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不断产生关于美国的文化想象。从上世纪80年代电视专题片《河殇》对蔚蓝色文明的深切渴望，到90年代初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讲述中国人在美国的艰辛创业，再到2013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表现中国商人在华尔街上市从而实现美国梦——可以说，美国成为这30多年来不少中国人构造自身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坐标。本期关注栏目，重点探讨30多年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关于美国想象的重要变化，反思美国梦和美国价值观，为读者理解真实的美国和美国梦，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一、中国人对美国梦的认识在不断变化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代表着一套价值观和生活理念。我们经常所说的“西方世界”，其实基本上指的就是美国。可以说，美国就像一个售楼处的样板间，是某种理想的范例所在。
今年上半年有几部中小成本的国产电影成为票房主力，它们是《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中国合伙人》。这几部电影都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想象有关，都和美国梦有关。《北京遇上西雅图》直接向1993年的一部美国电影《西雅图夜未眠》致敬，一部美国电影能够如此内在地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致青春》里虽然没有美国影像，但女主角爱上的两个男人都选择去了美国，因为美国意味着男人的成功，意味着美国梦的实现。《中国合伙人》的主题就是它的英文片名“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美国梦在中国。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想到1993年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1949年以来，美国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很重要的参照，上世纪50—70年代，美国是美帝、纸老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大本营。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又成为蔚蓝色文明、西方文明的代表。这30多年来，我们对美国的情感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就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象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可谓“爱之深，也恨之切”，1996年出现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可以向谁说不呢?主要是向美国说不。《中国合伙人》也有这样的情节——他们把到美国华尔街上市转喻为中国人争夺面子和尊严，这也是民族资产者经常讲述的爱国情。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北京人到纽约》，到现在的《中国合伙人》，正好20年，我们可以看到这期间的种种变化。现在的文学作品里对美国的想象，跟大众文化表现得不太一样，现在海外中国作家写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会有一些变化。首先，现在写中国人去美国，不再强调一定要融入美国社会，会强调中国文化的一面，强调中国人在美国创业，改变美国的规则。其次，在写到中西文化对比的时候，会更加重视中国文化，比如说讲中国人的亲情，讲中国人与人之间温暖的关系——这在80年代会作为一个负面因素来看待，比如“酱缸文化”、“黄色文明”，等等，但现在是用一种正面的眼光去看。如果说80年代看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把美国看作文明，把中国文化看作愚昧，但是现在，至少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我们跟西方不一样的另一套价值观、人生观。
石一枫(《当代》杂志社)：从中国人写美国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北京人在纽约》在90年代初期特别被中国人喜欢，当时《北京晚报》还专门连载，一下子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很快就被拍成了电视剧。那个时期的文学也好，影视也好，所表现的美国，往往立足于一个基准点，就是“告诉你一个真美国”。8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但是我们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北京人在纽约》就很明确地告诉你美国是什么样。
90年代末，2000年前后的时候，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一个真日本、一个真加拿大——这种意义上的作品，一阵风似地过去了。那时候反映两种文明、两种价值观之间冲突的作品很多。比如，电影《刮痧》、《推手》，文学作品《无出路咖啡馆》、《吴川是个黄女孩》等。
最近这些年，中国人看美国的视角就更微妙了。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不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国家，而是一个大农村，田园式的美国自然环境好，但跑到美国的商店一看，比三里屯差远了。
短短的30多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和认识一直在变。1979年上海来了一个NBA球队访问，上海人围着满街跑，看这些外国人为什么长得都那么高，都两米，到80年代疯狂地向往美国、“我要知道一个真美国”，再到发现中国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文明，然后再到今天这种更暧昧、更复杂的观念。这个过程其实是中国人在认识自己，尤其是近30年来，我们对美国认识的变化，往往源于我们自己的变化。
