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观存在”面前，应该怎么办？

在“客观存在”面前，应该怎么办？　　

——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之四）    　　

司马南在《王长江有什么资格任教共产党的中央党校》中，批评了王长江的一个主张。　　

王长江说：“我就是扪心自问后坚决地认为，党应该回到常态，落到地面，从取信于民开始，而不是从党内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的假设开始。”　　

初看这段话，不得要领。好在司马南敏锐地指出：王“所谓‘假设’无非‘共产主义理想’”，于是豁然开朗。　　

再看这句话，其中并没有明说“假设”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司马南用了“如果没猜错”这个前提。　　

王长江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所说“假设”并非指的共产主义，也可以重新举出他所说的“假设”是什么。但从文意看，不管他举出什么样的“假设”，总要与“共产主义”牵连，而且最终必然要归结到“共产主义”上。因此，议论就从这点说起。　　

1、“共产主义”与“假设”　　

中国的语言文字太丰富，就只一个“假设”，起码有两种意义：一是作动词用，通“假定”。就是指提出一种可能是未必一定是的情形，作为研究、探讨、判断的前提。一是作名词用，通“假说”。是指经过对事实和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得出的科学的结论。它有待于事实的检验，一经证实，就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假设王长江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意思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假说”。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最初是由善良的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们由于憎恶丑恶的社会现实，与这些丑恶和罪恶相对立，而在头脑中构造出来的理想的幻像。虽然令人神往，却由于他们不了解社会运动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使他们不可能了解），不能正确地指出改造旧世界、实现美好愿望的方法和路径；有几个付诸实践的实验，也以失败告终，所以只能是一种“设想”、“假设”，我们今天称之为“空想共产主义”学说。而我们之所以称其为“空想共产主义”，是因为马克思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发现人类社会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地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并非只能存在于空想主义者们天才的头脑里，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个美好社会的实现，要靠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为“阶级”，团结带领其他劳动群众，推翻资本的统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懈地艰苦奋斗来取得；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这个斗争的领导、核心、骨干和先进部队，等等。由于马克思的理论是植根于现实基础之上的，所以说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尽管它仍然只是一个“假说”。　　

“假说”的意思是还没有成为现实，还不是现实。但是，“从”这个“假说”“开始”，无产阶级成为了“自为”的阶级；因为有了这个“假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因为有了这个“假说”，就有了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运动；因为有了这个“假说”，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屹立于世界之上，使人们不再能以寻常的眼光看待共产主义这个“假说”。人们普遍地认为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一个科学的真理，在它面前，资本世界只能歇斯底里地哀号，百倍疯狂地诋毁和破坏，以阻挡历史的前进。　　

苏联东欧的剧变给资本世界“注了鸡血”，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诽谤、诋毁更加变本加厉。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却在认真地总结苏东的教训，兢兢业业地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方法，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在这种时候，发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假设”的声音，就是理论上的可耻的倒退，就是向帝国主义的投降和投靠！这个“假设”就是“假定”的意思。　　

和所有的事情一样，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假说”，也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说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并没有穷尽真理，不能够包揽无余，只要照着“本本”就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还需要丰富、验证；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中，还将出现许许多多的需要探索需要实验需要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努力地艰苦地工作，需要披荆斩棘。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就可以说有这样的意思。另有一种说法，是说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假设，究竟有没有个共产主义还不一定，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完全是虚妄的，不值得的。这样的“假说”、“假设”，就都是“假定”的意思了。王长江的“不是从党内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的假设开始”中的“假设”，只能是后一种意思。　　

王长江是共产党员吗？如果不是，一切都不讲；如果是党员，还记得自己的入党誓词吗？入党宣誓的时候是怎么看待“誓词”的？是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遵行的原则，还是为了“进党”而说的假话、大话、套话？是入党时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呢还是后来放弃了？是什么时候放弃的呢？以如此境界执教中央党校，王长江当有愧色。还挺着脖颈说“我就是扪心自问后坚决地认为”，司马南指出“资格”的问题，一点都不过分。　　

2、“客观存在”　　

“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需要“取信于民”，还是“客观存在”。王长江如此强调“客观存在”，似乎是够“客观”，够唯物，够理由充足的。然而不然，这样还不够，还需要“辩证”，需要立场。　　

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监狱官对列宁说：小伙子，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墙。列宁回答说：是的，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大伙一起推，它就倒了。　　

黑格尔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具有革命的意义，因为它蕴含着：改变这个存在也是合理的。　　

“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也许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我们要请教　王长江　教授，在这种情况下，是应该“把党员提高到党纲的水平”呢，还是“把党纲降到普通群众的水平”？　　

“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正说明是一种危机，亟需要重视，急需要解决，而不是像王长江那样，认为“不能从”！王长江的“不能从”，其实是对“客观存在”的顺从、屈从。　　

要说“客观存在”，那就太多了！　　

当下的中国，有很多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需要“扶贫”。但有篇讲扶贫的文章说，不少的被“扶”者却不领情，宁肯丢下饭碗去晒太阳、斗小牌、聊大天。很多的人已经“富”了，却活得百无聊赖，炒股、炒房、搓麻将，一心想着中大彩。有的人住豪宅、养外宅；许多的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有的人一掷千金，有的人卖血、卖器官、卖肉体，维持生存……　　

许许多多的人为了生计辛苦忙碌，所有的人都在为“挣钱”奔波竭力。生活就是为了挣钱，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挣到钱，能够挣到更多的钱。而事实是辛劳的人未必能圆挣钱的梦，挣大钱的人却未必辛劳！　　

