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吗（一）
-------------大众民主是毛泽东思想留给我们的政治财富。
题记：
“小康到大同”网友在发表了一篇《理论创新的时候到了》理论创新的时候到了_，文章小心翼翼地写到：毛泽东思想也过时了吗？你听谁说的？你是右派或间谍吧？！大家看到这个题目肯定会有这些疑问的。这也毫不奇怪，对于广大左派朋友来说，毛泽东思想在大家的心目中那是太阳，怎么容得下别人否定呢？ 这个愿望是好的，也说明了大家对理论的看重，但是在下（楼主自已）这里不得不说，真的，毛泽东思想早已过时了，不仅如此，邓小平理论也马上要成为过去式了！当然我（楼主）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其原则，而是其内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原则是不会过时的，否定这一点才是非左派。但要说他们的具体内容也不过时，不仅矛盾，而且违反他们建立的原则。
上文说明，“小康到大同”网友真的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我曾经和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网友交谈过，他也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需要重新创新一套理论，大有毛泽东当年“粪土当年万户候”的意思，其精神十分可嘉。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有的则是你们观察问题的简单与幼稚。我不是将毛泽东作为心中红太阳的人，也不盲目地崇拜他，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从现实生存的环境下思考，认为毛泽东思想确实没有过时，而且还认为当代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将要走向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摆在人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为了说明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过时，我写下了下面这篇文章。
一、大众民主是毛泽东思想留给我们的政治财富。
大家先来看一段消息：据刘金华网友《广东民众走上街头预示一种新的开始》一文透露：[省内时政] ：广东海陆丰乌坎，上万村民走上街头，和平理性地表达诉求。据介绍：乌坎村有13000余名常住居民，此番游行大约有四千余人参加。游行从上午八点三十分开始，游行队伍从乌坎村一直行进到陆丰市政府，持续大约三小时。陆丰市代市长邱晋雄在现场接见了游行群众，并对游行群众表示将按照其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彻底调查。十一点五十分许，游行队伍散去。整个过程理性平和，未发生任何冲突。
文中透露：这次活动走了申请流程、组织有序、不见丝毫骚乱。 游行队伍在活动过程中打出了“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标语口号。
此情此景，如果不是游行队伍所打的横幅标语不同，所呼出的口号内容不同，熟悉历史的人还真认为又回到了40年前的文革。此时的乌坎村民游行请愿与40年前的人民群众参加文革相比，同样都是反对官僚集团，同样都运用群众游行（示威）的手段，同样都表达了自已的政治诉求，只是因为诉求的内容不同，后者就被陆丰市政府允许，前者则被当今ZF认为非法，以致遭到全盘否定，被打翻在地。前不久，胡德平还召集了两个座谈会，两次呼吁要党中央坚守1981年通过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底线，否定文革中人民群众曾经取得的罢工、游行、示威等权利。
就在前不久，广东中山市还发生了一起因村民选举引暴的席卷全村、火烧开发商厂房的严重群体骚乱事件。事情起因在于：在村民选举中，一宗反映前任村长低价变卖土地危及村民利益，并进而暴露出的贪污案件激起村民愤怒，进而引爆一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这场事件引起了广东警方的高压“维稳”，三千多名警员与村民对峙，现场砖头横飞，景像惨烈。当地ZF非但不追究贪腐村长的责任，反而追究骚乱村民的责任。还在前不久，为了开好大运会，广东深圳还将五万名农民工作为高危人群进行严密防范。在这些事件中，人民群众丝毫没有上诉权利，更没有“和平理性”地“表达自已人权”的机会。那个时期，警察面对游行请愿者不是“开路护航”，而是“全副武装”，市长也不会亲自“接见”请愿者，更不会做出“彻底调查”的承诺。
由此可见，即使在普世价值观最深入人心，“民主自由”观念最强烈的广东地区，那些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公民“罢工、游行、示威、结社”等基本权利是不存在的。而这些权利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文革时期，普通的人民群众才拥有，并且在1975年被写进了宪法。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突破长达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民（人）权胜官权的一大胜利。而现在“乌坎村村民”还在苦苦追求“人权”，以致“还我”。那么人们必然会问，象“罢工、游行、示威、结社”这些西方社会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丢失的？为什么1975年获得了“合法”地位，而1982年以后又被认为是非法的，到现在还要成为 “还我人权”的政治诉求？作为思想最开放的广东，标榜“普世价值”的“模范”地区，为什么不能象西方社会那样“理性”对待“上诉者”，非要开动警察伺候？作为当地的行政长官为什么象陆丰市的市长一样早些主动出来接见民众，并对民众做出某些承诺。如果认为这样做有违“维稳”体制之嫌，那么为什么同样处于“维稳”体制之下的重庆，市委书记都能出来接待罢工的出租车司机，并与他们平等谈判，解决问题，而广东地区非要闹到警民对立，砖头横飞的地步才能收场？到底是谁剥夺了中国人的人权，谁又在对人民群众进行“独裁”？
可怜的中国普通群众已经普遍被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洗脑，他们着迷似的迷上了西方的“宪政民主”，普遍对中国的“独裁”统治不满。以致被有些人认为是“憨老百姓”。他们不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给予过他们最大的“四大”民主权利，还被他们认为是“独裁”，他们非但不珍惜这些权利，反而将争取这些权利的“文革”群众运动认为是毛泽东最大的错误。而取销他们“四大权利”的人又被认为是领导他们“反对独裁”，“争取人权”的民主领导者。因为精英们这些似是而非的忽悠，造成普通中国人现在思想极度混乱，迟迟不能为争取“罢工、游行、集会、示威”等这些最基本的人权而斗争。以致到现在还要进行“还我”游行，为实际上恢复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领导他们取得的那些基本权利而斗争。
对于乌坎这次“和平”游行示威，有关方面得意洋洋地声称：“一旦有组织，要轻而易举维稳就不那么容易了！”。很显然，这是广东某些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势力利用群众上访维护自已合法权利的心理鼓捣他们上街游行、突破游行示威这个政治禁区的一个试验。尽管说他们的心理与纯朴的乌坎村民想法不同，做着同床异梦，但是这毕竟是一次“游行示威”政治禁区的突破。我赞同刘金华网友的说法，“现在突破了，不管是谁突破的，都是好事情。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中国国家的法制建设，都进了一步”。
