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割让台湾、澎湖等岛屿，赔偿白银约2亿6千万两，这笔款是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若非骤然暴富，日本所谓‘崛起’必不知猴年马月，料应无力于40年后发动那场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全面侵华战争。”
(李洁非：《生逢其世，身不遇时》)
20世纪中，日本侵华战败。中国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索日本赔款，则为崛起奠基，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毛泽东、周恩来大手一挥。将赔款尽数抹掉。
八年抗战，被战火荼毒的是大片中国国土，也有大片日本国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是成千成万中国人，也有成千成万日本人;满目疮痍的是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也有日本的城市和农村。
谁制造了战争灾难?
是资本垄断特权集团和他们的军国主义战争罪犯。
谁承受战争的最大苦难?
人民!
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难道不能相帮相携，却要把自己的富裕与崛起建筑在对方的血泪和痛苦上吗?
书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不是招牌，那是共产党人心境的自白，那是中华民族灵与肉的承诺。
——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独领此风骚，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独领此风骚。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共产党宣言》)
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列宁鼓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人民掉转枪口将子弹射向本国沙皇和特权统治者，废除民族关系中对俄国有利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甚至提出在边界争端中为各民族的团结而主动让步：“我们应该正是在民族这个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对国际主义者说来，国界问题是次要的，甚至是极其次要的)实行让步。”(《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又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彼得问：“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70个7次。”(《新约·马太福音》)
释迦牟尼佛光普耀：“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见欢娱，善言相向……人民大小皆同，一向无若干差别也。”(《弥勒经》)
马克思精神，列宁精神，毛泽东精神，岂不就是耶稣精神和佛陀精神?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岂不就是表现为无产阶级领袖形态的耶稣和佛陀?
这是人类精神。它燃亮历史进步的航灯，古今相续，砥柱中流。
然而，任何精神都不能不经受社会现实的洗礼并与之共振。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兹·布热津斯基感受“共振”。他说：“20世纪下半叶，我们几乎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督徒、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我们对此浑然不觉。”(《世纪之交：美国在信息时代的作用》 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
基督徒将“福音”寄托于崇高的空想和人类精神的抽象。
马克思将“学说”奠基于辩证史观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求索。
民族主义呢?那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表达。“现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应该是民族的。”(米塞斯：《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引自夏中义：《人与世界》)
三位一体!
历史与现实对立同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同一，全球化与民族化对立同一。具言之，马克思主义为基督精神展现科学之光，社会主义成为变革资本主义的强劲动力，全球化趋势则导引民族主义的升华。
然而，这一切却不能不蕴含于民族主义的能量爆发。
民族主义是资本世纪的主题，是一切民族基于深厚底蕴的强劲政治诉求;它规定着政治的资本主义属性：现代政治 = 资本主义政治 = 民族政治。
民族之间为资源为领土……的利益之争，一般地成为阶级斗争在资本世界的政治形态。周恩来曾以深刻的忧患意识道白这个“形态”：“你能设想一下吗?苏联军队直插黄河北岸，美国人打到长江南岸，同时，日本侵入并占领山东的青岛，印度也参加进来并占领西藏。……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同时迎击四面来犯之敌。”(见迪·威尔逊：《周恩来》)
人类社会不能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脱身，民族国家便不能不肩着相互戒备、相互争夺的重负;资本世界不被颠覆，则精神无论怎样博大，都不得不向着民族的自我认同而垂首。
民族自我认同是资本世界运动的轴心，不管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怎样试图甩脱这个“轴心”，也不管工人阶级国际合作怎样试图超越这个“轴心”，都不能不受这个“轴心”的制约。
资本主义国家受“轴心”制约，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受“轴心”制约。
严格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它无非“资本世纪”的构成，它不能不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捍卫民族利益乃至投身资源和领土之争。
曾经，列宁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斯大林更以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助推各国人民革命，一度搅得资本世界寝食难安，以至引发丘吉尔的“铁幕”宣言。
毛泽东也不逊色。
青年毛泽东抒发“世界主义”激情：“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色彩的。……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着南洋独立……”(《致蔡和森》)
晚年毛泽东付激情于行动。1965年，他“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起泰国、缅甸、马来亚等国共产党建立武装”，协助泰共建立根据地，鼓动老挝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鼓动缅共来中国境内招兵，甚至中国军队竟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然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红色扩张却终究难以为继，很快迈出了向一般民族国家回归的现实步履：苏联崛起成为斯大林生命的主旋律，中华崛起成为毛泽东深沉的遗愿。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自我的进程，内在着一条向前延伸的民族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必然之链。
因为，只有一个民族乃至一切民族真正独立自主足以让世界听取它的声音的时候，它的生存呼求和正义主张，才不至于被强权狞笑的唾液淹没于无形。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民族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今日世界是资本世界，也是民族运动的世界。
