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GDP增长方式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通货膨胀是怎样造成的

　　陈世清：GDP增长方式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通货膨胀是怎样造成的

　　西方哲学的 “意义”是逻辑上的自洽和主观对客观的符合，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数理逻辑与数学符号来衡量水平高低;中国哲学的意义是价值即客体对人的有用性，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以经世致用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评估水平的标准。只要抓住货币效率这个纲，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货膨胀更根本的是增长方式问题。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就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

　　义，谋之法也;民，事之本也

　　——《晏子春秋》

　　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那么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是GDP增长方式

　　GDP增长方式之所以是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配置型经济(折腾经济、浪费经济、腐败经济、投机经济、无效经济、有毒经济、伪劣经济、污染经济、产业化经济、就业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有效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超额货币量形成的根源。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发展观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造成大量的鬼城和空置房，这些鬼城和空置房在给GDP增长做出极大贡献的同时，积压了大量的可供再生产的资源;过度投机的因素：长期房价泡沫在给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带来巨大利润或潜在利润、老百姓用大量资金购买多套房子以期保值增值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占用了大量社会可供再生性投资的资本，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新的再生性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使货币空转、有效供给减少、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所以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所谓的货币现象，更根本的是增长方式问题——GDP增长方式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目前房地产泡沫推动通货膨胀是GDP增长方式造成通货膨胀的集中表现。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上市指标，只是强化上市公司的上市垄断地位、“规范”地大量圈钱的手段;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权力寻租。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就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

　　腐败是通货膨胀的主体方面的原因

　　如果说GDP增长方式是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通货膨胀的客体方面的原因，那么腐败就是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通货膨胀的主体方面的原因。腐败具体是怎样造成通货膨胀的?

　　腐败主要造成降低货币效率拉高物价。腐败权力侵蚀银行造成的呆坏账靠滥发纸币来填补，降低货币效率。决策腐败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填补银行坏账冲抵银行债务降低货币效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口袋经济政策腐败造成货币增量过高货币空转降低货币效率。“增长率”腐败，片面追求货币GDP数字相对再生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重复建设低质建设结构失衡建设降低货币效率。由于操纵股市银行货款膨胀助长投机形成泡沫降低货币效率。腐败降低产品质量，减少社会合格产品供给，降低货币效率。提高有效产出不但要平衡结构而且要提高产品质量。“豆腐渣”工程自然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也可以提高经济总量，然而不能提高社会效率，也不能提高货币效率，甚至只能降低货币效率。这样的“经济总量”增加越快，只能造成泡沫经济，造成物价上涨甚至通货膨胀。腐败人为拉高物价。腐败奢侈消费造成浪费抬高物价。据来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调查数据，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就高达800万吨和300万吨，这相当于倒掉了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全国政协委员杨宝奎在一份提案中披露，2009年我国的住宿及餐饮业零售额达17998亿元，以餐饮业零售额约为1万亿元估算，如果浪费率在10%，总额就已达到1000亿元，而这一年1000亿元的餐饮浪费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公款消费权力寻租腐败现象。这无异于减少了实际经济增长总量，降低了货币效率。腐败霸占物品抬高物价。权力寻租型虚拟经济无实物产出货币虚转抬高物价。腐败人为垄断抬高成本，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制造行业垄断，提高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垄断价格，哄抬物价。支柱产业因腐败人为抬高物价会对其他产业物价起牵动作用。腐败恶化投资创业坏境，减少产出和供给，从而拉高物价。腐败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减少有效产出，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增加社会交易成本造成通货膨胀。腐败造成维稳费用增加。上访、维稳的拉锯战虽然可以增加GDP总量，然而降低货币效率，造成通货膨胀。每年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大于军费开支。经济学者张五常估计交易成本占到社会经济总量的70%——80%，其中大部分的交易成本都是配置型的经济活动支出，属于无效经济总量，说明减少交易成本对于使经济总量转变为有效经济总量——财富总量的空间和意义。只有交易成本降低了，GDP增长才能转变为社会财富增长。只有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才能使财富转变成货币效率。腐败与权贵经济之所以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根本的，是由于腐败与权贵经济会败坏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环境成为配置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作配置型的负面导向。如果缺乏一个保障公平竞争的完善的法制环境、行政环境和诚信环境，企业经营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处于大小官员层层盘剥敲诈勒索坐收买路钱的环境中，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投标、财务审计到工程监理都可以用钱开路而使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国有企业负责人、草菅人命无视法纪的各类矿场主、和贪官勾结偷工减料哄抬房价从中渔利的各类房地产商人、非法操纵股市涨跌鱼肉股民的大小非持有者，个人仕途“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只能使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总体纳入配置经济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交易成本膨胀，货币效率降低，通货膨胀。腐败是货币经济增长的润滑济，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腐败带来的经济增长只能是泡沫经济增长，泡沫增长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高低与反腐力度大小成反比。

