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和钦:党的观念教育是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核心

党的观念教育是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核心　　

        一、重振民族道德雄风必须紧紧抓住的一项任务　　

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纲领。它不仅确认了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而且系统阐述了实现这一原则的正确途径，即通过遍及红军官兵生活、战斗、工作各个方面的深入而有效的思想教育，以保持红军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当毛泽东写这篇著作时，也许他更多考虑的，是使红军更好地适应现实的政治斗争环境问题，然而，他却翻开了对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体系进行革命的决定性一页∶以封建的“礼治” 为根本的政治原则，以“礼教” 为社会道德教育核心的学术时代，真正结束了；以共产党领导为根本的政治在则，以党的观念教育为道德教育核心的学术新时代，真正开始了。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在全国城乡所有的基层单位，建立起自己的支部。这些支部担负起整个社会思想教育的任务。它不仅是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政治领导系统，也是一个覆盖全社会的道德教育系统。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十分强调共产党在中国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把坚持党的领导看成一个根本的政治原则。这一思想，又通过党的各级组织，灌输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实际上，对党的领导取什么态度，已突破了政治标准的界限，而成了当代中国公民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而关于党的观念的教育，成了当代中国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　　

也许，有人不同意把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标准，同时说成是道德标准。道德是远离政治的，宁愿把它的标准说成较抽象的集体主义。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道德教育基本实际的。　　

在中世纪欧洲，政教分离，道德问题成为教会的专利品。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兴起后，道德问题又和人的个性自由紧紧缠在一起。所以，在西方的学术史上，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分界，往往显得比较明显。但是，也很难说“远离” ，在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方面，无论是教会的道德标准，还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都同他们的政治标准相一致的。　　

而在中国历史上，封建阶级的“礼治” 和封建阶级的“礼教” ，则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点。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强调党的领导，同时，党又担负着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的道德教育任务，这也是某种新形式的“政教合一” 。在这一点上，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继承。但是，这种继承在内容上、体系上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旧的“礼治” 、“礼教” 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后，已经打了败仗，并充当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可耻的奴仆。而正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思想教育，重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维护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党培养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数以千万计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们为阶级的和民族的利益冲锋陷阵，千百万人献出了宝贵生命。革命的历史造就了象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那样的超越个人生命存在的崇高人格。中国人民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不仅仅是政治路线的胜利，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显示了中华民族重新焕发的伟大道德力量。　　

在今天的中国，要真正谈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必须谈党的观念，必须谈对党的热爱、拥护、关心、服从或尊重。近年来，我国社会道德滑坡，关键的原因，就是不少的干部、群众和青年，谈化了党的观念，党群之间，崇高的感情纽带遭到了很大削弱。我们要重振民族道德的雄风，就必须充分认识我国道德标准与政治标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合一性的民族特点，自觉地把增强党的观念，作为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的伟大任务而紧紧抓住。　　

    二、党的观念教育替代传统的“礼教” 的历史必然性　　

在近代中国，中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观念教育，替代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礼教” ，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真实的替代，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升迁必须跨过的道德教育的门槛。　　

在历史上，在孔子那里，“仁” 是个人修养的最高道德规范。孔子对仁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其中最简洁的一条解释是“克己复礼为仁” 。怎样做到“克己复礼” 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即对违背礼的东西，要做到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就是要求对礼必须绝对忠诚。礼是什么呢？从表面上来看，是各种礼仪、礼节等，本质上则是网盖全社会的，并贯彻到任何生活细节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在这种制度和思想氛围下，每个人都自觉到，在社会的尊卑系到网上，自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一个人从生到死到安葬，一切活动都必须准确地体现这个位置。最能体现这个等级制度及其观念的，是后来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说，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和仁义礼智信。“礼教” 经过漫长的发展，它的阐发由政治深入到家庭生活、心身修养、妇女贞节以至整个自然界。儒家认为，“天人” 是合一的，整个自然界也在按照阳尊阴卑的原则表现着自己。　　

