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一般性阐述。对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一个富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比喻：“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互相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似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
也就是说，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开销和越来越大的权力，从而日益凌驾在社会之上。但是国家并非仅仅具备统治阶级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职能。除了这些阶级专政职能之外，国家还有管理社会事务的一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必须承担起整个社会的管理责任，因而使这种管理从社会的事务变成国家的事务，就如同马克思说过的那样，“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家，使这种管理重新成为社会的事务。
国家发挥作用需要有公共权力。恩格斯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马克思也说过这样的话，“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我国的政府绝对是强有力的，所以我国的赋税程度也较高，而且大量的价内税使你搞不清楚你到底交了多少税。为什么我国的流通体制改革到现在也没有个什么结果，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大概就与商品多次流转过程中的层层加税有很大关系。
有了国债，就有了公共信用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最早的国债并不是由于用来维持公共权力的，而是为了发财的。他指出，公共信用在欧洲产生于中世纪，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全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我们现在都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当然中国自己的债务也不轻，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能力问题一直不安地萦绕着人们心头。据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早已远超负债警戒线（2010年初有人估计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在6万亿元左右），这两年银监会就在忙着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清理空手套白狼的地方融资平台。而不论美国国会内两党如何争执，如何斗争，即使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人也决不敢破坏自己国家的信用。
美国的国债为最高信用等级，市场上很受欢迎。对那些追求低风险收益的投资者很有吸引力。国债天生就是和投机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是因为爱国而去买国债。马克思说，“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而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 、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但是并非只有本国投资者才会买本国国债。美国的国债最大买家就是中国。美国很多财政开支都来自于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晤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陆克文建议美国对中国要态度强硬一些，希拉里·克林顿说，“对于你的银行，你要如何硬起来？”这样的对话挺有意思。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即使中国对美国还没有施加什么影响，至少美国做事也要考虑一下中国的态度。马克思说，“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认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如后面要介绍的，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对于希腊这样的穷国来说就更加准确了。中国2010年还成功地投机了一把日本国债。马克思指出，“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国际信用不光是购买国债，还包括了一个国家贷放给其他国家的各种贷款。这十年来中国在世界各地大举投资，特别是在非洲和南美洲。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中国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虽然上演的很多故事都是很陈旧的内容。
光借债是不行的，总会有支付的问题。所以到了最后，继续借债和增税就成了仅有的两个选择。马克思说，“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增税是个痛苦的事情，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光荣的使命。在2011年美国债务危机的纠纷中，民主党与共和党分歧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是否增税。我们大概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据说是捍卫私有财产的名言。实际上这是老威廉·皮特说的一句话，他在七年战争时期是英国的主战派和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战争中英国的国债几乎翻了一翻，为了还债，只好考虑增税。有产者购买国债当然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从战争中分得一杯羹。而征税还债，无异于有产者右手得到的战争财马上从左手付了出去。这样，老威廉·皮特开始积极反对战后立刻开始的增税。“风进雨进”的演说就是在1763年反对征收梨酒和苹果酒税时发表的。他死后，他的儿子小威廉·皮特作首相的时候，倒是一直在增税，甚至在英国第一次征收了所得税。那时候英国正值多事之秋，先是美国独立后是反法战争，债务规模庞大。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的特征就是越来越大规模的债务，这些债务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本质性原因的，这就是国家越来越独立、凌驾于社会之上了。债务是维持国家运作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资本发财致富的渠道。不过如果债务的偿还有了问题，就有了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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