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女劳模的控诉书（武汉“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第5号公告）

一个武汉女劳模的控诉书

武汉“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第5号公告

：武汉“黑监狱”控告团

我们武汉“黑监狱”受难者，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摧残和迫害，这一切血淋淋的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在自称法制的国家，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允许法西斯暴徒蹂躏人民，逍遥法外吗？
现在公告，2011年3月3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拒绝接收的武汉市“黑监狱”《检举控告书》的一部分，《一个女劳动模范的血泪控诉——反人性的武汉“黑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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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惨无人道的“渣滓洞、黑监狱”！

武汉市劳动模范李玉琴遭受“黑监狱”法西斯摧残的控诉书

我叫李玉勤，女，现年61岁，武汉瓷砖厂职工（2002年企业被破产），曾经作为工厂的主人，脏活累活苦活抢着干，年年是先进生产者，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住武汉汉阳二桥街。现控诉武汉惨无人道的“渣滓洞”“黑监狱”，反人性反人权的法西斯暴行！

右一是武汉“黑监狱”受害者：武汉市劳动模范李玉琴

一、北京被骗
我在武汉汉阳瓷砖厂任配料工，配制瓷砖釉料，长期接触铅和放射性材料，造成铅吸收中毒和放射线中毒，致使白细胞减少、骨质疏松、骨头变形，左胳膊因此折断，现在还留有4根钢筋，鉴定为职业病四级，需要药物和营养维持，企业2002年关闭时，为我们职业病防治专门拨付的费用600万下落不明，我们9个职业病职工的待遇没有着落。我们不断上访，2007年17大前市委书记苗圩说“三个月内解决”，可一直没有解决。2010年9月6日我不得不去北京，再次到国家劳动部、中纪委、公安部、国家信访局、最高检察院等接待处，寻求最终解决。


在北京期间见到上访的袁佩伟，2010年9月18日我们一起遇到纪念九一八的爱国游行，作为中国人理当参加，也是为中国长脸，许多警察也跟着游行。在游行途中，警察突然抓了袁佩伟，游行队伍当时很多人都在喊“不准抓人”，警察说“她是小偷”。她决不是小偷，我说“你为什么抓她就明说，不要诬陷别人，不要说假话。”游行结束后，我立即打110报了警。


到了十一国庆节，我们在北京到处转，享受一下节日的气氛，看见一辆警车，那天污蔑袁佩伟是小偷的警察也在警车旁边，警察说“想解决问题的上车登记”。我做梦都想解决我们反映的问题，就上了车。上车后被拖到三里屯派出所，后又被送到久敬庄，晚上11点多被武汉汉阳驻京办接走。当时武汉汉阳驻京办的张文渊、余家铭要我们回去，说“你的事，市里拨了专款，9月4日街里就领走了。”我说，“你们说8月份钱给我到位，我9月6日到北京都没人跟我讲这事，我已经被你们骗了七次了。”他们叫我“再相信他们一次”，这次是汉阳区二桥街魏书记亲自接的。魏书记说，“我是第一次接你，我保证回去就给你解决问题，不会再骗你了。”我问，“回去会不会关我？”魏书记说，“不会。”就答应跟他们回武汉，买的10月3日的火车票，我准备买些水果晚上带回武汉，这时听说武昌的万少华被警车强行带离北京后，关进所谓的“学习班”了，武昌驻京办当时说的比汉阳还好，我想这又是一个骗局，就给汉阳驻京办打电话，说“你们又骗我，我再不相信你们了，我不跟你们走了。”汉阳驻京办和二桥街给我发了七条短信，说“这次我们是真心实意给你解决问题，既然你做出承诺相信我们一次，先付3000元作定金，余下回家与你节后上班付清，以表明我们的诚意，同意回话。”说的虽好，但我真不相信他们了，武昌的说的那么好，回去照样把万少华关了，我要接受教训，他们没有办法，就给我弟弟打电话，叫弟弟劝我，弟弟劝了我几次，我就给他们打电话，同意回武汉按他们说的解决方案办，条件是不能关我。魏书记说，“我用人格担保，决不关你，回来先跟你解决部分的事。”10月18日晚上9点，上火车前魏书记还说，“到武汉后回家先洗个澡，休息一天，星期三早上到街里去。”


