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何许人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理事长，原来是一个摇笔杆子的企业家，替富人说话也就是必然的了。
茅先生的文章比较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原文。这里，我仅摘录四个“闪光点”，试加“赏析”：
其一，茅先生说：“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错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
茅先生反对讲究立场，不愿为穷人说话，这是他的自由，我们不必苛求。但是，他公然反对马克思的学说，这是所有共产党员不能容忍的！
想必大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会陌生。《资本论》就是论资本，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资本论》共四卷，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可见，《资本论》是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马克思的这部光辉著作是如何产生的呢？1842～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遇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普鲁士莱茵省议会通过了“林木盗窃法”，公然侵犯贫民阶级的权力。不久，马克思又遇到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经济状况问题。这些物质利益的冲突，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之一。于是，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收集资料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到四十年代末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1866年初开始，到1867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和誊写工作，同年9月在德国汉堡出版。由此看出，马克思正是出于为穷人说话的初衷，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刻地剖析资本家的剥削本质，形成一部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科学文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资本论》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被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成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如今，竟有人跳出来，公开指责马克思的学说，难道现在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么？
其二，茅先生说：“毛泽东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穷人并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
看样子，茅先生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一直耿耿于怀。他把当时的斗争阵营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这口气与地主资本家完全相同。按照茅先生的逻辑，共产党闹革命就是因为穷人不服人富闹起来的，自然是不应该的，共产党也就毫无存在的必要。不仅如此，茅先生还把共产党革命的结果说成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解放后，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翻了身，逐渐过上好日子，只是地主资本家比过去“穷”了。对此怀有不满情绪的茅先生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蒋介石被赶出大陆几十年了，可如今共产党还养着蒋介石的喉舌，不是天下奇闻吗？
其三，茅先生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
茅先生描述历史纯虚杜撰，分析原因实在荒唐，得出结论令人喷饭。
“中国穷了几千年”是事实吗？仅举两例：㈠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估算：以人均GDP论，在公元50年，中国和欧洲（除去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是45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反映了东汉和罗马帝国的繁荣不相上下。到了960年，中国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欧洲则跌到了400美元。到1280年，中国达到600美元，欧洲是500美元。直到1700年，中国停滞不前，欧洲才以870美元超出。而以经济总量算，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㈡一位新西兰人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明朝中国：“在这个大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做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由此两例足可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富裕程度。
茅先生分析中国穷的原因是仇富传统几千年没变，想象力太丰富了！看来茅先生不仅替现在的富人说话，还替历史上的富人说话，堪称“富人之父”了！中国人生来就有仇富心理吗？否！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邓小平概括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我们不妨从身边看起，那些起早摸黑摆摊卖菜的菜农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换来的财富，从来不会让人眼红的，更不会让人仇视。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横财就是意外得来的钱财（多指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对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钱财的富人投以鄙视的目光，至少反映了维护社会公平的愿望，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说茅先生编出的仇富传统是无中生有，那么他说“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则是别有用心的。大家知道，这段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时期，也是资产阶级难过的时期，他们不仅经济上被改造，政治上也有所限制。文革结束后，他们开始抬头了，有的公开反攻倒算，虽然我们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压制了一下，管了二十几年，现在他们又坐不住了，有人开始叫骂了，历史的重复往往让人觉得惊人地相似。
再看看茅先生的结论吧——“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我怎么觉得这话似乎出自当年还乡团之口，如此恶狠狠地痛骂穷人，如果不是有刻骨仇恨，不至于如此表达吧。我还想起一句古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按照茅先生的逻辑，穷人要想变富，只有跟着富人走，当奴仆也好，当走狗也好，受剥削也好，受压迫也好，那是唯一的出路。而富人自然可以代代相传，把一个富裕基因永远遗传下去。茅先生的理论虽好，但历史是不吃这一套的。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这才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任何人都颠覆不了。茅先生把中国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历史说成是仇富的历史，会被无数英烈的鲜血淹死的。
其四，茅先生说：“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茅先生藐视人民的力量，把社会财富的增加归功于企业家，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企业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守法和基本守法的企业家，另一类是违法的企业家。守法和基本守法的企业家是在极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通过国家贷款启动，使用廉价劳动力，利用政策变轨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种种机遇，采取许多潜规则默认的方式方法（如行贿等），逐渐积累起一定的财富。这个积累过程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离不开劳动力的支持，离不开市场活动各方力量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国家为发展市场经济，付出了惨重的社会代价，如建国后灭绝的毒品、娼妓、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血吸虫等等沉渣泛起，至今仍在危害社会。违法的企业家积累财富的过程则是血腥的，他们置工人的利益、健康、生命于不顾，随意增加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克扣工资，甚至限制人身自由，漠视生命安全。仅以近几年见诸报端的许多黑矿主为例，每年都要夺走数以千计矿工的生命。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想必茅先生不会不知道吧。
对守法和基本守法的企业家，我们可以看成人民的一分子，没有单独歌颂的必要；对违法的企业家，我们则应该视之如仇，群起而攻之，痛加鞭挞，把他们送入历史的审判台。也许茅先生对我的分类法会嗤之以鼻，那就请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调查吧。
茅先生的文章“闪光点”还很多，限于篇幅，不再摘引了。可能读者要问，你对茅先生是不是不太公平，他不是还说了“为穷人办事”吗？那就再花点时间看一看原著吧。茅先生说：“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原来，“为穷人办事”是政府和民间的事，与茅先生不相干。参观一下茅先生领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十年辉煌成果，除了办论坛，就是出书，并未为穷人办过什么事。这样看来，“为穷人办事”不过是“替富人说话”后面的一个漂亮的点缀罢了。
综上所述，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歪曲历史，藐视工农，妄加指责马克思学说，污蔑党的领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功绩。试问，这能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容忍吗？
奇怪的是，茅于轼的谬论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新闻媒体，而且得到少数人的拥护，这难道不能引起党的宣传部门的重视，不能引起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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