曾经，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以向教皇体制的猛烈冲击，颠覆封建特权，推动国家独立，创造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光荣。“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革命所推动的。”(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法国革命举起了人类精神的旗帜。“民族性原则最初并不是指向其他民族的利剑，它是针对暴君的……，民族性原则与世界公民心态之间没有冲突。自由的理念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主义的。”(米塞斯：《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 转引自夏中义：《人与世界》)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运动设定的世界主义底蕴，赋予民族主义鲜活的生机，源源不绝地生成着抗争特权剥削弱肉强食的冲击波，日益深重地动摇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显然，各民族为在资本世界的生存，不能不抗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掠夺;而这个“抗争”也便作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必然地“分有”帝国主义，即各民族为着自身利益，以“帝国主义”抗争帝国主义。
鲁迅曾以被压迫人民思想家的深邃和战斗者的决绝，尖刻地表达这个“抗争”：“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而已集·略说中国人的脸》)
鲁迅率先“带些兽性”，向着“吃人”的旧世界发出“旷野的狼嗥”。
——置身垄断资本集团的群“狼”围剿中，不“分有”狼的野性，如何有民族生存和民族崛起!
——直面帝国主义霸权为着资本全球化挥起的屠刀，谁能说民族抗争、民族运动、民族主义……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
法国《科学与生活》月刊曾为各民族投身资本竞争的无奈而哀叹：“这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较量中，已没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分，只有输赢之分。各国都想巧妙地从这种激烈而困难的较量中脱身，让其他的国家去厮杀。”(转引自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
为资本世界的真实写照!
在私有制被资本垄断激发出最后疯狂之时，各民族国家被迫绷紧每根神经，卷入生存竞争。于是，人民福利让位于军备竞赛，和谐发展屈服于资源掠夺，生存危机感使民族与民族间成了几欲相互吞噬的狼。
然而，只有当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分有了“狼性”，才能建立狼群世界的公正法则，才会有对平等善良的认同与确立，才可望“人性”的回归。因此，“没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分，只有输赢之分”的背后，分明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是人民主权之“善”对垄断剥削之“恶”的战争，是民族独立之“好”对帝国主义掠夺之“坏”的战争。
——民族运动的本质，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
民族运动是资本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对立同一体。它捍卫民族利益，明确资本主义属性;它以对人民主权、民族主权的诉求冲击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构成。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转化的枢纽。确立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要求;而民族国家的内在指向——彻底的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则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开端。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畸形爆发。它以畸形扩张和畸形掠夺催唤民族觉醒与民族独立，推动资本主义向各落后民族普及和彻底实现;反过来，资本主义普及和彻底实现，则鼓舞觉醒的民族合力敲响帝国主义的丧钟，唱响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晨曲。
事实上，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际，民族运动便开始从资本主义运动向社会主义运动转化。20世纪中叶，遍及欧、亚、非、拉的人民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形态或资本主义形态乃至封建形态，汇聚成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之潮。
苏联解体，苏东的民族主义运动挣脱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链缚，以资本主义形态，演绎人民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自为。
西欧更走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前列。它曾打碎自我，最大程度地张扬民族主权，随后又率先开始了“一体化”的探索。“西欧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最完备、最充分、历史最长，也最具有现代特征。这是‘一体化’得以在这个地区推行的不可缺少的条件。”(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
西欧聚散离合，明确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一体化中的基础地位，为人类步入世界大同展示现实之路：“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不同文明共存与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彻底实现，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彻底完成。建立在各民族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一体化”，意味着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否定，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转化。
西欧启动这个“转化”。它开始了民族消亡的实验，它以一体化进程深化自身的“后资本主义”属性和对社会主义的诉求。
然而，社会主义不是一国、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洲可以单独实现的。“后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实验的西欧不能挣脱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有待于世界各民族的独立与崛起。
世界各民族以不同形式响应西欧。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阿盟，东盟，非盟……各民族平等合作自保自强，已成蓬勃之势。全球一体化进程蔑视霸权的猖獗，人民主权、民族主权以不可阻遏之势为自我实现开拓道路。
中华春秋时代，800诸侯向战国七雄聚合以战争征服为主;今日天下，各民族国家向地区一体化的进步则诉诸利益组合。这种组合尽管不乏战争征服和强权因素，但其深厚处，则是对个体、民族、国家的尊重以及在互相尊重中的融合。
民主大潮在资本主义形态下，强力变革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格局和竞争规则，并将摧毁旧体系，以新体系取而代之——社会主义全球化!