二、惨无人道的武汉“黑监狱”
10月19日早上一到武汉，二桥路派出所所长彭贤光就到火车站来了，他说“区信访局刘局长下午跟你谈”，我想领导能有时间尽早跟我谈更好，就上了他们的车。谁知车一开就开了很远，进了一个铁栅栏门的大院，门牌写着东西湖柏泉西路41号。一进院子，开门的就很不友好的吼叫，“下来！”我心想谈问题为什么这种态度，接着又过来一个人，大声的吼，接着又开进来几辆车，从车上下来的全部是警察，我知道我又受骗了，我就跟魏书记说，“我又受你们骗了……”，还没有来得及说第二句话，就被一群头顶国徽的警察抬进了一间铺的地砖的房间，丢在地上，地上很凉，我趴起来，立刻跑进来一个警察，一脚又把我踢倒在地。我随身携带的东西全部被他们强行搜走。他们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就把我关押起来。


在私设的“黑监狱”里，24小时有人看守，19日20日（第一、二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10月下旬到了晚上有点冷，我问警察要被子，那个开门的警察在门口说，“还要叫你更冷”，他不但不给被子，还要进来把窗子都打开，一个女警察拦住他说，“你心太狠了！”后来他趁女警察不在，跑进来把窗子全打开了。我说“你们都是人民警察，对犯人也要讲人道！”那个开窗子的警察跑过来，狠狠的煽了我一耳光，嘴巴还不干不净的骂，当时我半边脸就火辣辣的疼，立刻肿起来了，耳朵嗡嗡的响。我说，“你怎么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他说，“怎么样，打了，你去告，那个给你作证明？”我说，“这里都是你们的人，没人会给我证明，但是良心会给我证明。”

21日（第三天）才开始给饭吃给水喝，每顿米饭就是兵乓球大小一点，如果是馒头就是比麻将块大小的一个，菜就是三片菜叶。喝水要报告，就是那种透明一次性杯子，三个小时只能一小杯，不到三个小时，报告了也不行。水杯子没有盖子，“黑监狱”虫子苍蝇很多，喝过水后，苍蝇马上就爬过杯口，我将一次性碗盖在杯子上，警察看见恶狠狠的将碗给丢了，只好用被苍蝇爬过很多次的杯子喝水。虫子也特别多，浑身咬的都是红包，左手关节上虫子咬的包都肿了，至今都没有好，同济的医生说“有可能发生病变。”（见照片）不到三个小时不准上厕所，“报告”了也不准。


第四天，他们拿来一本法律书让我抄，我就把他们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写在本子上，并写了一个报告，说我身体有病，原来带几种药没有了，希望通知汉阳区的领导给我拿药来，要求见他们的领导。到了晚上，一点点饭也不给吃了，原因是提了意见，并且跟我讲，“今后只要提意见，就罚你不得吃饭，晚上不得盖被子！”为此，他们把法律书也收走了。从此我什么也不敢说，只能把仇恨压在心头，如果老天爷长眼，是要遭报应的！违法的是他们，我要求他们把法律书拿来，一个女警察又重新拿了一本给我。

10月25号，警察跟我说，你不是总要领导来吗？今天晚上一点钟领导来跟你谈问题。到了晚上1点，来了三个不着警服手上拿着皮鞭等打人凶器的大汉，一个个都醉醺醺的，到门口就大喊，“对墙站着！要低头！”我想把我的情况讲一下，来的人说，“以后要喊‘教官’，在这里只能说四个字：到、是、不是。这里是不讲道理的，这里已经死了六个人，再多你一个也不为多，想活着出去，还是想死着出去，你自己想清楚！要低头认罪！”我头一抬，他们就是一皮鞭，一边抽一边说“叫你再抬头！”抽的时候我身体一歪，他们又是一鞭子，“叫你歪！”盼望领导来，盼来的却是一群法西斯暴徒！