二、理解美国梦的关键是把握美国的两面性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美国的两面性，从美国梦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梦的基本含义，就是在旧的欧洲体制之外——包括旧欧洲的等级制度和宗教禁锢之外，在一个新的广袤大陆上，个人凭借自己的勤奋、才能和机遇就能够获取财富和成功。与旧欧洲的体制相比，这个美国梦当然包含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美国梦的背后又必须有它的物质前提，这就是北美丰富的几乎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1.35亩，这还是前两年的数字，现在更少。相反，美国刚建国不久，就出台了一个《西北法案》，规定土地价格是一英亩一美元，一英亩相当于中国6亩出头，但即使这个几乎等于白给的价格，由于要求一次必须买640英亩，当时的美国人都觉得贵，所以就自由占领。到1862年内战期间，林肯又颁布了《宅地法》，规定只要交10美元手续费，每个成年男子就可以无偿获得160英亩耕地，相当于咱们的大约1000亩，连续耕种5年就可以成为私产。这样丰富的土地资源，当然是由于基本灭绝了原住民的结果。到后来美国成为霸权国家，更是面向全球汲取财富。
所以，美国梦有几乎无限量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像中国这样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国家，由于环境约束，美国梦是搬不来的。所以美国梦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后一面恰恰成为前一面的前提。美国梦的例子说明，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综合辩证地理解美国。
王维佳(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美国梦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在19世纪中期，包括实行《宅地法》的时候，有一个平分土地的过程。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所讲的美国式民主就是19世纪中期的状态，是一个小业主共同体的状态，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美国搞了资本下乡，土地先被国家买断，再卖给东部金融家。大资本利用铁路、矿产、林业公司在西部落地，形成大量土地垄断。由此农民进城，从自由劳动变成工资劳动。所以实际上，托克维尔死后，他所形容的那个美国式的民主就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高度垄断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所谓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没有土地和资本的垄断，不可能有工业革命。之前讲的美国梦是平等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际上美国梦变成了一套科学进步和发展主义的话语，已经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平民社会的东西。
今天看美国梦，它在19世纪末的时候，现实基础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垄断的或者是资本非常集中的社会形态。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国民由原来的自由劳动状态，即能够把握自己的劳动过程，转变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的工资劳动状态。中产阶级变成一个大公司里面的普通职员，成为一个以工资收入为主的群体。所以美国梦的现实基础，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把美国梦看成是托克维尔讲的天然平民社会的小业主共同体的美国梦的话，那么它早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在当时美国大众文化当中，却特别强调原来小业主的奋斗精神，当时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通俗作家叫阿尔杰，他的大量小说都是讲个人如何奋斗成功，发表在流行的报纸上。然而讽刺的是，当时实际上正是一个垄断集中的时候，个人奋斗越来越不可能的时候，大众媒体反而整天在讲个人奋斗怎么成功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历史过程挖掘出来，可能对当前整个大众文化所营造的种种观念，比如所谓美国梦，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张慧瑜：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小业主的时代，20世纪的美国则是一个白领的时代，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的观点。把美国梦放到美国具体的历史中来考察是很重要的思考方式，那些看似好像普遍的东西和价值观，其实都是有美国特色的“土特产品”。比如美国梦产生于美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新大陆，比如大众文化也是一种非常美国化的文化形态，包括摇滚乐、好莱坞电影等，还比如汽车文化也是很有美国特色的文化，美国又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这些都与美国特殊的历史和发展道路有关，并非每个国家都适用。
三、中国人的“美国想象”与“美国形象”
蒋晖(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去纽约学习了8年，后来又到夏威夷工作了两年，所以和大家比，可能多了一点切身感受。美国内部的差异性非常大，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对美国形象的塑造是否体现了这些差异。我们老是把西方想成一个整体，把美国想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第二个感觉，我们现在再谈美国梦，方式可能会非常不同。也许在过去，中国社会本身没有严重分化，想象美国的方式大致相同，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社会分化严重，人与人差异非常大。我们有富人，有很多出了国的人，也有农民，有打工妹，他们对美国的想象会非常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种美国想象，而是有多种不同的美国想象。在讨论中国的美国想象时，需要对这些多样性进行阐释。比如，打工作家王十月写过一个小说《国家订单》，还获了大奖，他对美国的理解就和知识阶层非常不同。现在中国人的美国想象太复杂，学者可能有学者的美国梦，但很奇怪的是，我感觉中国的学者似乎没有想向美国同行学习什么东西，反而做的是一个美国梦。