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群众语言
(一)群众语言的概念
到处都在使用“群众语言”这个词。究竟有否“群众语言”这种事物，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但对于“群众语言”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事物，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我理解：群众语言虽然不是独立于民族语言之外的、与民族语言并列的“语言”，确属社会习惯语一类，但是它在规模与意义(价值)上绝不是所谓“贵族语言”、“沙龙语言”、土匪黑话或各专业术语等社会习惯语所能比拟的，前者要大得多。如果把一个民族的规范语言比作一个建筑物，而(旧称)“文学语言”——我意见应更名为“文化语言”。因为“文学语言”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语言，而文学作品往往大量采用群众语言。群众语言主要还是为未读过书(或读书少，文化程度低)的群众所使用，而达到一定文化程度的则习惯于使用(旧称)“文学语言”。所以名之为“文化语言”当更为妥当(如果能将“文化”作为词根“文”与后缀“化”合成的词来理解“文化语言”这个名称，则更自然)(下文即用“文化语言”这个名称)——是它的主体，则“群众语言”即是它的基础。
“群众语言”与“文化语言”为相对应的概念。群众语言与文化语言相比较，在词汇、语法、修辞等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特殊性或特色。在词汇方面，虽然两者有交叉部分，但各有着更大的独特部分。在语法方面，虽然摒弃了不规范的方言特异之后并没有特异于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但是从惯用(常用)这个角度来分析，则有着明显的特色。在修辞方面也是一样，群众语言虽然没有超出民族语言全部修辞格之外的特殊修辞格，但从惯用(常用)这个角度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特色。
“群众语言”与“口头语言”不是同一关系的概念，如在书面文学作品中使用的群众语言则不能称为口头语言。因此，“群众语言”与“书面语言”不应看做是相对应的概念。
同一道理，“群众语言”与“民族的规范语言”也不是相对应关系的概念。书面文学作品中使用的群众语言大都是规范语言;未上书的群众语言在语法方面(摒弃方言特异)也基本上是规范的。即使在词汇方面，虽有不同于文化语言的独特部分，但在基本词汇特别是它的核心——根词方面还是共同的，这部分无疑是规范语言。而那独特部分，也有许多逐渐被文化语言所采用或有可能被采用，因而成为规范语言。
“群众语言”与“方言”不能混为一谈，尽管群众语言总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或者说群众语言有着强烈的地方性。谈论群众语言是在抛开了各种方言的差异的条件下，在与文化语言的对应关系中进行的。
“俗语”这个词与“群众语言”很相近，但是现在人们多半是从词汇这一方面来使用“俗语”这个词，因而它没有“群众语言”这样完整的意义。
可以称为“群众语言”的同义词的，只有三十年代所通用的“大众语”一词。然而，当初“大众语运动”的鼓吹者受了马尔学派“语言新学说”的影响，对“大众语”作了不正确的解释，把它说成是脱离民族语言的“阶级”语言，只有鲁迅等少数人正确地运用了“大众语”的概念。“大众语运动”无果而终，“大众语”这个词也被人们放弃了。
终上所述，群众语言是属于社会习惯语，但其地位不同于其它各种社会习惯语，它是主要为广大无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群众所使用的、与文化语言相比在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或特色的社会习惯语。它是文化语言的基础。“群众语言”是与“文化语言”相对应的概念。
(二)群众语言的特点和优、缺点
试从词汇、语法、修辞三个方面分析群众语言的特点。
1、在词汇方面。
1)关于词汇的量。
