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

为党生活的人

小林多喜二

一

　　
　　我正在盥洗室里洗脸，窗外接连响起了一片脚步声。这里面有穿木底草屐的声音，也有穿鞋子的声音。另外还夹杂着大声地谈话声。看来是第二车间放工回家的工人们正好打窗子底下经过。
　　
　　“还没有回去吗？”
　　
　　这时须山从背后走过来，对我这么说。他是第二车间的。我转过满是肥皂泡沫的脸，冲他皱了皱眉头。一一因为我早就跟须山约好了，要互相避免一块儿从工厂里回家，否则让别人看在眼里，将来万一出了事，牺牲的就不只是一个人。可是须山却经常不守信约，而且还乐呵呵地笑着说：“嗨！别发那么大脾气嘛！”不管怎么说，须山确实是一个性格开朗、惹人喜爱。叫人没法生气的家伙，所以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也只好苦笑一笑。可是现在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我只得给他一个脸色看看，再说今天已经约定好了，马上还要领一个新同志到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去。……但我忽然发现须山的脸可不是平常那种逗人好笑的样子。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只有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的人才会有的那种“预感”。一一于是我回答他说：“嗯，马上就走。”于是三下两下就把脸洗完了。
　　
　　须山见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马上改换了腔调，在我的背后说：“怎么样？去喝杯麒麟啤酒①吧！”这句话倒是有点像平常的须山的口气，可是我马上觉得，这话里有点儿做作，包含着一种不寻常的东西。
　　
　　一出厂子，须山还是走在我的前面，离开我有三四丈远。从厂子上电车道，一边是国营电车的路基，另一边是一溜排商店，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小道。在路旁第二根电线杆子下面，站着一个便衣特务，朝我们这边瞅着。他那种似看非看的样子，实在叫人讨厌。我赶快和后面走上来的五六个人走在一起，一边说着话，一边提高警惕，用左眼梢留神着特务。那特务也似乎对他这种每天例行公事感到腻味了，露出一副厌倦的无所谓的神气。最近，他们每天就是这样监视着工人的上下工。须山根本不把特务放在眼里，慢腾腾地迈着八字步，从他身边擦过。我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觉得很好笑。
　　
　　①“麒麟”是啤酒的牌子名称。
　　
　　走到电车道上人多的地方，我追上了须山。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说：“事情有点儿奇怪……”我看着须山，他接着说：“上田跟胡子的线断了。……”
　　
　　“什么时候？”我问。
　　
　　“昨天。”
　　
　　“有预备线①没有？”我明知胡子是一个没有必要留“预备线”的人，但我还是这样问了。
　　
　　“据说有。”
　　
　　据须山说，昨天的联络是为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要是耽搁一天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俩前天在S河、M街和A桥三个电车站之间的街头走过的时候，决定“从这儿到这儿”作为碰头的地点；奇怪的是胡子竟担心“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因此路上他又主动指定一家比较安全的咖啡馆，说是街上见不着，二十分钟后就到那家咖啡馆里去，并且在临分手的时候还互相对了表。这位被我们叫作胡子的同志，是我们最上级机关的一位重要的负责人。过去他搞过近千次的联络(全部都是街头联络)，其中他只迟到过两次。干我们这样的工作，这么做完全是应该的，但像他这样的同志毕竟还是很少有。再说这两次迟到，一次是因为双方都弄错了时间，而他还是准时去了；另一次是因为到了约会的那天下午，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表出了毛病，要是其他的同志，即使一两次不到，问题还不那么严重，现在是胡子没有来，而且连预备地点也没有来，这简直叫我们不敢相信。
　　
　　
　　①地下工在进行联系时，往往在约定某个时间和地点外，还规定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作为“预备线”，以防万一在第一个时间和地点联系不上时，就按第二个时间、地点进行联系。
　　
　　
　　“今天怎么样？”我问须山。
　　
　　“上田说再到昨天的地点去一次。”
　　
　　“几点？”
　　
　　“七点。另外，去咖啡馆是七点二十分。不过，这情况我总感到很担心，所以已经和上田约好八点半碰次头。”
　　
　　我算了算今天晚上自己的时间说，“那末，你九点和我见一次面。”
　　
　　我们当场决定了会面的地点就分了手。临分手的时候，须山说：“胡子要是被捕了，咱就自首去！”这当然是说着玩的，可是叫人感到他简直是在说真的。我骂了他一声“混蛋”，但他说这种话的心情我是充分理解的。因为胡子在我们同志之间非常受信任，我们把他看作是力量的源泉；说他好像是我们的灯塔，也丝毫不算过分。事实上如果没有了胡子，我们简直就没有了着落，首先连第二天的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干。当然，果真如此，也只好那样，工作还是能够坚持搞下去的。我一边走着，心里一边在想：他要是没有被捕就好了。
　　
　　半路上我路过一家卖糖果的小铺子，买了一盒森永牛奶糖①，拿着它朝家里走去。房东家的男孩子正和邻近的孩子们站在一架自动出糖果的机器前面。最近开始风行这样的机器。你放进一分铜板，扳一下把手，机器里的弹丸就会跳进一个小槽，随着弹丸跳进的小槽不同，下面小孔里出来的糖果也不一样。因为花一分钱说不定能得到一分钱以上的东西，街头上每一架机器的面前都围拢着许多孩子。孩子们都瞪大着眼睛，使劲地歪着嘴，在按着机器的把手。
　　
　　我哗啦哗啦地掏着口袋，摸出两个一分的铜板给了房东的孩子。这孩子起初还缩了缩手，很快就流露出满脸的高兴。看来这孩子大概一直是站在后面看着別的孩子玩。我把刚才买来的牛奶糖也塞在孩子的口袋里，然后就回家了。
　　
　　①“森永”是牛奶糖的牌子名称。
　　
　　我必须赶在八点以前，把今天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写成稿子，供明天撒的传单用。已经约好稿子要在八点交给和我碰头的S。我从壁橱里拿出装着各种文件的皮包，打开了皮包上的锁。
　　
　　情况是这样。我们的仓田工厂原来是一个二百来人的金属工厂，战争①开始以后，又招收了六百名临时工。我，须山和伊藤(女同志)等同志都是那时候拿着别人的履历书打进去的。一个二百名正式工的厂子，一下子招了六百名临时工，可以想象活儿增加的多么急。仓田工厂原来是制造电线的，战争开始以后停止了电线生产，开始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最近这些活儿已经告一段落，估计六百名临时工中要裁去四百来人，所以厂子里最近尽谈论这件事。当大伙儿嚷着“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就有人说：“工厂里的临时工，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裁人不裁人，现在反倒是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延长，多干了半个多月。”事实上虽然比原来讲好的期限多干了半个多月活，可是这期间尽是火烧眉毛的活儿，实在叫人受不了。就拿女工来说吧，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加上夜班也只挣一块零八分钱；从下午六点到九点是一小时八分钱，而吃晚饭所花的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工厂还特意为此作了精打细算，从夜班费里扣去两分到三分钱。吃晚饭的时候，我说：“看来工厂大概认为职工这类人不吃饭也可以干活吧！”跟我一块儿干活的一个临时工说：“噢，是这么一回事！……”这句话说的很俏皮，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工厂每天发放工资，把每个女工的八分钱工资零头，用一个五分的铜板加上三个一分的铜板，一份一份地发给将近四百名女工。这当然很费事，六点钟下工，为了排队领工资，甚至要等到七点。大伙儿在队伍里急得直嚷嚷，“真叫人可恨！把八分改成一毛，该省多少事呀；要不咱们吃点亏，八分改成五分得啦！”“有钱人爱时如命的牛脾气，真是咱们想象不到的。”
　　
　　①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可是工厂却放出了空气，说是解雇临时工时，要给每人发十块钱。本来就是临时工，早就说好了可以一个子儿不付；现在又说要发钱，理由似乎是大伙儿都干的不错。这消息究竟有几分可靠，大家不是没有怀疑，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儿一歇工，又要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所以也就不知不觉地对它抱起指望来了。但是，连吃晚饭的时间也要从工资里扣除两三分钱。为了把一分的大铜板三个三个地排成堆，可以满不在乎地让几百人等上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工厂怎么可能会给六百来口人每人拿出十块钱(是十块大洋呀！)呢？！放出要发十块钱的空气，显然是包藏着工厂方面的阴谋诡计。这肯定是一种手段，放出这样的空气，目的是在解雇前防止工人波动，在决斗的关键时刻进行欺骗。
　　
　　今天厂子里都在谈论这件事。我决定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写进明天要撒进工厂里的传单上。大前天，大伙儿都纷纷议论要缩短发放工资时间的事。前天撒进厂里的传单，就因为及时反映了这件事(尽管是这么一件小事)，在工人里面获得了好评。
　　
　　我盘腿坐在桌前写起来。过不了一会儿，楼下的房东大婶上楼来了。她对我说：“刚才孩子让您破费了，谢谢您啦。”她带着从来没有过的笑容，向我道了谢，又下楼去了。干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在任何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都要注意使自己跟“普通人”一样；最忌讳的是让同住在一起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怀疑你是干什么的。现在正在监狱里坚持斗争的H同志，他所受到的追捕，那我们简直无法比，饭馆、咖啡馆、理发店、澡堂这一类地方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照片。他为了能在这样的追捕中进行活动，有一次竟带了同住的人到帝国剧院去看戏。我们还必须学会跟“普通人”说一些毫无意思的闲话，学会讨人喜欢的应酬话。不过一碰上这种事，我是最差劲的了，简直就没办法。虽然近来多少习惯了一点。……
　　
　　我对大婶说：“啊呀！那么一点东西，没什么。”说完之后，臊得满脸通红。实在不高明。
　　
　　尽管只不过写了两张到西张半稿纸，因为白天干了一天活，写起来确实不是一件轻松事。勉强把揭露十块钱补贴的真相写完，时间已过了七点了。一写起稿子就出汗，中间我用手巾使劲地擦了好几次脸。我把写好的稿子装进信封，在封皮上写上了一个胡诌的女人的名字，装着是一封情书的样子。七点四十分我离开家。我跟房东大婶说：“我散散步去。”平常大婶总是默不作声，今天却朝着我说：“您请吧。”果然发生了灵效！我苦笑着走到暗处。记得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样要出门的时候，大婶说：“你这个人爱出门呀！”我吃了一惊。事实上我是每晚都出去，人家要怀疑也是该的。我心里扑通一跳，勉强笑着说：“因为，那个……”大婶笑着打圆场说：“因为还是年轻人吧！”我才明白大婶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才定了心。
　　
　　约定八点钟会面的地方是大街电车道里面的一条后街。那里有许多街道作坊，一路上有许多商店里的买卖人和前面留着一绺头发的手艺人。我一向注意尽量使自己的装扮和所要去的地方相适应。尽管不可能做的很周致，但这件事很要紧。我们要想避免被人家怀疑盘问，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整整齐齐。然而像今天这样的地方，时间又是八点了，要是穿着西装，甚至拿上手杖，那反而会惹人注目，效果更加不好。所以我只穿了一身干净的和服，随便地系了一条腰带，连帽子也没戴就出来了。
　　
　　喜欢摇晃右肩膀的S，从笔直的马路的那一头走过来。他认出了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了停，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拐进小胡同里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同样拐了个弯。于是在另一个拐角的地方，我们并肩走到一起了。
　　
　　S听我说了前天厂子里撒了传单后的情况，又问了问各种问题，然后说：“从厂子里大家经常关心的问题出发提问题固然好，不过缺乏的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问题。”
　　
　　我吃了一惊，看着S的脸，感到确实是这样。我只是陶醉于传单博得了好评，而忘记了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S接着说：“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追随大家的自发情绪而行动。要想使大家从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来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还需要作特殊的、有计划的、而且是相当深入的努力。——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是完全必要……。”
　　
　　他说，过去散发的很多反对战争的传单，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而现在反过来了，又犯了把问题局限于经济要求的错误。由于这种右的倾向是作了群众的尾巴，所以往往暂时会获得群众的好评。因此对于“好评”，也需要慎重地加以考察。——我们一边走，一边谈着这些事情。
　　
　　“说是要小心，如果像这回这样，牛头不对马嘴地乱来一气，那也没有任何好处。是倒退！过去我们就像是蒙着眼睛的马，只看到事物的一个一个的片面。”S这么说。
　　
　　我们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家咖啡馆。
　　
　　“给你一封情书。”我这么说着，把稿子放在桌子下面的搁板上。
　　
　　S用鼻子“嗡嗡嗡”地哼着歌曲，一边留神着女招待，一边把稿子塞进了口袋。然后他问我说：“你那边和胡子(他按了按鼻子下面)没有接上头吧？”
　　
　　我把在工厂回去的路上从须山那儿听到的情况告诉了S。他故意用鼻子“嗡嗡嗡”地哼着歌曲，但集中注意听着对方说话。这是他一向的习惯。
　　
　　“我这边约定是昨天六点，也断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慌乱起来。
　　
　　“是给抓住了吧？……”我嘴里这么说，而心里却希望他能说：“不，不会的。”
　　
　　“嗯。……”S考虑了一会儿说。“他可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啊！”
　　
　　我们约定，双方都要尽一切办法和胡子接上头，另外还商量了明天早晨如何把传单带进厂子，以后就分手了。
　　
　　九点钟，见到须山的时候，我一看他的脸色，一切都明白了。不过也还不能说是完全绝望了。跟须山商量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查明胡子的下落，接着马上就分手了。一一因为路上很危险，我们规定了除非是在自己的秘密住所附近联络，否则一过九点，就要停止一切活动。
　　
　　和须山分手以后，我独自一个人往回走。感到胡子的事，意外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上，只觉得膝头发软，连呼吸也感到紧迫，不知道为什么，边走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在正常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把这时候我的这种现象说的有几分夸张和虚假，可是我们现在和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连个人多年的老朋友也完全断绝了往来，就是上一次澡堂也丝毫不能疏忽大意，而且一旦被捕，起码要蹲上六七年监狱。——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唯一的依靠只有同志。哪怕是失去一个同志，都会感到联系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深厚，要是经常领导我们的同志，那就更会是这样。以前我在一个反动工会里作为反对派进行合法活动的时候，尽管也发生过这种事。但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因为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种种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冲淡了这种感觉。
　　
　　太田早就在我的住处等着我，——我决定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秘密住所，只是在上级的许可下，告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太田)。这是因为在仓田工厂进行活动，怎么也要规定一个专人经常和我碰头。只是在外面联系，一有紧急的事情就来不及，而且也不可能充分地把各种各样的问题说清楚。
　　
　　太田是为明天带传单的事而来的。于是我把刚才和S商量的结果告诉了他，决定让他明早七点钟到国营电车T站的站台去，S将到那里去，亲手把传单交给他。
　　
　　急事办完之后，我们闲谈了一会儿。我笑嘻嘻地说，“怎么样？闲扯一会儿吧。”太田笑了起来说，“拿手好戏又开场啦！”平常公事一办完，我差不多总是要兴致勃勃地说，“闲扯一会儿吧！”现在这就成了我的“拿手好戏”了。不过，原来我并不明白我为什么爱“闲扯”，最近我才发现了原因。——由于工作，我们几乎每天都和同志会面。但是这种会面，即使是在咖啡馆里也只谈公事，而且要尽量压低嗓门，不说废话，公事一完，马上就离开那里，尽快分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是这样状况。当然，由于天天都是这样的生活状况，我已经清算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这就像有些人长期蹲拘留所，有时简直像急病突然发作似地，馋着想吃某种“好吃的东西”。我的情况大概是这种生活单调的反作用，一见到同志，就借想“闲扯”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过着正常生活的太田，竟认为我的这种心情只不过是我过去特別散漫的性格的反映。像他这样可以在啤酒店里大喝啤酒的人，当然不可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所以有时候竟然残酷地(！)一句闲话也不扯就回去了。
　　
　　说是“闲扯”，太田把厂子里各种各样的女工品评了一番就回去了。我惊诧他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么多女工的事。
　　
　　“女工的恋爱方式，可不像资产阶级小姐那样扭扭捏捏，尽讲形式，她们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真叫人受不了。”他这么说。
　　
　　“直接而具体”，这话真好笑，我们大笑了一阵。……
　　