美国学者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上课非常认真，中国的学者似乎没有把美国学者的治学精神、工作态度作为他们美国想象的一部分，却迷恋于资产阶级情调上的美国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此外，在美国的中国人到底关心美国什么东西，他们不想回来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我在美国有很多中国朋友，这些人主要还是认同美国的教育体制，就像我们这些中产阶层，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体制比中国还是要优越一点，比如说教育压力小一点，创造性更突出一点，这是父母们考虑比较多的。另一方面，现在中国人出去以后，对美国的文化认同比较少，他们更喜欢吃中国饭，认为中国的传统很好，对中国充满信心。但只要你谈教育、谈食品安全，他们马上就不想回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整体的美国，美国好不好，每个人关注的角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关注教育，有的人关注食品安全，是很有差异性的。
王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30多年来，在中国，美国一直是一个理想的、值得参照和追求的目标。比如说《中国合伙人》的主人公在美国明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很悲惨，但当他回国之后仍然源源不断地把大批青年人输送到美国去。他们的意图在哪儿，是故意使坏吗?应该不这么简单。他们完全是为了个人财富、个人成功去忽悠那些青年人?也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仍然相信对美国的想象，对那种制度和价值观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不反思、不怀疑，他们的美国想象还是在一个理想、参照、追求的层次，其实质还是对美国梦的想象，而对其中的虚构性和幻想性却选择性地遗忘。
但是毕竟过去3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关于美国想象的虚构性和幻想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反思，这也是当代大众文化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复杂起来的原因。今天我们对美国的态度，不再是单纯如上世纪80、90年代那样一味地相信，以及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而是有一种自我反思的冲动在里面。对美国想象的幻想性和虚构性的反思，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来讲，我们的一个时代课题就是如何超越美国想象。关于美国想象的理想层面和幻想层面都是应该超越的，那么这个超越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世界史视野，或者一个新的中国梦，它的基础不应当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及其文化与政治想象，而应该强调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秩序和道路。我们要有一种新的中国想象，有一种反思500年来世界史格局的、面向未来的世界史视野，由此展开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创造。也许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对待美国的文化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国想象，但是二者间政治经济的根基却是不同的。两个30年过去了，我们需要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建立起真正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制度和新文化，从根本上真正超越美国想象，超越既有的、看似不可撼动的世界文化逻辑。
朱善杰(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早期的美国梦，伴随着一个血腥的掠夺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和美好。美国梦是逐渐撇掉血迹，摇身一变，才成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样子。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大梦”，与民主、自由、平等等美国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小梦”，与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人们相信政府和社会能够为个人发展提供比较好的机会，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能够梦想成真。在当代大众文化中，人们所追捧的就是这两种意义上的美国梦。
必须把“美国认知”和“美国想象”做一个“切割”。这方面应注意两点：一是我们的历史遭遇。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近代开始就是在被欺凌的世界格局中走过来的，在丛林法则下受尽煎熬。有过这样的惨痛历史遭遇，中国人迫切渴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够“站起来”。1949年，我们实现了“独立”和“解放”的梦想。此后，我们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1979年中美建交，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美国。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正是通过《北京人在纽约》等一系列影视作品，建构着中国人对美国的想象。二是我们的当代现实。近年来，大家对教育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切身感受，强化甚至神话了对美国的想象。
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无数的中国人在全程伴随着，一时兴起了“奥巴马热”。其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奥巴马从一个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凭着自己的奋斗，最终成为总统，也就是说，美国梦包涵着机会均等、社会提供从下向上自由流动的可能等内容。就此而言，美国梦是一个林肯的梦、一个奥巴马的梦、一个比尔·盖茨的梦、一个乔布斯的梦，等等。