群众语言与文化语言有共同部分，但这共有部分在各自的词汇中都只是一部分，也就是说各自都有着特异部分。我曾依据《汉语拼音词汇》(收词两万条的)做过估算，其中也为群众语言所有的词仅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的词为无文化的群众所不用。
是否群众语言的词汇容量比文化语言的小呢?是小的。但绝不是只有文化语言的百分之三十。我估计，以词条为计量单位，群众语言词汇的量，至少也能有现代文化语言通用词汇(不包括专门性很强的专门术语)的百分之六十(包括共同部分)那样大。当然不是要把各种方言的词混加在一起，只是就一种方言而言即可达到这个数量(我曾想收集本地群众语言的词语，编一本《本地群众口语词语一万条试析》，其中也要包括各种熟语。很遗憾，因缺乏时间和精力，也缺乏毅力，只能想想而已)。
2)关于词汇的构成。
群众语言词汇与文化语言词汇的共有部分，是民族语言的基本词汇，特别是它的根词;多为单音词，也有复音单纯词和合成词。
对群众语言词汇的独有部分，试作如下划分：
单音词：
一种是有文字的，但现代文化语言已不作单音词用。如B声字：暴——群众语言可说：“他脾气暴(暴躁的意思)”，“他死得暴(太突然，太意外的意思)”;扮——群众语言可说：“他扮哪个角?”(扮即扮演);表(非錶)——群众语言可说：“他又表他那一段功劳了”，“表一表”。有的虽然在文化语言中也能作单音词用，但群众语言却还能在特有的意义下使用。仍举B声字，如：崩——群众语言可说：“拉出去崩了”，“崩”即枪毙的意思;冰——群众语言可说：“鱼都冰起来了”，“冰”即冷冻的意思。在文化语言中，“崩”、“冰”都不能这样用。
第二种是无文字的，这基本上是方言词。如我地方言(仍举B声字)，称傻为biāo(彪)——“你真biāo!他给你怎么不要?”;称侈言为bāi(掰)——“他最能bāi啦”;称训斥为bēn(奔)——“他叫大队长好一顿bēn”;称抱住为běng(綳上声)——“他把他běng住了”。这一类数目很为可观。
复音词：
一种是写不出的，不知该用哪个字，和哪个字也挨不上边，因此也辨不出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这当然也都是方言词。如我地方言(举B首词)，称粪便为bǎbɑ(巴巴);称夸夸其谈为bàihuài(败坏)—“别听他bàihuài!”;称活儿做圆满了为bàndeng(半登)了——“你地豆子都栽bàndeng了?”;称不管用、劣等为bīshì(逼势)——“这次一比量，咱们最bīshì”。这一类数目也很可观。有的复音词似可定字，但也把不准;有的其中一个音节似可定字。如我地方言(仍举B首词)，称瞪白眼表反感，震慑对方为bèleng——“他拿眼珠子bèleng我”——似可写做“白愣”，但不懂此方言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又如，称勉强别人做事为bǎngfu——“他不愿意干你就别bǎngfu他了”——其中bǎng似可写做“绑”。
我地方言中还有一些带音节后缀的复音词，其后缀音节与前面的音节不是处于平等地位是明显可见的(所以称为音节后缀，因为它不表附加意义，不是词素，只是一个音节)。如我地方言有如下一些以lou(娄)为音节后缀的复音词：
(略。计47条)
第二种是文化语言中也有的词，但在群众语言中还有特有的意义。如“利索”，利落的意思，群众语言中的“利索”也有这个意义，但还有“完结了，没有负担了”的意义，这在文化语言中是没有的。还有的是文化语言中的词在群众语言中被误用，而这种误用又有很大的普遍性，这无疑是应当受规范的。如，把“体验”误为“体现”，说：“我很有体现”;把“不自然”混同如“不自在”，说：“他这几天不自然，可能是感冒了”。另外，因对文化语言中的词误读而造成“别词”，居然也能在一部分群众中通行。如无文化的老农普遍将“自留地”称为“私留地”。可能是因为自留地的主要部分是“饲料地”;又说自留地，又说饲料地，他们听混了，而且他们原没有“饲料”这个词;旧社会又有种“四六地”的，说得顺口，因而便误出个“私留地”(其实在他们那里是有音无字)。又如他们称“尼龙布”(实际是塑料薄膜)为“雨龙布”，可能是因为“尼龙”是音译，他们无文字帮助记忆，记不住，而雨天可用它来遮雨，故致此误。又如称“的确良”为“地球凉”，称“毛的确良”为“金翅亮毛”(金翅亮是一种昆虫的俗名)，可能都是同因。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未庄的人称“自由党”为“柿油党”，即反映了此种情况。
2、在语法方面