我们左派网友，一直主张走大众民主的政治路线。而真正要实行大众民主，恢复人民群众的“罢工、集会、游行、结社”等1975年宪法曾经赋予给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是前提条件。现在这些权利随着广东发生的这些事件而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说明为“文革”正名的日子也不会太远。
可能是受到今年春上阿拉伯地区民主革命的影响与启示，不久前还在极力镇压普通民众反抗的广东资本家，突然转变了观念，转换了斗争策略。同样是对待村民选举事件，前不久中山市发生的事件，便是三千警察伺候，而随后陆丰市发生的乌坎村游行事件，便是“保驾护航”，大概他们也认识到了一个真理：民心可用。也许他们也从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的斗争经历中得到启示，与左派争取群众。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的维护与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相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上诉要求与他们的“人权诉求”相结合，资本家的华丽转身与街头运动的合法化，说明他们的斗争艺术已经有了相等程度的提高。这些可能都与中共十八大后的政治布局，颜色革命的长期化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他们这些策略的变化，作为中国的左派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并密切关注广东的变化，运用毛泽东当年阶级矛盾的分析方法分析广东的变化，将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诉求与广东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政治诉求区分开来，将街头革命的合法化看作是恢复普通民众“四大民主权利”的良好开端，深入普通民众当中，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维护自已合法权利的斗争，使我们一再主张的大众民主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而不能一概斥以所谓的“左派带路党”，“右派带路党”。这样只会丧失广大群众，从而给予右派可乘之机，完成他们街头革命的政治策略转变与政治布局。
事实上，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发现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也有“造反有理”的“大众民主”的倡导。其实，这两种理念是相符相承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说给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听的，是教导他们时时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全面提高执政能力。而事实上，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建设，走“共同富裕”道路，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的恢复，其结果便是全面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凝聚力。而“造反有理”的理念是说给老百姓听的，是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公意识，叫他们运用自已合法拥有的“四大权利”监督政府，参政议政，使其不能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轨道，全面维护自己利益，同时也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而要有效使用这个权利，监督好政府执政，全体国民必须不断加强学习，更新观念，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站在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方面考虑问题。因此，在社会上移风易俗，进行文化革命又是强化群众监督的重要前提条件。不然的话，群众整体的政治思想觉悟不高，就象不少村民选举那样，仅仅几十元，几百元的好处费就能把自己的权利卖掉，那么毛泽东思想中的“造反有理”这个武器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用，成为他们谋取个人利益，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就象广东现在一部分政治势力现在所做的那样。
有人说，现在中国搞街头革命，会被中外一些反动分子所利用，变成分裂中国的一种危险选择。的确有这可能。对于中国搞不搞街头革命，选择权不在左派手里，同时也不一定在右派手里。而在普通民众手里。中国这么大，天天都会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时都有街头革命的可能。而一旦某些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悟出道理，与时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结合起来，很容易酿成大规模的街头革命。现在广东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如果左派不加以注重，天天高喊防止“左派带路党”、“右派带路党”，呼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没用。因为他们远离了斗争的一线，也不能领导民众为争取自已利益，同时也为争取民族利益而斗争，这样只会失去斗争领导权，使运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又不是毛泽东同志生前希望看到的。
在广东地区，对待民众上访问题从“高压维稳”到“警车开道”，的确说明右派进行颜色革命的斗争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也许他们真的从毛泽东当年搞民众斗争的实践中得出了“民心可用”的经验教训，这将意味着他们将抛弃“辛亥革命式”的“精英斗争”模式，转向“毛泽东式”的“大众民主”斗争方式。从反面说明，毛泽东思想并没有象一些无脑网友所预料的那样过时，而其所运用过的某些策略正被不同的人所运用，以便达到不同的目的。致于颜色革命最终的结果，不会是资产阶级的长期执政，而可能象美国所发生的占领华尔街那样的事件一样，成为新时期人民大众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资产阶级的好景不会长久。
二、集体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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