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真的富起来了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录（一）
也许中国人是真的穷怕了，所以对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有一种特殊的追求。“求富”两字就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政治承诺打动了普通中国人的心，以至于三十年来不断掀起了“全民经商”、“全民致富”的阵阵热潮。曾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还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写进了特色理论，歌词里也曾经唱到“改革开放富起来”。可见“求富”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有多深。
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真的富起来了吗？实事求是地说，这三十年来，中国生产力真的有了长足发展，中国真的被打造成了“世界工厂”，GDP真的居于世界第二位，按经济指标说话，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真的富起来了。但是，回顾社会现实，我们大家又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大部分财富是被总数不到0.4%的既得利益者占去，而绝大部分人民群众又在为“上不起学、就不起医、住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所压迫，为“脱贫”而苦苦挣扎。中国庞大的生产力提高了“欧美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到现在中国还在承担“负责任的大国义务”，而留给中国本土人民的则是一个被污染了的环境，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
更为要命的是，近年来，不断出国的既得利益者带走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成果，留下了贫穷。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中国人以求富开始奋斗，结果又回到了贫穷的原点。
那么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呢？
第一、为什么“勤劳不能致富”？
中国古人有句名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意思是说，爱财与致富不是错误，而怎样致富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问题。就当前社会来说，人们致富的方法与渠道不外三种：“勤劳致富、技术致富与掠夺致富”。
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相信勤劳致富，他们认为，通过自已的诚实劳动可以改变自已的生活，实现致富。他们不但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以至于在改开初期，他们个个争先努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许多“万元户、专业户”，成为勤劳致富的典型代表。
不过他们忘记了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致富的目标可以只有一个，但是实现的方法与手段则有多个。技术致富是其中的一个有效方法，掠夺致富也是一个。与技术致富相比，掠夺致富虽不光明正大，但是却是最有效果的一个。而掠夺致富又分为“持枪掠夺”与“持权致富”两种。“持枪掠夺”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土匪行为，而持权致富通过巧妙的伪装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全民致富的热潮中很快就被认定为最有效的致富方式。
由于选择方法的多样性，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就涌现了三种致富方式：一是人民群众的 “勤劳致富”，二是“技术致富”，其中又以招商引资，引进境外资金与技术为主，另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官倒”。这三种方式中，“技术致富”与“勤劳致富”都无法匹敌“官倒致富”，后者成为当时中国致富热潮中的最大赢家。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成为中国社会公认的最有效致富方式。
在上世纪八十代未，中国曾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政治动乱，那次动乱固然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所为，但是绝大部分人民群众卷入，则是对当时“官倒”现象的深恶痛绝。从本质上讲，是“勤劳致富”者与“技术致富”者对“官倒致富”者的反抗。这次事件后，大部分人都明白了，“官倒致富”或“持权致富”成为中国社会最有效的方式，而“勤劳致富”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中国的“致富之路”就与“持权掠夺”挂起钩来。“诚实劳动”则成为“无能”的代名词，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 “持权致富”一路狂奔。从九十年代的国企改制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引进大战略投资者，只到现在的国企改制，资源垄断，一方面是官僚资本急剧膨胀起来，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群众不断被掠夺，刚开始时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公共财富被掠夺，随后他们直接被掠夺，有人下岗了，被扫地出门，有人住了几辈子的房子被强拆了，那片宅基地被利益集团看好，变成了他们发财的资本，还有人因为“买房”、“就医”或“上学”重新变成了各种“奴”。还有不少人，因为资源被过度掠夺，环境污染，引发的各种灾害而失去健康，甚至生命。社会分野了，一部分有权人因为“致富”变得起来越强大，越来越作恶多端，另一方面则是绝大部分人人民群众变得越来越贫穷。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并且严重引发了社会矛盾。
那些既得利益者，是熟悉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们深知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可能发生社会动乱以至于“人民起义”，到那个时候，历史王朝周期律又得重演，他们就无法保全自已掠夺来的财富。因此，他们在自身持权致富的过程中，不断与开放请进来的外国资本家联合起来，以至发展到把他自己的财富与家人托付给外国人以求安全的地步。因此，当代社会又朝着中国富人与外国富人不断联合，殖民中国本土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中国致富道路的不断演变。最悲哀的是当初盲从“特色改开派”倡导“致富”号召的普通百姓。他们献出了自已的青春，劳动以至于健康，最后得到的却是别人的富裕与自已的失望。到现在，再让他们来谈“改革开放富起来”，他们可能就会有切身的感受。
第二、新生代中国人为什么替改开叫好
如果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看不到改开的好处，也不现实。一方面是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还有与他们交朋友，拉亲戚的一部分寄生者，他们会感到改开的好处，念念不忘。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改开后出生的新生代中国人。