二

　　
　　仓田工厂撒了一次公开由“党”署名的传单之后，早晚的上下工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时期是这样的时期，制造的产品又是这样的产品，所以厂方开始慌乱起来。有一天早晨，在我身旁干活的一个女工，“啊呀”地尖叫了一声跑了进来。原来在工厂大门的旁边有一个仓库，库门经常是敞开着，里面黑洞洞的。这个女工跟平常一样从那里经过时，一个头上蒙着黑衣服的“东西”在角落里蠕动。后来才知道那是门卫。由这件事也可以了解他们是怎样地惊慌。
　　
　　战争开始以来，厂子里年轻的工人一批一批地上了前线，而另一方面，制造军需品的活儿又突然增多起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哪一家厂子都不得不开始雇用大批的工人。过去就是雇用一个工人也要经过严格的调查，没有保人还不行。可是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就是瞅准这个机会进来的。当然罗，在这样的情况下，雇进来也只算是临时工，而且从厂方的角度来看，以国家“非常时期”的名义来雇用大批临时工，比起雇用正式工，结果将有利于降低整个工人的工资。不过这对他们有利也有弊，因此才不得不干出这种愚蠢而又无耻的勾当，竟然让门卫头上蒙着黑衣服来对工人进行监视。
　　
　　蒙黑衣服的暂且不说，暗中盯着我的是便衣特务。各个警察局都在传阅着我的照片。当然，我现在是化了装，但也不能疏忽大意。有一个同志，就因为警察局里有他一张十三年前照的照片，结果让一个从来未见过他的特务抓住了。有的同志劝我彻底“转入地下”。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工厂外面去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困难要增添百倍，而且得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即使和工厂里的同志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我们所谓的“转入地下”，当然不是隐居起来的意思，也不是单纯躲藏起来，或者是四处逃窜。不了解的人也许会这么想。如果“转入地下”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抓住，一声不吭地呆在拘留所里，反而要痛快百倍。所谓“转入地下”，目的是为了掩蔽自己，免遭敌人的攻击，从而可以更加大胆、坚决地去进行斗争。当然，从便于工作或其他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合法地进行斗争。所以我跟太田他们说，要尽可能长期保住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转入地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决不是自己要转入地下，而是被他们逼着转入地下。……
　　
　　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我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确是危险，早晚上下工对付便衣特务就很够呛。幸好最近站在那儿的特务经常是同一个家伙，有时老远一看是另外一个人，自己就要放慢脚步，重新把帽沿往下拉一拉，走近他之前，要弄清楚是不是自己所认识的特务。第一道关口通过之后，下面就是门卫老爷的检查。带传单进厂子的人一定不能在这里让他们抓住。太田一向是派女同志带传单。据太田说：“务必要放在女人的肚脐眼下面，这样最安全。”那些家伙似乎还没有无耻到连那种地方也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一打开装工作服的箱子，传单果然放在里面。波涛似的感情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一个女工正在念着传单。她像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用小指搔搔头。她一见我就问：“这会是真的吗？”她是指关于发十块钱津贴的事。
　　
　　我说：“不但是真的，而且是真得很啦！”
　　
　　那女工就说：“真叫人可恨！”
　　
　　在工厂里，我已经受到大伙儿的注意，认为我“好像是那种人”①。不管有没有传单撒进厂里，只要是大伙儿在纷纷议论厂子里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总是要积极插进嘴去，想办法把大伙儿引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在平时就取得群众的信任，使大伙儿相信一旦有事，总是站在他们斗争的前头。所以我们应当领导群众运动，把大多数工人都争取到我们的一边。以前在厂子里搞的是关门主义，是偷偷地把工人一个一个地吸收进我们的队伍。通过以后的实践，才明白这样的做法永远不可能使运动取得群众的基础。
　　
　　离开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伙儿都围在工作台前互相议论。我正想走过去，工头跑进来了说：“谁拿了传单，交出来！”大家都无意识地把传单藏了起来。
　　
　　①指共产党员。
　　
　　“藏起来，对你们可没有好处！”工头对我旁边的一个女工说，“你快给拿出来！”
　　
　　女工顺从地从衣带里把传单拿了出来。
　　
　　“把这样危险的东西，当作宝贝这么藏起来。——有你这样的家伙吗？！”工头苦笑着这么说。
　　
　　“不过，厂子里也搞的太厉害了，大叔！”
　　
　　“所以嘛，所以我说传单就是不好嘛！”
　　
　　“是吗？那末歇工的时候，真能发十块钱吗？”
　　
　　这一下把工头问住了，他说：
　　
　　“这我哪知道。你问厂里去！”
　　
　　“大叔，什么时候你不也说过要发吗！瞧，看来传单上说的还是真的呀！”
　　
　　给女工这么一说，车间里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啊哟啊哟！说的好呀！”不知是谁这么说。
　　
　　工头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慌忙擦着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怒气冲冲地出去了。——我们第三工房的人，这一下子可大声哄笑起来了。这件事虽小，可是这么一来，工头这小子忘了向其他的人收传单就溜掉了。
　　
　　这天开工之后不到一小时，我听说太田从工厂里给抓走了。看来是带进传单的事给发觉了。
　　
　　最要紧的是太田知道我的秘密住所。
　　
　　他以前跟我说过，要是出了事，他只坚持三天。我问他三天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说。那时候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坚持三天”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规律。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继续开了一些玩笑，可是我突然感到太田什么地方有一种弱点。听到太田被捕的时候，首先闪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的一个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而他还漫不在乎地住在原来的秘密住所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劝他必须马上转移，可是这个同志认为这是大惊小怪。果然不出所料，第五天上秘密住所就遭到了袭击。当时这个同志从窗户里往外跳。跳是跳出去了，可是把脚摔坏了。警察怕他半路上逃跑，把他脱得光光地给逮走了。他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一眼看到先前被捕的那个人，就大骂他是“浑蛋！草包！”可是据说那个家伙认为自己已经被捕了，你还稀里糊涂地不逃走，所以反而想要说他是“草包”。后来这个同志出来了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可不是没有对你说过，你明明知道的而麻痹大意给抓住了，这可是组织纪律问题罗！”而他反驳说：“那是因为那小子(先被捕的那个家伙)给说出来的。在敌人的面前，哪怕是吐出一个字，那才是组织纪律问题！”事实上这个同志在审讯中确实是什么也没说，对这个同志来说，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自己要说出什么，所以也就没有想过别人会说出什么，因此才“稀里糊涂”地呆在秘密住所里不走。当时我比谁都感到这些话刺到了自己最痛的地方。我要别人从秘密住所里逃走，这就等于承认自己如果被捕，不出三四天也会供出秘密住所；等于自我承认了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态度是和一个布尔什维克毫不相干的。从此以后，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要以这个同志的态度作为尺子来衡量自己。可是现在面前摆着这么一个不可靠的太田，我可不能在秘密住所里装作“稀里糊涂”(尽管这是从好意来理解)，我必须要马上转移住处。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他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七个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住处出入，而且这七个人当中，还不都是同志，有的甚至仅仅是“同情人”，结果这个好同志的秘密住所遭到了袭击。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是在夸称世界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进行活动。
　　
　　好在太田还不认识须山和伊藤芳。为了进行工作方便，我曾经打算要告诉太田，说这两个人是我们所信任的同志。但当时考虑到种种的后果，一来是要防止在受到镇压时牵连的范围过大，另外也注意到单纯依靠某某某是自己人这种个人关系来进行工作，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做法，因此才作罢了。
　　
　　从厂里放工回家的时候，我和须山、伊藤芳一起。在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作了紧急商谈。结果决定我马上(今天晚上)搬家；厂里情况未弄清之前暂不上工，另外和留下的同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以后再采取第二步，第三步措施。过去有许多同志，就因为抱着“今天恐怕还不要紧”、“哪能会出这种事”的想法，结果出了大问题。我们三人协商好，以上三件事是作为工厂支部的决定。我一定要执行。然后须山从他刚领来的一天的工资中给了我八毛钱，伊藤给了我五毛钱。
　　
　　须山又犯了他平时的老毛病，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问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①的故事。我笑着说：“你又来啦！”据他说，神田伯山不论什么时候(一直到死为止)腰包里都要装上一百块钱现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花这笔钱。据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突然碰上灾难，那时候，作为一个男子汉，如果仅仅因为身上没带钱而受到意想不到的耻辱，那简直受不了。
　　
　　① 神田伯山(？一1873)是江户末期的著名说书艺人。后来，他的弟子也袭用他的名字。
　　
　　“同样的道理，如果因为没有钱，动不了身子而被他们抓住，那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须山这么说了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教训。”
　　
　　须山的脑袋里装了这么多的玩意儿，简直就像一本剪报簿子。我和伊藤都大笑起来。
　　
　　我粗心大意地拐进胡同口，朝我的住处走去。不过说实在的，这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的粗心大意。首先，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太田会这么快说出我的住处。我猛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儿。——二楼上我房间里的电灯亮着！而且我凭直觉感到房间里决不只一个人，毫无疑问是有人在守候着我。可是，屋子里有许多东西我得要拿出来，有些东西不拿出来，明天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但我知道这个“可是”要不得，马上改变了主意。
　　
　　我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过去到处流转的生活，几乎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家都利用遍了。这些地方早已不能再去住了。我现在首先必须要离开这个地区，所以一奔上电车道，朝四周打量了一番。立即叫了一辆出租小汽车。但我并无目的地，只随便地说：“到S街。两毛钱！”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是直接从工厂里出来的，这一身服装跟出租小汽车很不相称。——我坐在车子里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主意，心中焦急万分。只有一个女人，过去帮我找过一两次躲藏的地方。如果去求这个女人，她一定会帮助我。她租了一家商店的三楼居住，在一家小商业公司里做事。她虽然对左翼运动抱有好感，但自己并不积极参加活动。女人的住处，我是知道的，但到一个独身女人那儿去，显得很不合适。所以过去有事的时候，我总是向公司里挂个电话，在电话里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个女人的地方可去了，我再也不能考虑很多了。于是我决心在S街下了出租汽车，改乘了市营电车。
　　
　　我尽可能找一个角落坐下，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悄悄地朝电车里瞅了一遍。幸好没有“可疑的家伙”。在我的旁边，有一个穿西服的好像是银行职员模样的人，正在看《东京朝日新闻》。我瞅了一眼，发现报纸第二版的中间有一条“搜捕仓田工厂赤色分子”的标题。我又看了好几眼，可是看不清本文。——这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电车跑得太慢了，心情焦急得简直坐立不安。
　　
　　为了小心起见，我在前两站就下了电车，然后走进一条小胡同，拐了两三个弯，朝女人的住处走去。因为是第一次来，又加上走的是小胡同，简直有点迷路了。店堂里有个老爷子，露出贴着膏药的肩膀，用手在上面拍打。我问楼上的笠原在不在家，他瞅了瞅我，一句话也不言语。我稍为放大了声音又问了第二遍，他这才朝着镶着纸拉门那边的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里面有个人，透过门中腰上的玻璃。朝我这边瞅了瞅，带着怀疑的语调说：“啊呀，她出去啦！”
　　
　　这一下子我可为难透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是怀疑我的模样(服装)。我一筹莫展，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可是没有办法，说了一声“九点钟再来看看”，就走出了店门。来到外面，抬头望了望三楼，楼上没有灯光，我忽然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儿气力。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翻了翻书。在棋摊子旁边相了相，又到咖啡馆里坐了坐，好容易混过了两个钟头，然后又转了回来。一拐进胡同口，就看到三楼的窗子是亮的。
　　
　　我跟笠原简单地说明了情况，接着就问她有什么地方可住。可是，她所知道的地方，过去差不多都让我住过了。公司里虽然有两三个女朋友，但她们对我们的运动毫无理解，“而且都是单身”。笠原歪着脑袋拼命地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个地方。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过了十点还要在外面乱跑，那是最危险不过了，再说我还穿着这么一身工作服，那就更加危险了，笠原笑着说：要是女朋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想办法，“可是你是个男人，实在没办法可想。”我也没有办法可想。然而要使自己不至于被捕，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但要把它说出口，那是很需要勇气。
　　
　　“你这里怎么样？……”
　　
　　我下决心说了出来。但连自己也感到脸红，再也说不下去了。——这在別人看来，也许认为太大胆了，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
　　
　　笠原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猛瞅着我的脸，明了一口气，接着满脸胀得通红，不知为什么，她好像有点慌乱的样子，把一直随便横坐着的两腿缩回来，改为用膝头跪坐着①。
　　
　　①日本人的习惯是坐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有时是把两腿叠在一边横坐着，有时候是盘腿坐着，在正规场合或谈重要的问题，一般都是跪坐着。
　　
　　过了一会儿，她下了决心，跑到楼下去了。她跟房东说，住在S街的哥哥来了，要在这儿住一宿，因此来打个招呼。可是，说是哥哥，怎么想也叫人感到可疑。她虽然很朴素，但平常总是穿一身整洁的西服，留着流行的半长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穿着工人服的哥哥呢？！据说她这么一说，楼下的老太婆一句话没言语，从上到下一个劲地打量着带孩子气的笠原。笠原的脸上不禁紧张起来。对一个普通的女人来说，要留男人过夜，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事情这么一决定，两人不知怎么一下子拘谨起来，话也说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铅笔和纸，伏在草席上，制订起明天的计划：要立即递补上太田的缺，要把太田的被捕写进传单，让仓田工厂的全体职工都知道。我舔着铅笔，打着草稿，忽然想到女人是不会主动说出要睡觉的。于是我问她说：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觉？”
　　
　　“一般大概是这个时候……”她这么回答说。
　　
　　“那末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站起身，打了个呵欠。
　　
　　只有一床褥子，她要把被子让给我，我硬是拒绝了，盖了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灯之后，听她走到屋角上，好像是在那儿换睡衣。
　　
　　我过去(自从离开自己的家以后)，到处奔波流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睡法，而且马上就能进入梦乡。可是和女的睡在一个房间里，这还是头一次，实在很难睡得着。我稍为一迷糊，就作起梦，马上就惊醒了。就这么梦梦醒醒，醒醒梦梦，反反复复了好多次。尽是梦见被人们追赶着。做梦一般都是这样一一想跑也跑不动，只是心里干着急，一旦意识到自己“啊呀啊呀”地叫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惊醒了。稍为镇定下来，就觉得半边脑袋滴溜溜地发疼发沉。我感到好像一点没有睡过一样，不知道翻了多少身，而笠原一整夜好像没有翻过一次身，连动一动身子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心里十分清楚，她是早就准备一夜不睡了。
　　
　　不过，我总算是睡了一忽儿。一睁开眼睛，只见笠原的铺盖早就整整齐齐地叠在那儿，她大概是到楼下做饭去了。不一会几，笠原踏响着楼梯板上来了。她问我说：“睡着了吗？”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只是“啊”地问答了一声。
　　
　　笠原上班的时候，我和她一块儿离开了屋子。楼下的老太婆正在厨房里干活，见我们出来，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一直看着我们走了好远。
　　
　　“啊一一！”——走到外面，笠原大声地出了一口长气，就好像把昨天一夜的别扭一下子吐了出来。接着又轻轻地骂了一声：“臭老婆子！”
　　

