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论鲁迅》)
前圣后圣比肩。
孔子呼号于中国封建社会兴起之风云际会里。
鲁迅呐喊于中国封建社会衰亡之哀鸿遍野中。
孔子以公有观念对私有观念的变通——善的等级制，为人类私有制确立“百世不能易”的学说。
鲁迅以公有观念对私有观念的颠覆——文化革命，为中华民族确立百世不能易的方向：粉碎私有制!
封建社会的基本构成是农民与地主。孔子站在地主阶级立场，规范封建剥削;鲁迅立足被压迫民众，鼓动农民革命。
马克思主义诞生，激励中国农民革命的社会主义指向，也激励鲁迅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升华。
鲁迅是新民主主义思想家。
鲁迅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概念;但他的一生，分明是为新民主主义呐喊的一生。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主导的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它以孙中山晚年向社会主义的倾斜，明确了中国封建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
“鲁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瞿秋白)
两千年来，中国叛逆士大夫的终极去处，只有一个：农民!
然而，现代中国卷入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强烈影响并规定中华民族的走向，鲁迅“叛逆”面临新选择：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青年鲁迅不认同社会主义：“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坟·文化偏至论》)
青年鲁迅赞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伦》)
不独鲁迅。“‘五四’新文化高举个体自由的旗帜，力图用西方个人主义来取代中国家族本位主义，这在先驱者那里是非常显明的事实。”(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什么样的个人主义?
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说：“人人都是各种权利的中心点，社会一切平等。……我们拿个人作中心，认我们的权力为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推己及人，自然会尊重他人的权利了。”(《五大讲演》)
这是孔子学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版。
梁启超勾勒出资本主义乌托邦：“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论权利思想》)
胡适的解说逼近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内涵：只顾自己利益，不管群众利益的，是伪个人主义;而真个人主义强调独立人格，独立思维，信仰真理，不认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五四新文化提倡资本主义精神，是从私有制角度对公有制的曲折认同。它强调个人权利的合理性，强调对个体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尊重;而每个人“自我”的聚合，便是人类整体利益的申张。
青年鲁迅崇奉的，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形态张扬的社会主义。他心许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坟·文化偏至伦》)
这是未被资本大亨们糟践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本来意义。
资产阶级“祖师爷”洛克如此规定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内涵：人民是政府的主人，指令政府构成，人民具有以暴力推翻腐败政府的天然权利。(《政府论》)
资产阶级另一位“祖师爷”卢梭明确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指向：“良好的社会制度是最善于改变人性的制度，它剥夺人的绝对生命，赋予他以相对关系的生命，把所谓‘我’移植在共同的单一体中，也就是说移植在社会的‘我’之中，这样，他就不再以为自己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在共同体之中方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爱弥儿》)
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
在原始社会，人的个体利益，一般地屈从于氏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人的社会性处于主导的支配地位。因为，离开整体的庇护，个体不能生存。
在封建社会，人的整体利益一般地屈从于个体利益，人的个体性处于主导的支配地位。它被集中为君主特权，以代言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虚饰，压抑和剥夺广大人民的个体利益。
资本主义革命集中被压抑的个体利益，向虚假的整体利益——特权剥削抗争，它以对个体利益的普世尊重，吁求人类整体利益。
社会主义革命代言被压迫民众的整体利益，向极端的个体利益——特权剥削抗争，它以对整体利益的正名，吁求普世个体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对立的同一体。他们分别从私有制或公有制的不同基点，指向人类解放的同一目标。
这是鲁迅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同一，即二者在本质上诉诸“人类解放”的共性，决定了鲁迅人格的统一——“不转化”。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即资产阶级背叛“人类解放”的根本宗旨和无产阶级担着“人类解放”使命的蓬勃兴起，决定了鲁迅的转化。
鲁迅转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人格态。
刘半农书赠前期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托尔斯泰是俄国前资本主义思想家。尼采是西欧后资本主义思想家。
托尔斯泰张扬社会主义空想，期待抽象人性的“和平宣言”激励资本主义自我变革，实现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尼采直面资本世界的没落，期待“上帝死了”的振聋发聩成就资产阶级英雄精神的回光返照;他以“超人” 的新专制，试图变革丧失精神的资本主义。
青年鲁迅一度陷入“托尼学说”中。他为人的抽象呼号：“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热风·随感录四十》)
然而，托尔斯泰的善良说教无法阻止资本的聚敛和垄断。他的“和平”空想破碎了，他的“普世价值”的福音，被资本吞噬社会的野心阴冷嘲笑。
尼采扫荡旧制度的豪情反而助长了资本专制对世界的盘剥。他的“超人”虚幻也破碎了，他的“英雄救世”的张狂，被资本的帝国争霸恶毒愚弄。
