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在，在意识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那就是，一些妖魔化毛泽东的妖魔者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上把毛泽东全面妖魔化后，又把妖魔化的魔爪伸向了毛泽东诗词。
最近，《粤海风》2013年第3期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的一篇长达两万多言的全盘否定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毛泽东诗词正确评价的文章，题目叫《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借“重评”之名，对毛泽东诗词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歪评和瞎论。
【关键词】毛泽东 诗词 正评 谀评 歪评
现在，在意识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那就是，一些妖魔化毛泽东的妖魔者们，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经济上等各个方面全盘否定毛泽东，并把毛泽东全面妖魔化后，又把妖魔化的魔爪伸向了毛泽东诗词。
他们利用他们能够掌控的报刊杂志，特别是网络，对毛泽东诗词的谩骂、诽谤、泼污、造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手段之下流，内容之荒谬，语言之恶毒，可以说是创造了批判语言之极。他们对毛泽东诗词的妖魔化，已经到了彻头彻尾，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实在令人发指。
网络是个虚拟世界，也难以掌控，在上面出现一些妖魔化毛泽东及毛泽东诗词的现象，不足为奇。但是，正规的报刊杂志，都是经过审核批准的，并且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掌控和监管之下，它们上面也出现了这种妖魔化现象，就令人费解了。
前不久，福建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毛翰发表了一篇长文《从头品读毛泽东诗词》。借品读之名，对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从头到尾，逐一进行了全盘否定式的品读。最近，《粤海风》2013年第3期又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的一篇长达两万多言的全盘否定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毛泽东诗词正确评价的文章，题目叫《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以下简称《重评》)。一个全盘否定了毛泽东诗词，一个全盘否定了对毛泽东诗词的正确评价。一毛一李，一南一北，一前一后，一品一评，一唱一和，遥相呼应，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一出绝妙的非毛二人转!对毛翰全盘否定毛泽东诗词的文章，江苏的季世昌、卢守衡二人已经发表文章 ，对此进行了批判。本人在看完《重评》之后，忍不住义愤填膺，怒发冲冠，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下《评李建军之<重评>》一文，予以回击。
一
《重评》文中说：“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美学问题和诗学问题。”这个评价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如果说，毛泽东在世时，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有可能与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政治问题。但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特别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已经不再是一个与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政治问题。本人从1993年开始研究毛泽东诗词，至今已有二十年。二十年来，我从没有把毛泽东诗词当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来研究的，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位诗人毛泽东的诗词来研究的。就如同我们以前研究李白、杜甫的诗词一样，把它当作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现在，在看了许多网络上的妖魔化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帖子，以及毛翰、李建军等人的反毛诗文章以后，我倒反而觉得，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毛翰、李建军等人对毛泽东诗词的所谓评价，恰恰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美学问题和诗学问题”，而是一个与妖魔化毛泽东纠结在一起的政治问题。如果说，我的这篇文章也带有政治问题，那也是被“逼上梁山”，那也是被那些毛泽东的政敌，那些妖魔者们硬拉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的。
李建军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业余诗人”。就依李建军所说，毛泽东是一个“业余诗人”。那么，毛泽东的主业是什么呢?毛泽东的主业是革命，是政治。因为，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业余诗人”，他更是一位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所写之诗词，怎么可能跟他的革命无关呢?怎么可能跟政治无关呢?这正如《重评》中所写的“这与毛泽东诗歌的客观性质有着很大的关系。”既然毛泽东诗词的内容跟政治有关，那么，对他诗词的研究，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政治问题，就不可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美学问题和诗学问题。”文学首先是人学。不单毛泽东的诗词如此。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由生活在一定政治背景下的社会人所写的。不管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作品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只不过这烙印有深有浅罢了。纯粹意义上的美学问题和诗学问题是不存在的，是“纯粹”不起来的。
毛泽东作为“业余诗人”是如此。也作为“业余诗人”的刘邦、曹操、岳飞，也是如此。而作为专业诗人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以及边塞诗人等，他们的诗，大多都跟政治有关。就是那些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也不是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是那《红楼梦》的《护身符》、《好了歌》等，都不能说跟政治无关，或者说没有政治含义。
所以，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既是美学问题和诗学问题，也包括政治问题。诗词创作带有政治倾向，诗词评论就必然带有政治倾向。《重评》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非毛化政治倾向。自己的评论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却批评、指责别人的评论带有政治倾向。是你李建军把不是政治问题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变成了政治问题，却还批评别人把毛泽东诗词研究当作政治问题。这是什么道理?这合理吗?这公平吗?
