989年，李泽厚在为自己的文集《走我自己的路》的增订本所作的序言中，再次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是“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
南方系认为：“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李泽厚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他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命题，让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启蒙的责任担当。”
“63岁的秦晓则感叹，‘80年代也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他认为启蒙不彻底，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秦晓呼吁继续进行启蒙，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
“诚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
中国需要怎样的宽容、怀疑和理性？对于”精蝇“们卖国，对于少数人侵吞国家财富，对于富人的剥削要宽容？李泽厚要培育中国人怎样的怀疑精神？以他的观点是要启蒙人们怀疑马列毛理论的科学合理性？要有什么样的理性？被”精蝇“们安排的即是面对“自焚”、面对“黑砖窑奴工”、面对“杀人工厂”的多次连跳，再面对国内外联手的敲诈、掠夺、盘剥都要理性？不然就是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
（二）.“启蒙”与“救亡”论调为什么出现？
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该论点得到某些人的发挥,曾流行一时。从1988年起,陆续有一些人对此提出批评,后来各报刊又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启蒙同救亡之间的关系李泽厚认为,在五四运动之前或之初,“启蒙与救亡”尚能“相互促进”。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地位”。
李泽厚认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启蒙显然要比救亡重要。按照他的观点，五四运动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最需要进行的依然是启蒙，而不是救亡。因为民族救亡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地位。中国人民面对当时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铁蹄，面对国民党当政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垄断剥削阶层，都应该宽容和理性对之。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启蒙”，这无疑是披着学术研究外衣而企图转移国内矛盾以达到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险恶图谋。
中国还需要启蒙吗？
“中国发展离不开稳定，但稳定不能压倒个人权利，更不能压倒法律。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的前提，但稳定并不是僵化或固定不变，更不是倒退。”
他们认为的倒退即是社会主义回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意味着僵化，压倒个人权利，所以，只要能达到他们所希望“启蒙”的那样，即使再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动乱也在所不惜。
“《财经》：李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国现代化历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近年来，秦先生提出‘现代化压倒现代性’。请问秦先生，您为什么提出这个命题？”
“秦晓：李先生早年提出的‘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影响了一代人的思考。‘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因为各种原因，从启蒙转向救亡，启蒙未能完成。”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类似的‘救亡压倒启蒙’，当时的民间启蒙运动很快就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述。”
“所以，如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我更愿意说，中国近现代史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现代化所压倒。中国的近现代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从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单民主墙”出现，再到后来发展为逐步升级的学潮、动乱、再到反革命暴乱，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受到被颠覆的危险……这就是他们所谓“启蒙”的进展吧？但不幸的很，这次“启蒙”又没有如愿进行下去。
所谓“启蒙”，不过是他们利用来向共产党的领导，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武器罢了。
中国“特色”的“改开搞”之后，由于放松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加上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观念的侵入，使得社会出现许多的非马列毛思想的观点流行，也很大程度造成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混乱。这正好为那些在中国意图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造成“启蒙”的时机，于是，李泽厚与秦晓才得以宣扬其“理念更新”谬论，梦想早日实现他们启蒙人们的资本主义转型。
（三）.李泽厚为什么否定革命？秦晓为什么要说“蒙启”？
李泽厚还宣称，他仍然赞赏康德的政治哲学：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
李泽厚：“社会革命不可取。应该逐步改良，逐步放开。”
“针对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的创造’，我提出‘转换性的创造’，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而可以逐步‘转换’，或旧瓶新酒，或即旧立新，使旧形式逐渐转成新形式。这是我20多年的一贯主张。我仍然赞赏康德的政治哲学：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
社会革命是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质的变化，一般是自下而上地采取暴力手段，变革急据而深刻。社会改良是社会制度的个别、局部的变革，是量变，是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条件下所作的微小或枝节的让步，不改变其根本制度，一般是自上而下的，不采取暴力形式，变化缓慢。
改良主义是一股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为目的，用来软化和腐蚀无产阶级的理论。应该看到，由于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也曾不断出现各种改良主义的流派。从本质来看，改良主义只顾眼前利益，不要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在他们看来，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理论必然会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引向邪路，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根本任务，实际上就是取消革命。