民族政治是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把彻底实现资本主义政治及民族政治看做自己的基本任务——民族独立!民族富强!民族崛起!唯如此，才有世界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协商与共同富强，才有世界一体化。
哈维尔剑指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我们必须思考，是否绝对有必要，允许一个国家——即使只在理论上——有权否决世界所有其他国家。”(《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
列宁昂扬着共产主义者的豪情：“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论民族自决权》)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或特殊地位，如何不令世界其他国家“道路以目”?
那么，中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显赫，高扬列宁的豪情和哈维尔的思考，该是一项多么伟大多么急迫多么光荣的使命!
世界对中国寄托希望——
美国学者杰·里夫金说：“拥有丰富、多样历史的中国人民，能够……为全人类的真正世界主义梦想，做出怎样的贡献?……毫不夸张地预言：正在廓清的欧洲思想框架同中国思想框架之间的交融，将会对全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欧洲梦》)
英国学者汤因比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因为中华民族有着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见余金成、王兰垣：《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世纪》) 他甚至说：“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见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
匈牙利学者包·约瑟夫说：“今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命运如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顺应人民意志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也有吸引力的现代社会主义。”(见杨铮：《2000：世界向何处去》)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说：“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平和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 他寄语：“从两千年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见余金成、王兰垣：《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世纪》)
——中国领导世界!
美国学者尼·盖耶特期待中国崛起：“这也许只是一个国家超越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刻;或许是一个机会，一个以真正平等的国际社会取代特权和霸权危险的机会。”(《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展望“中华世纪”：“你们会不会步入工业社会的后尘?物质愈富足，就愈唯我独尊，傲视于自然秩序之上?你们会不会牺牲社会来发展经济?你们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不择手段的剽窃自然、以非永续性及危害后代的方式发展的社会?或者，你们会找出一条新路?”(《为人类寻找一条新路》 见《北京晚报》2002年12月15日，35版)
中华民族如何“为人类寻找一条新路”?
——中华崛起!
中华民族置身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如果不能崛起为强有力的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就无从承担世界的希望。
因此，无论喧哗多少“谣诼”， 拼搭多少“岛链”， 乃至多少“威迫”、多少“封锁”…… 中华民族不能停下强民、强军、强国的前行步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马克思)
那么，“走自己的”什么“路”?
中华民族不能像曾经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日本、美国那样，在侵略扩张与争霸世界中崛起。
中华民族只能走社会主义崛起之路。它的唯一指向：发展并依凭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力量，热烈地主张世界各民族的独立、平等和共同利益，引领世界各民族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崛起。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社会主义崛起之路：“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2011年9月，中国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针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博弈规则，以社会主义原则倡扬世界各民族互尊互重，创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表达中国“为人类寻找一条新路”的坚定决心。
千金一诺!
那么，中国的诺言能够取信于世界吗?
事实严酷：中国不汇入资本世界， 便不能崛起，甚至不能生存。改革开放是中国进步之路。
事实同样严酷：汇入资本世界， 便不能不受制于资本弱肉强食的竞争铁律：“一旦垄断组织得以进一步影响和控制政府，并在实际上支配内政与外交时，就会强烈要求按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促使国家走上向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唐晋：《大国崛起》)
中国能够挣脱这一“铁律”吗?
有人担心：“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
有人断定：“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以上见唐晋：《大国崛起》)
有人论证：“浅显的现实政治表明一个巨大的前途无量的国家倾向于向其周边释放力量。”(英国《经济学家》，转引自孙恪勤、崔洪建：《遏制中国》)
这并非无的放矢。君不见，资本世界的民族崛起，哪一个大国没有踏上霸权争夺之路?
立足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固然鼓舞一个民族为崛起的激情，也必然助推这个民族为私欲的狂热;而私欲膨胀和为私欲的竞争，则必然崛起资本特权集团，滋生霸权争夺的冲动，将扩张的魔爪伸向世界。
中国能够制约资本特权集团吗?