《重评》在批评别人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又说是一个与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政治问题。这就更不符合客观事实了。如果说跟个人崇拜纠结在一起，也许还有一点说得过去。虽然个人崇拜跟权力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那些崇拜歌星、舞星、球星、影星等的个人崇拜跟权力有关系吗?如果说，毛泽东在世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跟毛泽东的权力有关系。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几十年后，这种崇拜还跟毛泽东的权力有关系吗?如果有，请问，毛泽东的权力现在在哪里?现在，有许多毛泽东的崇拜者就出生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他们的崇拜跟毛泽东的权力有关系吗?那些崇拜毛泽东的外国政要、学者，他们跟毛泽东的权力有关系吗?他们受制于毛泽东的权力了吗?
二
《重评》中写到：“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写作时间，也是一桩悬案。现在流行的版本都注明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但是，据美国著名作家、诗人罗伯特.佩恩在《毛泽东》一书中说，1946年毛曾亲自跟他谈过这首词：啊，那是一首好诗。在飞机里写的，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时候的事......如此说来，此诗的写作准确时间应该是1945年8月28日。”李建军的这个判断真是太武断，太荒谬了。从事实上讲，李建军引用的这段话里(请大家注意，李建军在引用这段话时是用的间接引用，没有用引号。)本身就没有一句明确说明这首词是写于1945年8月28日，这个所谓的准确时间是李建军主观臆断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编造或捏造。仅仅凭一句凭空捏造的话来否定几十年来已成定论东西，这种所谓的《重评》水平真是太“高”了。从理论上讲，即使罗伯特.佩恩的《毛泽东》里写明了这个具体时间，也不足为据。因为，传记文学，它首先是文学，只能当做文学欣赏而已，决不可以作为严肃的历史考据。更何况，它还是一个由外国人写的中国人的传记，就更不足为据了。再退一步讲，哪怕这个所谓的准确时间是一个中国人写的，也不足为据，因为，一个人的论证是孤证，孤证是无效的。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事实，以传记代替史料，以外国人否定中国人，以一个人否定绝大多数人。这就是一个教授，一个研究员应有的严谨的科研作风?难道他的其它科研成果就是用这种方法科研出来的?
是凡搞文学的人都知道，文学源于生活，灵感来源于触景生情。那么，请问李建军，8月28日，在中国何雪之有?在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上，毛泽东又怎么能够触雪景生诗情?
1957年1月，《诗刊》第一次正式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旧体诗十九首》，其中就包括《沁园春·雪》。而这十九首诗词在发表之前，都呈送给毛泽东，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所署时间就是1936年2月。这首词，现在所见有十一件毛泽东手书。其中一件，标题为《沁园春》，词末有落款“毛泽东二月七日”字样。这件手书，从字迹看，约写于20世纪40年代。这件手书较早见于《毛主席手书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校“红四野”编印，1968年10月出版)，又见于《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上海东方红书画社1971年9月第一版)，后又见于《毛主席手书选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毛泽东诗词墨迹选》、《毛泽东诗词手迹》等。
《沁园春·雪》的具体写作时间是1936年2月7日，还有事实依据。197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陈列室在写给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毛主席诗词注解》协作编写组的复信中说：“据我馆同志与毛主席警卫员贺清华、白海山同志1971年联合调查材料，史实如下：1936年1月26日，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瓦窑堡(今子长县)动身，经延川、延长、清涧于2月23日渡过黄河东征。2月5日，毛主席到达离黄河 约20里的清涧县袁家沟，在此居住约15天，其时正下大雪。2月7日，毛主席在这里创作了词《沁园春·雪》。”
此外，还有其他手稿、史料和回忆录可以印证。柳亚子和作小序所说的“毛润之初行陕北看大雪之作”也可以佐证。
一个由亲自审阅并署明的写作时间，一个由无数人证明了的写作时间，你李建军为什么就拼命不信?你又凭什么叫大家不相信?一个由外国人写的传记里的莫须有的写作时间，你为什么又拼命相信，并拿来作为你做学问的唯一依据?你又凭什么叫大家相信你杜撰的时间?你的所谓《重评》又凭什么站得住脚?