社会革命才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对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形态的质的飞跃。这才是社会革命的实质。
李泽厚想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通过“启蒙”达到使中国逐步转换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
“至于你说的‘思想革命’，其实大家很清楚，只要松绑，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马上就起来了。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
他们对由于私有化改革导致的许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刻意回避，对许多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以及中国许多地方的红歌潮、社会主义理念回归心怀不满，认为是和他们所向往的在中国进行“启蒙”的事实相反，是蒙启，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所以他们失望了。
（四）.所谓“中国模式论”及其争议
秦晓于去年曾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秦晓表示“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他认为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反对现在就提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论”宣称，中国的经济因为有政府干预，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中能够很快地恢复，效率很高。的确，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手快，效果似乎也不错。这30年发展，由政府出面招商引资的做法，也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即便如《财经》所说：“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知识界已扩展到商界和民众。决策层并没有公开认同‘中国模式’，但一些官员比较喜欢被包装出来的‘中国模式’，在一些讲话中也流露出这种倾向。比如，认为中国30年来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反应迅速、出手快。”
话再往白了说，所谓“中国模式”无论是承认与否，在许多人心里，包括喜欢和对此讨伐的，都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当做中国模式了。或许资改当局认为，打左灯向右拐的“特色”用集权思想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但同时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那一套。从经济上说是发展，但从政治方面依然还是共产党领导。而以秦晓为代表讨伐的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和行政干预，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滋生腐败，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某种程度的替代。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
否定者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政府职能转变得不够，他们所要的是彻底服务于资本的的服务型政府。认为现行的“特色”模式依然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行政干预过多。但他们疏忽了，人民政府自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少数资本拥有者服务。他们分明急不可耐了，如果那一天中国开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他们才会达到为少数富人服务的目的。为什么否定现在的“中国模式”，因为离他们所求的还有距离，他们要为之进行的“启蒙”还远远不够。
（五）.没有所谓“第三条道路”存在！
如果客观承认中国事实存在的左右两派，承认左右派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再来探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问题。
其实饱受质疑与争论的“中国模式”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以某“理论”为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想政治上保持强势的集权，还要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那一套模式来求发展。三十多年间来形成了怎样的局势？政治上执政党地位不断受到质疑、挑战和颠覆，经济上已造成“自残”式的发展模式。国内各阶层因收入分配的极端差距已形成非常尖锐的矛盾。无奈之下不得不依靠高额费用来“维稳”，以求维持所谓的“和谐”局面。
这样勉强形成的“和谐”能长久吗？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竭泽而渔式，是殖民式，掠夺式发展，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也没有所谓“和谐”发展的资本主义。
关于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毛泽东曾在1956年，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过：“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具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历史走到今天，那些所谓的“精蝇”们不是不懂在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危害，但他们此时的身份定位又决定了他们不能不如此明知不能为却偏偏为之。他们通过中国的“特色”道路一步步地完成了自身财富的积聚。只有蛊惑着中国彻底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坦然享受生活而再无后顾之忧。所以，才要挖空心思制造着资本主义“启蒙”。
他们心里也非常清楚，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只能出卖本国以及人民的利益。但极度暴涨的私欲已捆绑着他们走上了卖国的汉奸之路。
再看今天实际形成的“中美国”实质，看中国这个自淫着的“负责任大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看国内矛盾的集聚激烈，还有来自右派资本主义制度“政改”的喧嚣，人民大众不息的“红歌潮”风起云涌……无不显示着要彻底取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颜色革命”和广大人民群众呼吁真正社会主义制度回归的角力。
所以说，中国是到了面临道路抉择的十字路口！
附文：秦晓对谈李泽厚：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令人担忧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0_12/02/3317387_0.shtml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