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儒、关学领袖张载，立志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结果如何世人自有评论;然而梁漱溟先生，却在20世纪的中国，给一代文人立下了学习的楷模，这是名副其实，世人共知的。而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等人，以摸黑毛泽东、吹捧汪精卫为己任，居然也被一些粉丝吹捧为文坛泰斗，诚为当世笑话，实在不能苟同。
梁先生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
梁先生勇于坚持自己才的主张，最突出的是1953年9月的毛泽东、梁漱溟之争。9月11日，针对周恩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梁漱溟很动感情地谈到：“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9月16日，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梁漱溟也公开向毛泽东索讨雅量：“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泽东的回答则是：“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当时会场上不少人责备梁漱溟不该顶撞毛泽东。但是梁先生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你一句、我一句，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不能不被人称为真正的士人风骨。(参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16-124)而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说到做到，掷地有声：“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梁漱溟在之后相当的时间里依然是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这里，就涉及到文人要不要气节的问题。气节，《辞海》的解释是指志气和节操。《史记·汲郑列传》：“﹝ 汲黯 ﹞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北宋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南宋陆游 《有所感》诗：“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文天祥认为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拒不降敌，英勇就义。清代唐甄 《潜书·主进》：“世尚气节，则为直士;世尚功业，则为才士。” 郭沫若 《屈原》第一幕：“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中国历史上的气节之人很多，屈原被奸臣陷害、国王贬斥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离骚》)不惜投江以明其志;司马迁为了给朋友李陵辨怨，不惜自己惨遭腐刑，坚持写完彪炳千古的巨著《史记》。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士人气节，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在命运的颠沛中，特别是在权势威逼下，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气节。但是，在现实中国的一些人眼里，什么气节不气节，完全是过时的、落后的、封建性的观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再谈什么气节，简直是迂腐，可笑，愚不可及。至于孟老夫子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更是匪夷所思的一句屁话!时代不同了，威武应能屈，富贵亦能淫，贫贱更能移。在权势面前，不抛弃人格，夹起尾巴，还能活命吗?人富贵了，不纸醉金迷，三妻四妾，不是白活了吗?穷的叮当响，还谈什么志气节操，不怕人家笑话吗?
于是，在现实中什么样的失节人物都有。据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记载，关押他的监狱长曾这样劝降：你这个人真是死心眼，现在国民党势力大，你就投降过来算了;将来共产党势力大了，我和你再一块投降过去不行吗?这位监狱长看来，什么信仰不信仰，气节不气节，还不就是一句空话，保住人的性命是第一要务。如果说那还只是蒋介石治下的民国，而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又怎样?当毛泽东被誉为人民的大救星，在某些人眼里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反毛斗士，得毛宠时自谓有总理之才，得罪毛后又不断写检讨，甚至哭哭啼啼的向毛泽东乞求饶恕。然而一旦毛泽东过世，风云稍变之后，这些人就拍着胸膛，大谈如何反对毛的专制，简直是不可一世的英雄!而这种前恭后倨的势利之人，居然不以为耻，甚至还以为荣，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还是引用一句刘少奇的话吧，这将来是要写进书里的。像赫鲁晓夫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历史留下的将是一则政治笑柄!赫鲁晓夫是什么东西?一个打工放猪仔，先称斯大林为父而后全盘否定之。此人没多读书当然称不上文人，在俄国更不懂中国气节。而那些学富五车的中国文人，深受忠、孝、节、义熏陶，怎么也不讲士大夫的气节了呢?难道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确立了，人们的灵魂也非要市场化不行吗?所以在此不得不学诸葛亮骂王朗：“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 见历代先贤于地下乎!
