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情怀--毛泽东主义的最强源动力
--献给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8周年
（本文系《毛泽东主义--人类历史社会文明与智慧之最高境界
--试论毛泽东主义之精神本质涵义》第二章节）
从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经典理论著作、毛泽东的人生轨迹，毛泽东的人民情怀、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等各个层面中解读，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根植在人民领袖毛泽东血脉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和精神中一种灵魂晶体--人民大众。毛泽东主义精髓的核心内容与灵魂，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上顶天立地的六个大字：民本，民生，民主。本文在此论述民生情怀--这一毛泽东主义的最强源动力。
一．民众温饱，民众冷暖，民众疾苦，民众呼声，是毛泽东一生刻骨铭心的情怀
在古今中外的社会变革历史上，改朝换代而又江河日下的历史周而复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他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朝历代“兴衰更替”的周期律。毛泽东认为，人民政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不会人亡政熄。 1949年3月23日 ，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他深情地把进城称为“进京赶考”，把人民群众尊为考官，把自己视为学生，把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当作广袤的考场，把历史作为公正的监考人。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谦逊的美德。人民早已点了头，历史早已下了定义，毛泽东决不是李自成。毛泽东用自己的一生填写了一份令亿万人民为之动容、叹服、感慨和深思的答卷。
所谓“民生”，即国民生计，主要是指民众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状态，包括民众老百姓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的状况等等。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长治久安。
毛泽东一生都在高度重视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他把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首要任务指定在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之上。而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在于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于提高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才可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开辟广阔道路，为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消灭剥削制度和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提供制度上的先决条件。这是比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要深刻得多的革命。同时，毛泽东又没有完全理想化这种所有制制度。他深切地感知到所有制并不能自然生产社会平等和经济民主，因此，他在所有制改造任务完成后，又将深切的目光主要投入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其他领域。
毛泽东在高度重视所有制变革的同时，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建立。他提出必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资产阶级法权必然妨碍人与人平等关系的建立，例如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是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官职靠权力，这些法权关系都必须破除，破除了还会产生，产生了还要破除，必须不断地破除。因此，在干群关系这对矛盾中，毛泽东一方面十分强调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是人民的勤务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勤务员”和“平等”意识，很容易异化为人民的老爷。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实现干部思想的革命化；再一方面，他又用几乎苛刻的要求，对待各级干部，防止干部的特殊化。毛泽东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毛泽东又在实际中极大地提高了劳工阶级的地位，认为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使普通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毛泽东还极力提高工人农民的能力，强调工人农民知识化，强调工人农民要管理国家，管理学校，管理企业，管理军队。毛泽东不仅重视所有制变革，重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还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他认为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因而毛泽东极力反对扩大私有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兆和萌芽。因为所有制基础一动摇，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其他关系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就会改变颜色。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毛泽东也眼光独到，措施有力。他认为，利益关系是公与私的对立统一，他说：“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因此，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配关系，公私兼顾。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他认为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重要，他指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他又强调：“物质利益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要求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从而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建立起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制度。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党和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相对分开，干部职务的升迁不再与工资必然挂勾；形成了国家的工资调升向生产第一线工人和科技人员倾斜，农村则基本按劳动工值分配的公平分配机制。英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对此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论：“平等不仅仅是起点平等，还必须包括分配平等，而分配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会最下层百姓的生活和福利。平等同时还包括能力平等，即要增加下层劳动者的能力，就必须给人们平等的教育，参与政治，提升他们的信心。毛泽东时代在改善社会最底层百姓的生活和福利以及增加基层劳动能力方面，中国做得最好，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
毛泽东重视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新中国建国之初，国家千疮百孔，一穷二白，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人均寿命只有35岁。毛泽东重视人民群众的疾苦。明确指示：医院“不能为金钱服务，不能为特权服务。必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坚持“送医送药下乡”，“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并在农村创立了“赤脚医生”体系；坚持国家补贴搞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广大群众治病难的疾苦；真抓实干在全国彻底消灭了性病、麻风病、消灭了血吸虫病消灭了性病、麻风、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极大提高。毛泽东坚持发展经济，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写下了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论十大关系》，甚至对农民种地也亲自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发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四分五裂的、民不聊生的、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在短短的30年内，发展成为一个从电动机车、先进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洲际导弹、两弹一星、核潜艇、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人工合成胰岛素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完成了最艰苦的工业基础和科技积累。而且这些建设成就是伴随着严竣的国际封锁、战争威胁和“修正主义”压迫，甚至还要打赢多场战争，长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实现了灭毒绝娼、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消灭了血吸虫、麻风、天花、鼠疫、霍乱，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吃药住房基本不用花钱、工人退休有养老金、农村鳏寡孤独吃五保、工残有保障的极高社会福利，“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的。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有两大十分鲜明的性格特征：一是克己，一是爱民。一方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亲属的要求十分苛刻，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谁要是与民众老百姓争利益，欺负民众老百姓、损害民众老百姓争利益，他就会六亲不认地与其斗争到底。另一方面，对民众老百姓，他则是怀着格外仁慈和宽容的菩萨心肠。1941年，在延安时，有农民说骂“老天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清涧县农家妇女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面见毛主席的经历。众乡亲们听了以后说：“毛主席太了不起啦。”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迅即纠正了 “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的问题。在 1945年4月24日 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