本来一首词的写作时间，对读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数千年来，数万首诗词，我们又知道几首它们的具体写作时间呢?还有好多无名氏的作品，我们不但不知道它们具体的写作时间，连它们的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它们却照样流传数千年，从没有影响人们对它们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李建军在毛泽东《雪》词的具体写作时间上如此地大做文章，大做手脚，究竟是何居心呢?
是何居心，李建军还是赤裸裸地告诉了我们。李建军在《重评》中说道：“如果佩恩的说法属实，就有了一个新的解读语境和阐述空间。”这个“新的解读语境和阐述空间”是什么呢?李建军告诉了我们：“那么，所谓‘今朝’的‘风流人物’，便极有可能是指那个‘我们信任’的‘大元帅’(指重庆谈判时的蒋介石)而言的，至少是将他也包括在里头的。”原来李建军千方百计地要说明《雪》词的具体写作时间是1945年8月28日，目的是为了将蒋介石“重评”为“风流人物”，至少是将蒋介石硬塞进“风流人物”当中去。
如果“风流人物”果真如李建军所解读和阐述的“极有可能是指那个‘我们信任’的‘大元帅’而言的”。那么，请问李建军，当时蒋介石就一点也没有品读出来吗?蒋介石的那么多的御用文人，就没有一个人品读出来了吗?如果他们都品读出来了，为何在当时“以《沁园春》词牌为唱和形式进行的这场文坛大战，堪称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文学史上一大奇观”会发生吗?要是当时有你能为蒋介石解读这首《雪》词，那这“一大奇观”就不会发生了，你就会成为蒋介石的首席文秘了，恐怕连陈布雷也要屈居你下位呀。只可惜你生不逢时呀。你生错了时代，投错了胎。只可惜，你这一片赤胆忠心，蒋介石在天之灵也不会感知的呀。可惜呀，可惜，实在是可惜!
三
李建军在《重评》中说：“对毛泽东诗词的蔚然成风的‘谀评’，始于上世纪50年代，而开其端绪者与引领风气者，则非‘从龙之士’、‘文坛领袖’郭沫若莫属。”“在郭沫若的影响下，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专家和教授，也加入到了‘谀评’毛诗的行列。”那些专家和教授有哪些呢?李建军在文中一一指名道姓地批判了顾随、高亨、臧克家、赵姓诗人、姚雪垠、冰心、萧涤非、周振甫、徐四海、良石、蔡清富、黄辉映、公木、日本学者竹内实等国内外著名大师们的所谓“谀评”。真可谓是实实在在地打击了一大片。打击面真是大得不能再大了。看样子李建军不是要以天下为公，而是要与天下为敌了。决心真大呀，胃口真大呀，大得目空一切了，大得目中无人了。这种轻狂之徒，真是人间少见，世上仅有。
李建军真的目中无人了吗?没有，完全没有。他的目中还是有人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胡适。《重评》文中，胡适是被李建军认为是唯一没有对毛泽东诗词“谀评”的人。真不知道，到底是胡适是李建军的知音呢，还是李建军是胡适的知音呢?总之，胡适是不知道他有李建军这个知音的。不然的话，他们早就会成为忘年交的，早就会义结金兰的。
李建军为了使他的《重评》更有说服力，他还运用了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手法。毛泽东那么多诗词，他一首也不欣赏，而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诗人虚怀若谷的自谦诗论，却被他李建军拿来作为贬低毛泽东诗词的“有力武器”。于是乎，他就说：“毛自己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伟大成就是了解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诗，并不十分自信，评价也不很高。”于是乎，他就认为：“对毛泽东这种‘业余诗人’来讲，写诗的确不易，种种错误，在所难免。”于是乎，他就列举毛泽东诗词中“在所难免”的“种种错误”从而得出“毛泽东的诗词，只可被归入‘中品’，而很难被列入‘上品’。”的结论。还好，李建军还算手下留情，没有把毛泽东诗词归入“下品”。李建军的这种手法高明乎?卑鄙乎?