群众语言有着如下特点：
1)句子短，句子中的附加成分和连带成分很少。这是口语的特点。人们不能停止呼吸来说话，而吸气的时候不能说，只有呼气的时候才能说，而呼一口气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句子便不可能过长。再者，口语只能听，话完音消，不能追回，必须当时听清，若句子过长，附加成分或连带成分过多，则句子的主干——主、谓、宾语便不易搞清。因而在群众语言的句子中不但没有叠床架屋式的堆砌形容词的现象，而且对于那些不能省略的附加成分和连带成分往往采用后附小句补说的办法来解决。
试举例。今日见到的报纸有这样的一句话：“千百个在不同国家里被采访的XX难民，众口一词地描述了XX当局是怎样经营这种野蛮的人口交易的。”(《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
这要用我地群众语言来说，便将是这样的：
“XX国做这个人口买卖，可野蛮了。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讲—现在逃到哪个国的都有，他们把XX的那个野蛮法儿都讲出来了，讲的也都一样。”
实际的群众口语也许还要增多一些代词、语助词、感叹词之类。可以看出，群众口语比文化语言要啰嗦一些;有些意思还讲不出，如“被采访”则未讲出，势必要讲，则还需添许多话。但，它却比文化语言要易懂得多，特别是在只靠听的时候——这不仅对无文化的群众是这样，即使是有文化的人也会觉得更容易听懂。
操文化语言的人的口语的句子也是较短的，但比群众口语还是要长的。应该说，群众口语句子短不仅是由于受呼气时间和语音停留时间的限制，而且还有语法知识程度和思维能力方面的原因。
2)复句少，固定化的关联词少。
群众语言中也用复句，但与文化语言相较，复句的使用量是明显地少的。在叙述性的群众语言中更少用偏正类复句。试看这一段群众语言：
“天旱就好起虫子。东山坡那么大一块地，苞米苗都长这么高了，就四五天工夫，都吃成橛儿了。那时候就一个来月没下雨啦，地都干裂口子了1。王老五就说今年算是交了。我们也没泄劲，把不能行的苞米苗都刨去了，埯上了豆子，能行的苞米就浇水2。干了四、五天，豆子都埯上了，天也下雨了3。到秋天，还真不错，苞米、豆子打得都不少。从钱上看，不比上年少。就是向国家交的粮数能少点。豆子怎么地打不过苞米。”
这一共十句话，只三个复句，即注号码的三句，又都属联合复句，没有偏正复句(1连贯。2并列重联贯。3并列)。
这要换成一个学生去调查，也许会写成这样的：
“因为一个来月没有下雨，所以地都干裂了。因为天旱适合于害虫的繁殖，所以虫灾蔓延很快，为害严重。结果，仅四、五天时间，害虫就把该队东山坡很大的一片地的玉米苗吃得所剩无几了，尽管当时玉米苗已经长到一尺多高了。虽然当时有人吹冷风，说今年没有希望了，但是该队广大贫下中农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斗志昂扬，干劲倍增。他们苦战了四、五天，给没有被害虫吃掉的玉米苗浇上了水，又把被害虫吃光了叶子的玉米苗的根茎刨掉，改种了大豆。由于贫下中农这样艰苦奋战，因而终于战胜了旱灾和虫灾，夺得了丰收，玉米和大豆都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因为大豆价高于玉米，所以从收入上看，这一年还要略高于前一年。但因为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低于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的，所以他们这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的数字是低于前一年的。这是该队贫下中农所颇感遗憾的。”
这里除附加的最末一句是单句外，八句话全是复句，而且偏正复句就占了七句。当然这不是很精练的文化语言，但还是可以用来说明文化语言与群众语言在使用复句方面是有差别的。
从上例还可看出，有些时候，群众语言比文化语言还要简捷。但这是抛开了精密这一标准之后而谈的。上面我模拟的群众语言显然没有我模拟的学生调查记精密。在这一点上，上例也可以代表基本情况。
群众语言在对话中使用偏正类复句比在叙述中使用的多;偏正类复句中的关联词也比联合类复句中的多，但也有不用关联词的，且关联词中也较少固定化的。请看下列例句：
——因果关系：
a.“他跟他俩好，他就告诉他呗!”