资本主义精神不能挣脱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束缚，不能不屈从资本的嗜血。它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终于幻化为资本主义乌托邦;它鼓吹的个体权益和“普世价值”，沦为特权剥削的奴仆;它聚起资本专制，育肥一个少数“精英嗜血者”的政治。
资产阶级先驱者们无论路德、加尔文，还是拿破仑、华盛顿、杰斐逊、罗斯福，都不能不被资产阶级利益制约，成为资本扩张和帝国争霸的推手。
实际上，以资本形态出现的民主、自由、人权，并不属于资本主义，而是属于社会主义，是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框架内，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诉求。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日益阻滞经济力的进步，日益丧失推进民主、自由、人权的活力;维持资本社会庞大架构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自身，而是资本攫取的社会主义能量。
确切地说，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推进了民主、自由和人权，只是被记在资本主义的功劳簿上。
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这是迫于资本惯性依然强势的社会主义的无奈，也是被社会主义生气勃勃蚕食一切领域的资本主义的无奈。
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从最微小的细胞处，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
资本世界，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鲁迅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格态。
不是哪个人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运行规律从资本社会内部，不断地生发着新民主主义。
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这个转化：工人阶级主导民主革命。
世界在转化中。
中国在转化中。
然而，转化并不平衡。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在总没落中交织着勃发的生机。西欧，资本主义趋于没落;中国，资本主义正在萌芽;美国，资本主义如日中天。
美国太阳强势升起，从威尔逊总统承担人类责任的自觉，到罗斯福总统为人类解放事业的呕心沥血，美国精神辉耀世界。
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闪亮登场，但依然是实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切在摸索中。
胡适从美国的民主法制中寻到改良路，期待用双手托起一个资本主义新中国。他鼓励北大学生追随美国资本主义，担起救国重任：“社会送给我们一个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学术救国》 转引自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鲁迅却疑虑彷徨。
鲁迅喊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呐喊·狂人日记》)然而是空喊。他不知道路在何方：“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迷茫：平等权是紧要的，但“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 中国变革的风暴“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坟·娜拉走后怎样》)
鄙弃胡适“改良私有制”的鸹噪，鲁迅期待颠覆私有制。
然而，“托尼学说”破产，鲁迅期待落空。对封建制度，他绝望了;对资本主义，他也绝望了。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更激怒了他：“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屠杀革命群众。”(《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鲁迅从空幻的“立人”梦中惊觉：“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冷酷嘲笑了“普世价值”的虚伪，也促成了鲁迅的转化，他从抽象的“博爱”一变而为具体的阶级仇恨：“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
爱之深，所以恨之切;爱的败亡，催动恨的生发。
然而，爱人原也是憎人者希望的归宿。被压迫阶级抗争特权剥削的阶级斗争，是通向人类“博爱”与“普世价值”的唯一桥梁。鲁迅的刻骨之恨，聚起人类解放的无疆大爱。
胡适被资本主义精神鼓舞，沾沾于旧民主主义的一得之见。
鲁迅孤峰兀立，目如鹰隼，深刻而敏锐地捕捉到历史转折的节点——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就是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主导，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一缕曦光，荡起鲁迅灵府的希望。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开端，鲁迅是五四运动的人格态。
鲁迅转化同着五四运动的节拍——
五四运动中，《新青年》大量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首次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建设新文学的理论意见。” 然而，早期共产党人对十月革命的引进，并不能改变五四运动的资本主义属性。
所以，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知识分子激烈地清算五四运动，喊出了工人阶级占领文化舞台的第一声吼。
这一声吼，吼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决裂，吼出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否定，甚至吼出了对五四运动的否定。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是这个决裂的导因。同年八·一南昌起义是这个决裂的宣言。反映在文化战线上，创造社、太阳社的激进主张，便是政治决裂和人民革命的折光。
郭沫若认定：五四运动是“资本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上的斗争”;所谓“自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所谓“民主”和“科学”，是“替资本社会建设上层建筑”。 茅盾认定：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见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因此，必须与五四运动决裂。李初梨主张“用无产阶级启蒙运动代替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无产文学”诞生了!
