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外媒报道:英国卫生大臣亨特指出,英国有好几十万被社会遗忘的孤独老人,他形容这是“国耻”,并呼吁英国人向中国和日本学习孝道,吸取这些亚洲国家照顾老人的经验。亨特认为,在中国与日本,年长的父母跟子女同住,或同子女的家庭一起生活是挺正常的事,这恰恰是值得学习的经验。
许多国内媒体也转载了这条消息,但并没有对它进行讨论,于是它很快被网络信息的洪流淹没掉了。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如果欧美国家的高官都对我们社会的价值观表示心仪,难道我们不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吗?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什么不能论证“孝”是普世价值?
舆论之所以没有关注这条信息,当然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因为最近中国的确有许多重要改革值得关注,其次是因为近来“洋五毛”夸中国的事情发生得越来越多,大家已经日益丧失新鲜感了。但从根本上,也许还是因为舆论领袖们对“孝”这一价值缺乏信心。
中国的知识精英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孝”相对立,已经一百多年了。晚清之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屡战屡败,中国知识人的文化自信也随之衰减。其时已出现不少声音,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的家庭制度中去,因这种家庭体系中,老人压迫年轻人,扼杀独立精神;不仅如此,“百孝顺为先”,君主专制也凭借柔顺之人格而大行天下。
在晚清,这种批评声音在士绅中仍只是极少数。但随着民初以士绅为主要社会基础的共和国屡遭失败,对政局绝望的“新青年”遂将士绅作为革命对象,第一步就要破“吃人”的封建礼法。“新青年”参加革命,多数经过与旧家庭的斗争乃至决裂,因而对于旧式孝道之束缚,万分痛切,这种痛切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打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其实际效果并不是废除家庭,而是使得家庭更为紧密地嵌入政治共同体,使得家长的权威服从于政党与国家的权威。但为了加固后二者的权威,中间需要时不时动员青年,挑战家长权威。这种动员政治的结果是,即便是在建国之后,孝道之话语在精英政治话语仍长期居于边缘地位。
这种动员因对社会关系与社会德性破坏太大,已经被废弃。而二十世纪革命中对“封建大家长”的担忧,意外地通过市场体系得到了纾解。改开以来,社会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功调动了人的逐利之心。在那些因青年人外出打工而沦为“空巢”的村庄,毛泽东时代在政治运动之下都没有瓦解的宗族,现在却彻底瓦解了。
不仅如此,连完全符合欧美模式的“核心家庭”,都已经受到了商品大潮的严重冲击。比如说,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在许多方面已经动摇,而冲击它的,往往是满脑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法律人、媒体人与经济学人。家庭日衰,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从西方舶来的“自由个人”的理想。
但恰恰在此时,我们发现,中国“未富先老”。尚不富裕的国家还不能担负起每个公民的养老责任,而我们的家庭,却已经开始支离破碎了。最近《中国式养老》等伦理电视剧的热播,就与这一困境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当“孝”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观尚不够坚固时,老人的晚景是可以多么凄凉。
即便中国国家足够富裕,那又如何呢?国家可以给钱,可以办敬老院,但官员们永远不可能替代你叫父亲一声“爹”,替代你给父母带来心灵的安慰。一切物质条件都解决不了心灵的孤独。英国卫生大臣亨特所指出的英国问题,也已经成为了中国问题。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比英国多出的那点东西,就变得很有价值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现在仍然很孝顺。从孝顺的行为上说,也许当代中国处在百年来最糟糕的时候(与许多知识精英的假设相反,我并不认为当年反孝道的精英政治话语必然带来社会大规模的不孝行为)。但中国毕竟还保留着比较强大的“孝”的话语,尽管这一话语体系在过去一百年内已经遭到了削弱。有了这套话语,我们就可以循名而责实,探寻中国家庭的最佳生活方式。 而欧美连这样一套话语都没有,很难想象能从一个模糊的“家庭价值观”那里建构出和谐温暖的代际关系。
因此,在我看来,当下正是我们理直气壮地提出“孝是普世价值”的契机。我们有必要像这位英国卫生大臣一样,将老人的孤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然后从中国数千年的孝道经验提炼出普遍原理和值得参考的实践。
如果这一步能够得到普遍接受,进一步的推进也就有了重要的基础:孝的原理难道仅仅是一个家庭原理么?孝的经验中包含着自身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完全可以延展为政治的原理。其中的一个产物就是代际政治的原理——想想埃德蒙·柏克对国家作为一个神圣的代际契约的论述就可以知道,这种原理在西方也有其支持者。有了这个原理,中国就可以坚持不以原子化个人假设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而且,我们可以论证,这样的制度是普世的,是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和推广的。
是否敢这么论证,取决于我们的文化自信。但从中能产生出什么样的制度与实践,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还是让我们先从敢想敢说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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