——假设关系：
b.“要是他跟他俩好，他可就能告诉他。”
c.“就是他跟他俩好，他也不能告诉他。”
——转折或让步关系：
d.“白（别）看他跟他俩好，他可不能告诉他。”
e.“他跟他俩好不假，这事他可不能告诉他。”
f.“他是跟他俩好，可这事他不能告诉他。”
——条件关系：
g.“除非他跟他俩特别好，他才能告诉他。”
这七个句子，a句无关联词;d、e、f句意思一样，关联词的后一个词也一样，都是“可”，但前一个词却不一样，分别是“白看”、“不假”、“是”，可见未固定化;b、c、g句的关联词基本上是固定化了。
3)用代词较多。群众语言中使用代词明显地多于文化语言，不仅是人称代词、指示代词，而且经常使用疑问代词代事。如，在我地群众中时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
“要是那么样，那可就要干什么啦!”
这样的用法有时是为了避讳;有时是为了省事，因为听者都明白;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无力说清楚，听者只好各自含糊地去理解。如鲁迅所引的“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即是反映了这后一种情形——尽管这是幽默的夸张，但群众语言中的这类情形是确实存在着的。
3、在修辞方面。
1)大量使用比喻类修辞格，包括比喻、粘连、歇后藏词等格。所谓“大量使用”不只是说在群众语言中，比喻类修辞格的使用频率比其它修辞格的使用频率高，而是要把群众语言和文化语言相比较—在群众语言中，比喻类修辞格的句子在全部句子中的比率要大大高于文化语言中比喻类修辞格的句子在全部句子中的比率。这绝不是主观臆断。当然我也没有精确的计算。但是任何清醒的人只要与操群众语言的人有足够的接触，就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众语言在描绘事物的形态，评论事物的性质、价值，分析事物的变化原因等等几乎所有一切的场合都简直离不开比喻类修辞格。群众语言依靠这样使事情变得简单，即易说，又能收到形象、易懂的效果，但含糊、似是而非也是难免的。
2)大量地使用熟语，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等。这一条的外延要与上一条部分重合，但提出的角度不同。群众语言中的成语(排除微量的与文化语言共有的成语)，也有一些四字式的，但大量的是长短不齐，非一律化，同时也可拆、并、加衬字。这些成语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炼话”，用了它们可以使语言形象易懂，生动有趣，又可使语言简捷，节省时间。如：“逼鸭子上架”;“越了锅台上炕”;“撸一下巴颏子chī(嗤)水”( chī水即涎水);“撂嘴巴子给nī(妮)打”( nī即人家);“没点起火倒搌弄出烟了”……
3)一些主要靠诉诸文字才能显示修辞效果的辞格，在群众语言中则很少使用，如对偶、排比、回文等。使用时，格律也不像文化语言的那样严。如对偶，不避同字——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回文，中间字的字序也不那么严格——例：“难了不会，会了不难”。
综上所述，与文化语言相比较，群众语言的优缺点可归纳如下：
基本的优点是形象，因而易懂，又生动有趣;有时又简捷、明快。基本的缺点是含糊，即不精确，不严密;多数(人和场合)又是比较啰嗦的——除了因缺词汇而释义，因不惯长句而作小句分述外，在群众的语言实践中我们还可看到一些别的原因，如思维不清、缺乏文法训练所造成的无价值的重复(音节、词、句的重复)、层次凌乱、不完整、不连贯等等现象。另外，群众语言中还有猥亵的成分。
因为群众语言形象，善于描绘事物，所以适合于文学作品应用。群众语言也能够运用比喻等方法对事理作粗略的说明。有一些政论文章，特别是一些向群众宣传方针政策的文章，应用群众语言，效果也是很好的。这即所谓“深入浅出”。毛主席的文章在应用群众语言，实现深入浅出方面即堪称典范。当然不是单纯应用群众语言，而是与文化语言相结合，实质就是学习群众语言。即使完全为群众而写作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单纯应用群众语言，为了简洁，为了表达深刻的思想，不能不与文化语言相结合。鲁迅的作品也注意应用群众语言，但还是以文化语言为主。群众语言被著作家所应用的部分在被应用时自然要受到提炼和加工，这就为被文化语言所吸收打下了基础。
因为群众语言有着不精确、不严密和啰嗦的缺点，所以若用来表述科学理论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因为允许不限篇幅的释义和补说而不说不可能的话。基本上可以说，群众语言是不适合于科学理论著述应用的(但不排除科学理论著述中应用群众语言的个别成分)。所以，群众要掌握科学理论必须先掌握文化语言;学校教育也必须使学生掌握文化语言。群众掌握了科学理论以后也许还能用群众语言来表述它，但这是只有群众才可以做的事情。