“无产文学”在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杀中挺起左派革命者的铮铮硬骨：“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学……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郭沫若：《革命与文学》)
蒋光慈甚至断言：“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关于革命文学》)
否定一切!
创造社、太阳社竟集中火力，展开对鲁迅的围攻。
把文化领域的阶级对立提到黑白分明的程度，明确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势不两立。这几乎是中国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观念在20年代的先声，而郭沫若们也分明是“四人帮”们的老大哥。
可以说，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们以极端革命精神对五四运动的否定，已经跨越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最先踏上了后来延安整风、解放区文艺、反右到文化大革命那一条以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激烈革命之路。
林伟民写道：“从文学思潮本身的发展来看，工农兵文学思潮更应该看作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时期革命文学思潮和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扬。”(《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30 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对工农兵文化之开山，功不可没!
要之，这是革命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之世界大潮的勇敢作为。在他们自己，不负时代伟业;在整个知识界，足可领军群伦。他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先锋。
左联的《理论纲领》跳动着激情的火焰：“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左联决议》奉行斯大林理论：社会主义将在与帝国主义的对决中赢得胜利，“中国革命可以是全世界革命这个火山的最容易爆发的火口，也就是人类解放斗争的伟大叙事诗最后一卷的前奏曲。”(转引自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成仿吾慷慨抒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转引自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共产主义即将全世界胜利。 “最后一日”的资本主义且已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只要投身大决战，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那么，跃出战壕，挑灯一个夜战，便可收取共产主义的晨曦。
这是何等可敬的革命狂热!因为他们充溢着创造未来的崇高向往和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郭沫若们无愧“无产文学”的先驱者。
这又是何等可悲的革命狂热!因为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高高，奋不顾身地“制造”历史进程，唯我独左，英雄救世;君临天下，扫荡一切。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纯”到连鲁迅都不能接受，在他们之后四人帮们的革命“纯”到连周恩来都不能接受，他们自诩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代言人，岂不是虚妄的幻影;而他们自己，也在这幻影里走向幻灭。
然而，郭沫若们尽管流于形式，却为鲁迅开辟了道路。也许可以这样说，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和他们的创造社、太阳社在新文化初期的历史地位，便是为着主将鲁迅登台亮相的紧锣密鼓。
鲁迅转化同着五四运动的精神——
五四运动昂扬着民主与科学的主旋律，它与封建特权剥削、资本特权剥削势不两立，它同样与在“无产阶级”名号下恶意滋生的新特权剥削势不两立。
鲁迅无情斧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鲁迅怒斥成仿吾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富豪大亨吹胀慈善家的瓜皮帽，是伪善;小资产阶级漫画“无产阶级”的铁拳头，也是伪善。
鲁迅对伪善深恶痛绝：
“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致徐懋庸》)
“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致曹靖华》)
“‘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瞿秋白评价鲁迅杂文的鲜明特征：痛击瞒和骗。
李洁非在《典型文坛·误读与被误读》中对晚年鲁迅独与胡风亲近颇为奇怪。其实那是胡风始终保持了农家子的朴实本色，没有伪善。
伪善一定不好吗?
也不一定。
对于革命知识分子，伪善常常是追求光明而又不能挣脱旧我的矛盾态，是历史进步击打出的喷溅着泡沫的浪花。这浪花，是整个知识分子群最具青春与活力的部分，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知识躁动。
然而，这种躁动，遮掩不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却将其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成仿吾们和后来的周扬们，先后品尝了失意的苦果。
瞿秋白批评：“创造社等类的文学家，但说真有革命志愿的，也大半扭缠着私人的态度……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其后，时任共产党文委书记的潘汉年批评：左翼作家“充分表现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的浓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尚未深入。” (《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转引自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新民主主义。
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不等于整个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李初梨们正确指出了五四运动的资本主义属性，却以“左”的极端割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抹煞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及五四运动内涵的社会主义指向。
这是左倾思潮在文化上的反映。
左倾思潮一直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构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虽然认同与资产阶级合作，但很快止步于“与资产阶级决裂”。 而改革开放几十年，已经从与资产阶级合作，到大踏步后退向资产阶级让权，却依然回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辩证。
如此回避，反而使资产阶级在“不争论”的遮掩下，不断蚕食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几乎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同一的理论辩证，难道不是五四运动诉诸中国革命的方向性课题吗?