三

　　
　　这天晚上和S碰头的时候，跟他谈起昨天晚上的事，他说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给我筹措了租房子的钱。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决定等须山和伊藤给我弄来家具，马上就搬过去。起初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住在仓田工厂所在的地区内好不好。住在同一个地区，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可是，要是住到其他的地区去，交通费又发生困难。相比之下，当然还是其他的地区好，但是也说不定警察以为我已经逃到其他的地区去了。所以我想趁其不备，来个将计就计，就住在原来的地区也未尝不可。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据说有个同志经常在江东①一带活动，可他却故意放出风声，说自己在城西一带出没。另一位现在已经去苏联的同志，听到这个同志采取这样的战术，认为并不高明，他说要是他的话，自己在江东活动，就放出自己在江东的风声。由于我在这个地区还没有被特务认出，再说又从工厂里歇了工，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因此还是决定在原来的地区找个住处。
　　
　　① 指东京隅田川东岸一带。
　　
　　
　　租房子最好还是租小商人家的楼上，如果房东是一对老夫妇，那就更好。这些人跟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对楼上房客的行动，理解很有限。要是住在一个半吊子知识分子的家里，他们一看你进进出出的情况和房间里的摆设，马上就会锐敏地嗅出我们和“常人”不一样的味道。只是警察这些家伙要常常到小商人之类的家里来查户口，而且查起来又很不客气，相比之下，对持门第高的人家就不一样，该去两次的只去一次，去了也只问一问：“有事没有？”我这次找的住处是一户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家。房东大婶子据说先前当过妓女，现在好像是什么人的侍妾。
　　
　　须山和伊藤给我张罗来了一副行李，好容易才安定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楼下还住着一个房客，所以我第一件事就要了解他是个什么人。我下楼到便所去，正好那个人不在，他的房子的纸拉门敞开着，我首先朝他的书架子上瞅了一眼。——每当我搬到一个新住处。如果有同住的房客，我首先就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一瞅书架子。马上就可以估量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书架子上摆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书，大多是地理、历史之类，看来大概是哪个学校的教员。不过桌子上放了一本《日本文学全集》。我迅速地瞅了一眼，书是打开着的，正好翻到卷头，上面刊有片冈铁兵①和叶山嘉树②等人的照片。但是这种书只有这一本，别的好像没有。
　　
　　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容易搬了一次家，可是却发现这家房东原来是在警察局里做事的。马上能发现房东的职业，那还算好的；而有时甚至过了一两个月还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干这样工作的人，就连“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地问的。
　　
　　我向大婶打听了澡堂在什么地方，就出去作第二步调查。我手里拿着毛巾和肥皂，闲闲散散地走着。首先注意地看了看每天要经过的路旁两边人家的门牌。走过了五六家，在拐角上有一家名牌上写着“警视厅巡警×××”。但这是一家大宅院的后门，还不用十分担心。从澡堂出来，我调查了一下这附近一带的胡同和岔道，就回来了。一般来说，这个地区(其他地区说不定也是这样)的特点，是工厂区和有钱人的住宅区交错地紧联在一起。这一带尽管和仓田工厂同属一个地区，但是一出拥挤的大街，就是幽闲清静的住宅区，而且好在走完一条清静的长长的大路，马上紧接着既是热闹的大街，所以办完事回来，可以发现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出了家门马上可以走上热闹的大街，混进拥挤的人群。条件确实很好。
　　
　　①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
　　
　　② 叶山嘉树（1894－1945）日本作家。
　　
　　我发现二楼上我的房间的窗子紧挨着晒台，而且一步就可以跨上邻居家的晒台，从那儿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别人家的墙头。于是我准备买一双草鞋来放在晒台上，以便一打开窗子马上就可以穿上①。麻烦的只是这一带人家简直就像《巴黎屋檐下》②那样拥挤在一起，你稍一打开窗子，就有被周围五六家人家和租居在二楼上的房客们看到自己的危险。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家的职业之前，我只好呆在房间里，把四面窗子关得严严的。为了和房东拉拉闲话，我就下楼去了。我是想从闲谈里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
　　
　　①日本人在室内不穿鞋子，这里说准备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是准备必要时穿上逃跑。
　　
　　②法国的一部影片的名字。
　　
　　一打听，住在附近的，有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事务员，三味弦①的教师，他楼上住的是股票经纪人，还有“临时女佣会”②的女工，其他七八家都是公司的职员，有一家是这一带的财主，家里备有钢琴。搬来的当天晚上，就了解了邻近的这么多情况，确实是很大的收获。除了那些多嘴多舌的“临时女佣会”的女工，恐怕应该说周围的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按过去的经验，还必须要准备一个另外的住处，以便秘密住所一旦遭到袭击，或者发现有可疑的迹象，马上能够有地方住。一个住所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安全，但丝毫不意味着它永远安全。事实上在这很久以前的那个住所，刚搬过去的第二天，我从澡堂回来，就发现住所的门前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家伙。那里只有一条道，我发现了他的时候，已经走到了眼前，没法再后退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摇摆着身子，把湿毛巾挂到脑门上几乎要碰着眼睛的地方，嘴里吹着模糊记着的“我追求着幻影，在遥远遥远的地方……”的口哨，没有进住所就打门前过去了。穿西装的好似看了看我，但那种看法又令人感到有点不像是暗中监视人的样子。我走了一段，回头看了一看，那家伙还站在那儿，朝我这边望着。那天晚上我睡到一个同志的家里。这个同志是个很有经验的同志。据他判断，第一，监视人不会是这种的样子，第二，刚搬去两三天，不可能预先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跑来监视。第二天派人一调查，果然没有什么事。不过，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及时对付突然降临的灾难，做好第二步的准备总是必要的。在下一次出去联络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拜托了笠原。
　　
　　①三味弦是日本的一种乐器。
　　
　　②是一种临时女佣的职业组织，某家临时有事需要帮忙，可通过该组织介绍女佣去工作，领取一定的报酬。
　　
　　工作很快就恢复了。伊藤芳最近特别积极，因此决定让她填补了太田的空缺。当强烈的镇压风暴刮起的时候，表现出积极性的人是不多的。她虽然是高等学校①毕业的，由于长期不断地经历了工厂生活(虽然一直到处流动)，身上早已没有以前的那种学生气了。自从被迫转入地下以后，她一直是打入工厂活动，曾经被捕过好多次，而这恰好锻炼了她。一般人一转入地下，就进入街头活动，就会脱离现实的工人生活的气氛，而这个伊藤却正好走着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总是把她母亲叫去，让母亲把她领回家。而母亲每次总是求她：“这次你可别出去了。”可是在家里呆不到半天，她又跑出去。潜入地下，开始活动。即使是这样，她母亲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她女儿被捕了，要她上警察局去，她总是很高兴，在警察局里再三地道谢，把女儿领回来。大概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心里想，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今后恐怕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容易放出警察局了，因此很少有地和母亲一起去了一趟澡堂。这里面暗含着要和母亲告别的意思。据说母亲在澡堂里一眼看到自己女儿的光身子，一下子就瘫软地坐在地上。原来伊藤的身子因为多次受刑拷打，遍体都是青紫的伤斑。据伊藤说，从此以后，母亲突然对自己的女儿同情起来，而且慢慢地开始理解自己的女儿了。母亲气愤地说，“警察把我女儿弄成这个样子，我再不向他们低头了！”以前伊藤交通费或生活费发生了困难，没有办法只好托人上母亲那儿去要钱，母亲总是说，要不回家就不给钱。可是打那次以后，要两块给四块，要五块给七八块，还叮嘱说：“不要惦记家！”母亲见人还这么说：“只不过为穷人干点事，就把一个无罪的姑娘打成这个样子。这肯定是警察方面不好！”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那怎么能在工厂里把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伙伴组织起来呢？一一如果说这话里包含着许多道理，那么像伊藤就是一个证明。她的那些争取群众的“办法”，确实叫我五体投地。她稍为有一点空闲，就跑到浅草①去看歌舞剧，看国产的电影，或者读无产阶级小说。而她在争取群众的时候，能马上把这些看过的东西拿来作为话题，巧妙地加以利用。(这是题外的话，她长着一副漂亮的面孔，很引人注目。男工们放工回家的时候，即使她不开口，也会有人拉着她到白木屋的分公司或松坂屋②去，给她买各色各样的东西。她对这样的机会，也能非常沉着地很好地加以利用。)
　　
　　①相当于高中
　　
　　她是一个直率的姑娘，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她对于通过自己过去几十次的经验所获得的工作方法，却像一块顽石似地坚持。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尤其是仓田工厂八百名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其意义就更大了。
　　
　　除了仓田工厂的工作外，我还担任“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胡子被捕的事，差不多是确实无疑了，我还必须承担他的一部分工作。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不过，秘密住所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不必过工厂的生活了。所以我可以充裕地制定自己的日常生活计划，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地去从事工作。
　　
　　①浅草是东京台东区内的一个闹市区。
　　
　　②白木屋和松坂屋均为东京的大百货公司的名称。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可以了解厂子里每天每天的“动态”，并且马上能反映到第二天的传单里去。现在这些工作都让须山和伊藤去负责了。起初我还担心脱离工厂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可是现在由于和须山他们在组织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但没有浮在表面；有意义的是，离得远一点，反倒了解到须山和伊藤(也包括以前的我)只被眼面前的事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不能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时看起来好像观察的非常仔细，其实应该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坐井观天。当然，这还由于我担当了便于展望全局的“地方委员会”之类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体会到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漂浮在上面。
　　
　　我首先注意到一种倾向，在这样一个八百人的工厂里，仅有由四五个人组成的支部在拼命(确实是拚命！)地工作。当然，尽管说是四五个人，如果没有这四五个人的支部在拚命地工作，那就不可能把整个厂子推动起来。但是，这四五个人要想努力工作来推动全厂，就必须要具体地来研究如何和厂子里的群众组织相结合(或者建立这样的组织，在里面活动)。如果不考虑这样做的具体计划，那就仍然只是这四五个人在唱独脚戏，就不会有任何发展的可能。而实际上临时工中的女工们，认为她们好不容易互相认识了，马上又要四分五散，各奔东西，觉得“同舟过渡也是前生的缘分”，因此正准备建立一个临时工的“友谊会”之类的团体。临时工和正式工因工资和待遇的问题，关系不好，那是厂方故意制造的，而其中有些人也因“同病相怜，互相关照”结成了朋友。尽管这只是少数一两个例子，但是，如果支部懂得怎样努力把这些自发的东西加以扩大和组织起来，并在里面(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个人当中)做工作，那末在最近即将有六百人就要被解雇的时候，把全厂发动起来，也决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仓田工厂是个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军需工厂。在战争时期，在这样的厂子进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那是自不待说的了。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军需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工厂)和交通运输企业(这是运输军队和军火的)来开展工作。这也是我和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进仓田工厂的原因。问题是我们都是临时工，不到半个月就要被解雇。我们必须在这期间让组织多少扎下一点根。因此就必须争取正式工。能争取到他们，即使我们被解雇了，也可以依靠从外面和遗留下来的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毫无障碍地继续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的方针是：不管在怎样小的问题上，都要经常让正式工和临时工接触，促进他们结合起来。而同时也要重视临时工的组织工作。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被解雇之后，又要去寻找另外的工厂，进入不同的单位，是所谓的“种子”。所以从始到终决不能脱离每一个临时工。——在解雇之前的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些工作。
　　
　　两三天之后，我和须山进行街头联络的时候，只见须山怪摸怪样地摆着胳膊从对面走过来。他这个人一有什么事情，总是要做出这副样子，就好像等不及见面之后慢慢地谈，而首先在动作上表现出来。我心里想：又出了什么事啦！我刚拐进路旁的一条小胡同，按规定本来是要再拐一条胡同，然后我们才走在一起，而须山却小跑着赶上来，从背后叫了我一声说：“太田来信啦！”
　　
　　我心里想，果然不出所料。
　　
　　据说信是在拘留所里托一个流氓捎出来的。从仓田工厂一走上电车道，那一带都是“花柳街”；夹着电车道两旁的小胡同里，是一排排带有圆形小窗的妓院。一到晚上，这儿就成了夜市，热闹非常。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是一些叫做“某某”帮的某某把头（流氓)。而有个浑名叫作“疯子”的流氓，曾经因威胁罪而被N警察局抓了起来，偶然和太田关在一个牢房。所以当这个“疯子”流氓放出来的时候，太田就托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我们所认识的T。
　　
　　据信里说，警察正在加紧追捕我，甚至还知道我戴的是宽边眼镜，还说像我这种角色，只要稍为花点钱，马上就能把我抓到，因此希望我要特別注意。
　　
　　听到这些话，我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田把什么都说了，我才受到警察的追捕。”
　　
　　须山也笑着说，“是呀，特务竟然知道你戴没戴宽边眼镜。他们没有见过你，那怎么会知道呀？！”
　　
　　我们认为太田写这封信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解。比这更要紧的，我们倒是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里究竟供认了些什么，供认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立即制定对付的办法。我认为太田这么一来，肯定很快就会放出来，对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家伙，一定要十分注意。
　　
　　但是在工厂里，太田是在干活的时候给抓走的。就凭这一点也给厂子里带来了不小的波动。大家了解到以前为他们带传单进来的原来就是太田，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而且还明白了以前动辄就被工头说成是“豺狼虎豹”，说成是“卖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原来竟是太田，原来以为共产党是在自己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现在明白了原来就是每天跟自己一起拿熨斗熨降落伞的太田。——这些事太出乎意外了，大伙儿都感到吃惊。伊藤芳立即抓住这个“太田事件”，在工人中这么宣传说：“太田经常关心咱们女工的事，现在他给抓走了，咱们应该用工厂部分工人的名义，到警察局给他送点什么东西吧！”于是募集了一些现款和物品。大约有七个人出了钱，其中还有个据说是喜欢太田的女工。伊藤芳从太田的事谈到传单，谈到工厂的活儿，终于争取了七八个女工。她根据自己长期工厂生活的经验，懂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群众就会跟上来；再说降落伞车间几乎全是女工，而太田在那儿是颇得“好评”的。她也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她从这八个人当中挑了几个比较积极的女工，打出“仓田工厂部分女工”的名义，上警察局去给太田送东西。送的东西有裤衩、衬衣、夹衣、带子、手巾和手纸，另外还有一块钱现款。警察局让这个拿东西的女工稍等了一会儿，然后有个警察跑出来说，太田感谢大家的盛情，但他有顾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因此要她们带回去。这个女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和其他同去的四五个女工把这些东西又带回来了。而伊藤自己过去关押在警察局里的时候，曾经被警察要弄过这种骗人的鬼把戏，因此她又跑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这些东西留在那儿。可是，后来她从须山那儿听到太田的情况，简直把她气坏了。
　　
　　像太田这种家伙，说不定会以为自己的变节和卑躬屈膝只是他个人的事，却不知道会给许多工人的心灵上带来了多大的阴影。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投降主义分子，是叛徒。他要是说出了警察还不知道的我的部署和今后的行动计划，我和仓田工厂的同志们今后要进行的工作，将会困难十倍。——我们就是这样，不仅从敌人那儿，而且还要遭到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交叉火力的攻击。那天我的交通费不够，只好走着回去。一路上我的神经显得异常敏感，碰到的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是特务。我不断地回头注意着身后。特务们想要抓住我，一定会根据太田的口供在这个地区严密戒备的。据胡子说(他以前对我说过)，他们抓住咱们一个人，就可以领到五十块钱。他们在这种诱饵的引诱下，一定在千方百计地搜捕我。——不过，我又想到，我这么心神不定，是很危险的。我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于是我走进一家卖小豆年糕汤的铺子，让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才回了家。
　　
　　我们是没有所谓退路的。我们的按个生命都献给了党的工作。这跟做公开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状况下碰上了这样的背叛行为，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感到愤怒和憎恨。现在，我们没有可以称之为“私人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是用整个生命的感情(如果可以使用这样的语言的话)来愤怒，来憎恨。
　　
　　也许我是气糊涂了。平常出入寓所，我总是要正正经经地给房东大婶打个招呼。而这次我连这个也忘了，就直接跑上楼去了。一坐到桌子面前，就脱口骂了一声“浑蛋”！
　　
　　在这以后，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跟笠原突然亲近起来了。凡是托她的事，不论是什么事，她都一一地满足我的要求。由于太田叛变了，我决定最近搬到别的地区去。但我不能到处去找房子，因此拜托了笠原。这时我就联想到和笠原同居。为了切实地，长期地把地下工作坚持下去，这样做也有好处。
　　
　　一个单身汉住在寓所里，不到哪儿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外出，一一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人家怀疑了。以前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问题还不大。而现在一个晚上平均有三四次联络，尤其是有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来小时的空隙，又不能在外面逛荡，只好先回家，然后再出来。这时候，房东大婶马上就露出一脸怀疑的脸色来。大婶的那副疑心的脸色，就好似说：这家伙靠什么吃饭呀？警察来查户口的时候，她要是说出是这么一种情况，马上就有极发觉的危险。
　　
　　笠原在公司里工作，早晨上班走时，要是能跟她同居，即便人家看着我好像整天游游逛逛，也会说我是靠老婆的薪水过日子。社会上总是只信任有固定职业的人。因此我就问笠原能不能跟我住到一起。她一听这话，突然睁大着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但是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催她回答我。她还是不言语。那天她到底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第二次跟笠原见面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过那样毕恭毕敬地跪坐在我的面前。她紧缩肩头，两手放在膝头上，身子僵直着，那样子实在是拘谨极了。回想在她那儿过夜的第二天早晨，刚一步跨出门外，她就用一种爽朗的男人腔调大声地说：“啊——，臭老婆子！”而现在这种女人气一点儿也看不到了。我奇异地看着她。
　　
　　我们谈了各种事情。但是话头一断，她就显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们俩都回避上次的谈话，尽量把它往后拖。事情谈完之后，我终于提起那件事，她说她是下定了决心才来的。
　　
　　在这以后，我和笠原很快就一起搬到新的住处去了。那儿离仓田工厂虽然稍为远一点，但须山和伊藤还有着可以公开坐电车、走路的“身份”，因此就让他们上我这儿来。这样既能够节省交通费，也减少了路上的危险。
　　