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一段情系民生的精辟讲话：“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毛泽东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坚决依靠人民群众, 始终不能忘记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的历史与社会使命。党员、干部只有身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保持鱼水关系，才是防此发生腐败和蜕化变质的有效途径。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必须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符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论合作社》）。为此，党中央制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与人民群众实行“三同”的制度，取销干部官衔制、职务补贴、奖金等特殊待遇、实行干部与工人工资制度大体平衡的分配制度，实行“鞍钢宪法”式的管理制度、让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在人民群众中选拨干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制度等等。大大密切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同时，毛泽东主席还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发展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方针：为中华民族独立与强大，敢创世界科学技术高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医疗发展方针：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群众预防；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文学艺术发展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经过新中国27年的发展建设，时至1976年，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足以坚强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强大的公有制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了全体民众老百姓生有所居、少有所学、壮有所用、病有所治、老有所养的社会主义社会民生基本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起了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工农一致，干群一致、军民一致，为人民服务，民众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价值观。
历史规律告诫人们：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建立在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基础上，而要想取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执政党和国家政府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然而，当今中国执政当局偏偏要极度蔑视人民大众，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屡屡欺骗人民群众，肆意践踏人民群众，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他们把维护稳定的砝码押在武装警察部队、特警部队、警察和专政工具上，每年花费巨额财政资金维稳，而加强武装警察部队、特警部队、警察和专政工具的目的已不再是用来保护人民群众、抵抗外敌侵略或者镇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敌对分子，而是用来镇压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示威、和人民群众上访。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的社会革命事实证明，强化军警并不能弹压由于严重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冲突。只有回归毛泽东主义，实行人民民主政治，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实行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消除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根治腐败，消除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倘若毛泽东主席在世，下一步也必然会实施改革与开放。然而，毛泽东领导下的改革与开放，必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指导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平主义和共同富裕的根本框架下的进行，而绝不是在倒退回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下进行。毛泽东领导下的改革与开放，绝不会给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共产党领导干部赋予任何特殊权力与特殊利益，让官员权贵群体先富起来；绝不会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回来主宰社会；绝不会让那么多的汉奸叛徒卖国贼之流和形形色色的政客流氓经济流氓文痞流氓社会流氓耀武扬威把持国家政权、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舆论宣传舞台阵地，操纵改革开放方向；绝不会让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蜕化变质为新生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群体；绝不会让剥削阶级死灰复燃、衣锦还乡，剥削老百姓，欺压老百姓，鱼肉老百姓；绝不会让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再次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让占总人口80%以上的民众老百姓再次陷入绝对贫困的苦难深渊，遭受新生官僚买办权贵资产阶级既得利益群体的压迫与剥削，倍受新三座大山的折磨；绝不会让假冒伪劣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绝不会让封资修货色污染腐蚀意识形态领域、腐蚀污染思想、文化、教育乃至整个精神家园，腐蚀霉变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绝不会让金钱拜物教价值观、官僚特权腐败和权钱色等价商品交易成为一种官场和社会通行的潜规则，进而形成了一种毒害社会、毒害政府、毒害执政党、毒害中华民族、毒害子孙万代的腐败土壤和腐败文化。这就是马克思、毛泽东主义与修正主义政治方向路线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二．群众路线，集体道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泽东一生勇往直前的实践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取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领导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第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要使群众认识，党代表他们利益，和他们呼吸相通，接受党的政治号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都不能实现领导。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要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决油盐柴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读书上学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群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一切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领导干部应该时刻注意的，都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这个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
人民群众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体力量。对于民生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要靠人民群众自己的主体力量。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
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民生问题的解决那只是一种幻想。毛泽东从改善军民生活，关注民生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要解决民生问题，发展经济是关键。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与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生活极其困难。对此毛泽东提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并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只有生产力得到充足发展，供给得到保障，才能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站在争取抗战胜利、取得政权和实现人民解放的战略高度，心系人民，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提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论，即重视调查研究，实行群众路线，大力发展生产力，减轻人民负担。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战与革命最后胜利”的建设总方针，分别从农业、工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生产发展，以此初步解决了民生问题。诸如在这一时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等实践探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民众的负担，改善了民众生活，调动了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积极性与热情。耕地面积比战前增加79.4%，粮食产量由战前的110万石增加到200万石，工业总产值比战前增加了30倍，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许多地方达到了丰衣足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民生，为后来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贯强调必须迅速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早在建国初的五十年代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总路线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方针、一个个“五年计划”。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应”。“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迅速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及各项事业，既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之一，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可以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7年，是极大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27年，是掀起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高潮并取得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27年，是将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工业国的27年，是将一个民生困苦、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贫穷落后国家，初步建设成为民生改善、国家富强的新兴国家的27年。毛泽东的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牢牢把握住民本、民生、民主的根本宗旨，最充分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