以上认知，使大众对美国梦不能不有所迷恋。当然，大众不一定都是想要“一夜成为美国人”的，其中一部分是觉得最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能实现美国梦，《中国合伙人》让中国人在“中关村”就可以实现美国梦。当然，“中关村”是一个隐喻。说到这里，不难发现，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对美国的想象和对美国梦的理解，不同于十几年前，而是迅速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了。
可是，大众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美国梦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前面提到的早期美国梦与掠夺的关系，二是当代美国梦不再强调依靠个人的诚实、勤奋等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应看到，美国梦仅仅是在美国法律和秩序内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外方面，它难以与霸权脱开关系。因此，今天在讨论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时，要注意把其放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进行多方位的审视，做客观、辩证的认识和思考。
四、美国梦就是少数人的梦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谓的美国梦其实投射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想象。这几部电影所反映的梦想，完全是一种跻身社会上层的成功梦。比如，《致青春》里实现美国梦的建筑师是和杨澜面对面的成功人士，《中国合伙人》的美国梦指向的是华尔街商业巨头。其实这种梦想不全来自美国，中国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也是这样。今天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成为人上人的那种成功。但这种高踞万人之上的成功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一旦这种价值观占据了主流，那么接下来残酷的狼性思维、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就可能成为社会共识，而所谓的青春、爱情、情怀，都是可以随时牺牲掉的。
张慧瑜：说白了，美国梦就是少数人的梦，100人中只有两个人能成功，这是好的制度模式吗?
徐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我们看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那些留学生写的在美国的一些经历，包括最有代表性的上世纪90年代初拍成电视剧的《北京人在纽约》，里面表现了中国人在美国艰辛生活的一面，这也提示我们当年中国人出国的一个大环境。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抱有浪漫的想象，但出去以后才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说当年人们出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真正的自我奋斗和打拼，那么随着中国的成长，现在到美国去的人即便不是“富二代”，也只有少数人会沦落到去领略生活的艰辛，因为与其那样还不如待在国内。
那么现在究竟是什么人在出国呢?我们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会发现，美国成了贪官的“小三”或者富人的“二奶”用来生孩子的地方，一方面躲避国内的计划生育，另一方面也顺便混张美国绿卡。另外就是像吴秀波扮演的那个角色，他在北京是阜外医院的医生，有非常体面的工作，却跑去美国当司机。当然，他过的并不是艰辛的生活，因为他的老婆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上层，他完全是为了老婆孩子才去美国的。在电影中，他被人称为“DB”，跑到美国是去“吃软饭”的。因而如今跑到美国去的这样一些人，可能体会不到上世纪80年代作品中描写的非常艰辛的层面，当年在描写美国的时候，会呈现美国在人间天堂之外的一些阴暗面，展现自由民主背后的坚硬阴冷，而现在我们看美国的时候，因为不会再去体验那样的生存经验，所以会重新把美国想象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地方，美国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教育，等等。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富二代，有能力出国的人是要去享受这些中国没有的东西。
冯巍(中国传媒大学)：从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到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时间过了20年。如果考虑一下影视作品前期创作酝酿的过程，大体上就是关联了这么两个10年，20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20年对美国的想象，前10年、后10年有变化的一面，也有没太变的一面。我们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0年，恰恰是经过了改革开放政策前10年左右的酝酿之后，中国人最大程度发扬奋斗精神的20年。《北京人在纽约》也好，《中国合伙人》也好，它们的主人公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吹拂下的“奋斗的一代”。我们总是拿美国来做参照，不只是因为美国是所谓超级大国，体现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还因为双方在文化心理上存在着很容易产生共鸣的方面，就是要不断奋斗。虽然每个人的具体目标不一样，但他总是在奋斗。
当然，变化也是有的。简单讲，《北京人在纽约》是中国人在美国奋斗。这种奋斗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有，但更多的是表现物质上的成功与精神上文化裂变的痛苦。而《中国合伙人》是中国人到美国去奋斗了，遭遇了挫折或失败。然后回到中国奋斗成功，再到美国纽交所上市。影片中提到占领华尔街，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梦想。