四

　　
　　须山有事到我这儿来，经常顺便上我母亲那儿去一趟。他跟我母亲说我身体很好，又把母亲的情况告诉我。
　　
　　我离开自己的家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连自己唯一的母亲都来不及把情况说清楚，就被迫转入了地下。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跟往常一样出去联络。当时我正从事“非法”的活动，不过是以一个黄色工会的会员的身份，利用一切合法的场合，作为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来积极进行活动。那天六点钟跟我碰头的那位同志对我说，和我一块儿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发生联系的，必须马上转入地下。我一下于愣住了。如果因F的关系而知道了我的情况，那就不仅仅是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问题，还会牵涉到“老头子”①的关系。我说我想回家去一趟，收拾收拾，准备一下再转入地下。我以为这么一点余裕的时间总还会有的。而那位同志(他就是胡子)却说：
　　
　　①对党的上级领导称呼的隐语。
　　
　　“开玩笑也得看时候呀！”
　　
　　他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是他要我一定不能回家，要整理东西托别人去做，即便只穿着身上那套衣服也要走。他还笑着说：“这可不是学生旅行啊！”胡子是个很难得的同志，他能够把最坚决果断的意见用亲切的语气说出来。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有个转入地下的同志，因为实在无处可去，就以为“今天晚上大概不要紧吧”，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抓住了，还有个同志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搜捕的危险，结果一出门就给抓走了。他不怎么说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碰到这样的情况，只是举一些适当的事例。看来他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生活，这方面的经验相当丰富。
　　
　　我向胡子借了他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匆匆忙忙跑到一个朋友的夫妇家里。后来听说警视厅和S警察局的四个特务果然在第二天早晨就跑到我家里来抓我了。我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大吃了一惊，告诉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其中一个好像是“头头”的家伙，说我大概是闻风逃跑了。
　　
　　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回过家。所以须山带着我的消息去看望我母亲的时候，母亲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似的，把须山让进屋里坐下，端上茶，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须山给瞅得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搔着脑袋。须山谈起我离家以后的情况，中间稍一停顿，母亲就催着说，“以后呢？以后呢？”母亲长期夜里睡不好觉，弄得眼泡浮肿，眼囊下垂，两个腮帮子瘦削了下去，颈脖子又细又干，脑袋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来回晃荡，乍看起来，简直叫人感到就要掉下来似的。
　　
　　据说最后母亲问须山说：“还要多少日子安治①才能回来呀？”这一下子可把须山问住了。多少日子？！眼瞅着母亲那摇摇晃晃的小脑袋，须山怎么也无法把真话说出来，他说：“嗯，不会太长吧。……”
　　
　　以前我多次被抓进警察局，在拘留所里度过好多个“二十九天” ②。母亲对这些当然是习惯了。尤其是前年蹲了八个月的监狱，母亲在这期间还给我往监狱里送过东西。由于这些情况，母亲反而对我所从事的活动慢慢地理解了。她只是不明白我这次为什么不跟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让警察抓去，担心我到处逃跑，将来的后果会更加不好。
　　
　　①作品中主人公“我”的名字。
　　
　　②据当时日本政府的法律规定，警察局拘留的人，必须在三十天内送交法院受审。而警察局为了长期拘留和刑讯革命者，往往在拘留的第二十九上，把革命者由一个警察局秘密转移到另一个警察局，这样就算不违反“法律”。
　　
　　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也许太使母亲伤心了。但是，最后我还是用自己的破釜沉舟的行动来对待了母亲。我意识到六十岁的老母亲正在向我的心情靠近，可以看出她内心经历的痛苦的斗争，比我们投身于革命运动还要困难百倍。我的母亲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可是，在我还没离开家的时候，她却学习起字母来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她戴着花镜，弓着背，把脚伸进被炉子里，被子上放着一块小薄板，把我用过的废稿子收集在一起，在稿纸的背面，用铅笔练习着写字。我笑着说，“妈，你打算干啥呀？”她说前年我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因为自己一个字不会写，没有给我去过一封信，“唯有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加上我出狱以后，母亲也看出我越发深入地投身于运动了。她觉得这么一来，今后肯定还要被抓走。再说，即使不抓我的话，(那次我是被保释出狱的)刑期一判决下来，总归我还是要进监狱的。为了准备我蹲监狱时给我写信，母亲就开始学习认字了。在我转入地下之前不久，母亲写的字虽然又大又不整齐，但是能够辨认的出来。这使我大为惊异。——而这次据说母亲问须山说：“能不能见一面呢？”须山回答说还是不见为妙，母亲就说，“那末，连信也不能写罗。”我从须山那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想到母亲说这些话的心情，心里感到很难受。
　　
　　须山从我家要走的时候，母亲把我的夹袄、衬衣、裤衩和袜子交给了他，然后还要他等一会儿，自己跑到厨房里去了。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须山正奇怪老太太在忙什么，母亲拿着五个煮鸡蛋走出来了，还嘱咐须山跟我说，鸡蛋一毛钱可买三四个，要我一定挑新鲜的多吃点。我和须山、伊藤他们把这些煮鸡蛋吃了。须山笑着说：“喂，伊藤，咱们吃一个就得啦，要不老太太以后该恨咱们罗。”伊藤装着不懂他的意思，偷偷地擦着眼睛。
　　
　　以后须山顺便又上我家去的时候，我决心要他明确地告诉我母亲，说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还要他跟我母亲说，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我从事革命运动，而是有钱人的走狗——警察不让我回家；所以不应该恨我，而要痛恨这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我觉得与其含含糊糊，还不如让母亲明确地知道，反倒会产生一种抵抗的力量。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我认识的一些同志，他们被警察抓去之后，人家说他们跟共产党有关系，家里的妻子和母亲就说，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或者说这是捏造，是因为“要加个罪名”，才说他是共产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等于是这些同志的亲属亲口说出了共产党专干“见不得人的事”，对共产党就可以随意加个罪名。我母亲虽然六十岁了，但我认为她是不会这样想的，也不会这么说的。我的母亲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在贫苦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如果把道理给她讲清楚，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据须山说，我母亲默默地听着这些话。但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她今年六十了，一旦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在临死的时候，我能不能回来一次。须山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听了之后，要须山给她说，就是那时候也不能回去。
　　
　　“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须山露出为难的脸色说。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是我想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应当让母亲通过这一切的事实，对统治阶级终生感到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因此我一再嘱咐须山，要他反复地给母亲讲清楚，我不能给她养老送终，那也完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可是，后来我再次和须山见面的时候，心情仍然无法平静。
　　
　　“怎么样？”我问须山说。
　　
　　“按你说的那么说了呀。——”
　　
　　须山说我母亲最近似乎瘦了一点，脸色也有点发青；她问须山只见一面行不行。
　　
　　我突然想起了渡政①。据说渡政转入地下以后，他的母亲(这位老母亲现在已经不只是渡政个人的母亲，而且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问同志们说：“跟阿政再也见不上了吗？”同志们说，“见不上了。”我把这些事告诉了须山。
　　
　　“这个我明白。不把你的地址告诉她，找个什么地方跟她会一面吧！”
　　
　　实际上须山见到我母亲的那种样子，内心里早已被感化了。
　　
　　“可是，那帮特务正在到处找我，不这么做已经够危险的了，万一要是出了事，……”
　　
　　不过，我到底还是被须山说服了。决定多加小心，约定在一个我们平常不去的地方，由须山用汽车把我母亲接去。我按时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子。母亲在桌子的对面，远离着桌边，拘拘束束地坐在那儿，脸色显得相当忧郁。我一见母亲穿着出门的最好衣服，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①渡政是渡边政之辅(1899-1928)的爱称。他是战前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曾任党的总书记。一九二八年在我国台湾被日本反动派杀害。
　　
　　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母亲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包袱，从包袱里拿出香蕉、枇杷，另外还有“煮鸡蛋”。须山很快就回去了。临走时，母亲把鸡蛋、香蕉硬塞到他的手里。
　　
　　过了一会儿，母亲慢慢地谈开了。她说：“你比在家的时候好像胖了一点。我这就放心了。”母亲还说她最近几乎每天都要做梦，梦见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在警察局里受“折磨”(母亲总是把拷打说成折磨)，每天都是从这样的梦里惊醒过来。
　　
　　母亲还谈到茨城县的女婿，说是今后要来照顾她，要我放心去工作。因为谈到了这些事，我就把以前托须山向母亲说的话，又亲口说了一遍。母亲笑了笑说：“我明白！”
　　
　　在谈话的中间，我注意到母亲有点心神不定，好像沉不下心似的，说话也吞吞吐吐，不能尽情地把话说完。——后来，母亲终于说出了原因。她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得她坐卧不安；一旦见到了我，又担心在见面的时候，我被人家抓走，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还是赶快回去吧。怪不得母亲不时地注意着别的桌子上来的客人，一有客人进来，她就直朝那边瞅着说：“那个客人好像不要紧吧。”进来另外一个客人，她又说：“那个人相貌很凶。”相反地，当我不知不觉地用在家时那样的大声说话时，她就提醒我把声音放低些。母亲说，与其见到我这么提心吊胆，还不如不见我，知道我平安地在工作就行了。
　　
　　母亲临回去的时候说，她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虽然还想活上二十年，活到八十岁。但是，现在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我要是得到她死的消息，恐怕说不定还会跑回家来一下，那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决心不让我知道她死的消息。对于一个普通的常人来说，恐怕再没有比临死的时候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更大的事了，更何况是一个六十岁的老母亲呢！母亲向我表示了这么大的决心，使我整个的身心都感到激动，我默默地说不出一句话。我除了沉默又能说什么呢！
　　
　　走出饭馆的时候，母亲在我的身后说：“我可以一个人回去了，你小心点，回去吧。”接着，突然担心地说：“你那个肩膀就是有毛病。……认识你的人，从背后也能一下子认出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毛病改掉才好。……”
　　
　　“噢，大家都这么说哩。”
　　
　　“就是嘛，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地说了好几遍“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从此以后，我把过去留下亲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一一和亲生母亲的关系彻底切断了。在今后多少年内，只要新的世界不到来(我们正在为着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战斗)，我跟母亲将不能生活在一起了！
　　
　　正在这时候，胡子来信了。
　　
　　胡子最初在T警察局只呆了五天，以后转到K警察局，在那里给关了二十九天。有一个朝鲜工人，曾经和胡子同住过一个牢房，由他把这封信捎到须山和伊藤他们常去的T那里，这样才了解到胡子的消息。信上写着他是在秘密住所里被捕的，但原因至今不明，还说，要重建自己的队伍，决不能“急躁、冒进，不能简单从事”。在“急躁、冒进”和“简单从事”的旁边，还特别打上了圆圈。
　　
　　看了这封信，我和须山、伊藤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工作，连“急躁”、“冒进”都够不上，感到很惭愧。
　　
　　胡子的家里有父母和兄弟。他还通过他的家给我来了信(用的是仅在我们中间称呼的名字)。胡子在这封信里说，他准备给敌人创造一个“白纸的审讯记录”，对一切的讯问，只用“不知道”三个字顶过去。看了这封信，我们都说：“太田这小子给咱们带来的一肚子气，这一下子都出了。”
　　
　　我们坚定地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一条又红又粗的正确路线始终还是鲜明地贯穿在我们当中。
　　
　　胡子平时经常给我们说，什么也不说，这是咱们的铁的纪律，让咱们说点什么，这是敌人规律。面对敌人的审讯，哪怕说了一句，这就违背了咱们的纪律，屈服于敌人的规律。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当然不能屈服于敌人的规律，而必须遵守咱们的铁的纪律。现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阿芳，有一个叫肖瓦洛夫的人，你知道吗？”须山问伊藤说。
　　
　　“马克思主义者呀！”
　　
　　“你又翻开剪报簿了吧？！”我笑着说。
　　
　　“据说肖瓦洛夫被捕的时候，坚持了七个月，一句话没有回答。他还这么说呢——一个平凡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不做任何的供述，也就是说，要学咱那个坚持七个月的战术。”
　　
　　伊藤一听这话就说：“咱们有个女同志，敌人明明知道她的姓名和籍贯，可是她就连这一点也不说，一直坚持到底，最后还是放出来了。这件事前些时候还编成无产阶级戏剧来演呢。——她可是比肖瓦洛夫还坚强！”
　　
　　她就好像在说自己的事情，弄得须山很尴尬，一个劲地搔脑袋。
　　
　　于是，我们决定把“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对敌人的审讯一言不答，作为我们支部的决议付诸实行；另外还决定这个决议不仅要在我们的支部执行，还要呈报给上级机关，使它能够成为全党的决议。
　　
　　从以后送到T那儿的信里知道，胡子又由K警察局转押到0警察局；在那里，一连三天从早到晚，七八条汉子不停地对他进行拷打追问。他的两手被绑在背后，吊在审讯室的天花板上，下面由拷问的人用竹剑殴打他；晕过去就灌凉水，反来复去折腾了他好几十次，但是，他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了这封信，伊藤说：“真叫人可恨呀！”她自己就有两三次在警察局连短裤衩都被剥去了，弄得赤身裸体，然后警察就用竹剑的尖子朝她的身上到处乱戳。
　　
　　这些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振奋起来。每当有些工作非干到第二天不可，但自己又困得不行，直想睡，这时候想到狱中的同志，就忍耐着坚持下去。一想起狱中的同志，困一点又算得什么！——现在狱中的同志怎么样了呢？正在遭到拷打吧？一想到这些，就决心把工作坚持干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地和狱中同志们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狱中和狱外虽然不同，但是在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五

