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锋：分享鲜活生动的例子，学习“革命到底”的楷模——纪念建党90周年

1976年3月，朱德同志亲笔书写下四个大字，“革命到底”！对于这位90高龄坚持继续革命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是他一生的写照。是的，革命，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历程，“革命到底”更是最难最难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和残酷的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了109年之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领导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这才有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才有了人民中国屹立东方，这正是“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　　

进了城，掌了权，下一步怎么办？毛主席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于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的前进，艰辛的探索着革命的道路，一方面在经济上建设自己的国家，壮大着国防的力量，另一方面坚持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严防“打倒了一个老爷集团后出现一个新的老爷集团来压迫群众”，在这个“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历程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了出来，当然也有反面的经验和教训，它们深深的启发着后来的人们，也许，这些生动例子，是最好的教材。在本文中，笔者愿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鲜活的例子。

一、亲身经历　　

对于笔者这个70年代末出生的人来说，先是小学时的一堂语文课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内容正是介绍朱德委员长艰苦朴素生活作风的，一贯和蔼的老师在讲完课文后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文章都是举的建国以后的例子而不是战争岁月的故事？接着，老师严肃的回答了这个她自己提出的问题：打仗的时候，想享受也不太可能，进了城，掌了权，是功臣了，再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就不容易拉！她的话，给我幼小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于是，当我中学读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那段两个务必讲话时就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就在中学岁月开始那90年代初的岁月，苏联东欧出现了剧变，记得在历史课上，正好讲到了十月革命的那段，年轻的老师和上课本，语重心长的说道，十月革命的理想是光辉的，是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苏联共产党后期实践背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因此彻底被人民抛弃，现在回头看看，毛主席的思想是极有远见的啊！他的话，又一次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间。　　

如果说，上面还是课堂的教育的话，参加工作以后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更使我感触良多，单位有一位抗战时参军的老干部，年事已高，由于长时间形成的生活习惯，每月发工资的日子他必定要到银行领钱（原来是单位财务发放，此时已改为打到银行卡上），某月，老人突然发现自己工资卡上多了2000元钱（其实是新增年度对于离休干部的补贴），于是先打电话到单位询问，恰好接电话的年轻同志不知道详情，解释的有点含糊。第二天，老人竟带着自己的子女来到了单位，说什么也要把钱还给国家，笔者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老人脸涨得通红，激动地说：“我一辈子都不占公家的光，打仗的时候，多少人牺牲了？！我看到了胜利，知足了！要听毛主席的话！”老人的子女和其他同志在边上劝也劝不住。这个场景，至今回忆起来仍是记忆犹新！这位可敬的老人，在数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在他的悼念仪式上，我才知道，当年他参加革命后由于英勇善战，日寇和伪政权是出了现大洋高价买他脑袋的！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二、两篇小说　　

有这样两篇小说，值得分享和品味，一篇叫做《活烈士》，一篇叫做《假党员》，《活烈士》的简介如下：　　

某城有一位局长，极为清正廉洁，办事秉公无私，局长儿子不能理解自己父亲为何如此“不近人情”，父子常常争执，一日，父亲破例带着儿子去了当年自己战斗过的地方，直奔烈士陵园，到了墓园的一处烈士记功碑前，父亲指着碑上镌刻着的自己名字说：“我负了重伤，被地方收容队救下了，养在群众家里，伤愈后才归队。因此被误认为牺牲了，我的名字已经和自己牺牲战友一道被刻在这石头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已经死了！一个死人，难道还会给自己谋私利吗？！”　　

