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问题
今天上网，看到网友刘仰所写的《“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这是一个问题》文章，听到一个新颖的提法“两个文革”，因此，就想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
公正些说，提出两个文革观点的人还不是刘仰，刘是写文章批驳“两个文革”观点的，“两个文革”的发明权应归于徐友渔与秦晖、萧功秦等人。他们在成都大邑的一个研讨论会上阐述 “两个文革”观点。正是这“两个文革”的观点引起了我的思考，因此想对徐友渔们提出如下的意见！
一、徐友渔的“两个文革”观点
以下这段文字引入刘仰《“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这是一个问题》的表述：
两个文革在“文革学”中，“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徐友渔说，他原来反对“两个文革”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还与秦晖有争执，但徐友渔现在开始向“两个文革”靠拢一点。为什么？徐友渔说，因为它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那么，究竟什么是“两个文革”？
所谓两个文革，一是“毛泽东的文革”，二是“人民的文革”。再明确点，“毛泽东的文革”是指权力斗争，“人民的文革”是指社会矛盾。“两个文革”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他出于权力斗争需要的个人行为。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的确有各种冲突和矛盾，“人民的文革”便与“毛泽东的文革”在最初形成了合流。越到后来，两者越来越分道扬镳。徐友渔引用的观点认为，到了西历1976年，“人民的文革”终于占了上风，取代了“毛泽东的文革”。这一观点很有迷惑性，与会者中，徐友渔、秦晖、萧功秦等人对这一观点的态度也显得扑朔迷离，值得探讨一番。
二、关于“毛泽东的文革”
对于徐友渔的“两个文革”观点，终于把文革由“十年内乱”区分为“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两种，并且给予了它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这比那些到现在仍然力图“全盘否定文革”的人是进了一大步。不过，即使这样，徐友渔等人仍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定性为“权力斗争”，紧紧抓住不放。并且这种说法很有迷惑性，针对此，我想就徐的“毛泽东的文革”发表一些自已的意见，以正视听。
将毛泽东的文革定性为“权力斗争”，很能迷惑一部分人。这是因为：第一，从现在看来，权力是很能给人带来财富、享受等物质利益与精神享受的东西。全世界的人莫不对此趋之如婺。既然权力这东西这么好，自然会有人前来争夺，产生“权力斗争”，而毛泽东又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地带，人们这样看法，自然有它普遍的社会意识基础。第二，中国脱离封建社会的时间不长，社会上还存在着浓浓的封建思想意识。处于第一代领导人的位置，人们很容易将毛泽东视同为封建皇帝，将其它人视同为帮他打天下的“功臣”，“功臣”夺取“皇帝”的江山，“皇帝”杀戮“功臣”维护自已的权力，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思想意识环境里，人们很容易将毛L斗争等同于“权力斗争”，将“文革”与历史上的“火烧庆功楼”等历史典故联系起来。第三，在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中国社会上还没有出现象今天这样“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倒退现象，党内的“走资派”还没有胆量敢跳出来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叫板。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击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引不起人的共鸣。许多人想不通。这诸多的理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维护他自已的“权力斗争”一说。
看来，我们必须对“毛泽东的文革”是否是“权力斗争”一说给个说法，给人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假如说徐友渔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毛泽东来说，如何进行“权力斗争”就要进行一番选择，从几个方案中选择对自已最有利，对江山与权力危害最小的方法来解决“LSQ”的问题。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发生了几次大的政治斗争。用徐友渔的观点看也叫“权力斗争”吧。比如说，反对高岗、饶淑石集团的斗争，反对彭德怀的斗争，这些斗争远没有采用广泛发动社会群众进行政治批斗的方法给予解决，一个会议，一个决定就可以解决问题，效率很高。即使是后来对付林彪集团，其死党成员，妄图发动武装政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惊心动魄的，毛泽东在谈笑风生间，就使其阴谋败露，被迫北叛。后来虽然也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但已经不是“权力斗争”的范围。
即使对于“LSQ”，在发动文革初期，已经靠边站。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LSQ”的排名已经从政治局原来的第二名排到了第八名，而林彪上升到第二名。“LSQ”的权力威胁已经解除，毛泽东自然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继续发动“文革”，以“维护自已的权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举一个例子，1986年，当时的总书记是胡耀帮，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而D解决胡的方法是依靠D的个人威望去处理胡的权力问题，也没有兴师动众去发动群众来帮助解决。
前几年，我看过一本书，反映1967年“二月逆流”的事，当时有这么一段，“LSQ”在被解除权力后去见毛泽东，说自已已经被解除职务（权力）了，“文革”的目的也得到了，应当结束“文革”，好让国家少受损失。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继续发动文革”，“破四旧立四新”，“斗私批修”。可见，不仅仅是徐友渔，而且就是当时的“LSQ”也会这样认为，“文革是权力斗争”。而以常人理解，在政敌的权力威胁解除之后，的确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发动群众进行社会运动。
如果依徐友渔自己解释，在权力斗争的目的达到之后还继续发动文革，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是打倒整个干部队伍的话，那么，我们要问，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维护毛泽东自己的江山，不需要这些干部吗？毛泽东个人有三头六臂吗？
合理的解释“毛泽东的文革”应当是“打击走资派”，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联想到今天的社会现实，无疑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难怪徐友渔自已也说：“实际上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对现在、对当代影响反映出来是越来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众、革命群众‘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资派’，提出了应该有大民主的这些理论。
