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随笔
好久不写博文了，实在觉得自己孤陋寡闻，学识水平也有限。低水平滥发不如厚积薄发，近年来加大了网上阅读，现就通过网上阅读，谈谈自己的点滴体会及困惑与大家交流，欢迎批评指正。
我浏览的网站主要是、炎黄春秋、凤凰网、人民网及新华网，意在了解左右两派及主流媒体的话语方式。其中的每篇文章必读，张宏良教授的文章让人热血沸腾，忧国忧民、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李成瑞、奚兆永、刘国光、张帆、雨夹雪等，马列主义水平很高，人品正直文，风朴实，摆事实，讲道理，对改革开放过程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我最喜欢的还是孙锡良的文章，不纠缠历史，着眼现实，切中时弊，仗义执言、建言献策，令人敬佩。
在我阅读的诸多文章中，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文章如下：张帆的《评不问姓资姓社的30年改革》，回顾了30年改革开放历程，从所有制改革、企业转制、《物权法》的出台等，从理论和实践两层面作出了全面的阐述，从而得出结论：
——30年改革是使中国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改革；
——30年改革是大规模消灭公有制经济的改革；
——30年改革是违背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的改革；
——30年改革是违背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的改革；
——30年改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两极分化的改革；
——30年改革是来自上层精英的改革，是老百姓，甚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事先并不知道大规模私有化规模为终点的改革；
——30年改革是既不放弃社会主义旗帜，又要大搞资本主义的改革。
文章有理有据，同时也指出了30年私有化的改革，给理论界带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困惑：诸如：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国目前有没有新的资产阶级问题；当前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人为本是以资本家为本，还是工农大众为本等问题。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30年改革导致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今天早上上班，刚打开电脑，就见网上一政协委员提议“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5000元），以解决两极分化”，真是看对了病，用错了药。我们的政协委员要么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么是哗众取宠，忽悠人。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早就开出了药方：其一是生产资公有；其二是按劳分配为主。
读了张帆的文章，我也疑惑不解：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准确表述，为什么又大谈“不论姓资姓社”，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极力推进私有化的进程呢？这让我想起了在读高中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人们批评邓经验主义、唯生产力论，今天看来，30年来的实践证明当时对邓的批评是正确的。
刘国光的《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改革开放参与者的身份更加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的30年，立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既肯定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指出了存在主要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扩大。尽管基尼系数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但其上升速度很快，由改革初期低于0.3到现在接这0.5，达到了全世界少有的水平；社会阶层贫富差距悬殊，在世界上也很突出。二是腐败盛行，案件愈来愈多，愈来愈重。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没有的。三是社会道德沦丧，重利轻义，世风渐衰。四是环境破坏，资源环境越来越紧张。认为社会发展是“正”、“反”、“合”的过程，认为在经济运行机制继续坚持市场改革的同时，应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分配关系要从“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接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明确界定了有的地方不讲姓“资”姓“社”，有的地方要讲姓“资”姓“社”，批评了一些社会不正常现象。如：见左就避之唯恐不及，像躲瘟疫一般，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反“左”防右中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不是正常的左。共产党要明确自己就是左派政党，态度要鲜明。
一位87岁的老人，一万七千多字的文章，字里行间渗透了对党的忠诚和忧国忧民之情。但在如何解决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只是提出“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的趋势”。如何直面所有制结构？企业转制，土地流转，私有经济成份达70%以上，全国人民都快成为打工仔了。重庆薄熙来打黑唱红举步维艰，全国煤矿行业，事故频发，视人命如草介，山西对煤矿一整合，上上下下反对国进民退，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就说：“国企在兼并民企的时候，应该做的是公平买卖，”借“打黑”国有化属于国进民退。企业买光卖光，把工人变成奴隶，“损不足以奉有余”，行人之道容易得很。打黑唱红，国进民退，让普通百姓生活得有尊严一点，行“有余以奉天下”之道难啊！思考到此，我深感我们的先人伟大，土地改革，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收买，让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毛泽东才是真正的行“天之道的有道者”。