《假党员》的简介如下：　　

文革爆发，某城一位县委书记被揪了出来，当年他的介绍人，一位在家务农的老游击队员对人说书记是“假党员”，一时震动极大。书记被严厉批判询问，他不服气，要求见自己的介绍人对质，于是，有了老游击队员对县委书记的一番话：“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离了这里十五六年一次也不回来；我们几个去找你唠唠，你不耐烦；带只老母鸡给你，你叫通信员送到食堂，说：‘我不喜欢！’你真‘不喜欢’？你负伤的那次，不是吃我的几只老母鸡才补好了身子？华大嫂一只正生蛋的鸡也给你吃了……去年秋天我看你去，看到你油光水滑的头，一身笔挺的中装，照见人的皮鞋，就不顺眼；听到通信员‘书记，一个老乡要见你’，你头也不抬，只顾躺在沙发上和那个婆娘嬉皮笑脸，只一句：‘带到食堂去！’我去讨饭的？你知道我当时想说什么吗？——‘这家伙不像话，忘本变质了，假党员！”　　

“怎么不是‘假党员’？哪有与在阎王门前一起打斗的哥们不认哥们的？去年死了的陈三发，是当时举手同意你入党的最后的几个人了，前年到县上去向你反映公社邓书记在‘四清’中没有退赔的多吃多占的问题，你要他写举报信送监委会去。他会写吗？大老粗呀！要送监委会去，找你干啥？天黑了，你就不能留下他，与他捣一宿腿？”　　

老人还对押送书记的红卫兵说：“小同志，记住：我没有说他不是党员，只是说我不认他这个党员，真党员是不会忘记老百姓的。脱离了老百姓，看不起老百姓的党员就是假党员，就是不要脸的‘混账’‘赖账’，就应该接受你们的批斗……你们以后也要注意呀……”
   小说的最后，回到了现在，县委书记后来升任市委书记并已经离休，他回忆起文革时说““……我是‘十六条’中说的‘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的领导。那时，自己已经变质，至少部分变质。要不是红卫兵小将，要不是老百姓拉我一把，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哩……唉，现在我理解了，认识了，可是晚了……毛主席不在了……”
三、真实报道　　

上面的小说，是带有纪实的成分的，魏巍同志在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描写气壮山河的松骨峰战斗那段文字中列举了烈士的英名，近40年后，活烈士李玉安同志才公开自己的身份，从而广为人知，另有一位井玉琢同志，和李是一个部队的，也是在松骨峰战斗后被误认为烈士，让我们来看看当年对他们两位“活烈士”的报道吧：　　