李建军的这种手法，使我不由得想起网络上那些公知们鼓吹西方民主、宪政的手法。那就是他们经常翻出共产党1949年执政之前的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反对专制，提倡民主的等等言论来含沙射影地攻击今天的共产党的所谓的“专制”、“独裁”等等。他们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道相同，只相为谋啊。由此，又让我不由得想起李建军《重评》的深层用意，那就是配合社会上颠覆、渗透势力，在文化界，在借妖魔化毛泽东诗词，进而妖魔化毛泽东，再进而妖魔化毛泽东所创建的党、军队和国家。毛翰、李建军不愧为颠覆、渗透势力在文化界的急先锋。
写到这里，又想起两个问题要请教李建军：1、“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专家和教授”在1949年蒋介石溃逃台湾时，理应跟随蒋介石一起到台湾去，而他们为什么不跟随蒋介石一起到台湾去，而要留在大陆跟随毛泽东，并还要“谀评”毛泽东诗词呢?2、毛泽东的诗词被你李建军“归入‘中品’”，我们不从理论上跟你争辩，我们只请你回答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以《沁园春》词牌为唱和形式进行的这场文坛大战，堪称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文学史上一大奇观。”在“这场文坛大战”中，重庆，以及整个国统区，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战”得过毛泽东?为什么就没有一首词能超过《雪》词?难道整个中国就没有一首“上品”?
忠厚老实的知识分子们，你们别以为李建军的《重评》只是在谈学问，他是在借谈学问之名，而大谈特谈其政治。只不过，他的狰狞面貌伪装得很好。请看他的庐山真面貌：“文学界和艺术界的名宿和大佬、、、、、、在鉴赏毛诗的时候，便借机发泄愤怒和不满，——谴责所谓‘自由化’者有之，渲染所谓‘和平演变’者有之，故作姿态，危言耸听，字里行间充满刺鼻的火药味。”这是他李建军的自供状。原来他是为“自由化者”和“和平演变者”的需要而“重评”毛泽东诗词的。怎么样，大家终于知道了李建军《重评》所谓“谀评”的真正用意和目的了吧!如今，我们就是要重新拿起毛泽东思想这个显微镜、照妖镜，深刻地揭露他们，剥开画皮见本质，让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全国人民共讨之，共诛之，使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四
李建军说别人“谀评”毛泽东诗词，品德差，水平低。那么，他李建军是如何“正评”毛泽东诗词的呢?我们且只看他在《重评》里的一个“正评”之例吧。
“写于1959年6月的《七律·到韶》里有这样一联：‘红旗卷起农奴戟，黑主高悬霸主鞭。’本来，这两句诗的意思非常显豁，那就是歌颂起来造反的农民，歌颂他们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翻身’做了‘主人’，成了‘霸主’。从语意和逻辑来看，前后两句属于顺承性的因果关系，正因为有了‘红旗卷起农奴戟’所以才有了‘黑主高悬霸主鞭’。”
他李建军批评毛泽东诗词时，左一个不合格律，又一个不合格律。而这里，为了达到他的歪评目的，他却不从格律的角度去说了。作为七律的格律，二、三两联必须对仗。对仗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工对、宽对、流水对、当句对、隔句对等。李建军所说的“前后两句属于顺承性的因果关系”，应该属于对仗的流水对的概念。流水对，即上下句语意连贯而下，逻辑上有因果关系，不能颠倒的对仗。普通的对仗，可以互换位置而意义不变，上下句有相对独立性。流水对则如流水自上而下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位置互换则意义不通，勉强独立则语义不全。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红旗举起农奴戟，黑主高悬霸主鞭”这两句的位置是可以互换而意义不变，上下两句又有相对独立性。“红旗举起农奴戟，黑主高悬霸主鞭”中“黑主”对“红旗”，“霸主”对“农奴”，“鞭”对“戟”，“高悬”与“卷起”不太对仗。因此，此二句应该属于对仗句中的宽对，而不是流水对，前后两句没有“顺承性的因果关系”。如果说有因果关系，也不是如李建军所说的“正因为有了‘红旗举起农奴戟’，所以才有了‘黑主高悬霸主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是正因为有了“黑主高悬霸主鞭”这样的阶级压迫，所以才会有“红旗举起农奴戟”这样的阶级反抗。