由于这部分中国人出生时，已经是改开时期，也是全民奔富的时期。那个年代，持权致富者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勤劳致富者却大有人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的物质生活都有所改善。在这个时候，大部分中国家长都愿意使自已的孩子过上比自已更幸福的生活，因此，对他们百般呵护，生怕冷生怕热，将他们养在温室里。这样，他们真的成了“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中”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加上那个时候社会上提倡高消费，自然养成了他们崇尚西方物质生活方式，追求享受，好逸恶劳”的思维习惯。正是因为受到这种生活环境的影响，也因为当初学校对他们教育的影响，自然就相信“改开真的让他们富起来”，相信“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说法，自然也相信精英们的宣传“毛泽东时代是个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时代”，“让人吃不饱穿不暖饿死人”的时代。因为这些幼年时代植下的基因，导致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富起来”的坚定追随者。
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导致他们的家庭收入急剧减少，致使不少新生代人生活、工作与学习受到影响。前面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其中就有两座与新生代人有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新生代人已经上不起了大学，他们有人可能永远与“改开富起来”无缘。就是在能上起大学的一部分人中，也有不少人感到生活的吃力。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大学女生埋怨起早贪黑“勤劳致富”供她上学的父母说，她当初投错了胎，不该投到了个“穷家”，以至于她到现在还不能象同学们一样买起笔记本电脑。可见，她到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导致她买不起电脑的不是“新三座大山”，而是她“父母”的无能。
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有人在。他（她）们远不能象他们的父辈一样，将“勤劳”与“致富”联系起来，他们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应当享受各种物质生活，他们的父辈以至于国家，应当为他们的“享受”做出“义务”。如果不能做出这种“义务”，便不能算作是“好父母”或者“好政府”。正是因为他们这种纯粹从“个人生活享受水平高低”的标准去衡量一个社会，因此就将社会上物质供应是否丰富，是否“吃香的喝辣的”作为“改革开放富起来”的判断依据，将“饿死人”作为“毛泽东时代贫困”的依据。正因为如此，他们就积极响应政府“高消费”的伟大号召，逼自已父母做出贡献，拿出几辈人的积蓄，向亲戚朋友到处借钱，以供自已买房买车，及时享受。
到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确实是真的到了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甚至因为因为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升高，而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地步。
因此，在生活中我们就看到这种现象，行走在大街上，看到大街两傍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感到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一摸口袋方才感到囊中空空，原来富裕生活竟是这样与自已无缘。
第三、技术致富能走多远
技术真的能致富。这在西方近代社会已有证明。英国就是凭借技术创新，发明了纺织机械，发明了蒸汽机，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达起来。美国也靠福特发明的流水线将汽车生产推行了规模生产的轨道，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如今，美国正是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特色改革派当初忽悠人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道理的，当初也确实迷倒了一部分人。
不过，技术致富有两个条件：第一先进的技术确实掌握在自已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别人手里，也就是说当某些技术持有者发出“撤资走人”的威胁时难不到你自己。这是历史的教训。第二，要有技术致富的良好环境。起码说要有比“持权致富”更好的环境。如果持权致富大有市场，技术致富就不能占据风头，成为主流。而中国社会，早在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较量中，持权致富就已成为主流，因此技术致事只能让位于持权致富。
但是，其一，技术创新确实能提高生产力，而“落后就要挨打”对他们印象太深了，他们不愿放弃“技术致富”这条路，第二，又因为持权致富太有诱惑力了，以至于大部分优秀人才又被吸引到公务员这条路上来。相比之下，技术创新是一个既误工费事，又收效甚慢的工作，因此，真正的技术创新工作无人肯干。这样，中国的技术创新只好走招商引资，借助外国技术力量进行创新这条路。而引进外国资本与技术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中国的工业被限定在低端代工厂这个国际分工领域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被消耗了，产值也出来了，但是被外国资本家掠夺走了一大半。结果搞成了中国劳动，外国发财的模式。技术创新是可以致富，但是致富给了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近年来经济越发展国内市场越小，不得不依赖外国市场的原因了。
有人说，为什么在国内，是持权致富占主导地位，在国外是技术致富占主导地位呢？除了自由竞争的传统因素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集团竞争大有关系。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小企业，都依靠集团竞争取胜。当然企业的竞争最终还得靠国家之间的竞争，靠军事竞争取胜。而集团竞争，除了人力资源竞争，团队凝聚力竞争外，技术进步与创新是其中主要因素。因此，集团竞争是西方社会形成技术致富最主要的社会环境。
中国通过三十年开放，已经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能在集团竞争方面独善其身。西方国家通过对中国的投资，技术转移等方式与中国国家进行集团竞争。中国因为持权致富方式占主导地位，国内不能形成良好的技术致富环境，因此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导致中国国家整体竞争力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处于下风地位。竞争的结果就是外资控制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国甘为西方世界打工的境地。
目前，中国国内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中国受持权致富的影响，优秀人才涌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导致国家公务员队伍庞大，财政紧张，另一方面又因为经济领域技术创新乏力，财富创造能力急剧下降，导致社会整体趋于贫穷化。因为贫穷导致官民对立的进一步加剧，有朝社会动乱方面发展的可能。同时又由于受国内社会动乱的严重威胁，导致中国社会治理能力下降，面临西方国家政治层面的集团竞争，又面临着主权危险。因此充满了内忧外患。
如果等到中国社会重新回归动乱，那么“改革开放富起来”的神话就彻底结束了，致富梦幻也结束了，社会还得从“阶级斗争”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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