　　
　　伊藤在临时工里争取了八九个人。——仓田工厂要解雇六百名临时工的消息，越来越确实了；  自从共产党撒了传单之后，谁的眼里都看的很清楚，那十块钱津贴厂方也是不会给的。这种不安的情绪，正好适应了我们的方针，像交友会之类的小团体，比预想要容易得多地组织了起来。
　　
　　女工们从厂子里放工回来，肚子都饿得瘪瘪的，伊藤、辻和佐佐木他们(辻和佐佐木是我们争取到的一伙人当中品质最好的)就拉着大伙儿一块儿上小点心铺子或小面铺子。大家站着干了一天活，累得精疲力竭，都尽挑好吃的吃；加上这一天第一次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大家都高声地谈笑起来，简直想把这一天的话儿一下子统统倒出来。
　　
　　伊藤她们一般是这样做工作的：伊藤在大伙儿当中，已经被人们叫做“那个”①了，所以她在小点心铺子里说一些“那一类的话”②，也并不显得怎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担任“敲边鼓”的角儿，一到跟大伙儿在一起，就故意给伊藤提出种种的话题，有时甚至说些反动话，好让伊藤就这些话题发挥一通。起初互相配合的不够好，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地兜圈子；有时险些露出了马脚，暴露出她们是串通一气，弄得她们捏了一把冷汗。在这样的时候，谈完话，走出小点心铺子，三个人都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不过，这么做过一两次，很快就配合的很巧妙了。“敲边鼓”的人要是敲得好，甚至能把那些没有任何想法，只是想交个朋友而跟着来的女工，顺利地争取过来。所以担当“敲边鼓”角儿的人，必须要清楚地了解那些觉悟不高的普通女工内心里存在着什么样的想法或偏见。
　　
　　①指共产党员。
　　
　　②指革命的道理。
　　
　　女工们一凑到一起，所谈的不外乎是谁和谁的关系可疑，谁和谁有没有勾搭上这一类的话题。伊藤来和我联络的时候，跟我谈过这样一件事。一一防毒面具车间的一个正式工吉村，给降落伞车间的女工小娟写了一封情书，情书上写着：“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跟您细细地谈谈。”女工们一出工厂，就嘁嘁喳喳地谈论这件事，坐在小面铺子里也尽谈这件事。说是小绢接到这封情书之后，脸上搽的香粉陡然增多了起来，还把小圆镜子系上一个纽子，挂在衣带上，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照镜子。有一个机灵的女工叫阿繁，她说小绢跟她谈心时诉苦说：“说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细细地谈谈，可是工厂里整天这么丁丁当当的，上完夜班往家走，已经是九、十点钟了，人累得像一摊泥；再说那人七点来钟就下工，又不能走到一起。”听了这些话，不知谁说了一声：“真可怜呀！”于是“敲边鼓”的佐佐木赶紧接着说：“咱们真是连和爱人说句贴心话儿都办不到呀！”于是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是呀！”“真是这样！”
　　
　　“想说句贴心的话儿吧，首先劳动时间这么长，就办不到；再说，有时还想两个人去看看电影哩！……”
　　
　　大伙儿都笑起来，说：“这是真话！”
　　
　　“而且每天挣这么点钱，那也不行哟！”
　　
　　“是呀！劳动时间不减少，工钱不增加，恋爱也谈不成！”
　　
　　“工厂实在是太刻薄了！”
　　
　　“咱们那儿的工头，今天还跟咱们这么嚷嚷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呀？是战争时期！你们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军队的一部分，要豁出性命好好地干活！战争稍为一扩大，就要你们跟当兵的一样，发一点点饷金，也要照样地下活。这就是为国效劳。一一这个秃头的兔崽子就是这么说的。”
　　
　　这些话使伊藤也感到吃了一惊。伊藤还没有意识到，话题就已经从恋爱而转到工厂待遇的问题上了。这时候，连“敲边鼓”的也傻了眼。以后的谈话，丝毫没有牵强地，自然而然地转到攻击工厂的做法了。
　　
　　我从伊藤那里听到这些话，感到确实是这样。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到处都在残酷地增加劳动强度。女工们虽然和男工干的是同样的劳动(甚至比男工还要重)，但她们所受的剥削在迅速地加重。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不解决经济问题，确实是连“谈恋爱”都办不到。即使没听到大家所说的这些话，我也是感觉到了这一点。
　　
　　伊藤最近要带这些女工去看点有意义的戏，但大伙儿一直想看浅草的歌舞剧或片冈千惠藏①的戏，所以伊藤藤、辻和佐佐木决定用“敲边鼓”的办法，做点宣传鼓动工作，让她们去看左翼剧场的戏。
　　
　　听了伊藤的报告之后，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要吸收男工参加这个集团，这只要跟须山联系一下，不会有什么困难，哪怕有一个男工参加，大家的劲头就会不一样，另一点，这个集团不能尽是临时工，要让正式工参加进来，我觉得这一点最为重要。伊藤同意了我的看法。
　　
　　另外，我们过去带进工厂的传单总有点工厂小报的味道。为了对付对六百名临时工的解雇，我们决定停止这样的做法，把传单和工厂小报分开，各自独立起来。
　　
　　我让须山考虑考虑工厂小报的名字，他抽动着鼻子说：“就叫《降落伞之恋》，怎么样？”
　　
　　工厂小报最后决定用《防毒面具》的名称来出。因为我现在不在厂子里做活，决定由我从S那儿接过小报的编辑工作。我把伊藤和须山送到我手头的报告收拢在一起，根据这些报告写成稿子，送到油印的地方。伊藤一清早就到负责油印的联络员那儿去取。我和须山、伊藤每天保持联系，了解工厂小报的影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把它立即反映到下一期的《防毒面具》的编辑工作中去。
　　
　　①片冈千惠藏（1904—），又名植木正义。当时的著名电影演员，现在是电影资本家。
　　
　　听了伊藤和须山的报告，知道厂方也在时时刻刻策划对付我们的办法。现在他们对发十块钱津贴和解雇的事，令人不安地只字不提了。这显然是已经策划了什么第二步阴谋。不用说，可以想象这种阴谋的目的，是既不发十块钱津贴，又能巧妙地把临时工强行解雇掉。但是，如果不清楚地了解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阴谋，并在群众的面前揭露它，那还是不行的。假如仍然按过去的老办法行事，群众就会离开我们。我们的战术必须准确地适应敌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狡诈的战术。回顾我们过去失败的教训，一开始总是我们压倒了敌人，但是，敌人一旦摸透了我们的做法，就会出其不意地来袭击我们，而我们却不留意敌人究竟要怎么干，死抱住老办法干下去，这样，敌人的阴谋就会得逞，就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把我们打倒。
　　
　　伊藤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说：“最近的情况有点儿怪！”但是她不知道怪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须山拿来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
　　
　　布告
　　
　　由于大家的勤奋努力，使得本厂的事业进展非常顺利。对此，我和大家都感到高兴。大家都知道，战争决不是仅靠士兵所能进行的，如果大家不努力进行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艇外壳的工作，我们就决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工作中如有某些困难，希望我们能以士兵在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奋战的精神和决心，加以克服。
　　
　　为促进大家的决心，特进此忠告。
　　
　　厂长
　　
　　“咱们的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啦！”须山说。
　　
　　工厂按原来的规定，等工作到一定阶段，就把六百名临时工解雇。而现在据说要改变方针，对工作成绩优秀的临时工，要挑选二百来人升为正式工，因此希望大家努力干活。并且已经在工厂里到处放出了这样的风声。
　　
　　我和须山这一下子才明白了。他们放出这样的“风声”，显然是一种阴谋，一方面是为了在实行解雇之前，破坏工人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另一方面利用这个“布告”，散布“也许能提升为正式工”的幻想，诱骗临时工为他们卖命干活，进一步加强剥削。
　　
　　须山为了揭露事情的真相，他把布告给抄来了。经过研究，我们明白了工厂的第二阶段的策略。
　　
　　我和须山、伊藤每天都保持联系。但光靠这样的联系，还不能商定出精密细致的措施，因此约定每星期有一次三个人在一起“坐坐”(坐下来讨论)。地点由伊藤去找。须山和伊藤的身份是“合法的”，没有什么问题，而我要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呆上两三个小时，那就相当的危险，因此要特别小心注意。我们规定了这样的办法，我跟伊藤在街头联络时，问清楚地点，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感到确实安全时，才让她和须山先去，然后我抄另外一条道到那儿去。我到那儿去也不是直接走进去，而是要先看一看某一个约定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伊藤就会预先在那儿做好一个安全“记号”。
　　
　　一天晚上，由于白天晒热的柏油路的蒸发，风中带着暖烘烘的热气。我带着要交给须山和伊藤的《旗》(机关报)和宣传小册子，走出门去。我们约定这天晚上在一起“坐坐”。走到半路上，看到街角上站着两个警察，走到另一个街角上，那儿又站着三个警察。我感到情况不妙。心里捉摸着，我身上还带着东西呢，今天的会怎么办。我一边这么想，一边还迟迟疑疑地往前走。走到派出所的前面，那儿又站着两三个警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把帽带紧扣在下巴颏底下。我要是中途往回走，显然不妥当。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但脚步有点犹豫起来。这时，派出所前面的一个督察好似已经注意到我，做出一副就要朝我这边走来的样子。——我马上装着有点迷路的样子，把帽子拿在手里，迎上前去问道：“请问这儿是S街吗？还是……”
　　
　　警察用讨厌的眼光在我的身上扫了一眼，说：“是S街。”
　　
　　“啊，谢谢您啦！”
　　
　　我朝S街走去。走了不一会儿，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头瞅了一下，刚才注意过我的那个警察已经背转过身子，跟另外两个警察在谈话。我敲了敲掖在衣服里面的《旗》和宣传小册子，心里暗暗地骂道，“兔崽子！该感到可惜吧，白白地把五十块赏钱放过去了！”
　　
　　我担心万一会出事情，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报，才知道原来是出了一件杀人案子。我们往往因为一些别的事件而遭到连累，敌人也常常利用这类事件来搞什么“抓共党”。现在每逢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吹嘘一番，说是“得到了意外的副产品”。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搞的阴谋。据S说，外国的杂志上说，日本没有夜里外出走路的自由，没有在咖啡馆里畅谈而不受警宪无理盘查的自由。事实确实是如此。而他们这样做，那是专门为了向我们进攻。
　　
　　我平常很留心报纸，早晚出去，事先都要调查一下我要去的那些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有关捕获过去在逃的杀人犯或强盗之类的报道。我总是要从头到尾阅读一遍。当时，我不仅自己订了报纸，还让笠原给我买来各种各样的报纸，我都要仔细阅读。有一次，有一段关于一个隐藏了七年之久的犯人的报道，我感到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每天早晨来的报纸，我首先就是从这一类的报道读起。
　　
　　我现在跟和我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S、N等人，订了一个“五年不被捕计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五年计划要争取实行六年、七年，年头愈长，成绩就愈大。所以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因此，我们的日常行动就不能依赖于偶然性，而应该立足于科学的考虑来开展我们的活动。笠原经常从旧书店里买来《新青年》①叫我看，有时我也不知不觉地，认真地读起侦探小说。
　　
　　①当时专载侦探小说的杂志。
　　
　　第二天，我去进行定期联络，须山一见我就说：“放心了！放心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失过约，所以他以为我一定是被捕了。他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的尽是一些不吉利的事，弄得心神恍惚。我谈了昨天险些遭到牵累的事，接着笑着说：“我不是说过吗，五年计划要六年完成嘛！”
　　
　　“话是那么说，可是……。”
　　
　　昨天因为我受杀人案的连累，没有能够去“坐坐”，今天须山又为此作好了准备，地点是伊藤的住处。这一两天她就要搬离那儿，因此决定使用她的住处。那儿同住的有七八个房客，条件不太好。因此决定我要小便的话，就使用伊藤生病时买来的尿盆，而不要到楼下的厕所去。上厕所碰上同住的房客，如果正好又是个熟人，那就麻烦了。
　　
　　“转过脸去！”我跟他们俩这么说了，就走到屋角里，用那个玻璃的尿盆解了手。伊藤耸动着肩头，吃吃地笑。
　　
　　“好躁！”须山装摸作样地捂着鼻子这么说。
　　
　　“麒麟牌的生碑酒！”我一边把尿盆推到屋角里，一边这么说着，把他们俩逗得哈哈大笑。
　　
　　看来仓田工厂就要发动最后的攻势了。这从伊藤的汇报中也可以看的出来。据说跟伊藤在一块儿做活的一个缝降落伞的女工，正在看我们早晨带进厂子里来的《防毒面具》第三期，一个四五天前新调到车间里来的男工，猛地把小报夺过去，还把这个女工揍了一顿。过去带进《防毒面具》或传单，大伙儿只是提防着工头，对同伴们并不注意，因而放松了警惕。伊藤看到这种情况，感到事情有点怪，就去调查这个男工。后来她从一个清洁女工那里了解到，这个男工是本地区青年团①的团员，又是在乡军人②，是战争开始以后特别雇进来的。以后注意观察了这个家伙，在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好像都有他的同党。有时在工作时间也离开工作台，跑到別的车间去，再一注意，工头看到这种情况也从来不说什么，另外，最近还发现他跟仓田工厂里的大众党系统的“僚友会”(这个组织以前就存在，但没有开展过任何活动)的清川、热田那些家伙好像也有往来。
　　
　　令人奇怪的是，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的“僚友会”，最近也慢慢地活跃起来；其次，不知道从哪儿放出了风声，说现在国家处在非常时期，本厂工人负有重大责任，应当比其他产业的工人更加自爱自重，更加紧张地干活，因此仓田工厂里服过兵役的人应当成立一个在乡军人分会，据说厂长等人都表示赞成。看来这些话大概是那些特别雇来的家伙放出来的，一两个僚友会的家伙明确表示要给予协助。事情很清楚，厂方要是出面来干这种事，效果会不大，因此玩弄阴谋，好像这是从职工中自发搞起来的。
　　
　　①当时的反动青年组织。
　　
　　②指非现役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所谓“在乡军人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反动组织。
　　
　　我问须山说：“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他那里还没有明显的表现，但他想了一想，说最近在午休的时候，有些家伙跑来跑去，到处大谈特谈战争的问题。他说听了伊藤刚才的汇报得到了启发，以前他以为午休的时候，大伙儿谈谈战争，谈谈经济行情，只不过是把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或自己的朴素的想法，作一番渲染，以显示显示自己，或者说一些泄气的话。而现在仔细一想，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看来是有人在那里有计划地到处进行煽动。——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已经全面出击，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们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对敌情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现在，敌人知道了，单凭自己从上面来压制职工已经不行了，光靠便衣警察来监视工人的上下工也不够了，因此又想出了第三套办法，认为必须从职工的内部来阻止我们组织的深入发展。看来正因为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僚友会”才活跃起来，才企图在工厂里扩大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分会这一类的组织。因为这里是工厂，而且是军需品工厂，它具备着易于建立这些组织的危险的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我们在三条战线上同敌人的势力遭遇了。
　　
　　据须山说，敌人现在在工厂里大肆宣扬战争的办法，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是说什么要“忠君爱国”呀，什么中国佬可恨，非把他们打倒不可呀，而是说这次战争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三井、三菱这些大资本家在占领的地区建立大工厂，而是为了无产阶级找出路，说什么打下了满洲①，把资本家排除出去，由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内地的失业者就可以大批大批地进入满洲，这样就可以逐渐地使日本没有一个失业的人；俄国就没有一个失业的，我们也应该跟它一样，因此说，这次的战争是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应当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要按照战争需要交给我们的每一个部署努力地干活。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说，这次的战争归根结底是为了大资本家在殖民地进行新的剥削，在午休的时间，同在乡军人及青年团的职工展开了辩论。不过，清川又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战争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好处。比如金属和化学之类的军需品工厂，增添多少工人也显得不够用，出现了空前的盛况，还说从所谓“战争股票”的猛涨来看也可以得到证明，帝国火药公司的股票原来是四元，现在是九元，提高了一倍多；石川岛造船厂的股票由五元增加到二十五元；造子弹用的锑的市场价格，由以前的二十元左右涨到现在的一百元左右，另外像德国，人们都以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其实像克虏伯钢铁厂却比平时获得了十倍的纯利(这些大概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沾战争的光而得到好处，一概地反对战争不划算，应当尽量地来利用战争。——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尽管最初他们跟青年团、在乡军人争论不休，但一谈到这儿，彼此的意见又不知不觉地一致了。
　　
　　①指我国东北。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我国东北，翌年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从午休时间工人们谈论的情况来看，他们听了青年团所说的“满洲王国”之类的话，感到简直像做梦一样，不知道是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最多也只是觉得，如果真能实现，那倒也不错。不过对清川这些人的话，临时工们倒是赞同，他们认为，要是去打仗的话，不是白白地送死，就是变成个残废，即使最后能成立个“满洲王国”吧，但也弄不清楚它会不会真地给自己带来好处；可是，话又说回来，到底还是因为有了战争，自己总算是从长期的失业中找到了职业。所以，尽管干的是临时工，拿不到津贴，还要被强迫加班加点，和正式工干的是同样的活，只因为是临时工，工资却要少的多，心里感到不满意，但是，到底还是得到了一点战争的好处。
　　
　　像清川这些家伙，本来是标榜所谓“为了工人的利益”的政党——大众党的一员，而现在他们连这一点起码的招牌都忘掉了，简直就像个资本家，居然热心地关心起股票的价格，只考虑获得战争的好处。可是他的这些论调，却巧妙地抓住了有些职工(尤其是帖时工)只顾眼前利益的心理。
　　
　　伊藤说，她自己和她的那些伙伴，想要在群众的面前揭穿这些论调的老底，让女工们正确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一到实际做的时候，就很不得手，不能对他们进行有力的反驳，“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没有办法。”我感到伊藤说的是实话。我们清楚地了解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在密切结合群众的日常生活加以解释，使群众都了解战争的本质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列宁就说过，就连一些革命的工会，也往往会在战争的问题上犯错误。更何况现在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正在极力把水搅浑，把问题弄得更加模糊，所以就越发困难了。
　　
　　工厂最近几乎每天都要把下班的时间由五点延长到六点，甚至七点，而且多干活也不增发工资。临时工们虽然嘀嘀咕咕地有意见，但又担心不干的话，以后说不定改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来干。可是要干到六点的话，不带饭来吃是不行的，饭钱又没有出处。这么一来，干活延长到六点，一天的工钱反而减少了，这种做法，尽管没说要降低工钱，实际上是降低了。大伙儿都说这是“欺侮人”，感到很愤慨，伊藤所在的降落伞车间，要工人们留下来加班到六点，她们就说：“不给我们出饭钱可不成！”
　　
　　不仅这样，最近在劳动时间方面，虽说也是干十小时，可是劳动强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抱着也许能升为正式工的指望，大家的话儿眼看着大大地加紧了，以前还可以边干活边跟旁边的人说说话，还可以像小绢那样，在衣带上挂个小镜子，不时地拿起来照照。而现在连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也没有了。像降落伞车间是使用电熨斗，大家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扑嗒扑嗒地滴在铺开的降落伞上。从生产量上可以推算出来，工厂赚的钱要比以前多百分之四十，可是发给工人的工钱仍然照旧。这对于实际在干活的职工来说，那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大家一谈到自己的生活，仍然是战争归战争，干活归干活，把它们割裂开来考虑。他们不了解，劳动中日益加重的残酷性，都是来源于战争。所以，只要让他们懂得把这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大伙儿凭直觉也能识破清川和青年团的谬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明确了支部应该把新的斗争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要想杜绝清川、热田这些家伙在临时工中散布的影响，就得要大家在僚友会里提出“反对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等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会提出种种的谬论，到最后，他们决不会站到这一斗争的前列，反而要拉群众的后腿。那末，我们就立即抓住这一点，在群众的面前，揭露他们不是站在工人的一边。我们还决定要在《防毒面具》上，重新提出工厂里的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问题，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揭露。把这作为支部会议的决议。
　　
　　“这么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就要到来了！”须山一边用火柴一张接一张地烧着乱划着字的信纸片，一边这么说。
　　
　　“对！要战胜他们、就得要有科学的正确的方针，要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这种方针贯彻到底的央心。法西斯分子要是蠢动，咱们就跟他们拚命！”
　　
　　我这么一说，须山就笑着说：“对我们来说，工厂不是城堡，而是战场！”
　　
　　“这又是谁的典故？”
　　
　　“我自己的！”
　　
　　后来，我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部会议，听到一个汇报说，在国营N军火工厂，用荷枪佩剑的宪兵来监视还嫌不够，还让宪兵穿上工人服混进了各个重要的车间，那里的支部最近被破坏了，原因就是由于不明底细，而向“穿着工人服的宪兵”做起了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人”表面上都故意装着很有觉悟的样子，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仓田工厂本来不是军火工厂，所以目前还没有派宪兵来。但是应该考虑到，事态再发展下去，宪兵也不是不会来的。
　　