甘于寂寞，双玉无求
　　双玉（按：指李玉安、井玉琢两位同志）出山，举世皆惊。人们在兴奋的同时，脑海里不免涌出一个个问号：两位英雄为什么要隐功埋名？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被写进书中、刻在碑上，被几代人传诵？40年来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记者曾就人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同两位老英雄做过交谈。双玉的出身、经历、品格极其相似，这里不妨对比着作些介绍。
　　往远里说，两人都是闯关东谋生路的山东贫苦农民；从小就吃苦耐劳，忠厚本分；又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入伍后又先后被分配到同一支英雄部队的同一个连队当兵。松骨峰战斗时，“井玉”是三排班长，“李玉”是二排副班长；又在同一次战斗中负伤，被误认为烈士。所不同的是，“李玉”是子弹贯通伤，前胸后背都留下碗口大个疤。“井玉”是烧伤，满脸疤痕，面目皆非，手指烧成鸡爪状。
　　在粮库，李玉安就是一杆公平秤。
　　复员后，“李玉”被安排在巴彦县兴隆镇粮库当了工人。刚到粮库时，领导上见“李玉”伤情挺重，干活直喘，就安排他当了粮库的警卫，负责防火、防盗、安全保卫。后来100多人的装卸队，本地工人和外地来的工人经常闹矛盾，成了粮库的老大难单位。党支部研究后，决定把李玉安调去整顿。他从做思想工作入手，和工人普遍谈心，耐心做好重点人的工作，使矛盾得到化解。经过他的培养帮助，有4名老工人入了党，成了装卸队的骨干，装卸队很快改变了面貌。后来他又当过保管员、监装员、加工员、捡斤员。哪个岗位拨拉不开，领导就把他放到哪里，“李玉”也是干一行、爱一行，尽心尽力地干好领导交给的每项工作。年年库里总结工作，表彰先进时，“李玉”的名字都排在前面。他的想法很朴素：“我是党员，不能叫党白培养咱。”
　　“李玉”干得最长的岗位是捡斤员。这是一个官不大、权不小的重要岗位，一台地秤的一个小星就是10公斤，星里星外，全看掌秤人的心正不正。常有一些售粮户给他送猪肉、粉条、黏豆包之类的礼物，请他在斤两上“抬抬手”，或在粮食里做点手脚，让他睁只眼闭只眼。遇到这种情况，“李玉”总是眼睛一瞪：“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拿走，想通过我占国家便宜，没门儿！”他一手托两头，既不让国家受损失，也不让农民吃亏。粮库的领导和售粮户对他做了这样的评价：“老李就是一杆公平秤。”
　　八口之家的生计就靠李玉安100多元的工资维持，但最后一次调薪机会，他又让给别人。
　　“李玉”复员时的月薪仅有46元，1965年长到52．50元，1984年长到59．50元，直到1980年退休。他的残疾等级，因种种原因，当时只定为三等甲级，一年的残疾金仅30元。“文革”后长到70元，1988年长到108元。仅靠这100多元的收入，维持一个8口之家的生计，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近40年来，“李玉”从未向组织上要过救济。1978年调薪时，大家都认为“李玉”该调了，“李玉”也清楚这是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调薪机会了。可他想的是“名额有限，关键时刻应该让群众看到党员的风格”，他主动把名额让给另一名生活困难的同志。
　　井玉琢伤愈后放弃国家终生供养的机会，毅然回乡务农。
　　再说“井玉”，他是二等乙级残疾，按政府规定，是可以由国家养起来的。1952年春天，他伤愈后，政府本来已经把他转到家乡附近一所荣军学校，终生供养。而“井玉”却坚决要求回乡务农，过自食其力的生活。荣校领导劝他说：“你伤成这样，怎么劳动啊？还是留在荣校吧？”“井玉”说：“只要我能动，就不能坐吃国家的。”他怕领导不放心，特意写了一份决心书：“自己是一个革命军人，决不向困难低头，决不给政府找麻烦，回农村自己劳动，而且在生产中争当模范，为祖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为人人都有美满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这份写得歪歪扭扭但字字闪光的决心书，至今保留在他的档案中。