从此每天除了写认识，就是抱着头对着墙站着，每天挨打就像家常便饭，认罪不深刻，问题交待少了要挨打，回答了“到、是、不是”以外的字要挨打，回答的声音不响亮要挨打，上厕所等没有喊“报告”要挨打，或者喊了“报告”，教官没有批准，你动了也要挨打。用皮鞭抽、用手扇耳光、用脚踢、用书砸头，书都砸坏了好几本……。这就是武汉市的所谓“学习班”“法教班”，实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的法西斯“渣滓洞”！



在“黑监狱”被打15天后，脊背还在红肿！（翻拍）

要想不挨打不可能，要想少挨打，就得按他们说的，叫怎么交待就怎么交待，要怎么承认就怎么承认，要说自己上访就是违法，除了汉阳区外到省市都是违法，更不能上北京，去了就判刑。有一个打我的凶手还对我说，“其实，我情愿你上访，你不上访，我的工作（打人）都没了，我也要上访！”

10月28日，警察跟我说，“别人揭发你很多问题，你要老实交待！”我不知道怎样说才能使这些暴徒满意，在他们的威逼诱导下，只得把我们公民合法上访的行为都承认是错了，保证不要求解决问题了，如果不这样就要被打。这些暴徒还说“你的行为够劳动教养”，我就要求他们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但是这样也不行，他们说“不可能，你死也只能死在这里，不把问题交待清楚，是不可能从这里出去的，一辈子都得待在这里。”最后我也想横了，随便怎么按法西斯暴徒要求的说都没有用，我已经十几天没有吃药，再加上天天挨打，浑身疼的睡不着，我想死了算了。最后，他们才答应让街里送一点药过来。

29日中午又来了两个“教官”，这两个“教官”来了以后，先前的三个“教官”就没来了，这两个“教官” 态度温和一点，挨打少了些，他们说：“你上访偿到了甜头，所以你把上访当职业了！”我说：“我尝到了什么甜头？我是合理合法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从上访到现在，一点问题没解决，一搞就把我关起来，今天这个方案，明天那个办法，从来没兑现过，害我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了。”他们每天逼着我写认识写检讨，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睡觉，31日晚上10点多钟，我低着头写认识，不知什么原因，鼻血流出来了，流了很多血，仰着血脸血就进入喉咙，吐出来是血条，三个小时后才止住，接血的塑料盆有半寸深的血。第二天早上起床，头昏的厉害，我给“教官”报告说，“我头晕的厉害，休息半个小时。”警察批准了，我就趴在桌上休息，另一个“教官”来了，叫那个“教官”出去把门关上，喝道“站起来！到窗子那里。”他问，“昨天晚上犯了什么错？这两天没挨打，是不是骨头又痒了，想让我们对你用刑？这里什么刑具都有，这里已经死了6个人了，再多你一个没关系，从这里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有，抬着出去的有，爬着出去的也有，我搞这个工作十几年，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你用什么手段都没用，你老老实实的，我们对你好！你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老实交待，不要让我们对你用刑。”然后就逼着我写交待、写认识。

11月1日中午，先前的三个“教官”回来了，说“出去了几天，调查了你的事，外面好多人揭发你，你要老实交待问题。”他看了我写的交待，说“不行，要重写。特别是9.18（抗日）游行，你侮辱、辱骂、殴打人民警察，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犯了治安管理条例第50条，应该重罚。”这些法西斯暴徒一边说，一边用皮鞭抽。“你还有特写镜头，叫你去游行！”“你还打110报警，北京点了省的名，害的市里搞我们，不好好教训你！”这天打我的时候，一些警察看着，其中一个警察还说“好吓人！”按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写，他们才说“总算有一点认识，还要从思想深处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认识。”我被迫写认识到深夜，一个教官跟我说，“明天你洗个澡，跟家里通个电话”，他们给了我一套内衣。