奚兆永《评周瑞金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全文二万四千多字，对周瑞金的政治投机、虚假谎言、叛逆人品进行了必要批驳。文风朴实严谨，有根有据，实事求是。文中让我们看清了是当今社会一位难得的科学的、严谨的理论工，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了农业30年改革的来龙去脉，高层权力斗争的惊心动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更准确，且更容易理解）替代集体所有制，是资改派鼓吹改革成功的标杆。但到了90年代出现了“三农问题”，导致农村组织涣散，水利失收，黄赌毒泛滥，黑恶势力抬头，一个又一个“一号文件”无能为力。小岗村这个典型不能倒，江苏省市张家港市的长江集团等对小岗村进行帮扶和援助，但是，小岗村始终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美国也嗅到了小岗村这个典型事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美国GLG集团来到小岗村，决定投资1.5亿元搞农产品加工。我是家民的儿子，知道一些农村情况，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包括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科技进步，杂交水稻的推广，他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要说折腾，这是最大的折腾。实事求是，走出小岗村小农经济模式，迈向农业现代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是左、右派及主流社会的共识。30年的改革，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第3页），前者是后者的32倍。据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资料，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69，位列世界前茅，仅低于南非、巴西等极少数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全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为解决此问题，奚兆永用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一段科学论证：“即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么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会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的愈多。……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版，第一卷，第372页）。奚兆永认为：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就在于他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剩余价值，是为了增殖资本，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更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消费。以珠三角地区的收入分配来说，为什么资本家阶级的利润能够翻几番，而农民工的收入却是几年一贯制，总是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其根子就在这里。因此，要解决分配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分配谈分配，而应该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入手，坚决遏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太快的势头，让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到切实的保证。这个道理邓小平其实是清楚的。他曾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但我认为，左派朋友的观点也要与时俱进，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办法总比困难多。邓小平的观点也非百分之百正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还没有我们这么大。这就说明用分配来调节贫富悬殊问题也是一种途径，关键我们的党要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能变色。反对高薪养廉，反对买官卖官，做官不能发财，发财不要做官，做到富贵分离，富的不能贵，贵的不能富，允许少数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入党，但一定要控制比例，从严把关。只要执政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在制定政策、税制、法制才能确保为工农大众服务。
两会期间前几天，看了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一文。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讲措施（即“三项新政”）。文章先通过大量的事例，说明我们的经济有问题，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说明权贵集团形成的四个时期。即：80年代的官倒时期；90年代包揽大工程时期；国企改制时期；然后通过大量大案要案说明权贵集团贪污腐化，买官卖官，社会群体事件频发，以论证社会到了“革命性的改革”的时候了。第二部分主要讲他的“救党三策”：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辛子陵的文章不像奚兆永、刘国光等学者的文章，求真求实。客气地说他是一位政客，准确地说他是政治流氓。按照他的需要，他做了几个切割：第一，对改革前后30年的切割（“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第二，对社会腐败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切割（辛子陵大谈社会腐败问题，但把所有腐败问题都归于权贵集团，但权贵集团是怎么产生的？他不做深入探讨。我们是过来人，每一种腐败的产生都源于我们的大政方针）；第三，官员与大众、工人与农民的切割（“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 21 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其实质是挑拨党群关系，广大农民没有股份，意在挑拨工农关系）；第四，党内毛派与邓派切割（“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其目的是分裂我们党）。辛子陵口头上是“为了救党”，其实际是要将中华民族引向万劫不复的地步，其用心恶毒！
辛子陵“新政三策”中的第一条就是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有所了解，征地腐败，主要是私有化过程中官商勾结，监管不力，损害农民利益。不是农民不愿进城，农村青年都不愿在家务农。也不是什么户藉问题，在城里生活户藉已没有什么作用。以辛子陵为代表的许多人以反对腐败，改革户藉结构，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为名，打着“耕者有其田”、“反征地腐败”的旗号，推行“土地流转”，其实质是想掠夺农民的土地，攻克土地私有化这最后一个堡垒，使私有化不可逆转。其结果必然会产生出许多新的大地主，让广大农民重新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让更大一批人生活得没有尊严。但是辛子陵有一点是清醒的，他看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国内已产生了一个新兴的、比较强大的资产阶级，又有强大的美帝国主子遏制中国做他们的坚强后盾。也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他承认毛泽东还是最广大弱势群体的代表者。看清了这一点，辛子陵“关心百姓疾苦”是假，推行私有化是真，他的牢骚只是失势权贵的一种挽歌，与我们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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