曾读到网络上一段话：我们常常会抱怨，美国为了维持霸权极力遏制崛起的中国，韩国狭隘的国民性格，日本不尊重历史，印度挑战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但如果从反思自己的行为方式入手，我们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中华民族应该反思——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的宣言，掩盖不了中国社会为资本的争夺，掩盖不了特权阶层向劳动人民发动的“战争”，也掩盖不了贫富悬殊对社会对财富对人的心灵的扭曲。
一个金钱至上、私欲横行的国家，如何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一个被两极分化所撕裂的民族，如何不饱尝资本特权集团所施加的侮辱与蹂躏?而中国人民的“人性”、“人本”、“人道”，又如何不被弱肉强食与巧取豪夺肆意压抑?
进而言之，一个剥削本民族同胞的资本垄断集团，如何不把贪婪的魔爪伸向别的民族?一个不能制约特权掠夺的国家，如何不把扩张的野心推向世界?
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你在国内都无法和谐，谁又相信你对于世界和谐的真诚?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共产党宣言》)
反之，人对人的剥削横行恣肆，民族对民族的剥削能够消灭吗?民族内部严重阶级对立，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能够消失吗?
事实上，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不会有“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崛起也不会偏离两极分化、侵略扩张直至霸权衰亡的轨道——资本特权集团的扩张野心必然畸化民族崛起，将其引入夭折的危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世界!
今日世界，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呼求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而以“自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严重阻力。冲破这个“阻力”， 是历史进程赋予中华崛起的崭新时代特色：以社会主义价值观转化资本主义价值观，以提升人民主权、惩治特权横行、制约资本剥削、扭转贫富悬殊的真诚作为向世界做出光辉的示范。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让中国取信世界!
邓小平说：“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思想年谱》)
邓小平说：“如果我们……是共同富裕，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领导世界是“非领导”的领导，是以“天下为公”的情怀和全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务实，引领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变革。
反之，如果中国自身放任特权跋扈，社会严重不公，那么，让日本、美国、欧洲乃至世界人民相信你不扩张、不争霸，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中国已经不具争霸的条件。《人民日报》清醒断言：“横行过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已经寿终正寝，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也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都要受到客观形势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不称霸不单是中国真诚的主观愿望，也是客观环境使然。”(《中国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进步》 1995年12月12日 )
什么客观环境?
曾经，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私有制以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全面取代衰落的伪公有制为自己“正名”， “霸权”作为私有制的极端形态逐鹿中原。诸侯争雄，五霸相凌，最终秦王朝荡平天下，四宇归一。
如今，21世纪尽管依然处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不可一世的资本世界，尽管诸多国家尚未完成资本化，资本主义向世界的进军尚未完结，资本主义还有广阔的空间。然而，私有制衰落之势已成，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滚滚地火，已经在全球一体化的推动下，成为历史进步的强劲动力。民族主权、人民主权作为公有制为自身开辟道路的利器所向披靡。“霸权”强弩，势已成末。
顺势而事成。借用古语：“霸道”已矣，“王道”方兴。只是这个“王道”， 绝非帝王、总统、首相、主席们自上而下的赐予，而是人民的自为。
世界各族人民“自主自为”，便为自愿互利的全球一体化创造了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体化：“我们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努力争取一切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自愿联盟。”(列宁：《俄共(布)达八次代表大会》)
中国领导世界，基于对社会主义的忠诚——
毛泽东嘱咐：坚持社会主义方针，坚持人民主权，真诚地尊重世界人民，“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见梁柱：《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邓小平寄语：“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邓小平思想年谱》)
中国在资本世界崛起，不能不认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能不发展资本关系，不能不尊重资产阶级的法理地位;然而，如果放纵资本，任由垄断特权制约人民主权，将社会主义主导畸变为资本主义主导，那么中国必然被资本扩张无止境的贪欲导入军国主义歧途，沦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或者在全球霸权争夺中滚进衰亡的泥潭。
只有中国制约自身的特权垄断，才能让世界人民相信中国“和平发展”的诺言;只有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主导，才能以对人民主权的扩张赢取世界信任;只有世界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示范的认同，中国才能将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战略包围化于无形，引领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转化。
中国领导世界，基于对世界主义的忠诚——
邓小平以人天一体的宏观意识和大国胸怀的政治机智，具化列宁思路，将世界主义置放于资本世界的现实平台：“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
从“一国两制”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邓小平开拓出“新的办法”;他期待中华子孙以平等友善待世界各民族之胸怀，为着社会主义的世界一体化，开拓出更多更好更实用的“新的办法”。
中国领导世界，自反思始——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宣言毛泽东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的几年内，在中国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到它。”(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申毛泽东主义：“我们在联合国正式声明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打倒称霸的中国。”(《邓小平思想年谱》)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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