　　回乡后，“井玉”开始了艰难的恢复劳动技能的锻炼。一握锄把，手背上刚长好的皮就崩开了，鲜血把锄把都染红了。妻子心疼地说：“你快别受这份罪了，我就是要饭吃，也能养活你！”“井玉”笑着说：“我这人是蹲过‘八卦炉’的，火烧都不怕，破点皮算什么？”他继续坚持练，手背上的皮一次次崩开，又一次次愈合。慢慢地，双手居然能伸握自如，能干各种农活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多次被评为县、乡的劳动模范。
　　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井玉”先后被乡亲们推举为生产队长、生产大队长。管过基建、管过油坊，样样工作拿得起，放得下，“废人”成了能人。
　　井玉琢当保管员期间，经手的油粮多达十万斤，可他没沾过一滴油，一粒粮。
　　初级社时期，“井玉”被选为党支部副书记。当时的第一生产队领导薄弱，生产落后，连年靠吃救济粮生活。党支部派“井玉”兼一队队长，兼职一年后，“井玉”又主动提出辞去副书记职务，以便集中精力抓好一队的工作。他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全队社员的积极性。经过两年努力，一队彻底改变落后面貌，不但结束了吃救济粮的历史，还开始向国家交售余粮。
　　和“李玉”一样，“井玉”也有6个儿女，上有老，下有小，10口之家，看病、穿衣、零花钱，全靠1年136元的残疾金，生活相当困难。但他从没找政府要过照顾。“三年困难”时期，老伴和孩子因吃代食品，大便干燥憋得难受，好心的亲友看着不落忍，劝他从油坊少拿点油给老伴和孩子润润肠，“井玉”说：“现在大伙都困难，我管油就往家拿油，别人怎么办！”他当保管员期间，经手的油粮多达十万斤，可他没沾过一滴油，一粒粮。
　　井玉琢：“真正有功的是牺牲在战场的战友，给我请功，那些牺牲的怎么办。”
　　双玉当然知道向政府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但是他们始终缄口不言，从不表功。早在1952年，“井玉”还在野战医院养伤的时候，就在勃利师范的语文课本上看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但他从没把这当成资本，没向任何人炫耀过自己的功绩。
　　“井玉”回“娘家”时，部队领导告诉他准备为他请功。他说：“40年前的事还提它干啥！真正有功的是牺牲在战场的战友，给我请功，那些牺牲了的怎么办？”
　　李玉安不承认自己是书中所写的烈士，“是怕人家说自己吃老本”。
　　“李玉”知道自己被当成烈士是50年代末。一天，邻居的孩子放学回来问他：“李大爷，《谁是最可爱的人》课文里的李玉安是你吗？”“李玉”摇摇头说：“那是重名重姓。”他没读过这篇文章，没想到自己会上书。1964年，他到县里换残疾军人证时，遇到曾在一个连队的战友王久海，王久海惊讶地说：“原来你还活着？都以为你牺牲了，追悼会都开了。”回到家里，“李玉”特意让女儿凤英念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他一听，书上写的李玉安绝对是自己。可是当女儿问他“书上的李玉安是不是你？”时，他却说：“重名重姓的多着呢，打听打听再说吧！”
　　后来，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烈士”时，他说：“我张不开这个嘴。我怕人家说自己吃老本，啥事都得注意影响。再说，你的成绩都写出来了，组织、人民没忘咱，够意思了！活着，死了，还不是一个样！”我问：“你想没想过说明自己的身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吗？”他说：“我心里没想那玩艺儿，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如果说上面这两位是普通战士的继续革命楷模，那么甘祖昌将军就是高级干部保持晚节的模范，甘祖昌少将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高级干部，几十年来历尽艰难，三次负重伤，为人民屡建功勋，一九五七年申请回乡前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回乡后，国家按规定给予他适当的待遇。但是，甘祖昌甘当农民，严以律己，始终保持了一位红军老战士的优良传统和高尚情操，不愧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下面是1975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　　