毛泽东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紧紧围绕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问题。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系统、科学地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为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乃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承认并重视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实在，要研究它并熟练地运用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商品经济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必须运用好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也就是说，“人”既是生产关系，同时又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因此，第一，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联系人与人的关系，所有制关系，科技技术的进步等来谈生产力的。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技术自然十分重要，没有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干部是不成的。为了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这样的任务，即是在十几年内造就出大批的红色专家。”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适时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里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指导经济，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经济发展是不能孤立实现的。只有在首先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带来生产力、经济的健康迅速发展。人是决定的因素，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单有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在真正尊重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互助关系、破除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条件下，才能真正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迅速提高生产力。劳动群众在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所焕发的主人公态度和革命精神是任何金钱、物质刺激的作用所不能取代的。
毛泽东在深层次研究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一是极为重视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变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领导了新中国的所有制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从理论上对新中国所有制变革给予了科学总结。他深知所有制的变革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会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条件，会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创造前提；二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劳动者的地位。在基本上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必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赋予劳动者管理企业，学校，机关，军队和国家的权利；三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他论述了公与私的辩证法关系，强调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差距悬殊，把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高度统一起来。对于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对于关注民生、体恤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无论是现实还是深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党蒋介石留下的一片战争废墟之上，以毛泽东为首的的第一代领导者们带领全国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人们满怀热情，无私奉献，旧中国落后的面貌得以迅速改变。据有关资料介绍，新中国前30年中，除1958～1962年的“二五”时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生产一度下滑，出现了年均0.4％的负增长率外，其他各个时期我国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1953～1957年开始的“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1．3％；1963～1965年在克服严重困难之后，取得了年均增长15.5％的成绩；就是在“文革”前期的1966-1970年的“三五”期间，年均增长也达9.3％；后期的1971-1975年，“四五”时期，年增长率还保持在7.3％的水平。建国之初的1950年，毛泽东一方面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指挥志愿军在战场上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大兵。另一方面又亲自组织了淮河、黄河、荆江和海河的治理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沿岸人民的生存状态。 1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1968年9月30日，第一列火车驶过了南京长江大桥，12月28日公路桥也胜利通车，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程贯通。这些工程都是那些西方专家认定不可能的事情，但中国人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精彩，这也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西方国家认识到了新中国的魄力和建设新中国的决心。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成功！1966年10月27日在成功试射核子飞弹后，又在1967年6月17日试爆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这一连串的奇迹让世界睁大了惊异的眼睛。而这些成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而且将富强起来的坚实经济基础。
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一生永不弯曲的脊梁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主义活的灵魂的基本点之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求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这就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无数志士仁人以及后来的大批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祖国的独立、富强曾不远万里到西方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以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为师。但是，国际资本主义并不支持中国的革命者，他们的既定方针是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和附属国。他们支持中国的腐朽势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屠杀大批的革命党人。血的教训使无产阶级明自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毛泽东从他参加革命活动的一开始，独立自主的思想就比较明确，随着毛泽东主义的成熟和发展，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也日益为广大党员千部接受。特别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面对着国民党顽固派限共、溶共、灭共的阴谋，是否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成了决定战争和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于独立自主的思想有了更系统的论述。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军事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国共关系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主义全部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自力更生与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执行。所谓自力更生，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胜利和成功，无一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正是相信中华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为了发动人民群众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置于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面前，使之丧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废除国民党的独裁和专政。党的群众路线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毛泽东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一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史。
从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时，国民党军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苏区的封锁和围剿。红军穿着草鞋，喝着南瓜汤，有时候甚至吃着野菜，饿着肚子和敌人周旋。恶略的外部生存条件，使从成立那天开始，红军就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首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自力更生”成了红军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长征途中，国民党军队更是地上围追堵截，天上狂轰滥炸，试图趁机把红军消灭在居无定所的征途中。不知道有多少次，红军濒临绝境，生死难卜。也不知道一路上饥寒交迫，草根树皮当粮，饿死冻死了多少英雄好汉。不自己想办法，红军就不可能走出绝地，到达延安。