　　完全放开价格造成的投机和垄断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价格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之初的价格双轨制，表面上是逐步放开价格，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垄断价格，限制自由平等竞争价格，从而走向控制价格(控制垄断价格)的反面，也走向放开价格(放开自由竞争价格)的反面;从而既背离了计划经济，也背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实践说明：双轨制是人为制造价格垄断、非公平竞争、从而制造权力寻租空间的始作俑者，也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原罪“先富起来”的肥沃土壤。中国所有腐败都是“双轨制”的衍化、延伸形态，或都是双轨制的变种;中国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是靠着双轨制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先富起来的，并美其名曰“充分利用政策资源”。非公平竞争的“先富起来”，埋下了日后制造垄断、投机炒作、寻租造租、贫富分化的运作模式，蕴含了使市场经济改革向权贵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雏形;其所孕育的“官倒”也是通货膨胀、两极分化的源头之一。清算“原罪”总体上就是清算双轨制带来的不法所得，清除其所造成的对人的素质与行为方式的不良影响;完善的市场体制从本质意义上就是清除双轨制及其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土壤，在平等起点上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用双轨制的“成就”来证明“完全放开价格”，在双轨制已经制造垄断的基础上“完全放开价格”，在通过“原罪”形成强势群体后再侈谈和弱势群体的平等竞争，是让羊和狼“平等竞争”，是将错就错的循环论证，并无说服力;无助于打破垄断、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均衡价格”——反映价值的价格。只有清算原罪，清除通过不正当竞争形成的足以操纵市场价格走向的强势群体，才有可能消除通货膨胀的阶级基础。

　　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1日我国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收缴国内金银与外币，禁止国内流通金银与外币，同时宣布不与外币挂钩，也不与黄金白银挂钩(当时的西方货币基本与黄金挂钩)，主要依据国内物资发行，从而保持了人民币的独立。由于经济上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互补出纳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外贸进出平衡，到1953年，使用新人民币，就彻底摆脱了西方的经济干涉和控制，消除了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遗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把对外开放片面地定位于外向型经济，又把外向型经济片面地定位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我们目前积累了4万亿外汇储备。2011年2月 2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24次CMRC朗润预测报告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他分析说，经常项目或贸易顺 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 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外汇储备过高，政府未能把增发货币回购企业外汇的钱拿去进口货品、增加投资以填补国内供给的缺口，必然造成国内通货膨胀。根据货币效率原理，除非把国家外汇转变成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否则外汇储备数量的大部分相当于滥发基础货币数量，使基础货币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目前近4万亿外汇储备几乎相当于滥发了28万亿人民币，13亿人平均每人承但2万多元;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从外汇储备造成的通货膨胀中被缩水2万多元钱。把这些钱分摊到每个人的消费品支出中，可以计算出仅外汇储备一项造成的通货膨胀率。除非国家收购外汇的人民币是正常的财政预算内资金。而从如此之高的外汇储备来看，运用财政预算来收购外汇只能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巨额外汇储备只能是央行滥发基础纸币(高能货币)的结果。所以财政投资4万亿基础设施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借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增发基础货币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央行收购外汇而多印出来的钱是高能货币，是可以在市面上多次流通的“原始货币”。正像可以在股市上滥价好几倍发行的“原始股”，其造成的人民币贬值效应是几何级数而不是算术级数。这又把前面讲的按人头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放大了好几倍。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内货币发行体系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外汇储备实质上是国内人民财富的“转移支付”形成，其结果是国富民穷。如果因为外汇贬值缩水，外汇储备过高的结果也只能是国穷民穷。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从长远来看是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国内市场与增加国内供给。

