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谈改革，多做实事
改革本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褒、贬。如果改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改革就功德无量。如果改革把国家变成贫富悬殊、“走上了邪路”、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这样的改革就会遗臭万年。共和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此时此刻为什么要大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有什么问题？怎么改？是不是到了该脱去外衣、“指鹿为鹿”的时候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我们大家始终都被告知：我国的改革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七届五中全会还明确指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真要按照资改派精英们设计的改革路线图，最终把中国引向全面资本主义复辟，那就说明改革精英们的做法与党中央对人民的承诺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资改派的精英就在共产党内，那就说明他们的承诺是虚伪的，是一种方法和技巧，是对公众的无耻欺骗。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用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晚年没有错，“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走资派还在走”的论断是十分英明的。所以，我认为资改派们企图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抹黑政治体制，进而推进彻底私有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没有法理基础，也没有道德制高点，是注定要失败的。
改革30多年来问题很多。但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问题，党的宗旨得不落实的问题。为什么政府官员财产公布那么难？为什么房产税千呼万唤不出台？为什么大操大办、胡吃海喝屡禁不止？为什么我们的楼堂馆所，极尽奢华？为什么我们公务车越来越豪华、公车改革越来越烂？为什么我们的出国培训、公费旅游名目如此繁多？这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吗？
同一政治体制下的毛、周时代的政府为什么那么廉洁、高效？为官的为什么不象今天有这么多的特权和腐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关系？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除去那些细枝繁节，不就是当时的党中央在探索一种一党执政下的权力监督机制吗？如：“造反有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正是执政党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最有效的方式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难道过时了吗？“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解放军学习”，才有当时的路不失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啊。“干部学焦裕禄，要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十分需要的宝贵精神财富吗？我们不是要提倡解放思想吗，为什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地借鉴我们昨天的文明成果？为什么不能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违背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错误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呢？共产党姓共还是姓私，为什么公款吃、喝、玩、乐屡禁不止，国有资产监管不力，却将私有财产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是不是所有私有财产都是神圣的？是不是公有财产就可以随便侵犯？共产党是一个左冀党还是右冀党，为什么“主要防止‘左’”？共主主义理想就是世界大同、共同富裕，为什么要搞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不要把自己治党不严、管理不力带来的问题归结为体制问题。我看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政治体制的人，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虽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近亿人没有脱贫，下岗工人生活艰苦，平民百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国家并不强大，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钓鱼鸟争端令国人蒙羞。国内发展不平衡，地域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我们共产党人的觉悟难道如此之低？就不能做到少吃点、少喝点、少拿点、少玩点，与工农大众靠近一点？我们的先人在基本生存都有困难的情况下却怀揣为天下穷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崇高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今天我们普遍都过上了小康生活，却在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纸醉金迷。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比较前后30年？还是牢记毛主席的“两个务必”吧，少说空话，多做几件让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工作，旗帜鲜明地反腐败、反特权，拿起手术刀，割除毒瘤，纯洁队伍，“革自己的命”，确保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切实把党管好。
我是一位普通党员。我十分欣赏海军少将张召忠将军的一段感言：“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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