六

　　
　　一看表，还只有九点，于是决定闲聊一会儿，我们都把身子横躺了下来，我一看伊藤的梳妆台，那比笠原的梳妆台要漂亮的多了，连黄的、红的，绿的胭脂香粉都样样齐全，我就说了一句，“啊哟哟，可不得了。”
　　
　　伊藤明白了我的意思，站起来说，“讨厌死了！”
　　
　　“伊藤搽上红的、绿的、黄的睏脂香粉，摇身一变，天天晚上玩弄各种迷人的手腕呢。”须山笑着说：“你看，那儿有那么多三越①、松坂屋的包装纸，全都是进贡的，真是幸福的人儿呀！”
　　
　　在工厂里，只要是稍为能看上眼的漂亮的女工，工头、各部门的主管人和一块儿干活的男工，一般都会给她们买礼品，带她们上松板屋，或者一块儿上小点心铺请她们客，伊藤对那些看来有培养前途的普通职工，只要他们一邀请，伊藤就跟他们出去，当然她自己也愿意主动地去邀请他们。所以她总是把脸蛋儿打扮的漂漂亮亮地才去上工。而男工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是穿着还干净整齐、相貌长的还不错，就会像太田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具体地”被女工们缠上。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须山。
　　
　　须山摸着下巴，笑嘻嘻地说：“一向运气不佳！”
　　
　　“小芳还沒有……？”我两手托着腮，没有转过脸，只用眼睛看着伊藤，这么问道。
　　
　　“什么？”伊藤反问了一句。可是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睛的表情(在一刹那间)稍为动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平静，回答我说：“早着呢！”
　　
　　①东京的大百货公司的名称。
　　
　　“说是要等革命成功以后再谈呢！据说是因为咱们这些男同志，一旦结了婚，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三千多年的旧意识仍然会发作，也会把咱们的阿芳当作奴隶来看待啊！”须山笑着说。
　　
　　“须山在作自我坦白呢！”伊藤几乎是带着冷冰冰的表情在说话。
　　
　　“是没有碰到好的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这么说。
　　
　　“你看我怎么样？”须由骨碌一下抬起上半个身子说。
　　
　　“太不相配了！”我说。
　　
　　“谁不相配？我吗？”须山嬉皮笑脸地说。
　　
　　“这小子，真不要脸！还以为自己挺美呢！”
　　
　　我们三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我把我们周围的同志都想了一遍，感到能配得上伊藤、和她一起生活的也确实不多。如果真是她看得上的对象，那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这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为党工作，那该是多么理想啊！——我跟伊藤一直是这样在一起工作过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把伊藤当作这个问题的对象考虑过。当然，这也说明了伊藤一向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就自然地在我的思想上反映出来。
　　
　　“我负责给你找一个好样的！”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她这么说，但也包含着我的真心。这时，伊藤用一种苦恼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回去的时候，我到大街上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好像是要抄近道，转了好多条黑暗的街道，突然开进一条热闹的明亮的大街。我赶忙装做有点醉了的样子，把帽子盖在额头上。
　　
　　“到哪儿了？”
　　
　　一问，说是银座①。我想这一下可槽了。这种繁华的场所是很不好对付的。可是我又不能说，只好装做没事的样子，把帽子又往下拉了一点。但是我又想，我不是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银座座了吗？！掰着指头一算，有四个月没见了。我不时地抬眼看看大街的两旁，这一带跟我从前从这儿走过的时候大大地不一样了。我不知不觉地贪婪地看的入了神。以前我也曾经产生过和这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蹲监狱的时候，因为要出庭预审，我被戴上了手铐，装上监狱的囚车，在开往法院的途中，我从镶着铁格子的车窗中，看到了半年未见的新宿②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时候，我真想把每一个建筑物、每一块招牌、每一辆汽车，乃至拥挤的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看个仔细，我非常留意，想从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同志。记得后来回到监狱的单身牢房时，眼睛酸溜溜地痛了一两天。
　　
　　①东京的一条大街。
　　
　　②东京的一个区。
　　
　　车子开到第四条街的十字路口，电铃滴铃铃地响起来，对面电杆上的红灯亮了。我坐的车子只好在停车线前停了下来。各种各样的行人立即川流不息地从车窗外拥过去。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行人中还有的朝车子里瞅着呢！为了万一出事好逃跑，我把手握着另一边车门的把手，把脑袋搭拉到胸前。过了一会儿，电铃又滴铃铃地响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松了把着车门的手。
　　
　　我看到无数个漫步的行人川流不息地走过去，就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漫步这回事。对我来说，既不允许随便到外面去溜达，就连在屋子里也不能轻易地打开窗子，让外人看到我的脸。在这一点上，我跟关在拘留所或单身牢房里的同志们没有什么两样。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这些同志更加难受，因为我虽然能够随便外出走走，但是必须要竭力加以抑制。
　　
　　我是有了自觉，感到非这么做不可，所以还算好一些。而跟我一块儿生活的笠原，看来是很难适应这样的生活。她有时还是想跟我一块儿到外面走走，可是这根本办不到，她就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了。再说她白天上完班回家来，我总是老早就出去了，跟我碰不到一起。因为我是白天在家里，只是利用晚上出去，所以连一块儿坐在屋子里的机会都很少。这样的状况继续了一两个月，眼看着笠原一天比一天不高兴起来。她似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极力克制着自己，可是日子一长，就受不了了，朝我的身上发泄起来。一个完全不能过私人生活的人，跟一个有大部分私人生活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一件苦恼的事。
　　
　　“自从跟你在一起，没见你一个晚上呆在家里，没有一次带我出去散过步！”
　　
　　笠原终于说出了这样明显的糊涂话。
　　
　　为了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经想过也让笠原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也试着这么做了好几次。可是，自从跟她一块儿生活之后，我发觉她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她是一个感情脆弱、缺乏毅力的女人。我跟笠原说过：“你是个气象台！”为了一点点琐碎的小事情，她就犯急躁，或者相反，动辄就跟你怄气。这样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干我们这样的工作。
　　
　　当然罗，她一天的大半时间，在打字员这样一种脱离工人生活的工作上消磨掉了，回到家里还要做饭，逢到星期天什么的又赶着洗两个人衣服，很少有空闲，生活的负担重，确实是够可怜的。可是，她自己没有决心从这儿摆脱出来的勇气和愿望。我想帮着她这么做，她就是不跟着来。
　　
　　我半路上下了汽车，走了两站地，然后踅进小胡同，回到了家里。笠原脸色苍白，没精打采，横着腿坐在屋子里。她一见到我就说：“我被人家裁了！”
　　
　　这太突然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她。
　　
　　——其实笠原并没有干过什么事，而公司里却在议论她是赤色分子。于是主任就跑去找她原来的房东(也是她的保人)，发现她早就不住在那儿了。我的住处是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所以她把自己的住处仍说是以前的地方。这么一来，公司方面就更加感到可疑了，赶快把她解雇了。
　　
　　最近以来，我一直是靠笠原的薪水来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费用，勉勉强强把生活维持了下来，没有使工作受到妨碍。所以她的解雇，确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原来公司决定要解雇一个人，起码得要向它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退职金，可是，因为我是从事非法的活动，就没法去硬要，实际上，公司的主任早就暗中安下了钉子，说没有把笠原送到警察的手里，就已经算是便宜她了，所以还是希望她老老实实地自动退职。
　　
　　我们立即面临极大的困难。糟糕的是楼下房东大婶很快就会知道。如果得不到房东的很好信任，单凭这一点，就会被人们怀疑。这么一来，就不仅是糟糕不糟糕的问题了，而是非常危险了。所以无论如何首先得付房租，而付了房租，剩下只有两三块钱了。两三块钱很快就会花光。笠原每天跑出去找工作，我一天平均得出去四次，以前坐车去的地方，现在我决定改为步行了。所以每进行一次街头联络，前后要多费三四十分钟，有的地方来回一道要花两个小时，工作效率眼看着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们发起了“募捐”，见到一个同志就苦笑着说：“当不成须山的‘神田伯山’了！”要他们给我五分、一毛。须山和伊藤很为我担心，他们说自己是过着合法的生活，没有钱关系不大，而且还可以向别人借，因此从每天的工资里拿出五毛一块的给我花。我感到不能随便地花这些钱，只用于联系工作的交通费，吃饭方面就尽量节约。茄子很便宜，五分钱可以买二三十个，把它塞进楼下房东大婶的糠酱里，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三顿饭，就靠边种酱茄子凑合过去。接连吃了三天，身体马上就受到了影响，一上楼梯就气喘、出汗，感到吃不消。
　　
　　
　　尽管肚子饿，身子发软，可是每天吃的是老一套，弄得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后来就用开水泡上饭，使劲地闭上眼睛，稀里糊涂硬往嘴里扒。有饭吃还算不错呢，有时候只在早上吃一顿饭，晚上要进行三次街头联络，而且没有钱坐车，必须要步行着来回，自己感到确实够惨的。有一次，心里想，见到那个同志，总会吃上一顿面包吧，于是抱着指望去了，结果却大大地失望了。那个同志感到很过意不去，说他现在就去见M，也许他会拿出面包钱，要我一块儿去试试。我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加上M又是熟人，因此就决定跟着一块儿去了。在M那儿，我吃上了奶油和面包。M笑着说：“为了吃一块面包，你达样一个大人物，居然大大咧咧地跑到我这儿来了，要是给抓住了，那可不得了啊！”我说：“抓住了，我第一句话就说：给我面包！”说完我也笑了。——不过，我也感到这样继续下去，确实很不妙。为了踏踏实实，专心致志地把工作长期坚持下去，不遭逮捕，这么蛮干和冒冒失失是不行的。
　　
　　我下了决心，要采取最后的手段。这天，我回到家里，鼓起勇气跟笠原商量，她能不能上咖啡馆去当女招待。她最近由于每天到处去找工作，弄得疲累不堪，情绪很不好。她一听我的话，突然扭转过身子，露出一副厌烦的、阴沉沉的脸色。我简直不敢看她了，而她就这么一动不动，顽强地一声不吭，我没有办法，也只好不说话了。
　　
　　“你又说是为了工作吧？！……”笠原并不看我，反而冷静地低声地这么说。接着，也不等我回答，却突然尖声地喊着：“当妓女也行呀！”
　　
　　正因为笠原平时总是不愿跟我走，所以她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为我的牺牲。如果要说牺牲，那我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都生活都牺牲了。每当跟须山、伊藤他们碰头之后往回走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回到普通的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里去，而自己仍然要回到一点不能疏忽、丝毫不能随便的生活里去，心中不免要产生一些感慨。而且要是一旦被捕的活，就会有四五年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不过，这些牺牲，要跟千百万工人，贫农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牺牲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从自己的父母当了二十多年的贫苦农民尝尽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工农，避免他们付出巨大的牺牲所必不可少的牺牲。
　　
　　可是，笠原还不能真正领会这个道理，更糟糕的是她把什么事都看成是“为我牺牲”。她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像我这样一个糊涂虫，就应该为你牺牲！”——可是我是一个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我”，所以事情很清楚，为这样的一个“我”而牺牲，那是意味着什么。我是组织的一员，保卫组织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我有义务要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所以我必须要十分保重我自己。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英雄。一一笠原只知道个人生活，所以她只能用个人的尺度来衡量別人。
　　
　　我跟笠原仔细地说了这个道理。她默默地听着。这天晚上，她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就睡了。
　　