在武汉“黑监狱”的18天，不能洗脸洗脚更不能洗澡，上厕所从不给任何纸手，一个60岁的女性可想而知！她们还经常搜身，要把所有衣服都脱的一丝不挂，没有窗帘，窗外过道上时常走人……。这些身着“司法警察”制服的年轻人，大多比我的儿子还小，他（她）们也有母亲，以如此人间地狱蹂躏污辱同其母亲一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变成没有人性的冷血魔鬼！

11月2日上午，是我到这里15天第一次洗脸、洗头、洗脚、洗澡。首先用热水器洗头，洗完头提一桶水下来，到住的房间，只能把身上抹一下。我的衣服一脱下来，他们立刻把衣服拿着一件件仔细检查，检查完毕才能穿。通电话是按照他们写在字条上的字念，一个字都不能多说。

11月4日汉阳区“国保”来做训诫，姓魏的那个女的问我，“还上访不上访？”我说：“问题没解决，我说一说行不行？”她说：“看来你还没学好，还要在学习班多学些时，这个学习班可以永远办下去。”为了能放我出去，说“我再不上访了！”他们这才表扬我，说“你要好好想一想，国家跟个人的关系，你应该满足，你起码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别人连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没有。”我连说，“是，是！我有一个画饼，拿着暂时能充饥，以后我再不提解决问题的事了。”教官和汉阳国保还训示我，“这次我们对你是客气的，看到你是劳模的份上，如果再进来，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你骨头不好（我因为职业病，骨头疏松），再进来就让你骨头粉碎，以后接都接不好，让你生不如死！”这些没有人性的法西斯暴徒是多么的恶毒！

11月5日进行所谓的考试，就是按他们的要求写。傍晚来了一个医生，给我量了一下血压，听了一下心脏，什么都没有说，“教官”就是法西斯暴徒，拿了一个本子，叫我在上面签“身体很好”。然后，拿来两种药要我吃，我问“是什么药？”医生说“是治血压高的药。”我说“血压高的药，已经吃过了。”他们非让我吃这种药不可，吃过以后，他们要我把嘴张开看吞下没有。晚上7点多钟，放我出去时，他们把我浑身上下又搜查一遍，并对我训诫说“今后不准上访，如再上访随时把你抓进来，这个‘法教班’会永远办下去，事是不解决的，你得罪了市里的人，是上面要我们这么做的。”那个大块头被称着“1号教官”的法西斯暴徒说，“你爱人在哪里，我们一清二楚，你再上访小心点，不要影响你的家人。”他们进行株连恐吓！我下楼时，警察手一指说“那就是你的东西。”我胡乱的装到包里。然后他们把我的头用布一包拉上车，外面的一切什么都看不见！


这时我的头开始疼的厉害，头像戴了一个铁帽子一样，想吐，又吐不出来，后来什么事情都记不得了。原来我的记忆力很好，自从吃了他们强迫给的那个药，记忆力大大下降，记忆力严重丧失！




被迫害2个月后，劳模李玉琴还在医院疗伤！


我严正控告武汉“黑监狱”“渣滓洞”，在这慘無人道的18天里，这些披着警察外衣的法西斯暴徒，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严刑拷打、污辱人格、侵犯人权、刑讯逼供、强制服用毒药，迫害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他们是共产党的败类，他们是人民政府的败类，社会主义《宪法》不容，共产党不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容，天理不容！

强烈要求依法查处“黑监狱”的建立者、指挥者、施刑者，赔偿身体精神损失，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尊严，还公民的人权人格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