万里征途不歇脚——记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甘祖昌
     黎明来临，朝霞满天，翠绿群山呈笑颜。在通向田间的路上，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身穿粗布衣，肩扛锄头，脚登草鞋，腰间别着一杆旱烟袋，同男女社员一起迎着旭日，踏着露水，说说笑笑地走着。这位老战士，就是十八年前回乡务农的老红军甘祖昌。当年，他不当部长当农民，曾在全国传为佳话。如今，十八年过去了，他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贡献力量。当地群众看到他这样大年纪，还保持这样好精神，都赞扬说：甘祖昌真是万里征途不歇脚，不愧为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
    甘祖昌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受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全国解放后任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头部三次负重伤，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使他不能坚持领导工作，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但是，他牢记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认为共产党员决不能享清福，而必须继续坚持战斗，毅然向组织要求道：我虽然不适应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但我还有一双手，我要回到家乡去当个新农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九五七年，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踏上了新的征程。
    甘祖昌一到家乡，就向党支部报到，说：“我到农村落户来了，和同志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天，他到商店买了几只大粪筐，第三天清早就打着赤脚，穿着黑布衫，背着大粪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拾粪。从那以后，十八年如一日，除了生病、外出开会以外，他几乎天天和社员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社员们关心地说：“老部长，过去你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现在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和我们一样干了，指点指点就行啦。”甘祖昌笑着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怎能不劳动？”
    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甘祖昌象当年打仗一样地豁出命来干。沿背大队是个山穷土瘦的地方，全大队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浆田，产量低。甘祖昌带领社员群众详细地察看了六十多亩冷浆田，开了二十多次调查会，找到了改造这种田的途径。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在数九寒天便展开了改造冷浆田的战斗。他每天第一个来到田头，带领社员跳进结着一层薄冰的冷浆田打木桩，筑篱笆，捞稀泥，开沟排水。他们连续奋战五个冬春，把全大队的冷浆田全部改造成了大寨田，亩产量提高两倍以上。县里在沿背大队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全县掀起了改造冷浆田的热潮。
    坊楼公社有条沿江河，两岸却有不少“望天丘”，年年遭旱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甘祖昌又爬山越岭，亲自去勘测、调查，提出了拦河筑陂的计划，并且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同社员群众一道投入施工战斗。工地附近没有公路，水泥、钢筋等物资不能用车子运进去。甘祖昌组织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成立突击队，并鼓励他们说：“过去我们开发南泥湾，耕田没有牛用人拉；现在，汽车开不进来，我们还有双肩嘛！”他喊了声“跟我来！”就领着大家扛的扛，挑的挑，沿着崎岖的山路，把物资从七里外的地方运进了工地。炸药不够，甘祖昌就带领大家拆旧墙，熬土硝；土箕坏了自己修；钢钎坏了自己打。多少个清冷的早晨，他第一个来到工地；多少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他和社员一起挑灯夜战。五个月后，一座蓄水量五百五十万立方米的江山陂建成了，四十三里的水渠也同时完工了，五千多亩土地得到灌溉，“望天丘”变成了旱涝保收田。
     甘祖昌患有好几种病，党组织和社员群众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一再劝他好好养病，注意休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系，这点病算得了什么？我们不能为了活命丢了革命！”只要能起床，他一天也闲不住；工作起来，常常连药也忘了吃。
    一九七○年冬，甘祖昌患了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肺气肿也复发了。当时，他家邻近的屋场大队正准备修建龙潭水库，有人提出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方案。甘祖昌知道后，就带病来到屋场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翻山越岭，勘测地形。大家见他又咳又累，头上直冒汗珠，多次要他回去休息，他怎么也不依。他把汗水一擦，继续前进。经过顽强的努力，他们终于把那个地方的地形、地质等情况搞得一清二楚，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结果比原设计少修一条三、四里长的渠道，十多户人家也不需搬迁了。在兴建水库的过程中，他还是三天两头来到工地。后来，他病倒了，只好住进医院治疗。但他人在医院，心却在工地上。医生要他至少住三个月，他只住了三十五天，就带了些药回家投入了修建龙潭水库的战斗。