七

　　
　　晚上，给《防毒面具》写稿子，整理准备提交地方委员会的报告，又读了积压下来的、由负责发行的同志转来的宣传小册子和资料，弄得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点来钟。我好像猛地一惊，睁开了眼睛，一一我对楼下有人来这类事，是十分敏感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一一抬起身子注意一听，果然是来了警察，是来查户口的。我早就把自己的籍贯，姓名等等都写好了，交给了大婶，免得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叫出去。
　　
　　警察正在仔仔细细、追根盘底地询问大婶的家庭，简直就像审问犯人一样。我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头，一边把装着文件的皮包上了锁，不声不响地开始换衣服，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有房客吗？”警察问。“有。”……大婶又回到了饭堂，好像是把我写的纸条交给了警察。
　　
　　“这上面没有写以前住的地方呀。”……“是夫妇吗？”“是什么时候登的记①，还是没有登记，这一点没写清楚。”大婶说了些什么。“丈夫不工作吗？”……“现在在家吗？”一一我想：果然来啦！只听大婶回答说：“现在出去了。”我这才拾了一口气，马上就想到，还是把仅有的钱都掏出来付了房租做对了。“那末，回头再给我仔细问一问。记住！”警察这么说了之后，好像就要走了。我心里想：好啦！好啦！又重新坐到被子上，只听警察一边开门一边说：“最近赤色分子常常租人家的房子住，你可要当心！……”我心里扑通了一下。“啊？”大婶反问了一声。警察好像又说了两句什么话。大概大婶还不懂得什么叫“赤色分子”吧。
　　
　　通过这样的盘查，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一天，出外联络回来，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看到一个警察捧着户口册子走进一家小铺子；而在同一条街上隔不多远，又有两个警察拿着户口册子从一条胡同里走出来。和S会面的时候，我提起早晨查户口的事，他说现在全市好像在挨户调查出租房子的人家，要我千万小心注意。我从这种大张旗鼓的调查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①这里指正式的结婚登记。
　　
　　敌人过去不知有多少次说我们党已经垮了，已经被连根拔掉了，在他们的大报纸上大登特登这一类的消息，极力想让不明真相的工人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企图切断党对群众的影响。可是，就在他们这么大肆宣传之后不久，党还在到处活动。不管他们怎么进行欺骗，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现在，在这个战争时期，尤其是面临像“国际劳动节”或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之类的重大节日，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把党的力量连根铲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使出全部气力，把他们所掌握的全部国家权力来一个总动员。他们造谣诽谤，嘴上蔑视党，把党不看在眼里，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表明了党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据说某个外国报纸把日本的党称作“小而有战斗性的党”。S(他跟须山不一样，须山很熟悉“神田伯山”之类的典故，他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跟我谈起这个问题时说：“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可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它站在对等的地位。不，超过了对等的地位，在跟一个国家政权对抗！”他说：比我们要庞大几百倍的敌人，正在拚命地想把我们这个“小而有战斗性的党”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带着这种“自豪感”来进行工作，他还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自豪感”。这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为了把这种自豪感坚持到底，我们就决不能让他们逮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住在出租的房子里是极其危险的。我和须山，伊藤还指望仓田工厂在五一节那天有所行动。结合六百名临时工解雇的问题，只要我们努一把力，这还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如果就被敌人抓去，那简直就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据说S最近在枕头边放了一根粗大的手杖和一双草鞋睡觉。我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打算在晒台上放一双草鞋，但是还没有实行，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双。
　　
　　跟须山一见面，我才知道“搜捕赤色分子”的活动并不只是在工厂外面进行。事情是这样——去进行街头联络，只见须山满脸包着绷带，一瘸一拐地从对面走过来，我吃了一惊。他说是“捱打了！”不时地按着包着绷带的脸。原来是伤口发痛，他一直考虑是出来还是不出来，但想到现在是这样的时期，联络一断就会引起麻烦，因此还是勉强地来了。我们决定不在外面走动了，进了一家小点心铺子。
　　
　　据说工厂方面单靠厂外的警察效果不大，于是让清川、热田的“僚友会”和在乡军人的青年团打进工人里面，企图从内部来“搜捕赤色分子”。可是，《防毒面具》和传单上连这件事也把它揭露出来了，这一下他们好像是着了慌，从两三天前，工厂就搞了一次所谓的“慰问金”的募捐。本来这类事早已过时了。仓田工厂搞它的目的，是想用它来在工厂里造成一种气氛，不让所谓的赤色分子有渗透进来的余地。由此可见，不论是所谓的“忠君爱国”也好，什么也好，如果对他们没利，他们是不会关心的。给工厂出这个坏点子的，据说就是那些在降落伞车间殴打拿了《防毒面具》的女工、穿着工人服的在乡军人青年团员。
　　
　　须山想抓住这个问题，使群众摆脱“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这些家伙的影响。伊藤对此也表示赞成。他们的那个工农大众党现在还标榜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还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号。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为工人服务的政党”，只是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已。很有必要在群众的面前揭露这个问题。须山和伊藤已经加入了“僚友会”，是普通会员。无产阶级要揭露资产阶级的一切欺骗政策的本质，要反对战争。而要进行这样艰巨的工作，首先就必须要同表面上装着是自己人、像“僚友会”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须山就慰问金的问题，跑到清川那儿，向他建议是不是开一次“僚友会”的全体大会，同时又通过自己和伊藤结识的人，把募捐“慰问金”的问题在群众中散布出去。
　　
　　到大会场上一看，想不到青年团的职工也来了。我们之所以重视“僚友会”，是因为那里面正式工多，临时工只是极少数。在伊藤和须山争取过来的工人当中，只有一两个正式工。尽管我们过去反复地强调争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是做起来很困难，所以成绩不大。而“僚友会”里的人，除了两三个人之外，其余都是稀里糊涂地参加进去的。所以在她们的面前弄清楚是清川正确还是须山正确，就很有可能把这些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快半年了，而“僚友会”只开过一两次会。会员中间对这件事都有点不满。所以须山在群众的面前一开头就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人农民被送上战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是这么被迫赶着往前跑，而“僚友会”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开过一次会，这简直是对阶级的背叛。他这么一说，就有五六个人一齐说：“完全同意……”这几个人这么说了之后，底下又嘀咕起来。我和须山都有在反动工会里当“革命的反对派”的经验，对于这种喊过“完全同意”之后底下又嘀咕的情况是很了解的。所以我笑了，须山也笑了。可是他一笑就震动了伤口，赶忙用手捂着缠着绷带的脸，连声地叫着：“哎哟！哎哟！”在谈话中，须山还善于抓住别人的特征把它模仿出来。
　　
　　谈到“慰问金”问题的时候，清川这么说：现在开到满洲去的士兵都是工人、农民，是我们的伙伴。所以从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来看，给他们捐送慰问金，并没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搓着自己的手指甲，默默地听着。清川接下去说：我们的同志在工厂里受资本家的剥削，现在又开到前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牺牲，而保护我们这些同志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响应慰问金的募捐。——对清川这次的讲话，大伙儿似乎感到还有些道理，纷纷点着头。
　　
　　伊藤一见这种情况，感到有些不妙，皱了皱眉头。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她发言说。
　　
　　“僚友会”里有十四五个女工，平常参加会的只有一两个人。这次由于伊藤邀集大家来，才算来了六个。而这对于“僚友会”却是罕见的事。至于女工在“僚友会”上发言，那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大伙儿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伊藤的脸上了。
　　
　　“听了清川的发言，似乎很有道理，不过，总觉得好像是在听陆军大臣的训话。”
　　
　　大家哄的一下笑了起来。
　　
　　“清川也好，谁也好，都很明白这次战争不是为咱们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资本家。如果是为了咱们职工、失业的人或是贫苦农民在打仗，没有问题。咱们就是穿不上吃不上也应该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当作慰问金捐献出去。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呀。”
　　
　　伊藤这么一说，青年团的工人就突然插嘴进来捣乱，于是须山也插了进去。他利用清川的话这么说：“我们在工厂里受剥削，资本家用不着我们的时候，就随意地把我们赶出去；一到战争，首先把我们拉去打仗，不论是什么情况，都是当资本家的牺牲品。所以要出慰问金，应当要他们去出！”
　　
　　须山这么一说，大伙儿的脸上露出一副“这话也有道理”的神情。
　　
　　“让我们出慰问金，这是阴谋诡计，目的是要我们相信：战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全体国民。”
　　
　　这时，伊藤又接过须山的话，说了“红色慰问袋”的事，谈了战争开始以来大伙儿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等等。这么一来，清川这帮人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清川作为“僚友会头目”的那种威严已经在群众的面前给打下去了。至于青年团的家伙们更是无能为力了。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就会万事大吉，那将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本质，不是在群众的面前面是在群众的背后来演他们真正的好戏。
　　
　　在开完会回去的路上，两三个青年团的家伙对须山说：“你小子是共产党，你来一来！”一走进小胡同，就猛地扑过来，把须山狠揍了一通。
　　
　　“他们是三个人，没有法子，我挨了一顿穷打！”须山说着笑了起来。
　　
　　须山决定通过伊藤，立即把他们这种卑鄙懦弱的行为告诉给昨天参加大会的“僚友会”的成员。因为这将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谁是谁非。
　　
　　跟须山见面之后一个小时，我又见了伊藤，她说工人们都很关心地打听为什么因为慰问金的事而打了起来，所以趁着谈打架的事，恰好可以给大家说明慰问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她非常高兴。——以前我们总觉得未能够让群众充分了解慰问金的问题，感到放心不下，而现在正当大家被活儿累得够呛的时候，又要他们出钱，所以不必讲许多大道理，群众就说，“这简直是要我们的命！”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募捐以失败而告终了。伊藤告诉我说，从厂子里的情况来看，须山自从挨打之后，威信一下子增高了；工人们知道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工头开始注意起须山来了，说不定会出危险。
　　
　　“这次募捐慰问金，说不定是工厂故意干的，好从职工中发现赤色分子。……你说呢？”伊藤这么问我。
　　
　　我说确实是这样。
　　
　　于是，她说：“我们有点上当了。……”
　　
　　我感到伊藤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这不对！”我说：“尽管是这样，但咱们在几十个工人的面前，表明了谁是谁非，同时在‘僚友会’的内部，造成了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继续扩大这种影响，并从组织上加以保证，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不付出一点代价，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这一切肯定会起作用的。”
　　
　　伊藤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一边说：“我明白了！对！我明白了！”一边带着她那特有的深思的眼色，接连地点着头。
　　
　　我开玩笑地说：“最后笑的才是真正的笑，现在暂时让须山哭丧着脸吧！”
　　
　　伊藤也笑了。
　　
　　她接着给我谈了她带着自己小组的人去筑地小剧场①看戏的事。任何一个女工，一说戏就只知道歌舞伎②（虽然她们自己并未看过)或者水谷八重子③，而这次工人呀女工呀居然也出现在舞台上，“闹闹嚷嚷”，看来真叫她们吃惊不小。据说看完戏之后，大家都说：“这不是戏呀！”伊藤就问：“那是什么呀？”她们说：“是真事情呀！”再问她们：“有意思吗？”大伙儿说：“啊！怎么说，……。”一一不过，看来她们是受了狠大的震动，据说以后还经常谈起筑地小剧场。有一个矮个子、平常跟伊藤要好的女工，人们叫她小君。她说：“人家一说我是女工，我就感到很寒伧。可是，那个戏里面，一说是女工，还骄傲的了不得呢。我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她想了一想，又说：“要是真的罢工，我也能挺起胸膛大干一下。可是，听到左邻右舍说我是女工，还是感到寒伧！”
　　
　　据说问她们想不想什么时候再去看一次，大多数人说还想去一次。原因是那个戏里面，有一个跟她们家(所谓家，是指她们自己的车间)的工头很相似的家伙，被大伙儿狠狠地整了一通。
　　
　　①是当时日本专演进步话剧的剧院。
　　
　　②日本的古典戏剧。
　　
　　③水谷八重子(1905-)，日本著名的话剧演员，现为日本艺术院会员。
　　
　　伊藤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横竖要被人家裁掉，乖乖地干活也指望不到津贴，咱们干脆像那个戏里那样，大家一块儿来它一次罢工，治一治工头怎么样？伊藤这么一说，大家嘻嘻地笑了起来。
　　
　　“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来它一下，也挺有意思呀！”于是嘁嘁喳喳地商谈起怎样治工头的办法，最后说出的办法，不知不觉地竟和筑地小剧场的戏里的一样。
　　
　　由于伊藤的影响，“僚友会”的三个女工加入了她们的那个小组。这三个人多少呼吸过一些正式工会的空气，伊藤她们平时故意避讳说的一些新词儿，她们却满不在乎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就造成了一些隔阂。这三个女工还有点“摆老资格”，常常摆出一副很熟悉“革命运动”的架势；伊藤现在正抓住一切机会来搞好她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伊藤笑着说：“事情可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顺利啊！”
　　
　　我和伊藤商定了“坐坐”的日期，由伊藤去找地点。越来越有必要决定最后的对策了。
　　
　　“你还是在吃茄子吗！”伊藤一边站起来，一边这么问我。
　　
　　“嗨！”我笑着说：“托它的福，两个膝盖骨都发软了！”
　　
　　伊藤把手伸进衣带里，掏出一个折成四方的小小的纸包。我以为是汇报，看了看她的脸，就把它装进了衣袋。
　　
　　回到住处，掏出来一看，原来是用薄薄的手纸包着一张五元的钞票。
　　

八

　　
　　笠原终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决定上这种地方去，确实是够惨的。从事革命运动的人，为了生活而去进咖啡馆，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的同志尽管自己怎么想严律自己，但是，眼看着还会垮下去。“环境气氛”对我们的重要性，如同水对鱼一样。一个女同志不论地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还是由于男女一块儿从事活动，为了避免双方都垮掉，到咖啡馆里去当女招待，其结果，同样都是很危险的。更何况是笠原，她从来没有受过革命工作的锻炼，自己就会很快地朝下坡路滑下去。这是明摆着的事。一一可是，她自己既没有把全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的决心，而我这一方面又处在必须坚决保卫我们组织的关键时刻，所以不能有任何伤感的情绪。
　　
　　最初，笠原是从家里到咖啡馆去上班。由于工作很累，又不习惯，晚上很晚带着一副疲劳、不快的神色回到家里，把手提包一扔，横着腿往那儿一坐，软瘫瘫地搭拉着两个肩膀，连话也懒得说。过了一会儿，她什么话也不说，把两条腿往我的面前一伸。
　　
　　我感到莫名其妙，瞅了瞅笠原的脸。一摸她的腿，腿肿得上下一般粗，已经分不清膝头和脚踝了。她试着在铺席上把腿弯了弯，膝盖上的肉发出咯咯的响声，听起来真叫人难受。
　　
　　“一整天都得站着，真受不了呀！”她说。
　　
　　我给她说了某个纺织厂的事情。一一这是我从伊藤那儿听来的。那儿的女工们整天站着干活，两条腿都站肿了，直打哆嗦，怎么也跟不上机器的转动，工头就在背后用皮靴踢着她们干活。我跟笠原说：不要把这种工作的痛苦，仅仅看成是自己个人的痛苦，是个人所能摆脱的痛苦。而应该联想到这是强加在整个无产阶级身上的痛苦。笠原听了我的话说：“你说的对！”
　　
　　我把笠原娇小的身子抱在自己的怀里。我好久没有这样做过了。她闭上眼睛，在我的怀里一动不动。
　　
　　以后，笠原又住进了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是个女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姘头。据说是一个女人照顾不过来，希望笠原搬进店里去住，在店里吃饭，还照样发工钱，于是笠原跟房东说，要暂时回娘家去一下，就搬去住了。这个女主人可能念过高等师范或女子大学，英语说的很漂亮，她的男人不只一个，好像有三个，其中有大学教授，有着名的小说家，还有电影明星，这女的一回来，连那些不堪入耳的事情也要详尽地叙述一通，而且还要作一番比较，窘得笠原不知怎么办。女的谈完之后就睡大觉，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有时我早晨起来没有早饭，就跑到咖啡馆去。那里早晨很少有客人。笠原装做像是做自己吃的饭，其实却填饱了我的肚子。起初笠原还有点不愿意这么做，后来却说：“吃她一点饭也是应该的！”咖啡馆的厨房又小又乱，湿漉漉地直冒水气。我蹲在那儿，急急忙忙在嘴里大口地扒着饭。
　　
　　“你这样子真好看呀！”笠原一边留神着楼上，一边看着我的样子，低声笑着说。
　　
　　不过，笠原的环境确实是糟糕透了。女主人的生活是那个样子，到有女人的咖啡馆里来的客人，是不会只喝点咖啡就走的；很多家伙是专门来跟女人说混账话的，你还得要一一地跟他们应付。我知道这些东西会慢慢地渗透到笠原的心里去，但我现在对笠原还没有完全绝望，一有机会，还给她送去各种书籍，尽量多给她说谈各种事情，可是，她对各种事物比以前更加不起劲了，遇事都不量多动脑筋了。
　　
　　而我跟笠原这种联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繁重的工作拖住了我，随着仓田工厂的形势愈来愈紧张，我到笠原那儿去，只是要点交通费，或者吃顿饭，几乎没有时间和她谈什么了。我感到笠原经常流露出寂寞的神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的日常活动，正是靠了笠原才能顺利地进行。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她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她毕竟还是承担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跟笠原谈了我的这种看法，要地应该明确地具有这样的觉悟，努力不使自己垮下去。
　　
　　我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来是一星期一次，再后来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支部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有时一天要进行十二三次联络，早晨九点钟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住处，脖颈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脑袋像针刺似地发痛；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就趴在铺席上躺下了。最近这些日子来，我简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由于过度的疲劳，大概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就像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睡觉。我想起我父亲在秋田种地时的情景，他从地里回来，常常连沾满泥巴的草鞋也来不及脱，跨进门槛就趴在铺帘上睡起午觉。父亲不顾身子，拚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碴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接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一一现在当我不能不趴着身子睡觉的时候，不由得不想到自己慢慢地跟父亲有点差不多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拚命地干活来逃脱地主的剥削。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况和父亲不一样了。虽然我跟自己唯一的母亲断绝了往来，弟弟妹妹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如今连跟笠原同居的生活也牺牲掉了，而且连自己的身子也快被工作拖垮了。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像我父亲那样由于被迫着要更好地为地主资本家服务，而恰恰是为了反对地主资本家。
　　
　　在我的身上，一丝一毫的个人生活都没有了。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识別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一一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经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和厂子里属于同一个工会的伙伴们(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要作为那里面的反对派在进行工作)在新宿、浅草之类的地方一边散步，一边聊闲话，虽然受到工厂支部严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像合法生活中应有的“交际”，看看电影(最近我连是否有电影的存在都完全忘记了)以及饮食吃喝之类的事情，仍然占据了我相当的一部分生活。有时还由于这些个人生活而把支部的工作拖后了一两天、而且个人的荣誉心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力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外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两三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最初开始过这种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好像小时候和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呆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堆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一一当然罗，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我已经经受了真正的困难的考验。喜欢引经据典的S(但他使用的典故和须山不一样)，听我说要过“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他就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也不知道疲倦的人”。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
　　
　　在仓田工厂，从放出可能把一些临时工改为正式工的风声来看，他们准备要加快和我们摊牌了。为了准备对付这一招，我们决定改组支部,从须山小组里挑出一人(是个年轻的正式工)，从伊藤小组里挑出两人(其中一个是正式工，一个是临时工)，决定把这三个人推荐为新的支部成员，写了他们三人的“履历”，由我带到地方委员会，取得了上级的批准。接着又决定了计划部署：把支部的各个成员作了明确分工，让他们分别承担车间里的任务，在须山或伊藤万一出事时，后继的人立即按预定的新的部署投入战斗，不使工作有一天中断。须山和伊藤要是出了什么事，在工厂里马上就会知道，因此规定支部新的成员要立即到须山和我联络的地方去向我报告。我们之间的会晤就是斗争的司令部，所以不管有什么原因，如果联络断了，不争分夺秒地为恢复联络而拿出方针和措施，那就是对阶级的背叛。过去一有人被捕，联络就断了，使得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一一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恰恰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好像根本不存在或完全没有预想到对我们的镇压。总有人可能被捕，这是很明显的事，所以我们进行斗争，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做好第二步、第三步的准备。
　　
　　事实上自“僚友会”的殴斗之后，须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须山每天去上工，已作好了随时都会被捕的思想准备。因为是工厂，正当你在干活的时候，特务说一声“你来一下”，就算被捕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过，现在发展组织的可能性是增大了，所以他还是坚持去上工。尽管狠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他获得了在车间里公开说话的一定的自由，群众也对他产生了信任。
　　
　　快到月底了，看来工厂在三十号或三十一号就要实行解雇。他们口头上说是要把临时工改为正式工，但是至今仍然未见任何具体的行动，大家终于产生了怀疑。我们在《防毒面具》上揭露这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利用这种欺骗手段，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是遏制大家的反抗。大家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可是，大多是临时工，一旦宣布了解雇，团结就会涣散。所以最近两三天内必须把事情决定下来。
　　
　　我们一向在传单和小报上号召必须要反对战争。如果工人们一旦因解雇而起来斗争，那就会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工人们会以“童话般的速度”，懂得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战争。尤其是在制造军需品的工厂，可以引起目的性很明确的斗争。——现在首先必须要发起斗争。
　　
　　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办法是让伊藤和须山影响下的同志和新的支部成员分別负责各个车间，同时举行“反对解雇”的车间集会。而为了使这次集会成功，得要须山在工厂里公开散发传单。一一伊藤的那个“小点心铺子小组”里有个女工，她的哥哥是仓田工厂的职员。从这个女工的嘴里了解到工厂不是在三十一号(他们故意让人以为是三十一号)，而是在二十九号就要“先发制人”，全部解雇临时工。据说那时不仅有警察，可能还有军队出动。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在二十八号发起罢工，反过来给他们一个先下手为强。
　　
　　须山最近可能有被捕的危险。据伊藤报告，她有一两次看到便衣警察从工厂办公室里走出来，并且常在须山的第二车间门口跟工头站着说话。这都是最近一两天的事。自从太田被捕以后，厂子里又撒了两次党的传单和两次《防毒面具》。敌人正在盯着须山，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再说，一提起“共产党”，人们就认为(统治阶级也是这么向他们灌输)好像是藏在“天上”、钻进“地下”，出没无常的神仙或鬼怪。其实共产党就是像须山这样受群众信任，在他们的身边并肩劳动的人。我们应当向大家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使大家感到亲切和信任。一一我之所以决心要让须山公开散发党的传单，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为了进行最后的战斗，即使没有须山，这个任务也必须由其他哪个同志来承担。光是采取隐蔽的办法，是动员不起来群众的。我们应当像蜘蛛结网那样发展秘密组织，然后发起公开的宣传鼓动。
　　
　　为了商定最后的对策，我们决定在一起“坐坐”。在那里要提出我的方案，并作出决定。一一可是一想到须山，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撒一次党的传单被抓住，虽然根据各人的斗争经历判刑不一样，但起码要准备坐两三年到四五年的牢房。平时我迈出门一步就跟在屋子里完全两样，把一切空想和思考的问题统统都抛在一边，只是留心着四周走路(我对这已经相当习惯了)。而这天我动辄就想到须山。可是，我这么老是想着须山是很不好的。从须山来说，他如果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他也会理解到这样做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无论如何必须要走这条路，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末，我们就不应该抛开工作而从这里产生任何其他的想法一一比如说，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太残酷”了啦、“太可怜”了啦等等。
　　
　　话虽这么说，我在到达会面地点的路上，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须山那经常用一些突乎其来的典故逗我们发笑的面孔，心里感到很不好受。
　　
　　地点是在须山过去的一个酒友的家里，这里以前我们已经用过三次。我在黑洞洞的外屋脱下木屐，把它夹在怀里，向楼上走去，只见一道斜射进来的光线，映出了须山的面孔。
　　
　　伊藤靠在墙壁上，伸出两条腿横坐着，正在揉自己的脚。我一进来，她用手拢了拢垂下的头发，抬眼瞅了我一下。我跟她说：“上次谢谢您啦！”她并没有答话。伊藤在做工厂的群众工作时，总是要涂脂抹粉地打扮一番的，而参加支部的会议，因为没有必要，从来没有涂脂抹粉过。可是，今天一看，伊藤的脸蛋儿却打扮得从未有过的美丽。
　　
　　“伊藤同志正做刚刚‘组织’了一个男的正式工回来。……”须山指着伊藤的脸，又开起玩笑来了。
　　
　　平时这种时候，伊藤总是默不作声。今天不知为什么，她抬头望了一下我的脸。
　　
　　会议开始以后，我特别注意须山照例所作的汇报。也根据上次支部会议的决定，已经在各个车间作了布置，准备举行集会。他说：从工厂的情况来看，最近两三天可能是关键的时刻，因此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伊藤接着补充说：上次向我汇报的裁人的事，表面好像要在这个月的三十一号进行，实际上可能在二十九号就要动手。从接受的降落伞和防毒面具的定货量来估计，也正好和这个日期吻合。因此最迟必须要在迫在眼前二十八号发起决定性的斗争。
　　
　　大家的意见早已一致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发起这一场决定性的斗争。须山考虑了一会儿说：“已经准备到这种地步了，群众的情绪也很高，剩下的问题是鼓动群众，一气把它干下去。”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说，“能不能一气干下去，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点火的人。一一为了八百名工人！”
　　
　　伊藤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兴奋。
　　
　　“我，最近一一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天，心里真有点焦急。以前，我们虽然采取各种措施清算了福本主义①时代的关门主义，但是它的流毒还是存在的。现在，在这个需要一鼓作气的关键时刻，不能和这个工厂进行坚决的斗争，恐怕就是这种流毒在作怪吧？……”须山看了看我脸，又说：“我认为，要是没有人在群众的面前公开地干它一下，这一场斗争是发动不起来的。这是从量变到质变嘛！一一我想，这不能算是极左吧！您看呢？”须山好像有谁说他是“极左”似的，说这句话时，特别使上力气。
　　
　　①是指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期间，在日本共产党内产生的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
　　
　　我认为要进行斗争，应当依靠“说服”，而不应该采取“主观武断”的办法。所以我没有说话，“只是注意着问题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讨论确实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了。尤其是伊藤和须山，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从大道理、而是从如何解决工厂里每时每刻的动向出发，所以一致地得出了正确的看法。这正是由于不脱离工人生活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巧妙的统一。
　　
　　我跟须山说：把这说成是极左，那是卑鄙懦弱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实践上的失败主义。须山说：“对！”
　　
　　这时，我提出了我的方案。一刹那间，屋子里充满了一种被压抑般的紧张气氛。但这只是极短的一刹那间。
　　
　　“我认为也是这样，……”须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声音确实有点儿不自然。我看了须山一眼，他接着说：“这当然应该由我来干了。”
　　
　　我点了点头。
　　
　　伊藤的身子好像突然僵硬起来，只是用眼睛来回地望着我和须山。当我把眼光转向她的时候，她嘴里低声地说：“没有一一意见……”
　　
　　再一看须山，他盘腿坐在那儿，无意识地把面前一个蝙蝠牌香烟的空盒子撕成一片一片的。
　　
　　事情作出了决定，突然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于是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大街上来往行人杂乱的脚步声，和不断喧叫着的夜市上摊贩的叫卖声，一下子传进了耳朵。
　　
　　接着又讨论了具体的问题。一一最近，他们发现由于疏忽了搜查女工身体，让传单和工厂小报《防毒面具》经女工的手带进了工厂，所以对女工的身体搜查突然严格起来。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天由伊藤全面负责，她穿上两腿用橡皮筋勒紧的短裤衩，传单就装进裤衩里，她早晨从S那儿拿到传单，立即到街上的公共厕所里，把传单塞进裤衩，进厂以后，按规定的时间，仍然利用厕所，把传单交给须山。我们还决定传单在午间休息时间从屋顶上撒。
　　
　　会议一结束，刚才一直压抑着的感情，突然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咱们恐怕要有一段长时间的分别了！”我跟须山这么说。
　　
　　“我有这样的两个朋友。”须山说：“他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因‘三．一五’①给关了三年，另一个因第二年的‘四．一六’②披判了四年。‘三．一五’的那个出来之后，去年十二月又被捕了，又判了三年。他本来是高高兴兴地等着‘四．一六’的那个出狱的，所以他在临入狱的时候说：咱跟他恐怕就是这么轮流着坐牢，再也见不着了。不过，他说这样也不错！……”
　　
　　接着，他自己说：“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个典故了吧！”
　　
　　我和伊藤不觉笑起来。但是我的脸紧绷着，简直像哭一样。
　　
　　“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咱们的组织牢靠地保存下来，斗争就能扎扎实实地继续下去，所以你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一一你要是被抓住了，那连我做的事情也白干了，变成无谓的牺牲了！”须山这么说。
　　
　　①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反动政府在全国大规模逮捕、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一般称为“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
　　
　　我们决定按今天的决议进行准备。在二十六号的晚上再碰一次头，于是说了一声“行啦！……”大家都站起身来。这时，我和须山都不由自主地站到屋子的中央，两人都使劲地握起手来。须山忽然像孩子似地腼腆地跟我说：“啊呀，佐佐木①的手这么瘦小呀！”
　　
　　①佐佐本是作品主人公“我”的姓。
　　
　　
　　须山一边往外走，一边跟我谈到他担心今后恐怕再没有机会到我家去了，因此又到我家里去了一趟。他说：“你的老妈妈不知怎么的，好像越来越瘦弱了。”
　　
　　我本想说些什么话，但须山说的“越来越瘦弱了”这句话，猛地打动了我的心。从他这句话里，我感到母亲因担惊受怕而日益消瘦的矮小的身影就好像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一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只说了一句“是吧！……”底下的话就没说下去了。
　　
　　跟须山分手以后，伊藤说她离下面的联络还有半个来小时，于是跟我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商量了二十六号那天要给须山开个小会，让伊藤买点水果、点心带去。
　　
　　伊藤平时走路的特点是迈着大步，摇摆着肩膀，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而今天不知怎么的，走在我的身旁却迈着小步，道道地地像个女人。临分别的时候，她让我“等一会儿”，自己走进一家小铺子。不一会儿，买了一包东西走出来。
　　
　　“这个送给你。……”她这么说着，就把东西递给我。我说：“这怎么行呀？！”她却硬把东西塞进我的手里。还说：“最近你的衬衫这么脏，那些家伙好像很注意这些地方啊！”
　　
　　
　　回到家里，打开那个小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把伊藤和笠原对比起来。她们同样都是女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们比较一下。现在跟伊藤一比，我才感到笠原离我是多么远啊！
　　
　　——我已经十来天没有上笠原那儿去了。……
　　