鲁迅转化同着五四运动的方向——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五四运动规定方向，那就是知识分子向着农工大众“脱壳”，小资产阶级向着无产阶级“脱壳”!
鲁迅说：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 因此，在大转换的时代，“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益显得着重，(知识分子)倘要自己从没落中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 (《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鲁迅维护郭沫若们颠覆旧文化的原则高度。他斩钉截铁地说：“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举起了“无产文学”的大旗。
然而，鲁迅决不认同郭沫若、周扬乃至后来四人帮们的对“无产文学”的公式化误导。
那么，什么是“无产文学”?
鲁迅不冀望小资产阶级。他说：“现在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知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笔锋转处，“无产文学”被变通为“革命文学”。
于是，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前豁然开朗：投身工农革命的大野狂流，创作以无产阶级为导向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便是“革命文学”，便是“无产文学”。
鲁迅明确定义：无产文学“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无产文学”就是泥腿子文学，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文学。它的对象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
然而，它绝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改朝换代以跻身特权之巅，而是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范畴，融汇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大潮。
它是“革命文学”，是一个不断长成的生命体。它要革资本主义的命，更要自我革命。只有不断革命，直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实行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决裂，创造真正的“无产文学”。
当无产阶级占有全世界，便不再需要“无产文学”;还需要“无产文学”的时候，一定不是纯粹的“无产文学”，而是激昂社会主义导向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引导小资产阶级脱壳的文学。
“无产文学”，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
新民主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桥梁。不在这个桥梁上踏出坚实的足印，就绝不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1948年，胡绳在《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中，批评鲁迅前期的小资产阶级局限。那么，鲁迅后期就没有小资产阶级局限?而且，在鲁迅后期之后，中国人包括胡绳自己，又有几个挣脱了小资产阶级局限?
有着小资产阶级局限就不能成为洪秀全、陈玉成式的英雄?就不能成为卢梭、孙中山式的思想家?反过来，无产阶级英雄如江姐、董存瑞就没有小资产阶级局限?无产阶级政治家如列宁、斯大林就彻底挣脱了小资产阶级局限?
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道出鲁迅和毛泽东的心声：“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转引自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鲁迅不能例外。
王富仁写道：不能否定郭沫若、成仿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在1928—1930年“以阶级论对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以及他们自己所作的阶级的判断的正确性，他们都不属于无产阶级文学，而属于小资产阶级文学。” (吴三元、季桂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序》)
岂止文学!
鲁迅的一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生。
1928年，在《三闲集·通信》中，鲁迅自叹：“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
1932年，在《二心集·序言》中，鲁迅自嘲：“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1933年，在《南腔北调集·听说梦》中，鲁迅给自己定性：“我自己姑且定位属于这个阶级——小资产阶级。”
1935年，临终前一年，在《致增田涉》的信中，鲁迅自白：“《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的缘故吧。”
并非谦虚，而是正视。
从古至今的人类文明史，无分中外，那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知识分子……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力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惊天动地的历史贡献、博大精深的思想集成，多出自这个群体。
即便今天欧美的工人阶级，也并未超越小资产阶级层面。
小资产阶级原有自身的光荣。然而，当“无产阶级”被马克思锻铸成历史进步的英雄勋章，“小资产阶级”旦夕间相形见绌，甚至成为耻辱的别称。
于是，从西欧到北美，从苏联到中国，在小资产阶级茫茫人海中，冒出一批批舞着“无产阶级”英雄勋章的个人、团体和政党。
也于是，这枚英雄勋章竟成为击打鲁迅的“利器”，成为击打没有挂勋章的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利器”。
可悲，亦复可叹!