(三)形成差异的原因
汉语自古以来便是语、文脱节。汉字难写，难以详细记录口语，古人只能摘其要，这便是古人的文(鲁迅论，见《门外文谈》)。而诉诸文字才形成的文化语言又总是跟不上主要以口语形式出现的群众语言的发展。在古代，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极力限制文化语言与群众语言的接近与结合，人为地加剧文化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分离，形成与群众口语相去甚远而且越来越远的官方语言——文言(又称“雅言”)，使之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群众不应用也不会应用它，而它又被置于语言的“正统”地位，群众语言被斥之为“俗语”，这样统治阶级便可也利用语言来维护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统治。
但是，在古代也有倾向人民的文人注意学习、应用群众语言，特别是宋、元以来，出现了许多大量使用当时群众语言写成的书，最终竟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语体文。“五四”运动确立了语体文的正统地位，它从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语体文这种文化语言原本不等于群众语言，它与群众语言还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与群众语言更加接近的一方面，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与群众语言相分离。这分离的方面中主流是好的，是前进的，是使语言向精确、严密、简练的方向发展所必需的，是科学的抽象思维所决定的(形成差异还有思维方面的原因，下题将谈到)。无论是大幅度地增加合成词和积极采用欧化句法，其主流都是好的。然而也存在着不好的支流，它加剧了文化语言与群众语言的分离，而且没有积极意义。如，在词汇方面，在已经有较通俗的同义词完全可以代替的情况下，还多余地启用文言词和多余地“人工合成”词;在语法方面，滥用欧化句法，在用短句分述的办法已经能够表达得很精确，很严密而又不很罗嗦的情况下，还要故意合并成冗繁、难懂的长句。——这些都属于不好的支流。
二、关于群众在思维上的特点及其与群众语言的联系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言总是要适应思维的。群众语言的特点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群众在思维上的特点。
现试从与群众语言的联系上来分析群众在思维上的特点。
1、概念。
前一个题目已谈到，群众语言词汇的量是要少于文化语言的，而且那里对文化语言仅限于通用词汇，若再加上专门术语，它将显得更少。
如果群众语言里有与文化语言里相应的词的同义词，则不认为是缺少，只有缺少表达文化语言的词所表达的意义的词才算是缺少，那么，这种词的缺少，实质上是概念的缺少。也就是说，对许多事物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概念的阶段。若分析一下群众语言所缺少的词，就会看到，它们或者是操群众语言的人见闻不到的事物，或者是他们虽能见闻到但只靠见闻却认识不了的事物的内在的、细微的属性——这些属性只是科学和哲学研究才将它们揭示了出来。
2、判断。
无文化和文化程度低的群众的判断多半是个别判断，特殊判断则较少，普遍判断则更其少。他们要介绍一件事情，总是要从头说起;他们要评论一种事物，总是要讲见闻到的具体或个体，而且多半仅限于此。就是说，他们不惯于概括和抽象。《红楼梦》写刘姥姥在荣国府随行酒令，当鸳鸯出句：“左边‘大四’是个‘人’”，“刘姥姥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稼人罢!’”当鸳鸯又出：“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这一段即生动地表现了无文化的群众在思维上的特点。
群众作普遍判断是很吃力的，同时也应该说他们对此是很谨慎的。这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他们多半被生计束缚在狭小的天地里，没有文化，不了解直接见闻以外的事物。他们只惯于作个别判断，使认识局限于个别。他们有时也作普遍判断，往往把局部经验即误认为是普遍真理。但由于他们谨慎，更由于他们的判断总离不开个体，或总是依据见闻的具体，所以除了被假象所迷惑的情形以外，他们的判断，在局部看来，往往更接近于真理，而不像一些书生，往往好轻率地作普遍判断——不依据具体，而根据想象作普遍判断——那样的经常出现荒谬。