对发展了两千多年的“礼教” 怎么看呢？对它的评价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过，“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 ，[2]只是后来在他们的对立面壮大后，才转化为落后腐朽的势力。由此可见，对地主阶级的道德武器“礼教” ，也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外来的佛教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冲击，但很快被“礼教” 融化。这充分说明“礼教” 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开拓了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丰富历史，促使伟大的农业文明由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黑龙江流域以及大西南、大西北、长城以北等辽阔区域。　　

“礼教” 为什么包含着这样伟大的力量？主要是“礼教” 使中国的社会道德教育，获得了广泛性、通俗性、深入性的优点。这些优点，是古代世界任何一种宗教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广泛性表现为政教合一。封建统治者同时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教育者。政治人才的录用、升迁，把封建道德标准放在首位。政治生活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最基本的文化生活，它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更深刻地反映着经济生活。政教合一，就使社会的道德教育遍及到人们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最基本的方面。中世纪欧洲政教分离，教会和贵族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所以，基督教在道德教育的规模和广泛性方面，就远不及中国的“礼教” 。　　

通俗性表现为社教合一。“社” 是指社会教育，主要表现为家族、家庭教育。三纲中，除“君为臣纲” 外，另外二纲就是家庭内部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在儒家看来，“齐家” 和“治国平天下” 是一致的，前者更是后者的前提。儒家的道德教育，有效地利用了人类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子女对父母的依恋、感恩，妻子对丈夫的温柔、依顺，这是人类最原始的、具有自然性质的朴素的精神意向。儒家巧妙地利用这种自然意向，顺水推舟，把它扩展成人们脑中的道德信条，收到了就地取材、先入为主的功效。这种通俗的道德教育，进一步扩大了政教合一而产生的道德教育规模，并使它获得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基督教、佛教的道德教育，要求修行者脱俗，放弃个人家庭生活，就不可能获得“礼教” 那样稳定、广大的社会基础。

深入性，表现为性教合一。“性” 指人的本性。儒家从孟子起，逐步完备了一套心性学说，主张“尽心” 、“知性” 。虽然儒家内部也有“性善” 、“性恶” 的争论，但总的看，他们基本上是把封建的道德，看成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只有通过不断反省、内求，彰显人先天的本性，就能知天命。“人皆可以为尧舜” ，不断地按正确方向内省，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升华。心性学说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把处于“善端” 的普通情绪，上升为一种道德精神，并体验这个过程中精神上的快乐感。这就使道德教育既无孔不入，又轻轻松松地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西方的基督教则是性教对立的，人性是恶的，人带着原罪来到世界，上帝则要求人们忏悔、赎罪。据现代教育学论证，轻松的正面教育比板着脸孔的批评教育，更易引导学习者进入新的认识领域。由此可以断言，在引导人们进入道德门槛方面，“礼教” 比基督教是捷足先登的。西方宗教家总是说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体验” ，似乎由此得出中国人的精神生治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深刻的东西。但是，从人类文化史来看，所谓“宗教体验” ，本质上是道德升华的体验。这种体验，从孟子讲的“塞于天地之间” 的“浩然之气” ，朱熹讲的“一旦豁然贯通” 等，人们都可深切地感触到。　　

政教合一，社教合一，性教合一，这三者，以政教合一为主体。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一贯的特征。中国“礼教” 在发展农业文明中的伟大力量，正是由以上三个“合一” 中包含的三个优点决定的。但是，“礼教” 的优点也同时酿成了它历史的局限性。礼教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家庭农业经济，“礼教” 的力量愈强大，家庭农业经济也就愈牢固。当明请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牢固的家庭农业经济就长期地抑制着这种萌芽的成长。所以，当中国社会需要从农业文明升迁到工业文明时，“礼教” 又变成了巨大的保守力量。　　

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对政治、家庭、青年的控制软弱得多，加上其它的文化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反而更快地成长和发展起来。他们的道德革命经历了由“神一一人” 的路线。资产阶级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摆脱天国对人间的束缚。资产阶级主张个性解放，维护社会成员个性自由的，唯一的权威是社会契约、是法。道德教育体系的升迁，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抛弃了上帝，但上帝的余威一一宗教戒律，还必须继承下来。资产阶级的法，历史地看，就是工业社会的宗教“戒律” 。历史事实是，兴起这种道德教育体系的革命，是近代欧美工业文明的先导。　　