为了钱，不得不辛苦辗转，不得不精疲力竭；为了钱，可以寡廉鲜耻，可以丧尽天良；为了钱，不惜混淆是非、颠倒功罪；为了钱，能够为侵略者、民族敌人建陵园；能够把“日本鬼子”改称“日本子”，强加给自己的先人！……还嚷嚷什么“文化”吆！　　

谁能说这不是中国当下的“客观存在”呢！　　

但是，只看到这些“存在”，只承认它是“客观存在”，是不够的！顺从、屈从就更不应该了。　　

要知道这些“客观存在”形成的历史，要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要改变这种客观存在！如果不是为了改变这种“存在”，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客观存在”，还叫什么共产党！　　

这种“客观存在”由来已久，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这种“客观存在”并非从来如此：在三十多年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就不是这样；在当下的中国，在像南街、大寨、华西村……，在由真正的共产党人掌握着领导权的地方，情况也不全是这样。这种“客观存在”是丧失、缺乏理想信念的表现，这个“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客观存在”是某些政策导向的结果，而制订这些政策的人们却顶着共产党员的红帽子——一些未必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这些“客观存在”说明，某些号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错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有片面性，他们的“发展”走上了歧途！　　

共产党是人民的向导。不管有多少理由，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严酷的事实严肃地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犯了不少方向性的错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淡化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党内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的原因所在。在防止“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的说辞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字样几乎消失殆尽，甚至刻意回避这几个字；“发家致富”成了时代的精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至理名言；“人是自私的动物”又登上了大雅之堂。　　

有一个紧靠县城的生产大队，粮棉油连年增产，工副企业遍布县城一隅，是县里有名的农工副并举，经济繁荣的红旗大队。上边叫把土地分到户，企业“包”下去。在无人承包的情况下，大队班子连连开会，最后领导班子承包全部企业，主干多包，支书承包几个最大的。　　

大队的“能人”都去经营工副企业，自然更加红红火火。又几经联合、改制，无论是规模还是产值，都取得不菲的成绩，老支书也成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一次会议上，他介绍了经验，又讲了以后的宏图大志，会后记者问他：你们的成绩这样大，你又这么大年纪，还有这么大的劲头，为了什么呢？老支书说：“我就想看看我这一辈子到底能挣多少钱！”　　

有党员、群众责备他：现在的干法，跟你斗地主、闹土改的时候干的，跟你在支部会、党员会、群众会上讲得，可不一样啊！老支书说：“党员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共产咱共产，党叫发家咱发家！”　　

如果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千方百计挣钱”、“一门心思致富”上，那共产党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资本家！因为，资本的天性就是“增殖”。所以，充其量也只能等同于资本家！还讲什么“共产党”！　　

共产党当然要为人民谋福祉，但是如果一味倡导、鼓励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幸福而各自“发家致富”，那么这样的“客观存在”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3、“取信于民”　　

“党应该回到常态”， “党”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呢？“常态”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落到地面”，“党”现在显然不在地面，那在什么地方呢？不知所云。“从取信于民开始”，比较直白，我的理解，是说：从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事情做起。我们就来议一议“取信于民”。　　

在王长江看来，“取信于民”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这种看法未必确当。　　

“党应该”“从取信于民开始”，是又指出了一种“客观存在”：中国的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程度明显不高。党要“执政”，就得要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就得“从取信于民开始”。一句话，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了。　　

我们且不争论现在作这样的估计是否符合事实，因为人民群众不满意于党的某些做法，批评党的某些政策、批评党的某些领导人，正是“信任”共产党的表现：相信共产党还追求真理、还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党会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会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对于一些社会现象，共产党与人民会有共同的认识，会有共同的态度。有些人幸灾乐祸，认为人民群众不再相信共产党了，那也没有办法，无非在他们碰壁之后再埋怨：人民“欺骗”了他们。　　

共产党要时时重视人民群众的态度，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常记“取得人民信任”的警言，都是非常对的。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曾经是取得中国人民高度信任，获得中国人民衷心拥护的党！　　

那就应该回顾：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拥护的。　　

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衷心拥护，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值得信任、值得拥护！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就代表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最终目的，共产党内聚集着为救国救民，为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勇于探索、勇往直前、不畏艰险、不避牺牲的热血志士。聚集着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甘愿牺牲自己的无私战士。聚集着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血肉相连、同甘苦共命运的模范、先锋。　　

常见人们说，共产党动员农民革命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却常常忘记：共产党并不是要人们只去分财产，只去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而是告诫人民要打倒剥削阶级，打倒帝官封，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建设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社会。　　

中国共产党明确要求自己的党员必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聚集起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就是揭露矛盾、发现真理、向人民宣传真理、组织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促成事物的转变，难道还需要论证吗？　　

“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难道不是吗？　　

“取信于民”，要做的是很多，然而首要的一项，就是鲜明自己的政治目标，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才能聚集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先进战士；才能聚集起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才能同人民一道，追求真理，纠正错误，消灭、消除那些可恶的“客观存在”，实现党的近期目标；才有望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个道理应该是不很深奥的。　　

看来，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中央党校真该“整顿”了！不然的话，一期一期地培训下去，让王长江们的观念、主张在党的领导者们中间散播、发酵，中国共产党真的就很危险了！　　

现在在王长江面前也有两条路：或者放弃自己的错误见解，回到党纲的立场上来；或者退党。当然也还有第三条路，但那是下三赖者所为，王长江未必肯的。　　

至于“押错宝”之说，别有深意，当另行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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