　　卖淫等地下经济发达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本来，没有作为货币发行量预算参数的中国卖淫等地下经济那么发达、黑色灰色产品那么充裕，按照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论的“货币数量方程”这一会计恒等式，中国经济总量应该大于中国货币发行量，物价应该不断降低才对，为什么中国的物价不降反升呢?这是因为服务产品的客体也是消费的主体，服务产品的增加并不能实际加大货币总量与实物商品总量之比中分母的比重。因此，计算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比重时，“有效商品总量”的外延必须扣除服务产品。如果把服务产品不加区别地算商品，那么服务业越发展、服务产品在商品中的比重越大、实物商品在商品中的比重越小，实物商品也就涨得越快。不加区别地把服务产品纳入商品范畴、把服务业纳入GDP范畴来计算货币发行量，是货币效率降低、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按照有人主张的，通过卖淫合法化来增加GDP，那么随着参与卖淫的人数增加性服务价格可能会降低，但实物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并造成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这说明：现有的“经济总量”这一概念本身问题多多;“GDP”、“经济总量”等抽象的“数字经济”(如果说，作为知识经济的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那么这里的“数字经济”则是虚幻经济。虚拟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虚幻经济则损害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误导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货币化要求与货币手段之间不对称的产物。货币总量多少只是量的差别，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要求打破以货币为唯一调节手段的桎梏。当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上要求人类要有新的调控手段时，主流经济学家们仍然把视野放在钱洞里，观念停留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必然使市场经济以洪水猛兽的破坏力形态出现。只有与时俱进，把人的观念与视野转移到到非货币领域，才能采取有效手段避免通货膨胀。提高老百姓消费能力，如果仅仅着眼于给老百姓发更多的钱，只能造成通货膨胀;老百姓手中增加的货币被提高的物价扯平。开发国内市场如果仅仅鼓动老百姓多消费，无异于竭泽而渔;藏富于民如果只是增加人民的名义收入水平，只能事与愿违;与民生息如果只是让企业更多更快产生利润，并把其看成发展的根本，恐怕也只能舍本求末。企业利润增加不是经济发展之本，正好像GDP增长不是经济发展之纲。怎样在提高老百姓消费能力的同时降低物价，不仅仅是采用什么样经济政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经济学范式转换——是以人为本还是以钱为本、以价值为市场核心机制还是以价格为市场核心机制、经济发展是GDP增长还是财富增加、社会发展是物质财富增加还是人的幸福指数提高;社会的发展是资源枯竭、两极分化不可持续发展，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结构失衡造成通货膨胀

　　要避免结构失衡造成通货膨胀，首先要把“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通货紧缩”与“货币增值”这两对概念区别开来。货币贬值，既可以因为通货膨胀引起，也可以因为战争、自然灾害、决策失误等天灾人祸造成的经济衰退造成。如果是前者，固然要靠通货紧缩来均衡;如果是后者，则恰恰要靠加速发展来对称。同样，货币增值，既可以是因为通货紧缩造成，也可以是经济增长率高于货币增长率造成。如果是前者，会影响增长速度;如果是后者，则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正常状态。因此，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投资结构失衡，造成无效投资，自然会使货币增长量超过供给增长量;融资结构失衡，造成贷款膨胀，也同样会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实际需求。如果说，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那么，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至于“通货紧缩”，如果真的会造成货币增值则应皆大欢喜;但如果影响到发展速度则要适当放宽。总的来讲，货币增值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所谓“产能过剩”实际上仍然是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仍然是结构失衡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提高货币效率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至于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外汇储蓄最好的保值增值措施是国内大型基本建设投资，而不是购买美国外债和参与美国金融投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别、风险与收益划等号、赚钱与发展划等号的经济学。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西部牛仔精神就是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在小商品生产时期也许能歪打正着、高歌猛进，但如果“与时俱进”地猛打猛撞、推广应用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领域，很可能造成全球化的经济灾难。虽然灾难过后，是加速新一轮的“大鱼吃小鱼”，这对于奉行“狼性法则”的主流经济学来讲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可以用“危机后面是机会”的陈词滥调来大吹大擂一番，但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讲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拿去进口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实物资产，而不是参与国际金融投机，那么人民币升值引起汇率变化并不会造成所储备的外汇缩水。但外汇储备借给外国人搞金融投机，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所以，对于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蹚国际金融投机这个浑水。既使是借给外国政府或金融机构投资，在目前国内百废待兴、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前，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把钱放在国内投资。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主体性之一：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社会对称发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内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是客观上投资需求不足，而是决策者头脑中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环保建设、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没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没人干的悖境。走出这个悖境的关键，是使钱有事干——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资渠道。这就是投资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设上，并通过其杠杆作用扶持全民创业工程，就业问题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上述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资本运作本来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使之转变为生产力。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直接投资增值、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还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投机或借给别人间接投资增值、赚更多的钱，不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