在30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时，“LSQ”的继承人振振有词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象真理就真的掌握在他们手中，三十年过去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证明了“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现在，人们一遍遍地回想着毛泽东当年所说的话，对照着今天的现实，惊人地发现，毛泽东真是预言家，当年的预言惊人地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实现。当年经受文革冲击的老革命，如王震，在1980年讨论文革时应当是最坚决地否定文革的一员，在他10多年后去世时，幡然醒悟“毛主席到底比我们远看了50年”。连亲历当年文革的受害者都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作为一个傍观者的徐友渔们，还有什么有力证据证明“毛泽东的文革”就是“权力斗争”这个结论呢？
不过，当年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权力斗争”的一派，在他们上台后，倒是吸取了历史教训，他们通过“改革”，建立了“责、权、利相结合”的权力 “责任制”，大权独裁防止群众再来与他们进行“权力斗争”，向他们“问长问短”，奠定了今天 “特权社会”的基础，这也是徐友渔们今天所需要的“结果”吧。
前三十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到今天，这句话仍然适用，不过它的诉求对象倒过来了，人民正以各种方式，冲破重重阻力寻求文革“真相”，还原被无耻文人篡改的历史。
第三，关于“人民的文革”。
这倒是个新鲜词。且听徐友渔解释。“人民的文革”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反映。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的确有各种冲突和矛盾，“人民的文革”便与“毛泽东的文革”在最初形成了合流。越到后来，两者越来越分道扬镳。徐友渔引用的观点认为，到了西历1976年，“人民的文革”终于占了上风，取代了“毛泽东的文革”。
为什么要定格在西历1976年呢？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即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那起事件起因于人民自发纪念周总理，和现在人民自发纪念毛泽东是一个道理。只是超出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控制范围之外，并且偏离了当时的政治航向。是来自“民间”自愿发动的运动。因此，徐友渔认为“到了西历1976年，“人民的文革”终于占了上风，取代了“毛泽东的文革”。
后来呢？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81年做出只到2011年8月27日他们纪念的那个全盘否定文革的《决议》，中间贯彻“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四千人大会”，从揭批四人帮，到否定文革，再到讨论“毛泽东的错误问题”，这些都来自“民间”，是自下而上的“运动”。在运动过程中，不但当政的“英明领袖”被批判，要过思想生活会，而且去世的“伟大领袖”也不放过，要被评定功过事非。那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时期”。所用的方法都来自文革的发明，是“人民群众”对“当权派”的“权力斗争”。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毛泽东对“功臣”权力斗争的 “文革”，是不公平的，是不民主的，如果等你了解了1976年至1981年那段历史，看到作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也被拉下神坛，接受世人的评判，谁会说中国的“民主”不公平呢？也这些也适合于“自下而上”“造反有理”的文革判定标准。因此，被徐友渔断定为“人民的文革”。因为它来自“人民”，反映的是“社会矛盾”，所以是合理的。中间夹杂着西单民主墙事件。
不过，随着走资派的上台，这种运动很快就结束了。1982年通过的宪法，取消了人民的“四大”权利。过去，包括在1976年那起事件中，人民正是通过这“四大”反映了自已的政治诉求，将他们推上政治舞台，而他们一上台后便取消了人民的“四大权利”。颇有一种卸磨杀驴的感觉。正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打击了文革中来自于人民群众自已的“造反派”，有组织的人民力量便消失了。不但如此，随之而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城市经济责任承包制改革，1993年后的国企改制与砸三铁改革，一波接一波，将人民自已推到了无权无势，贫困潦倒的地步，到现在最终成为世界人民可怜的“弱势群体”。而原来有的“四大权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这便是来自于“人民的文革”的结果。与此相反， “毛泽东的文革”运动结果，是发明了“大众街头民主”这种方式，并在1975年的宪法修改中加上了人民“四大”的权利。到现在，人们仍在呼唤着“大众民主”，呼唤着“属于人民的四大”。
历史就是这样的奇怪，“毛泽东的文革”带来了“权力斗争”，引发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激情，并争来了属于人民自已的“四大权利”，形成了“人民的文革”。这种“文革”在西历1976年，“人民的文革”终于占了上风，取代了“毛泽东的文革”。依靠这四大权利“人民”又在1981年时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最终失去了自已曾经拥有的“四大”权力。
不过，在1976年至1981年的“人民文革”中，“西单民主墙”是一个变种。这个变种直接引发了1986年的学潮，并导致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到现在，中外“民主精英”们还想利用它去实现自已的“宪政民主”理想。
这属于不属于“人民的文革”我就不清楚了。大家可以讨论。
第四、结论
人民应当拥有民主权利，应当拥有诉求自已民主利益的“四大权利”，这属于“人民的文革”合理解释的部分。准确些说应当叫做“人民的民主”更好些。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中国的民众对于民主权利的意识太淡薄了，以致于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奴才性格，而“人民的文革”正起到了中国民众“民主维权”的启蒙教育作用。
但是当人民具有“民主意识”后还必须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发展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于危害自己利益的走资派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抱着清醒的认识。这就需要“毛泽东的文革”对此进行引导。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文革”是一面旗帜，是方向，起着导向作用，而“人民的文革”则是行动，是手段，只有这面旗帜与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将“人民的民主”引向正确的方向。如果人民对自已的处境不清，不清楚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乱用这个权利，有可能会被自已的敌人利用，达到相反的目的。
比如说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人民，就是中了美国和平演变者与苏联内部一部分特权集团的奸计，被人挡作枪使，结果使自已的既得利益丢失了许多。便是明证。
以上是我对于两个文革的思考。准确些说我不同意徐友渔他们对于两个文革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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