抗战爆发后，日军对各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面对外敌，却并没停止对延安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保障军队供给，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三五九旅更是声名远扬。
“穷则思变”，恶劣的外部生存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思变”的状态下，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遏制的“图新”动力，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一种渴望突破的亢奋中，或许，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 “生于忧患”。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当时从国民党手上接过来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洽下，旧中国的经济极端落后，国民党22年的统治，更是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后期造成的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及物价飞涨，物资奇缺，投机倒把活动猖撅等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依然存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国外资金。物资和技术的援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对我国实行长期的经济、军事、外交的严密封锁。使我国不仅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援助，就连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并持续达20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至1953年，经多种措施减少损失之后，“封锁、禁运”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仍达5691万美元。其中，被冻结的资金为4182万美元，被扣物资价值约335万美元，船只到达我国港口前被劫持的损失约1174万美元。这个统计，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资和尚未被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的物资及船舶。当时，国内的反动派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断言中国共产党克服不了经济困难，国内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不相信共产党能解决经济问题。在上述严峻的经济形势考验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采用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的经济措施：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物价，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加强了国家对财经工作的宏观管理；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其逐步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对三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进行土改和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等；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之后，新中国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毛泽东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他总在努力寻求外部的理解与支持，因为他深知，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帮助，会更加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早日成功。每一个客人，无论是什么背景，到延安总是受欢迎的，他们在延安没有任何禁区，这和国统区的戒备森严形成了鲜明对比。几乎所有到访的客人都会对延安表现出惊异和赞赏，无论民主党派，无论国民党高官还是中外记者以及各种名目的考察团。1944年8月到1947年4月，美军观察组在给美国政府的各种报告中都对延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戴维斯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可惜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没有采纳美军观察组的意见，错失了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并最终关上了这扇有可能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门。但不管美国人以后怎么和蒋介石狼狈为奸，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成了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力并不强大的情况下，逼迫美国苏联和我们一起上演了一出“新三国传奇”，中国自此成了世界的另一个支点，这在过去无论如何是没有人敢想象的。而这一切，全都是在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下完成的。即使诸葛亮再世，也不可能让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西方强权随着他的指挥棒而起舞。但毛泽东做到了，只有他能唱转这与世争锋的大戏。
1963年7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说：“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组织得这样好”。他曾感叹，国民党统治中国20多年，“连一部象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面对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我们不得不服输。”李宗仁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已经过去快50年了，国内国际形势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作为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正是这种精神赢得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际重要地位，这种精神也应该继续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挺直腰杆的精神支柱。毛泽东经常告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使中国走向富裕走向发达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正是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指引下，新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使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从而创造了人类奇迹。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新中国在五十年代就在苏联的协助下引进建设了156个骨干项目，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国工业生产体系。到七十年代，毛泽东又亲自批准了“43引进方案”从西方引进维尼龙和大型化肥厂成套设备等项目，正是这些引进，加上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使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了将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迫使我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势力，对我实行了长期的经济封锁，向我关闭了它们自己的国门。随后，又有苏联为迫使我接受其修正主义路线，撤走专家，单方面撕毁数百份合同，也向我国关闭了国门。显然，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曾一度不能对外开放，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因，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但到七十年代，经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靠小小的银球推动了大球，这种局面已经大为改变，“43引进方案”的实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毛泽东深知中国落后，需要引进，但毛泽东更知，我们的引进，应该是为了我技术的提高，是为了我更好地学习别人的技术和经验。他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显然并不是在外部对中国实行封锁时的权益之计，而是国家发展进步强大的必由之路。南美东欧就走了一条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之路，结果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发展权控制权都落在了外国人手里，本国人民只能在痛苦与贫穷中受煎熬。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同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思想境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要求在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不是盲目排外。毛泽东历来积极主张，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各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必须认真地学习。要求批判地吸收外国的长处，创造出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风格的东西，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即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呈现出开放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挺直了脊梁，坚决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平外交政策。旧中国遭受外国霸权资本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100多年，深受丧权辱国之苦。新中国不再依附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或国际势力，是一个真正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摧毁了外国霸权资本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取消了各霸权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开办的宣传机关，并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从而肃清了外国霸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彻底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同时，新中国宣布，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但只要外国霸权资本主义一天不改变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新中国就一天不给它在中国以合法地位。这个原则立场，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的尊严。即使是新中国的朋友，干出有损于新中国独立、主权的事，新中国也决不答应。