李建军在《重评》中说：“然而，不知何故，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了，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霸主指蒋介石’。”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首诗，最有解释权的和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就是自己。如果自己没有明确的解释，那么，所有评论者都还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有了自己的明确解释，那么，其他所有人的解释都必须遵从原的解释。正因为毛泽东自己亲自做了解释，所以“自此后，凡鉴赏此诗者，皆从此说”是正常的文学评论的规则和现象。李建军难道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李建军在批判了周振甫、徐四海、良石、蔡清富、黄辉映、臧克家以及日本学者竹内实以后说到“然而，所有这些鉴赏家似乎忽略了这样一点，那就是，如果按照毛自己后来所提供的线索来解释，那么，这两句诗不仅对仗不够工整，逻辑关联则显得松散游离，不够密切。”其实，要么就是李建军班门弄斧，自己不懂格律，误把宽对当成流水对;要么就是他故意混淆视听，卖弄所谓的逻辑知识，用所谓的逻辑来否定毛诗的正确解释。大家都知道，诗无达诂，诗强调的是形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过分强调，刻意追求地用逻辑的标准来衡量诗的高低，显然是不符合诗歌评论的规则的，也不符合李建军自己提出的“纯粹意义上的美学问题和诗学问题。”逻辑，作为一种批评工具，主要用于议论文。而用逻辑来批评诗歌，是用错了批评工具。李建军自己说：“是的，诗是有尊严的。它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尺度。”请问李建军，诗的“自己独立的价值尺度”是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思维?你为什么不用形象思维的尺度来评价毛泽东诗词，而一味地用逻辑思维的尺度来评价毛泽东诗词呢?你是在维护诗的尊严，还是在践踏诗的尊严?
作为一个教授，作为一个文学研究员，他不是不懂这些，否则，他就不配教授和研究员这两个头衔。他是大智若愚，为了达到他非毛的政治目的，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地只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如果说，毛泽东把“黑手”比作蒋介石，那么，对应的“红旗”就是比喻他毛泽东了。现在回顾历史，这两个比喻都是和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的现代史，就国内斗争而言，不就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吗?不就是蒋毛两人的斗争吗，不就是现代版的“楚汉之争”吗?这样的解释，既符合历史事实，又符合逻辑关系。那么，李建军为什么要如此《重评》呢?并且还要打击一大片国内外的著名诗人和学者呢?从观点和立场的角度看，李建军不赞同，不承认毛泽东解释的“黑手”指蒋介石，同他“重评”《沁园春》的观点、立场一样。在他“重评”《沁园春》时硬是把蒋介石评成了“风流人物”，在“重评”《到韶山》时他当然不肯把蒋介石评成“黑手”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毛泽东的解释了，他当然不肯承认众多的诗人和学者的正确评价了。
一个反对把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与权力纠结在一起的人，却在“重评”毛泽东诗词时，把自己与另一个权力蒋介石纠结在了一起。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李建军在《重评》的最后一节说：“毛泽东的诗词，只可被归入‘中品’，而很难被列入‘上品’。”我们姑且不和他争论，毛泽东诗词到底应该不应该被列入“上品”，我们单就如李建军所说的，毛泽东诗词是“中品”。那么，请问李建军，既然是“中品”的毛泽东诗词，难道就一无是处吗?难道就没有一首值得你李建军欣赏的?别说是“中品”的作品，哪怕是“下品”的作品，也不应该是一无是处啊!否则，它就根本入不了“品”!
毛泽东诗词号称百首，主要作品六七十首，重要作品四十多首。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凡是著名诗人和学者重点进行了“谀评”的作品，他李建军都进行了“重评”。其中，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多次“重评”了毛泽东最具代表性的《沁园春·雪》。请所有读者都去看看李建军的《重评》吧!看看他究竟、到底是怎么“重评”的。他的所谓“重评”，没有一句是“评”。而是“批”，而是“判”。如果说是“评”，那也只能说是“歪评”，是“瞎论”。
2013年8月于曲水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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