    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同阶级敌人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甘祖昌更是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刮起一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这时，有人送给甘祖昌一份所谓“百户调查”的材料，企图证明自留地收入“高于”集体收入，为单干制造舆论，并且告诉他：这个材料是有来头的。晚上，甘祖昌戴着老花镜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伟大导师的教导使甘祖昌心明眼亮。他想：中国革命几十年，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现在有人竟然宣扬单干的优越性，这不是想重新恢复私有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吗？他认定这是一股妖风，必须坚决斗争。第二天一早，他打着赤脚，背着挎包、米袋到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人民公社前后变化情况和两条道路斗争现状。他花了半个月时间，走访了十个大队，最后，整理了坊楼公社两个大队两条道路、两种结果的情况对比的材料：富冲大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粮食连年增产，由原来缺粮、缺钱、缺牛的穷队，变成了年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队有积累，户有余粮的先进队；而和富冲大队田靠田、村挨村的方陂大队，由于把集体的田分给私人种席草，任意扩大自留地，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粮食连年减产，一年吃回销粮六万多斤。甘祖昌带着材料，向莲花县委汇报了调查经过，用正反两方面事例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县委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农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十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甘祖昌和贫下中农一道，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奋战，顶住了刘少奇、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干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妖风，促使坊楼公社不断前进。全公社先后建起了江山陂、快省陂、峙垄陂、马家坳水库、龙潭水库等水利工程，旱涝保收面积由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不毛之地的红壤岗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低产的冷浆田变成了粮棉高产的丰收坂。全公社还兴建了十二个小型水电站，队队都用上了电灯，农副产品加工也都用上了电力，整个公社呈现一派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一谈起这些变化，社员们都称赞甘祖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顶梁柱”。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
     甘祖昌南征北战几十年，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说：“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他回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同他两个弟弟家挤在一栋房子里住。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多次要拨款给他盖房子，他都谢绝了。村里的人说：“按照国家规定，给你盖房子是应该的嘛！”甘祖昌说：“国家规定可以给我盖房子，这是党的关怀。但是我们不应该追求这种特殊照顾。现在国家搞建设，用钱的地方很多，我家暂时能够住下就行。”后来，家里人口增加了，老房子实在挤不下，甘祖昌就带领全家老小，利用农闲时间自己动手打砖做瓦，盖起了一栋普通民房。省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到他家，见窗户没有装玻璃，提出要给他买玻璃装上，甘祖昌说：“窗户上装玻璃，在城市是大众化，在我们农村，那就是‘小众化’了！”直到现在，他家的窗户还和当地社员的一样，是用塑料薄膜蒙的。
     甘祖昌经常告诫自己：一个老干部，如果因为自己资格老，过去职位高，连身体也高贵起来，只讲养身，不讲革命，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天长日久，就会导致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回乡十八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吃的、穿的、住的都和普通社员一样，连抽烟也是用自己做的旱烟袋，抽的是自己种的烟叶。一年夏天，他出差到江西省东乡县。县委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他，找遍了饭店的套间、单间、双人间，都没有找到，最后在一个普通的大房间里找到了他，看到他和几个旅客住在一起。今年三月中旬，他到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议，穿的还是在新疆穿过的那身打了几处补钉的旧棉袄，带的还是那只旱烟袋。
   甘祖昌回乡后，国家仍然给予他在部队时的工资待遇。他没有把这些钱看作是私有财产，花一分钱都要掂一掂分量。他说：“工资是国家给的，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业上去的责任，没有丝毫挥霍浪费的权利。”他家有副帐钩坏了，他爱人说：“买副新的吧，只要几角钱。”甘祖昌说：“只要几角钱？几角钱可以买好几斤化肥，多打十几斤粮食。”他找了根铁丝，自己做了一副。甘祖昌有条毛线裤，是抗日战争时一位烈士生前送给他的，当时已经很旧了。甘祖昌穿着这条裤子，在南泥湾开过荒，在晋西北打过蒋匪帮，在新疆办过工厂。回乡以后，这条裤子又伴随他十几年，已烂得无法再用毛线补织，他就用布块缝上去，继续穿。甘祖昌自己这样节俭，可是，对支援发展集体经济，帮助社员解决生活困难，却十分慷慨。邻近的屋场大队兴修一个水库，资金不够，打算要国家贷款。甘祖昌知道后，便对屋场大队干部说：“不要向国家伸手，还是自力更生吧！”他主动拿出六百元工资支援他们。屋场大队干部社员深受感动，立即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克服困难，建起了水库。为了帮助集体兴修水利、购买化肥、添置农业机械、解决社员生活困难，十几年来，甘祖昌捐出的钱占了他工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爽朗地回答：“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甘祖昌的大儿子锦荣，子女比较多。他看到社会上有的老人为子女造房子、置家具，很羡慕，便提出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这件事，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我们老一辈人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是留下一个安乐窝要他们去经营，还是留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晚上，他把几个孩子都找来，同他们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他指着“废除继承权”的论述，对他们说：“留下一笔物质财富，让后代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观。