50年末，赫鲁晓庆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被毛泽东愤然拒绝。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创造一切奇迹的法宝。当新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渴望在苏联的帮助下，把新中国的国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然而，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的有关技术资料。8月，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定的国家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单方面决定在短短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带走了全部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苏联人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祖国内外的压力并未削弱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毛泽东再一次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于是，中国一大批核科学专家和有关人员抖擞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自力更生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中。终于不负众望，用了比美国少20倍的试验次数，于1964年10月爆炸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颗原子弹。事隔两年零八个月之后，赶在法国前面爆炸：了能装上导弹头的100万吨以上TNT当量的氢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花费时间最短的国家。
四．消灭剥削，缩小差距，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毛泽东一生百折不挠的追求
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在通向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过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艰辛探索。世界级伟人毛泽东就是这些人中十分杰出的一位。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毛泽东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
公正正义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民众的心情才能够舒畅，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才能协调融洽，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民众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民族活力，国家活力才能够充分激活。只有在公平的机会和公平的规则下参与正当竞争，社会各阶层成员在思想和心理上才容易接受具有差异性的竞争结果和合理适度的贫富差距，才能够有效地减少由结果的差异和贫富的差距而导致的心理失衡，避免因此产生的对社会不满与怨恨，才能够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化解社会危机。在推动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放到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措施，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利益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制，使全体民众朝着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历史经验教训告诉人们: 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正、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问题,是产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对抗的总根源，一旦激化到不可调和的严重程度时,必然会引发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社会动乱。
所谓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具有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其一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其二是人们之间的财富差距不存在两极分化，保持着适度差距，这种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是大富和小富的差异。
因此，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贫穷和消除两极分化。前者要求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必须建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率作物质保证；后者内在地包含着合理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简而言之，欲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则必须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他把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当作他一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终极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经济剥削好、没有政治压迫，没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人人都过上富裕生活的文明社会。他最初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一种保证人人都有饭吃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就是劫富济贫和均贫富，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上。所以他选择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
综观毛泽东一生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追求，毛泽东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作了如下的设定：作为出发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有相同的公平机会和权利，这是最终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作为落脚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意味着民众老百姓都能够致富，意味着所有人都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虽然共同富裕社会里也会存在富裕程度上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必须控制在人民群众心里上能够承受的合理程度之内，绝不能允许少数一部分人暴富而陷大多数人贫困，绝不能导致社会成员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毛泽东一生以追求社会公平为最高己任。对他而言，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社会公平。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理想目标，又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原则。在通向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漫漫征途中，应该始终贯彻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对于毛泽东而言，社会公平应该是终极目标，经济效率应该从属于这个目标，应该服务于这个目标。公平是效率的归宿，也是效率的前提，公平可以促进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践履者。毛泽东认为，即使效率很低，也应优先保证公平，因为公平是效率的目标。毛泽东并不是忽视经济效率，但在他心目中公平永远是第一位的，效率要始终为公平服务。
毛泽东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作为建立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物质手段。
毛泽东认为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那样只能是贫穷的普遍化--共同贫穷。社会公平是需要经济效率作物质基础的。他一生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公正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实现经济公正，才能建成先进经济”。毛泽东坚信，只有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并不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结果，因为“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在私有制条件下，永远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因为私有制的本质是极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可以铲除剥削的根源，可以消灭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这是一种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这种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既能反对平均主义和懒惰思想，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又可以保证每个人靠自己的勤奋劳动都富裕起来，不会在通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产生两极分化。因为人的技能，体力差异是很小的，“搬运工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词，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所以“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产品的社会生产和支配，以使所有劳动者都能过上富裕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他所理解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所以他一生以在中国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社会主义能从起点(所有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过程(按劳分配)、结果(所有人都富裕)三个环节保证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毛泽东锁定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手段，不仅仅在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还在于社会主义在吸纳了资本主义的所有积极成果基础上，是一种能带来高经济效率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能带来物质财富的丰裕。因为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它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铲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阻挡生产力正常发展的种种障碍，能保证物质财富在其应有高度和水平上得到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财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成员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逐步实现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当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毛泽东晚年所做的都要为了在各个层面去铲除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内在含义就在于从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但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才能保证。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却是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基础上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为此，晚年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从中国既有的国情和历史出发，设计了新中国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通过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此毛泽东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层面进行了具体构划。