个别判断为主，是群众语言用代词较多的根源。
3、推理。
无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群众最惯于运用的是类比推理，运用归纳推理则较少，而运用演绎推理照需要则更显得少。
群众运用类比推理似有两种类型：
一种可称做“等同类比”。即同一种类事物的比。如：“XX生产队都那样弄了，咱为什么不那么弄?”“XXX怎么都记十分工，我和他一块去的，一块回来的，怎么就记八分工?人还有成有秕子吗?”(这最后一问句是用“相似类比”来批评对方不一视同仁)。
应当说明，叫做“等同类比”只是考虑“等同”可与“相似”对举，而实际上是不确当的。世界上绝没有绝对等同的两件事物。但是，只要按照与结论直接相关的属性是等同的规则来推理，那就会是正确的;如果，两事物有许多属性是等同的，而与结论直接相关的属性却不等同，那么这个推理就将是谬论。如第一例，若“X队”决定应当“那么弄”的属性与“咱队”是等同的，那么“咱队也应那么弄”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反之即是谬论。第二例，若“XXX”与“我”的劳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等同的，那么“我和XXX应记一样的工分”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反之即是谬论(这里抛开了计时工的情况)。因此应用等同类比应极谨慎，如在推广和学习一地具体经验时，就应防止机械模仿、照搬。
群众运用等同类比是极其普遍的。有两个方向，一是跟以往的同类比，二是跟左近的同类比。等同类比对于运用它的局部来说，也能使人们得到新的认识。正像交通运输属于生产一样，等同类比使人们把对甲的认识移于其同类的乙，那么人们因此而得到的对于乙的认识就应该说是新的认识。
群众的基本学习方法是模仿、照样做，这即是应用等同类比。这是否就否定了群众的创造性呢?不能。由于群众的思维基本上离不开个体和具体，在他们“照样”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要“做”的具体的特殊点，使“样”适合于这个特殊点，这当中就会有创造。当然，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创造力总是要受限制的。
第二种可称做“相似类比”。这并不是同一种类事物的比，而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在某一点性质上相似而构成的比。如：“——‘你就抠(追问)他这个事，他要实在没有再说。’——‘那不是撂嘴巴子给人打吗?’”再如：“驴堵死胡同还得尥蹶了!逼急眼他非跟他干不可。”
第一例，若用演绎推理将是这样的：自找难堪的愚蠢行为，是不可为的(大前提)。没有根据的责难对方就将给对方提供责难自己的机会，这是自找难堪的愚蠢行为(小前提)，因而，这是不可为的(结论)。而相似类比推理却是这样的：自己送嘴巴子给人家打，这是愚蠢的行为，是不可为的。没有根据的责难对方，给对方提供责难自己的机会，就像自己送嘴巴子给人家打一样，是愚蠢的行为，因而是不可为的。群众在表达时往往把实体省略，只出现喻体，把结论也省略了。但这绝不只是一个修辞的问题。绝不是先用演绎推理思维，再翻译成比喻修辞格表达，而是直接用相似类比推理思维，头脑中直接出现与其事理相似的“撂嘴巴子给人家打”的形象，以此即得出结论。
第二例，在表达中实体出现了;但思维者也是在头脑中直接出现与其事理相似的“驴被堵到死胡同要尥蹶”的形象，运用相似类比推理来得出结论，而不是翻译。
群众大量应用相似类比即是群众语言大量应用比喻类修辞格的内在原因。
相似类比对于认识的价值要高于等同类比。等同类比仅限于同类，相似类比却是非同类而同理，它既是形象的，而又带有抽象的、理性的性质，接近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但它毕竟还是这一具体事物同与其相似的另一具体事物的比，不是从一般原理到个别场合，因而还是要划归类比推理。
给群众讲课要多举例子，多打比方，群众才易懂。这举例子就是等同类比，打比方就是相似类比。
群众也应用演绎推理，但量是少的。例：“人家这是给队里办事(才负伤的)，队里凭什么不管?”这即是省略了大前提的三段论式。完全式即：给队里办事负了伤队里要管(大前提)，他这是给队里办事才负伤的(小前提)，他这事队里要管(结论)。但也有可能是类比推理，即：“某某给队里办事负伤了队里都管了，他这也是为队里办事才负的伤，队里怎么能不管?”