当中国发现，在人类卷入工业文明潮流的进程中，自己已大大落伍时，于是毅然开展了对“礼教” 的革命。封建君主被推翻了，对“孔家店” 也进行了批判。人们期望象西方一样，建立一个以法为权威的个性自由的社会。但社会演变的现实，证明这是一种幻想。　　

中国的道德革命没有西方那种从“神一一人” 的任务，也没有西方那种从“天国” 继承来的“宗教戒律” 余威的庞大遗产；它走的路线只能是从“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它继承的有利于重建社会稳定的历史文化的遗产，只能是三个“合一” 的余威。中西这种历史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道德教育体系的升迁，有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在推翻封建帝制后，也制订了和西方宪法相类式的法典，但它缺乏社会基础，没有任何权威。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教育大厦倾覆了，国家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状态。左右中国政局的，先是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后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在，他们带兵的方法都是家长制的带兵方法。中国社会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实际上仍没有走出“家庭人” 的圈子。这说明简单照搬西方由“神一一人” 的路径，反而不利于中国扎扎实实走好适合自己国情的“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的路径。而中国道德教育体系只要停滞在“家庭人” 的传统框架里，就必然要和中国工业化进程发生巨大的冲突。历史的辩证法是，社会进步只能顺势而行。　　

在近代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家庭情感过于强大，任何近代法都没有公平执行的基础，出路只能是∶从近代工业界中寻找一个能与工业化平行发展的集体主义情感，以替代源远流长的家庭情感，并以此为出发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道德的权威。这种集体主义情感到软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找，显然是矛盾的；而到工业无产阶级中去寻找，则合乎常理。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背后，有极为庞大的农民群体。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情感极易得到同是劳动者的农民阶级的呼应。这样，中华民族迈向“社会人” 的道德曙光，终于在近代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　　

马克思关于近代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理论，显示了科学的预见性。中国共产党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他担负的历史任务，首先是在政治上彻底告别古代中国的“礼治” 社会，同时也必须在道德教育上彻底告别“礼教” 体系。政治革命的成功和新的道德教育体系基础的创建，二者是不能分开进行的。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历史使命。在革命时期，这个党代表的下层劳动阶级的阶级情感，必须伴随革命势力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升为一系列基本的道德规范。这样，“人的个性解放” ，在西方看来是挣脱神的束缚的唯一通道，在中国却很快演变成“劳动群众整体关怀性解放” 。这也是中国道德发生由“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体系升迁唯一的通道。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礼教” ，也是一种集体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德规范时，同西方近代社会一样，也借助了一点古代道德的“余威”∶西方是由宗教“戒律” 权威，跃变为法的权威；中国则由家庭关怀的权威，跃变为工业社会阶级关怀的权威。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道德发展的继承性。而且也看到，中国道德教育体系在向近代型升迁时，在其出发点上，就不仅超越了封建的名分等级观念，同时也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因此，可以说，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不仅标志着一场政治革命的成功，也标志着一场道德革命的基础的奠定，即中国道德教育体系升迁，在由“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的路径上，已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观念的伦理性扩充　　