其实，“小资产阶级”不但应是底层民众的自我定位，而且应是迄今为止的工人政党的自我定位。
敢于这样定位，才可望自我救赎，才可望从小资产阶级“脱壳”，担起工人政党的荣光。
鲁迅敢于这样定位。
鲁迅的一生，是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脱壳”的一生。
鲁迅世界观的转化及其在转化中的纠结，形成自身“脱壳”的特色。
前期鲁迅，唯心史观为主。他说：“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如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坟·文化偏至论》)
后期鲁迅，唯物史观为主。他说：“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之说，则这些就一定带有阶级性。”(《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的“人性论”向阶级观念转化：“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然而，鲁迅转化并不彻底。
确立阶级观念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本是资产阶级的发现。除了心怀叵测、人话鬼话的“精英”们，严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从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那么，马克思的新贡献是什么?他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写道：他“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他确信：“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然而，对于“经济决定论”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鲁迅不甚了了。他在《热风·〈呐喊〉自序》中的呼吁：“我们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实在是他的终生主线。
在这一点上，鲁迅，乃至毛泽东，都开了唯心史观的后门：凌驾经济规律，放眼文化革命。
唯心史观未可全非。
事实上，唯心论与唯物论都是人类文明史的思想之花。唯心论固守“精神第一性”，唯物论强调“物质第一性”，除此之外，不能有别的意义。
因为，物质与精神是对立的同一体。没有物质的精神与没有精神的物质，同样不存在。“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 “无”相对于“有”， 有无相生，有无混一，只是在不同状态下侧重不同，有着互异的表现形态。
当物质的属性居于主导地位时，精神的属性则处于被压抑的次要地位或低级状态。如果物质没有精神的隐性存在，便不可能从宇宙尘埃中发展出人类理性。
当精神的属性居于主导地位时，物质的属性则处于被压抑的次要地位或低级状态。如果没有物质的隐性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理性或神性的精神显现。
这并非“泛神论”，也并非“庸俗唯物论”，而是对转化的认同。毛泽东说：转化是矛盾同一性的主要特征。(《矛盾论》)大自然在物质与精神的混一中，以万千环节相互转化的多彩光，跃动着永恒时空的链条之舞。
辩证唯物论强调物质的第一性，同时高度重视精神的反作用。
所以马克思倾毕生心血论证物质和经济的基础地位，却将他的战马向着精神长嘶。罗素说的对，马克思偏重于精神方面。(《西方哲学史》)换言之，马克思强调哲学的实践功能，强调革命能动性。
革命能动性是共产党人的党性特征，也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本质认定。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领袖们固守“经济决定论”， 却淡忘了革命主动精神;列宁、斯大林推崇“革命能动性”，却弱化了经济的决定地位。
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翻版。
鲁迅和毛泽东延续列宁思路，对“经济决定论”未予充分尊重，却进一步张大了精神的反作用。
从鲁迅对“精神界战士”的推崇，到毛泽东“精神原子弹”的升空，唯物史观被“革命能动性”牵引，向极端发展。
鲁迅自知：“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依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三闲集·文坛的掌故》)
鲁迅自白：“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致姚克》)
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是人类历史进步必由阶段的思想集成。马克思以彻底的唯物史观改造并完成了这门科学，鲁迅和毛泽东却跳了过去。
这是毛泽东的新中国试图跨越资本主义而大受挫折的思想理论根源。
从但丁到尼采，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崛起一批“精神界的战士”，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又崛起一批“精神界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走在前列的依然是一批“精神界的战士”。
变革旧制度的时代风云需要精神界的战士。
鲁迅、毛泽东以对精神变革的崇高诉求，创造出人类史上媲美于耶稣、释迦牟尼的辉煌。
然而，他们对经济规律的漠视，也不能不尝受耶稣、释迦牟尼一样的现实败绩。精神的孤军奋进，终至夭折。
鲁迅的变革夭折了，毛泽东的变革也夭折了。
鲁迅逝世至今，“改造国民性”依然任重道远。
毛泽东逝世至今，“文化革命”依然不足以形成激励人类社会的热潮。
因为，没有对私有制的颠覆，不可能彻底变革私有观念;而没有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也不能颠覆私有制。
精神的开拓不仅可以强力反作用于物质，更有赖于物质的强力支撑;精神的运行规律归根结底不能离开物质的运行规律而催开满园春蕾。
21世纪，依然是列宁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时代。
然而，鲁迅、毛泽东耸起的精神灯塔，却指引着人类的进程。
那是公元前500年“轴心” 精神的重张，那是老子、佛陀、柏拉图以及耶稣、穆罕默德乃至马克思、列宁在现代中华的民族形态。
这是求索的形态：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化，是鲁迅终生的自我“脱壳”，也是他终生未竟的心路之旅。
不断革命!