群众在思维上的上述特点的优、缺点可以归纳如下：
1、形象性。群众在思维上的基本特点是形象。概念，绝大多数未脱离形象。判断，个别判断当然未脱离形象，即使普遍判断，也多半以成语(炼话)、歇后语的形式出现，绝大多数运用比喻，因而也未脱离形象。推理，类比推理，无论等同类比、相似类比，也都未脱离形象。请看“群众纪年法”——这是属于概念的问题——无文化的群众很少说“一九XX年”、“民国XX年”，而习惯于说“我结婚那一年”、“生二孩子那一年”、“打封建那年”、“入高级社那年”、“地震那年”。这样说时，头脑中即出现那些事情的形象，联系这些形象来纪年。因为形象，对于思维者，思维便较容易，较便捷;表达出来，听者也感觉易懂。这是优点。然而，局限于不脱离形象，思维又是肤浅的，停留于表面现象，难于产生深刻的思想;有时又是含糊的，缺乏精确性。比喻虽然形象，但比喻总是有缺陷的。相比的两者不是相等，只是某一点相同，若以一点代全面，就会形成谬误。群众也能作抽象思维，但量是少的。应该说，无文化的群众抽象思维能力较差——托尔斯泰在评论高尔基的小说《公牛》中的农人的语言时指出：警句在俄国话里是不相宜的。而谚语和格言又当别论，它们不是今天才有的(见高尔基《文学写照—列夫.托尔斯泰》)。这里所说的俄国话即是指俄国农民的话。托尔斯泰的观察是准确的。我想，这道理就是因为警句是抽象的，而谚语和格言多半是形象的——群众乐于接受运用形象思维而产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故事，而难于接受抽象的学术论著，即主要是因为群众抽象思维能力较差。
2、具体性。群众作判断，多半离不开具体甚至是个体。群众总是根据见闻到的具体事物来思考问题、提出观点，多半不是根据原理、原则来思考问题。具体性的优点是，在局部，它往往更接近于真理，前面已经谈到这点。但是人们的直接见闻总是要受到局限，仅据此得到的认识就难免陷入偏狭。有时候的所谓 “根据事实”，竟成为列宁所指斥的“儿戏”。人们上这种儿戏的当也就太多了。应用等同类比，习惯于模仿、照样做，这也体现了思维的具体性。因为被模仿的“样”已经见到了成功，所以这一般是有把握的。但有时也容易吃亏。因为所谓“等同”，并非绝对的同，总有所不同。如果忽略了不同，就要吃亏了。
群众在思维上形成上述特点的内在原因是小生产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眼界狭小，只能看见固定的一小局部，一些个别;他们也只求个别，在许多领域不求一般，不根据一般去求别的个别，这就束缚了它们的认识能力，形成保守性。如类比推理，从个别到个别，——农民群众最大量地应用类比推理，就是因为个别对他们已经够用了。产业工人、城市居民，即使是无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由于接触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商品社会，眼界开阔了，因而他们就比小生产的农民知识多，比他们思路开阔，思维也更活跃。形成群众思维上的上述特点的外在原因是无文化。外因是条件，但条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也是很重要的。西方世界社会化的大生产很发达，然而劳动群众由于无文化，仍然处于愚昧状态，难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更不用说进行科学研究，精神无所寄托，被指为“人心荒废”。
三、研究的价值——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与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有关的一个课题
1、巨大的差异
前面我们已分析了无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群众与达到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在语言和思维上的差异，现在我们应当综合起来，看看生活中随时可见的巨大差异。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批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格格不入”。这是确实的，不仅在那时是确实的，即在今天也仍然有“格格不入”的问题。但其原因不只是世界观方面的，还有专业和文化程度方面的原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语言上和思维形式上的差异这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特别是在我国今天，这后一个原因更已经上升为主要的了。
请看：
——一群农民干部在讨论问题，讨论得很热烈，可是进去了几个知识分子的领导，立时便消沉了，问也不爱讲了，讲也很吃力，吭吭吃吃的。这里虽然也有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但语言和思维的差异仍然是个重要原因。
——一个工农干部，给群众讲话滔滔不绝，蛮有精神，可是让他到上级的大会场上报告同一件事情，他就要准备一个稿子，要学文化人的讲法，结果倒讲不明白，或者干干巴巴。
——几个农民把两个不得人心的城里干部嘲骂了一通，周围的农民都乐不可支，而这两个干部却含糊陪笑，不知被骂。
——要办一件事情，发了文件却不见实行，非得开一个现场会，他才能照样做。
——无文化的群众听不懂广播的大部分内容，虽然讲的是同一民族的语言。
——一个材料，字都认识，也能念下来，可就是不懂它的意思。
等等。总之，差异是随时可见的。
古人曾经热衷于描述“雅”、“俗”的差异。当然他们是自恃文雅，要贬低“俗人”，从而可心安理得地统治“俗人”。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是明显的，巨大的。