经济上：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农民纳入集体经济轨道，使农民原有的经济条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差别逐步消失，从而不同农户间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化。毛泽东认为，使农民摆脱“陷于永远痛苦”状况的有效途径是“集体化”，因为“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在毛泽东看来，土地私有制是造成农村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个体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同时又不适应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需要，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互助组比单干，大社比小社更能发展生产力，大大增加农业产量”。在农村走集体化道路，既适应现代机器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产力，又可以使农村社会经济改造成为单一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便于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这样就可以避免贫富分化，保证所有农民都能同时富裕起来。在城市，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个体手工业改造，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坚决反对私有化，主张集体共同富裕，反对一部分人暴富起来，因为那样必然会拉大贫富差距，造成贫富悬殊和两级分化。在确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后，毛泽东相信在先进的生产关系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会大大提高，因为人们第一次是为自己劳动。他相信公平的社会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广阔前景。毛泽东并不是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他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置于社会公平的目标之下。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就非常重视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的实质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必须最终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正是在公有制确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毛泽东相信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快速地把中国人民带向共同富裕。所以他在1958年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后来又提出“超英超美”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是把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建基于现代发达的生产力之上的，他对经济效率也是高度重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抓革命”，其目的也是为了“促生产”。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运用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全国发展设置了均衡协调发展目标，要求全国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发展，实现全国经济一盘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西部开发，如大三线建设，就有在经济布局上均衡发展意图。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同样致富的机会和权利，按劳分配为全国人民提供了相同致富的手段。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为发展提供相当的积累资金，毛泽东主张实行低工资制度。每次工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实行低工资的前提下，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差别过大。为了真正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参加劳动，因此在全国推行普遍就业，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劳动致富。健全社会主义集体福利和社会主义基本保障制度，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基本的社会财富。总之，毛泽东在探索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道路上经济方面的设想是通过建立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去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集体劳动，在生产力逐步发展基础上通过公平分配、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政治上：毛泽东注重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去发展生产力。为了防止权力为少数人谋私的结果，避免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蜕化变质为人民群众的官老爷，毛泽东经常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去反对腐败。经济上的公平需要政治上的平等和广泛的政治参与来保证。为此毛泽东极力想通过“群治”的方式去谋求政治上的公正。他想通过广泛的人民民主去充分调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保证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主人翁地位。他对官僚主义深恶而痛绝，对腐败更是毫不留情。为了防止他所领导的政权变为特权阶层欺压民众老百姓的工具，他不惜砸烂他亲手建立的政权，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防止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沦为“修正主义”国家机器。毛泽东一生视人民为上帝，所以为了实现人民大众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为人民富裕提供政治保证，一直在探索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他要求人民公仆应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操、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此他经常用整风、运动的方式去教育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文化上：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主义集体精神。他鼓励人们应该见利思义。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过程中应当坚持的精神支撑，是人民群众以主人翁态度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重要保证。解决人们利益矛盾，单纯靠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是不够的。要用社会主义理想、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信念去为经济效率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要鼓励人们多想大家富，少想个人发财，要走共同富裕、集体致富道路。毛泽东不仅铲除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经济基础--私有制，而且还要人们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斗私批修”。 毛泽东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也隐含了精神上的富有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内涵。他之所以消灭私有制，就是害怕一部分人利用剥削暴富起来，在中国社会出现他所担心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与他追求的走集体致富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道路是相违背的。
毛泽东时代，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实践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从经济效率上讲，毛泽东的现代化努力使中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为以后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中……从1957年—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从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人均34%)”。毛泽东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积贫积弱状况，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前提。从社会公平讲，毛泽东启动的中国工业化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两极分化状况。中国人民从中国现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在毛泽东时代，虽然由于总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实现了共同进步，实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进步的时代。
2011.12.2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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