鲁迅评价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无论所作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日本学者竹内好评价：“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他自己。”(《鲁迅·政治与文学》)
鲁迅以不断革命的执著，引领中华民族“脱壳”。
——鲁迅引领共产党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脱壳”。
鲁迅刻画了阿Q：“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
鲁迅也是阿Q。
青年时代的鲁迅在日本看幻灯片：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当作间谍枪毙，“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 ——看客。 (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然而，鲁迅是自觉揭自己头上“癞疮疤”的阿Q，是从阿Q精神自觉“脱壳”的先驱者。
先驱者言：“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这段话写于1926年。隔一年，1927年，蒋介石大屠杀，国民党露出了“阿Q似的革命党”的真面目：无非为权利易位和新的剥削。
但是，二三十年后，指的谁呢?
共产党。
共产党也是“阿Q似的革命党”。
阿Q似的革命为了抢东西，为了复仇，为了当人上人。中国革命既然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是农民革命党。“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农民革命立足抢东西、复仇与争当人上人，非此不能发动革命。所以才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激励，才有“报仇雪恨”的鼓动。诱之以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层层递进，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然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以共产主义为指向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能止步于私有制内部的革命。它必须超越这个层面，以公有制颠覆私有制，开辟鲁迅期待的“第三样时代”，将农民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升华。
因此，共产党又不能是“阿Q似的革命党”。
它是新民主主义政党。它必须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升华，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对“阿Q似的革命党”自觉“脱壳”。
揭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实在是毛泽东的耿耿心结。从“三湾整编”到延安整风，再到“双百方针”，终于，他用生命的最后10年，投放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揭开了共产党头上的“癞疮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对“阿Q似的革命党”实行超越与升华的铁打意志和坚定信念。
因为，毛泽东担忧：“他毕生工作导致的政治制度到头来将偏离他的理想，并证明和他所取代的政治制度同样是剥削性质的。”(肯·利伯塔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希望与绝望同在”!
正视绝望，才有希望;正视置于资本世纪中随时可能被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吞没的危机，才有共产党的未来。
——鲁迅引领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脱壳”。
鲁迅写了《一件小事》：在撞伤一位老女人后，人力车夫真诚地担起责任，乘车的“教授”反嗔车夫多事，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然而，这个另类“教授”却迅速转入自我解剖。猛醒中，他震动于车夫与整个底层民众愈益高大的形象，也羞愧于自身与整个上层社会的卑琐小我。
“教授”被拖上道德审判台，“车夫”则定位为文化革命的领路人。
“车夫”领导“教授”!——鲁迅为新民主主义呐喊。
毛泽东也为新民主主义呐喊：“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它是“脱壳”，它是转化，它是变革的过程。
明确地说，在中国，在世界，如果没有“车夫”领导“教授”的文化革命，如果不能确立工农兵文化的统治地位，就绝不会有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颠覆性变革，也绝不会有将世界从核危机与环境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希望。
然而，“车夫”领导“教授”只是对变革的质的确定，它同时要求变革的质的深化，即“车夫”不但是变革的主体，也是变革的客体。它决不许“车夫”的领导权形成新一轮特权剥削。
“教授”必须“脱壳”，“车夫”也必须“脱壳”。而且，“车夫”只有自觉“脱壳”，才能领导“教授”的“脱壳”。
那么，“教授”能不能自觉“脱壳”呢?
鲁迅走在前头!
整个知识分子群，置身鲁迅后学当无愧乎?
可堪回首，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群体竟合力谋杀了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他们或止步于形式的“脱壳”， 或借“脱壳”而营私;其末流者，竟肆无忌惮地诋毁“脱壳”而得意于撼树蚍蜉之自鸣。
郁达夫在《忆鲁迅》中长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我们变革了奴隶之邦吗?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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