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人生都要吃饭，五十三个春秋，也不知吃过多少饭。每日三餐要吃饭，饿了想吃饭，人家请客要吃饭，开会得吃饭，下乡工作被吃饭。有家常饭，有快餐饭，也有宴会饭。吃饭是生活的必须，吃饭是一种常态，吃饭没有记忆，五十多年来的生命历程里不知吃过多少饭。从农村到城市，从湖南到广东，山珍海味、名酒飘香有如过眼烟云，唯有两次饭让我记忆犹新，疑惑不解。
一九六0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不满四岁。当时都在食堂吃大锅饭，开饭前大家都在蒸饭厨柜前睁大眼睛看哪一碗饭多，哪一碗饭少，实际上相同标准的米饭量是相同的，只是做饭时水量不同，或碗未放平，看起来饭的多少有差异，大人知道个中的原因，但小孩因感觉上的饭多饭少而哭闹是常有的事。记得大我几岁的一位兄长，吃完饭后痛哭流涕：“呜！呜！以前有十六口饭，今天只有十四口饭，……”，这就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终生难忘的记忆。在这样十分困难的下，不知母亲从哪里弄了一碗饭，塞在我的手里，小声地让我躲进蚊帐里面吃，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香的一种饭，它影响了我一生对饭的感情和敬畏，让我牢牢记住了父亲对饭的一段注解：“养得人大，饿得人死”。做饭时，见一粒米掉在地上，我都要拾起来；吃饭时，无论饭掉在桌上或地上，我都要拾起来吃掉，家人都说我不卫生、不文明。但我始终认为饭比卫生、文明更重要。可我至今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让我躲在蚊帐里面吃饭，是对我的偏爱？兄弟姊妹都是母亲的心头肉，我母亲常说“手掌手背都是肉”，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母亲的特别关爱。是怕被别人看见？蚊帐是透明的，里面没有秘密可言。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做，但我知道蚊帐里的饭特香，“躲在蚊帐里吃饭”的故事，不断强化了我对饭的感情。
今年九月份，我婶娘去世，回家送殡，村里一位姑姑跟我母亲谈起了大跃进时的一段往事，说我母亲因修石水坝寨水库，把不到一岁的我放在她们家托养。我当时问了母亲两个问题：儿问：儿子那么小，您把儿子丢在人家家里，您放心吗？母答：儿啊，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问：听说那时你们是被迫的，是搞形式主义，积极性也是假的？母答：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话。母亲回答我的问题思维之敏捷，语言之清晰，回答之流畅，令我大吃一惊：人民是那个时代的主人，任何人想否定那个伟大的时代都是蚍蜉撼大树，枉费心机。
一九七五年底，我正在家乡的乡村中学读高二（毕业年级）。那时国家提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没有质量管理，教师没有“绩效工资”和“高考奖金”。我们也没有如今学生单元考、期中考、期末考、模拟考、中考、高考等名目繁多的各种考试。相当多的教师是民办教师，教师有没有合格资质我们不知道，但我们都很尊重老师，每当老师来家里家访，都认为是对自己的关心和重视，父母都会拿出最香的酒和最好的菜对老师待若上宾，那时的老师没有高考成绩的压力，但特喜欢家访，不管山高路远，不知何故。我那时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因学校太小，只有团支部，没有团委），除正常上课，有时还要帮学校出点黑板报，课余打打篮球，同学间自发组织练武术，脑子里开始有一点“打抱不平”、“除暴安良”思想的雏形。每天上学要走十二里路，中午吃一餐自带的饭团，放学回家时已经很晚，生活很苦。但玩得很开心，没有安全意识，私自下河洗澡是常有的事。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打篮球，黄达校长突然把我叫到跟前，找我谈话，然后，到厨房里给我要来一个饭，请我吃饭。黄校长年纪大概五十左右，嘴角有一颗肉痣，鼻头有点红，方方正正的国字脸，说话声音很小，且有点沙哑，特和蔼可亲。校长给我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那餐饭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碗白米饭，稀硬适度，香气扑鼻，略带浅黄色锅粑，让人胃口大开。一小碗带汤鸡肉，有小量辣椒，味道鲜美，一看就眼睛发亮、唾液分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接受了校长的盛情款待。但到如今还未弄清楚校长为什么要请我吃饭，是校长对我的关心？嘉奖？套近乎？我一个农村孩子，何德何能？自己上学，国家花钱，教师辛勤劳动，只需交少量书本费，这是亘古未有之事。孔夫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当子路没有米时，可能也很难做到“有教无类”吧！再看看今天，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教育却成了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多少优秀学生因贫困上不起学，多少家庭因上学而贫困？！黄校长，您若还健在，学生想对您说：学生非常感谢您！您请学生吃的那餐饭是学生一生中最可口的一餐饭，也是让学生三十五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一餐饭。
最近，我们都在反思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有人对文革的评价用一首诗概括：“自从盘古开天地，百姓无权官吏欺。文革十年乾坤转，民主官仆亘古稀”。七五年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这首诗为校长请我吃饭而释惑？还是校长请我吃饭的故事是这首诗的最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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