无产阶级政党基本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是由马克思提出，经列宁发展的。但把党由政治斗争的工具，提高到兼顾政治斗争和道德教育的工具，则是中国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毛泽东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观念开始形成的标志。这篇文章，改变了苏联红军只设党代表的做法，提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确立了党支部设在连上的设施。这个模式，也基本上是共产党执政后领导行政、领导企业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了共产国际的“唯成分” 论，指出党的思想教育具有普及社会的第一位重要的意义。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的觉悟，不仅只有现代产业工人才能获得，广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敌人营垒中过来的俘虏，通过思想教育，都可以获得。革命队伍以农民为主体，只要思想教育做得好，也不会影响革命队伍的性质。这就大大扩充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 、“党的领导” 的含义。由于党的思想教育远远跨越了本阶级的成员，具有社会的普遍性，而且肯定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有达到这种“觉悟” 的可能性，这种思想教育，已具备了社会道德教育的意义。这样，一个新型的政教合一的道德教育总框架，就在中国诞生了。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中国式党的观念中一个根本性原则。这个原则，是对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史的沉痛总结。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制定和颁布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国家生活中确认过三权分立的原则，民国初年出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也搞过多党的竞选活动。但是，握有兵权的袁世凯只搞了个小动作，指使暴徒将竞选获胜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杀害，就把中国的议会民主完会扼杀了。从袁世凯到袁死后的北洋各派系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 的原则” 。[3]他们根本没有现代西方政党的观念，有的仅是牢固存在于旧军队中的家族宗法观念。这种过了时的狭隘的道德观念，不可能引导已经向工业社会起步的中国实现统一。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接受了“打倒列强” 、“打倒军阀” 的口号，使革命势力很快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但蒋介石凭着手中的兵权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第二国民党中央，使原国民党中央提高党权的努力归于失败。蒋介石比北洋军阀更多地玩弄了政党统治的把戏，甚至鼓吹“党化” 教育。但是，只要了解一下蒋介石是靠发动政变、另立中央起家的，就不难发现在蒋介石的道德深处，党只处于从属的地统。他是立党为私。他的道德本质，仍没有跳出宗法思想的圈子。他的独裁性人格，至使国民党内部也发生连绵不绝的混战和永无休止的分裂。正是基于近代史这一道德演变的艰难历程，毛泽东十分严肃地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即使是看不起政治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任其发展，“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4]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官兵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对高级军官，自己掌握了决定党的命运的重大权力，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个权力，只能对党持绝对的忠诚。军、党关系，表面看起来是带兵方法。但近代中国自清庭衰微和垮台后，社会之所以外患内乱不止，症结所在，就是国内各色武装势力，没有哪一股冲破了“私家军队” 的怪圈。也就是旧的农业社会道德的根基，在国家核心力量的层面，始终没有动摇过。真正确立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也就是在国家核心力量层面真正结束家族道德的统治。这是近代中国社会道德由“家庭人一一社会人” 升迁的一个决定性环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和自始至终的贯彻，政教合一的新的社会模式，也就随革命的发展而变成了现实。其他家族军队，不管一时怎么强大，终究无法与共产党的忠于现代社会理想的军队作对抗。共产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有中国社会道德要求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社会道德教育体系就在基本方面，摆脱了“家庭人” 的传统模式，“社会人” 的道德教育体系，开始了社会规模的成长和发展。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共产党同这个主要成分，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磨练，形成了灵魂与肉体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维持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而长期的社会稳定又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势下，任何向共产党领导挑战的政治势力、道德文化势力，就很难说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这样，坚持共产党领导，也就成了现代中国国家生活的最根本原则。这一原则对大多数公民提出的崇高的道德要求是∶必须把对国家的忠诚，在最高的层面上，集中到对党的忠诚。当然，共产党实行多党合作制，这种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要求社会所有的公民，都去信仰共产党的主义，但作为一个爱国者，至少会对共产党领导保持尊重的态度。　　

我们国家出现的许多道德楷模，都是同忠于党紧密相连的。雷锋决不是象有的宣传材料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只知道为他人做好事的忙忙碌碌的人。他把人的情感中最深沉的爱，全部献给了党。是忠于党的崇高信念，驱使他去做各种好事。雷锋抄录的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准确地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　　

忠于党，尊重党，也愈来愈成为我们民族的良心。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说过，林彪的失败说明，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赞成团结，不赞成分裂。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国际“和平演变” 势力的配合下，在首都掀起了那样巨大的狂风恶浪，把党和国家推向一朝决定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合格的，广大的工农群众及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是对党抱有坚定信念的。所以，党能力挽狂澜，取得平息这场政治风波的伟大胜利。　　

