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塞不开茅于轼
“温良如玉”的茅于轼先生又开始捧着他的良心出来讲话了。温总竭尽全力用以改变其政治形象的保障房政策在茅先生那里成为了一场“混战”。他认为保障房的保障对象绝不可以是“中低收入者”,必须仅仅只能是“低收入者”。原文如下,各位看官请上眼。
“保障房的对象是中低收入者。大多数人都在其中,认为自己有权获得一份。但是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保障房也是有成本的,是别人的劳动创造的。此项政策的后果是人人都产生了非分之想。结果是一场获取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的混战。它与商品房的主要区别就在此。获得商品房要靠自己的财富,而获得保障房要靠混战。”(引自茅于轼的腾讯微博)
在茅的概念里,中低收入者的范畴包括了“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真是难为这位82岁的经济学家,尚且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如此之众。穷人多,房子就显得少。僧多粥少,于是有一场混战也不奇怪。但僧多粥少就一定要混战一番吗?
张五常教授曾经也谈过关于竞争的问题。他说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要分配给更多的人必然会引起竞争。解决竞争的方式是“排队”。这个“排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理解为用时间来排队,也可以理解为用金钱排队,用权力排队。当然在一个野蛮的社会里不排除用武力排队的可能性。上海市的户口政策就是一个排队的政策。上海的户口每年就发那么多,可是想拥有上海户口的人不计其数。那么上海市政府的办法是打分。根据个人素质、能力和对上海的贡献来打分。最高学历、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荣誉称号等等都有相应的评分细则。分数够了就有资格成为上海市公民。
茅先生似乎和张教授没有什么交流,也不知道原来社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排队”来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在茅先生的思维里,中国的“中低收入者”面对保障房这样诱人的香饽饽必然要混乱的争来斗去,而中国的政府也没有能力用文明的排队方式解决这个“混战”。如果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这么野蛮,中国的政府也真的这么无能,那么我们暂且认可了茅先生的高见吧。
但他接着又给这个混战加了定语,扣了帽子,美其名曰“一场获取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的混战”。这个罪名就实在让老百姓想不通了。在工地上流血流汗的是农民工,而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穷人住进了穷人盖的房子却成了“获取他人所创造的财富”。而购买商品房才是“靠自己的财富”。这个逻辑就是说穷人们不要为谁先住进保障房争吵了,要把这个房子给开发商,然后用几倍的价格再买回来才是自食其力的,才是公平和正义的,才是符合市场经济准则的,才是茅先生能够看得起的。
在他的逻辑里,一个穷人给另外两个穷人盖了一所物美而价廉的房子,引发了另外两个穷人的争执,这个叫做“混战”。而最终能够住进房子的穷人是掠夺了别人的财富。从文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 “太缺德了”。纵观茅先生的发言史,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两个。第一,请出房地产开发商和黑社会老大,没收房子,要价翻十倍,于是大家也就不吵了,也就不“混战”了,也就不“缺德”了。第二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房子涂满大粪,因为“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涂了大粪的房子,相对还富裕的穷人是不愿意再去为之而“混战”的。于是大家就都成了文明人士。
但是他从来不主张那个能盖房子的穷人再给第二个穷人建一所房子。因为这实在违反了他的原则。茅先生曾经满面荣光的告诉世人他要“替富人说话”,如果他鼓动给穷人增加保障房,很多穷人就不买房子了,商品房岂不成了富人的“伤心房”?茅于轼先生被吹捧为“温良如玉”,但其实也“爱憎分明”。他并不关心穷人之间的竞争,而只是在意穷人和富人之间利益的战争。
茅先生不仅爱憎分明,而且坚守原则。他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他所认为的“天则”。不愧是美国人驯化出来的忠实的卫道士,其不顾一切坚定捍卫市场经济的精神博得了众多的目光和口水。他在18年前就开创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声称“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又说,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可是茅先生在看问题的时候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政治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即便是分析经济因素的影响,他的话除了刺激贫苦人的耳膜似乎没有任何闪光点。
也许人上80前面的人生路就不远了,放眼远眺总是一件悲哀事,长久的不去展望未来,于是茅先生也便形成了了无生气的“短视逻辑”。他的政策建议总是盯着价格两个字,而且这个价格还仅仅是经济学里面“静态均衡”价格。比如他讲春运的问题时,说道:春运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
喜欢收费的政府一定喜欢茅老师的见解。按照茅老师的“理论”,春运铁路涨价了,长途车涨价了。不仅如此,为了解决停车位稀少的问题,政府开始大涨停车费;为了解决堵车问题,政府开始加大力度收费;为了解决幼儿园紧张的问题,政府开始提高入园费。中华大地,各种收费“涨声一片”。茅先生得了政府的欢心,可是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
事实证明“即便涨价上述问题基本不会改变”。郎咸平针锋相对的发言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陆经济学家水平不如农民,大陆经济学家说,提高铁路票价就能缓减春运和暑运压力。于是,以往每到春节,铁路客运票价高涨。可是,春运似乎毫无缓减之迹象,客运依然紧张。不同的是,铁道部赚了一个鼓鼓囊囊,旅客被狠狠宰了一刀,得到的服务依然那么差。”
虽然他老人家很少抓住问题的本质,但对一件事讲的很到位。茅先生说:“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另外,他积极的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痛恨的表示:“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如果穷苦的老百姓知道,当时受到伤害的“右派”都是茅先生这种人,那么不知有多少人会对“阶级斗争”表示理解和支持,不知有多少人希望再来一次“反右运动”。
茅以升先生以他在铁路桥梁史上的卓越成就和著名的钱塘江大桥成为一代佳话,美名远洋。茅以新也以出色的表现为中国的崛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两个名字出现在茅于轼新浪博客中个人简历中的第二句话,破显得不搭调。不是理工与经济的不搭调,不是里语言表述的不搭调,着实是“祖国”和“人民”的概念在两代人的思维里不搭调。
茅先生的脑子里塞满了美国人的价值,塞满了美国人的“静态经济学”,塞满了美国人的“庸俗经济学”,无论如何在有生之年恐怕是开不了窍了。概括一句:茅塞不开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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