　　人的理性预期与通胀的关系

　　要避免结构失衡造成通货膨胀，还要把握人的理性预期与通胀的关系。如果人的消费预期不但高于供给，而且高于供给预期，就会造成通胀。但如果供给或供给预期高于消费和消费预期，物价就会下降。所以，国家只要出台增加供给的切实有力的政策，提高人们对增加供给的信心指数，并形成物价下降的预期，物价就会下降。就如房地产，只要国家出台通过基本建设、反城市化、农村城镇化与内涵开发来增加土地供给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政策，使人们相信土地(土地是可再生资源)供给并非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房地产价格就会应声而降，并带动其它产品价格下降。当然预期必须以供给增加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只要一有加工资的消息，物价马上应声而涨，其原因与其说是人们的通胀预期，还不如说是工资增长并非建立在供给增加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承兑某项诺言的基础上。由于承兑某项诺言并无真正的实物基础，所以给增加的只是名义上的工资而非实际上的工资。如果仅仅是通胀预期是不可能弄假成真的，市场供给竞争的结果会使其回到物价上涨前的出发点。因此科学定位“预期”的、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是避免预期通胀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不承认所谓的“合理上胀”。很难想象，构成生产成本的诸多要素中，某个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就会推动产品价格的整体上涨。如果说某个要素成本能真的推动产品价格总体上涨，那只能是经济学家 “成本推动型”“上涨”理论形成的通胀预期造成的，而不是成本本身推动造成的。应该在全社会树立物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范围任何幅度的上涨都是不正当不合理不应该的主流观点，并把这种主流观点凝固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这一方面可以成为上层货币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造成公众舆论压力，使决策者不敢滥发货币。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广大人民不相信名义工资，让主流经济学“合理通胀论”见鬼去。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来经营，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但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要杜绝投机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货币升值是好事还是坏事，因参照系不同而不同

　　如果以货币经济学范式为参照系，无论对内对外，货币贬值都是好事;如果以幸福经济学为参照系，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货币贬值都是坏事，货币升值都是好事。人民币升值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体现了两种发展观;认为人民大众银行里的存款不断贬值是好事的主流经济学家，是为通过股市房市圈钱，把人民群众的腰包搜刮殆尽提供理论依据与社会舆论，是一种积其缺德的骗术。对于广大人民大众来讲，人民币升值，无异于财富增加，当然是好事。因此避免通胀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观与货币增长观。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有不同的“经济发展观”。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发展观是藏富于民的发展观;经济发展的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主流经济学的货币增长观看来，“经济发展观”是货币增长观，经济发展的标准是货币总量的增长，货币总量增长的标准是美元储量的增长。当美元贬值时，大量储备的美元一夜之间缩水，其意义只剩下在历年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数据中曾经作出过贡献——这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的唯一贡献。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经济学范式。要用幸福经济学、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用发展观代替增长现，用社会GDP代替货币GDP，用藏富于民代替藏富于美元数字，用幸福经济学代替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经济学。在此前提下，用国内市场代替国外市场，提高就业率，提高人民的工资与福利水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实得到提高。

　　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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