我们无产阶级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他严肃地批评了大儿子，又给每个孩子发了劳动手册和生产工具，并和孩子一起，订了一条“家规”：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人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甘祖昌的二女儿仁荣，是一九七二年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甘祖昌手把手地教她插秧、割禾等各种农活，经常检查她的劳动工分手册，不断对她进行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教育。前年夏天，仁荣参加了队里的“双抢”突击队。一天，别人还没收工，她却提前回到了家里。甘祖昌问她为什么提前回来，仁荣回答说：“这个农活，又紧张又艰苦，我干不了，我要继续上高中。”
     甘祖昌见仁荣思想出了岔子，晚上，就给她讲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件事：一九二七年，甘祖昌参加革命后，和共产党员刘春元一起战斗。一天，他们在一起畅谈革命理想，刘春元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让家乡变个样，山上长花果，山下变粮仓。”几天后，刘春元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倒在血泊中还断断续续地说：“要……革命……到底呀！”讲完这件往事，甘祖昌激动地说：“今天，这‘革命到底’的担子就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象当年红军那样，‘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爸爸的教育，激励着女儿前进。第二天，仁荣又出现在“双抢”突击队的行列。
现在，甘祖昌有三个子女在农村当普通社员。甘祖昌对他们不仅自己言传身教，还请村里老贫农给他们上阶级教育课，用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和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他们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把青春献给农村，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甘祖昌严格要求子女，要有老红军后代的革命责任感，不能有老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反对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也决不通过熟人关系“走后门”。一九七二年的一天，在莲花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念书的大女儿平荣，回到家里对甘祖昌说：“爸爸，我要去参军！”甘祖昌一听高兴地问：“选上啦？”平荣低着头，半晌才说：“爸爸，你给新疆军区写个信吧，我想到那里去当兵……”原来，平荣听说莲花县不征女兵，新疆征女兵，心想，爸爸原来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只要他写个条子准没问题。甘祖昌一听这个情况，就严肃地对她说：“你想参军保卫祖国，愿望是好的，但要服从国家的需要。新疆有新疆的征兵计划，干部子女更应模范地遵守国家规定，不能闹特殊，这个后门不能开。”平荣觉得有道理，就接受了爸爸的意见。
     甘祖昌的三女儿公荣在小学念书时，曾经穿过一双带洞的旧鞋子上学，有的同学笑话她太寒酸，她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她想，可不是，我们家还穿这样的鞋，又不是没有钱买。一放学回家，她就把旧鞋脱掉，扔到墙根下了。甘祖昌把这双鞋拣了起来，一针一线地补好，然后交给公荣，说：“你丢掉的不是一双鞋子，而是丢掉了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鞋子破个洞，补一下还可以穿。思想上出了漏洞，资产阶级灰尘就会钻进来，可要警惕呵！”公荣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就高高兴兴地把这双打了补钉的鞋穿上。甘祖昌还手把手教她补鞋袜，缝衣服，让孩子从小懂得艰苦朴素的重要。
     坚持万里征途不歇脚的伟大力量，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甘祖昌就注意学习革命理论。回乡以后，不管工作多忙、困难多大，他一直坚持刻苦攻读。几年来，他读完了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两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学以致用，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甘祖昌结合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又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不但要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盖瓦，更要自觉地带领群众一锹一锹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甘祖昌说：“人到七十不算老，革命斗志不能衰。干革命不能船靠码头车到站，一定要万里征途不歇铁脚板！”　　

四、铭记教导，革命到底！　　

上面的经历、小说、报道，都印证了毛主席晚年苦苦思考的一个命题：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见《毛泽东传》引用毛主席和吴旭君的谈话）　　

这个命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空前难题，也是每一个愿意前进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必须深入探索和思考的，当周恩来同志在1976年1月去世前夕命人放起《国际歌》并轻声哼唱时，当朱德同志1976年5月仍在认真的阅读《共产党宣言》并作眉批时，当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用病中颤抖的手签下自己的名字，于1976年元旦发表《重上井冈山》光辉词篇时，他们，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竖立了最杰出继续革命的楷模，让我们铭记着他们的教导，勇敢前进吧：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见周总理四届人大报告中引用的毛主席的话）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光荣正确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永远铭记教导，继承先辈，革命到底！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