九

　　
　　仓田工厂的屋顶上，正准备建造第三车间。一到午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跑到屋顶上，有的把整个身子躺在阳光里睡觉，有的聊天逗趣，有的玩着排球。这一天，初夏的阳光耀眼地映射在洋灰的地面上。须山把自己人布置在自己的周围，准备一旦来抓他时好进行阻拦。
　　
　　十二点三刻，须山猛地使出全身的力量，把传单一束接一束地抛向天空，大声地喊着，“坚决反对大批解雇！”“举行罢工！反对解雇！”……后面的话立刻被群众的声音遮盖了。红的黄的传单在阳光中闪耀着。传单刚一撒，大家一下于给愣住了，但立刻就喊叫着朝传单落下的地方拥去。其中还有几十个人，把拚命抢到的传单，又高高地向上抛去，这样一来，最初在一个地方撒的传单，一眨眼的工夫就分散到六百名职工的头上。一一工厂好像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预先让守卫在屋顶上各个地方布了岗。守卫们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喊：“喂！喂！不准拾传单！”一边硬往人群里挤。可是，早已看不出传单是谁撒的了。乍一看，好像谁都在撒传单。
　　
　　守卫没有办法，只好把屋顶的狭窄的出口把了起来，想让人们一个一个地从这儿通过，好检查传单到底是谁撒的。可是这么做起来，一个小时也上不了班。当粗大的混凝土的烟囱上响起上班的汽笛声，大伙儿就手挽着手，嘴里“嗬嗨嗬嗨”地喊着，朝着狭窄的出口冲过去。这一来，守卫就再也招架不住了。——后来听伊藤说，她看着须山挤在人群里，不慌不忙、悠然自在地走下去了。
　　
　　后来工头捱个儿问：“传单是谁撒的？”虽然有的人明明知道是须山撒的，可是谁也没有说。青年团的那些混蛋们恨得要命，气得了不得。当天，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和伊藤的降落伞车间，群众的情绪很高，选出了代表和其他车间联系，准备向工厂提出抗议。
　　
　　下工的时候，须山和伊藤走在一起。须山说：“在这样的时候，咱们真应该哭一场呀！”他一会儿把头上的帽子扯来扯去，一会儿一个劲地擦着自己的脸。
　　
　　一路上须山反来复去说了好多遍：“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群众的支持真了不起啊！”
　　
　　为了听取那天撒传单的情况，那天很晚我和伊藤还约定进行联系。但我根本没有想到须山会跟着一块儿来了。当他跟在伊藤的后面进来时，我足足地把他看了两三遍。当我认清了他确实是须山时，我不觉站了起来。
　　
　　我听他们说了详细经过。我也非常兴奋，我学着须山跟伊藤说话的腔调说：“在这样的时候，咱们也该喝它一瓶啤酒吧！”于是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瓶麒麟啤酒。
　　
　　决定性的斗争还在于明天的奋战，我们对明天的准备工作又作了周密的研究。
　　
　　第二天早晨，工人们去上工的时候，工厂给六百名临时工中的四百人，每人发两天的工资，拦在门口把他们解雇了。那些领了工资的女工们，茫然不知所措，在门前来回徘徊。派来的十五六个警察追着她们大声地嚷着：“回家去！回家去！”把她们撵了回去。
　　
　　发工资的窗口边，出了一张很大的告示。上面写着：“原定二十九日结束工作，现改为本日。但本厂为照顾诸位工友，决定增发两天的工资，希能体会本厂的心意。另，今后如有新的工作，本厂承认诸位有优先录用权利。特此通知。”他们留下了二百名临时工，这里面有他们的阴谋，目的是要打乱我们的步骤。
　　
　　被解雇的人当中，也有须山和伊藤。一一在斗争的紧急关头，我们被他们来了一手先发制人。一一须山和伊藤简直是垂头丧气。我也是一样。不过，敌人终归是敌人，不是木头人儿。对于这种逆转的形势，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虽说被他们撵散了，但正式工中还留下两个支部成员，被裁的工人，虽说要各自去谋求工作，各奔东西，但其中伊藤和须山的小组就将近十人，所以今后只要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斗争的范围反而会迅速地扩大。
　　
　　他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就满以为已经搞垮了我们的工作，其实这些先生们却没有料到，正是用他们自己的手传播了我们组织的种子！
　　
　　现在，我和须山、伊藤更加抖擞精神，正在从事新的工作。……(前篇完)
　　
　　附记：这部作品献给藏原惟人。
　　
　　1932.8.25

译后记

　　
　　小林多喜二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一位日本革命作家。他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三日出生在日本秋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幼小的时候，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家庭生活难以维持，父母带着全家人像逃荒似地跑到北海道小樽地方去投靠亲戚谋生。在这里，小林多喜二度过了二十多年寄人篱下的贫困生活。一九二四年，好容易从商业学校毕业，在当地的银行里当一名小职员。他从学生时代就爱好文艺，追求进步，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后，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当地的工农革命斗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根据参加现实阶级斗争的体验，刻苦地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一九二八年发表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二九年发表了《蟹工船》。这两部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中篇小说，使得他成为著名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并奠定了日本现代革命文学的基石，但也因此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痛恨和迫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被银行解雇。第二年三月他来到东京，把自己全部身心投进当时轰轰烈烈的日本革命斗争和革命文学运动。一九三一年他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书记长，同年十月参加地下的日本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四月被迫转入地下，在日共中央担任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奋不顾身地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他正在进行街头联络时，因内奸告密而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威武不屈，当天就被法西斯警察活活打死，壮烈牺牲。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夺去了小林多喜二年轻的生命，但他的革命的战斗精神和文学作品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小林多喜二只活了三十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却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产。除了十余部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短篇小说外，他还写了许多文艺评论、散文、书信、日记和诗歌等。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六年，在尖锐复杂、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这部《为党生活的人》脱稿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就是在紧张的地下工作时期写的，在他牺牲后的一九三三年四月才正式发表。
　　
　　《为党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最后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以日本文学传统的第一人称的形式，简洁、明快、生动地描述了三十年代初期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巨大主题，刻划了革命人物的光辉形象，好像一个革命者在叙述自己平凡而又伟大的斗争经历，令人感到质朴、逼真，富有教育意义。
　　
　　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并为进一步扩大对我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在国内一面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面收买和利用工贼、叛徒、社会法西斯分子，大肆宣扬所谓的“爱国主义”，鼓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对无产阶级有利”等反动谬论，妄图欺骗工农群众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卖命，充当法西斯的炮灰。作品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本质的特点，通过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在一家军需工厂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紧密结合工人群众日常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生活，揭露了资本家和反动当局的凶残狠毒，从而教育了工人群众“从日常生活的不满达到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作品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描写了共产党人在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上，自觉地克服忽而“公式化、抽象化”，忽而“把问题局限在经济要求上”的两种错误倾向，而且以愤怒的笔墨，抒发了他们对“个人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叛徒”这些“自己内部的蜕化分子”的鄙视和憎恨，描绘了他们与那些伪装是工人朋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生动情景。列宁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作品正是遵照列宁的这一观点，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戳穿反动统治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丑恶的伪善面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同时热情歌颂革命路线在群众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威力。这样就把作品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概况。
　　
　　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刻划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长。作品的主人公“安治”以及工人出身的须山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伊藤这些革命者，由于出身、境遇和经历的不同，赋予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个性，但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经过革命烈火的锻炼，又形成了他们共同的高贵的革命品质。他们对敌人、叛徒、机会主义分子怀着满腔的仇恨，对同志、战友、工农群众充满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为了党的工作，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他们赴汤蹈火，不惜牺牲。作品特别突出了主人公“我”的塑造。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部无条件地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自觉地割断了个人生活中的一切牵挂，甚至与自己唯一的老母亲也忍心断绝了联系。他生活着就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他的生活与党的革命工作已经融化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她不愧是“为党生活的人”。像这样一个与党同呼吸共命运、每一滴血液中都充满着革命感情的共产党员形象，正是当时许多不畏牺牲、英勇战斗的日本革命家的集中代表，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和广大工人群众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既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解放，也是为了反对当时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今天重新翻译出版这部作品，不仅能使我们从中吸取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教益，而且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中日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
　　
　　译者 197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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