种种事实说明，忠于党、尊重党的道德信条正在中华大地以更深刻的形式发展着，现在是顺应道德发展史的趋势，公开揭橥忠于党的道德地位的时候了。　　

    四、党的观念的基本道德精神是忠于党和忠于群众的高度统一　　

做到自觉忠于党（在更广泛层次是尊重党），首先就必须从本质上了解党，认识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些内容在马列著作中都有明确的阐述。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如果仅仅停留在马列原有的建党思想的特定含义上而不前进，党就不能担负起在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重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任务。毛泽东在领导全党作广大的思想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完善了“群众路线” 的概念，并把群众路线看成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织织路线。这就用极其简洁的语汇，概括、贯通了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中最本质的方面，并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历史文化中民本主义的传统。　　

群众路线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观念。在哲学上，它深刻地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认识的主体。因此，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发挥人民群众开拓历史的首创精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必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党的具体纲领和实现纲领的手段上，群众路线又成了体现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改造目标，以及灵活的适应历史环境的阶级路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所以，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党在一个时期社会改造的目标，体现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是紧密地团结和依靠绝大多数人，实现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在党的组织路线上，群众路线深化了民主集中制的含义。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个合理的组织程序的规定，而且反映了科学的认识路线和科学的领导方法。上级领导机关应在调查的基础上，在反映群众意见的前提下作出决策。其认识正确与否，又要回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检验，并根据检验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以此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艺术。一个简洁的语汇，能如此深刻、准确地反映这样众多、这样纷杂的理论原则，这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而更为有独创性特色的是，毛泽东还把群众路线看成是改造人的灵魂的路线。这凸显了群众观念的道德意义。群众是所有个人的先生。一个人要使自己道德高尚，灵魂纯洁，只有通过接近工农，投入群众的广大斗争才能做到。毛泽东谈了自己道德升华的体验。他说，当他是学生时，总觉得工人农民是比较脏的。而当他完会熟悉和了解工农以后，“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5]毛泽东甚至自认为发现了“上帝” ，并说∶“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6]毛泽东以接近群众为基础，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世界观改造的学说。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中，忠于党和忠于群众，已成了最高道德追求的两个方面。忠于党，本质上就是忠于群众；忠于群众，又必须接受党的指引。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7]　　

群众路的形成，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新的道德教育体系基本成型。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和群众路线，这二者是中国式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观念的基本内容。这种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礼教” ，在表面特征和气质上，有着某些类似之处，而在内容方面，则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它是政教合一的，党的地位取代了礼的地位；它是社教合一的，服务于群众的情感取代了服从父亲、服从丈夫的情感；它是性教合一的，社会实践的人民性取代了家庭人的归属性，通过接近工农、投入社会实践改造世界观的学说，取代了反身内求的心性学说。这种取代适应了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入工业文明的需要，克服了“礼教” 的保守面，而在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广泛性、通俗性、深入性方面，却承接了应有的势头。这是中国文化一次伟大的升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中国式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观念方面，又有了极其重要的发展。我觉得至为重要的，就是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含义中，增加了为群众谋实惠的思想。在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主要表现为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转入建设后，由于党缺乏建设经验，对新形势下贯彻群众路线，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企图依靠群众运动推进建没，使建设事业走了一些弯路，影响了人民活水平的提高。党在群众路线的含义中加入了为群众谋实惠的思想后，党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就有了较清酲的认识。同时，这是为群众谋实惠，而不是放任个人无原则地捞实惠。资产阶的自由化的鼓吹者，却趁机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党根本废弃群众路线。这样，党就必须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将保证中国稳步走向现代化。　　

为群众谋实惠的思想，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也具有领导方法和实现党的宗旨的意义，党的群众路线由此而更成熟了。它更增加了中国新的伦理思想的活力，把中国的新型道德教育，真正推到了世界市场，以接受新的锻炼和考验。　　

紧紧地抓住增强党的观念教育这一核心，牢牢树立忠于党、忠于群众的信念，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必将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1992. 元. 10. 晚定稿.    2005. 1. 23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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