2、广大的面
有人说，现在群众的文化程度都已经很高了，说那样的话和有那样的思维特点的人已经不多了。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据我观察，他们在总人口中仍然占大多数(当然不全是标准典型)。
习惯于科学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的人在全社会中还是不多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差异”并不是绝对地按人群划分的，并不是说达到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就始终都在“科学的”思维。历史上一些所谓“大知识分子”、“大理论家”照搬外国经验，致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事例很多。尽管他们是以长篇背诵书本的形式出现，但在实质上他们还是在搞“类比推理”，无科学分析的、没抓住本质属性的“类比推理”。群众的思维特点当是人类自进入“智人”时代就开始形成的，已成为“遗传基因”，任何现代人都不可能完全断绝它的影响。当然，以类比推理为代表的群众思维方式也包含着合理性，科学性，演绎推理也常产生谬误，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科学的思维方法。
3、此问题的重要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民的事业，当然要靠人民。人民不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如果仅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现代化了，而人们的精神没有现代化，没有进行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的能力，甚至连阅读和欣赏的能力都没有，那么就难免出现人心荒废的局面，这当然也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人民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工作，则更需要人民群众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
党中央发出了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这实在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近闻国家召开了全国农民教育工作会议，我由衷的高兴。这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之策。
4、解决的途径与此课题的价值
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必须普及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本文所提出的课题对普及教育是有价值的。要让群众掌握文化和科学，必须让群众学会文化语言和科学的抽象思维。但在之初，必须应用群众语言和适应群众在思维上的特点，这样群众才能够接受。这就是教学法的问题。著名的“十大教授法”是科学的(当然不应看做是唯一的)，包括实行“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等等。这些都是适应群众语言和群众在思维上的特点的。
这个课题也关涉到工作方法。一方面我们要适应群众在语言上特别是在思维上的特点，多采取一些典型示范的办法，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培养基层干部和群众能够根据原理、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而这后一点是有根本意义的。在采取典型示范的办法时，也要特别告诫避免机械模仿，照抄照搬。
我们不仅要看到群众语言和群众在思维上的特点的消极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和注意发挥它的积极因素。群众语言的表现力很强，而且又是广大群众所使用的语言，因而文化语言必须不断地从中吸取营养。文学创作更应该重视应用群众语言，这不仅可以增强表现力，而且也是为文化语言的吸收做了准备——摄取和提炼。群众在思维上的特点之一是形象性，而文学创作正是要应用形象思维，文学工完全有必要向群众学习思维方法。这样，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才能够被群众所接受，并能够承担一些普及科学理论(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群众在思维上的另一特点是具体性，这就使思维在局部往往更接近于真理，这是很宝贵的，习惯于抽象思维的人应该学习这一点，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可以更有效地防止谬误。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本文所要讨论的课题，是与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有关系的。
(写于1979年4月至12月，2013年3月有少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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