李松睿(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合伙人》里的中国版美国梦要比正版美国梦美丽很多。我们在《中国合伙人》中也看到了悲观、困境以及兄弟失和等，但是这些苦难都因为成冬青们最后的成功，而成为苦尽甘来之后的甜蜜回忆。影片还不断以字幕形式提醒观众，银幕上表现的是成冬青们的成功故事，但这些故事其实可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因此我认为，美国的美国梦和中国的美国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错位。正像电影《中国合伙人》所表现的，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梦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民主与自由。因此当老师在课堂上讲美国社会存在着不平等现象时，孟晓骏、成冬青等人会跳起来说美国不是这样的，虽然这时他们都没有真正到过美国，而这种美国梦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想象。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人不会这样想象，那时侯的梦可能是“苏联梦”，可能是世界革命红旗不倒的梦。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大批年轻人真到了美国之后，他们遭遇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发现美国带给他们的不是功成名就的喜悦，而是一系列挫败和耻辱。然而他们仍然被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想象所掌控，始终无法摆脱出来，不管美国实际上是怎样的，他们遭受怎样耻辱的对待，对美国梦的想象却永远停留在了上世纪80年代。
因此我觉得《中国合伙人》对于美国梦的表现揭示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今天要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超越上世纪80年代所设定的那一套关于自由、民主的想象，只有超越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才能超越那套固化的美国想象。
五、斯诺登事件是对美国梦的一个挑战
李云雷：最近的斯诺登事件是对美国梦的一个挑战，美国政府如果不认为斯诺登是正义的，那么它的一整套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就只能是虚幻的意识形态。怎么来看斯诺登事件?不管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自由、民主那套价值观来看，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在现代社会，在一个高科技社会，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自由、民主与平等，自由跟监视有什么关系?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对人的控制，对人的监视手段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自由民主怎样才能实现?斯诺登事件，一方面是对现实的美国政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梦或一整套美国价值观的挑战。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在斯诺登事件之后，美国自由民主那套说辞基本上没人信了，美国梦所标榜的那套中产阶级社会理想，在大范围的失业面前也很快会分崩离析，——政治、经济两大支柱都不牢靠了，文化上的美国梦还能支撑多久?我们拭目以待吧。他们在金融上确实有办法，但前提还是大棒把别的国家打趴下，要不然没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那些经济花招的当。
六、美国的现在不是中国的未来
祝东力：实际上，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是否真实，并不是体现在是否反映了美国的真相，而是体现在是否反映了普通中国大众内心真实的需求和愿望。但是从今天的立场看，这种想象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不知彼，是说不了解美国梦的前提是屠戮和剥夺;不知己，是说不了解中国的资源条件跟美国比是天壤之别。放到全球也一样，全球的富人俱乐部只能容纳六、七亿人，科技再怎样进步，能够容纳的富人人口也极其有限。中国的理想，中国梦，应该强调的不仅是个人奋斗，而且还是人际协作、互助友爱、共同富裕。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中国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克服之前的美国想象，要看穿看破美国梦，才会有进步，才会有可持续发展。
王磊：谈美国梦、中国梦，联系到历史、现实和政治经济问题，最后可以给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美国的现在不是中国的未来，美国梦、美国模式，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问题，中国应该有一个新的中国想象、世界想象以及道路。不管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需要打破一个现实的迷梦。这个迷梦可以通过一部印度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来认识，它反映了作为所谓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的现状，但其实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秩序的一个缩影。电影里的印度政府和大资本，等同于现实中的美国政府与国际资本在世界的地位，而美国和国际资本之外的世界，则相当于电影里面的那些无助的村民和反抗组织所处的环境，看似政治正确的现实秩序中却隐含着巨大的剥夺与不公正。我们首先需要打破的正是这个现实的迷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知道中国梦的方向和道路在哪里，才真正有创造的可能性，否则沿着所谓的美国梦走得越远，就会越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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