梁先生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
梁先生之所以成为中国一代文人的楷模，还在于他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有关文史资料谈到，梁先生老年提及此桩公案时，不仅没有对毛泽东报以恶语，反而作了自责。他说：“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指毛泽东)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法治论坛》2008年3月24日发表《梁漱溟先生在1980年回答美国作家艾恺提问时的诚挚与真情》谈到，艾恺问梁漱溟先生：“中国历史上伟人很多，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漱溟说：“毛泽东!” 梁先生对美国作家艾恺说：“毛泽东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实在了不起。”这也是梁漱溟先生一生中最后一次评说毛泽东。他说:“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梁先生是敢同毛泽东面对面进行争辩的中国知识份子，也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最严厉的批评，并导致梁漱溟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整。梁漱溟先生能够在社会上反毛泽东很厉害的时期，尊重客观事实、历史环境，抛开个人的恩怨，正确地对待和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个学者难能可贵的崇高品德的展示。
中国历史上有句名言：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就是说：君子的过错，如同日蚀月蚀：他犯了过错，人们都看得见;他改正了错误，人们都仰望着他。人都会犯错，错了怎么办?改!改错是人的高贵品性，令人景仰。但这不是人人都可达到的境界，而恰恰是梁先生最为闪亮的境界。为什么君子犯了错误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呢?这就好比一件黑布料，即便沾上了一点脏东西，也不那么醒目;可是一件白布料沾上了一点脏东西，就会非常醒目。高尚的人即使犯了错误，只要能改正，也愿意原谅他们。但是犯了错误而拒绝改正，那就是故意为恶，就会遭到人们的谴责。梁先生毕竟只是一介书生，而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两人虽然都熟悉农村关心农民，但在认识上必然有一定的差距。梁先生没有考虑到这个事实上的差距，而要毛泽东和自己一致，还要毛泽东表现出雅量，这就有点过分了。但是即使在1953年的“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 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祝贺毛泽东生日的寿礼。梁漱溟曾于1953年以后的几年里，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而从心底感到欣慰，真正感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发挥出来了。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也必然受到感动，这件事更表现了梁先生的高风亮节。
那么，中国有些文人是否也敢坦承自己的不足呢?就像那位以被打成右派为荣的茅于轼先生，何止决不认错，而且变本加厉：“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撰稿)现在这位茅于轼先生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汉奸汪精卫翻案了：“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尽管他已混迹于经济学家之列，享受国家高知的优厚待遇，但还是说：“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美国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联手，于1936年成立美国福特基金会，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即给了美国34所著名的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0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而茅于轼先生则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此人正是由于欲壑难填 ，向美国投怀送抱，鼓吹汉奸是英雄，而遭到人们的谴责。
梁先生忠于天下苍生的福祉
最近有位朱学勤先生在网上提出“中右”概念，认为“一个中右的立场永远是特立独行的，哪怕是孤立的。”并且 “中右是一种平衡的力量，……长期孤立长期寂寞。”特别是把梁先生也归入“中右”，比如“五四运动中，中右立场最典型的代表是梁漱溟。”“文革当中……立足之地实际上是一个中右的立场”。这种说法对梁先生是不公平的。
其实，梁先生只关心天下苍生福祉，无所谓左、右，或者中右。他对中国社会抱有强烈责任感而且又能在社会实践中身体力行。 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他不仅有深厚的感情、深刻的研究，还作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实践。他在90高龄时，曾经对自己下过这样的结论：“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他也的确是中国少有的几个能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付诸实践的学者。1928年，35岁梁漱溟就在广东作《乡治十讲》，筹办“乡治讲习所”。 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致力于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近10年。即使在他和毛泽东那场著名的争论中 ，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问题的估量未必正确，但为农民争取利益的心情却跃然纸上。而关于自己个人的利益，梁先生往往是不太顾及的。1949年以后，曾经同事的章伯钧、罗隆基都当了政府部长，身列高官，而梁漱溟坚持学术研究，谢绝到政府内当官。说有“章罗联盟”实为反右扩大化体现，因为章罗常常为待遇吵架而很少往来。所以梁先生说“他们虽然都有长处、本领……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谦虚谨慎。”(李渊庭等编著，梁漱溟亲修的《梁漱溟》第334页群言出版社)。
而且，后来的梁先生也并不孤立寂寞。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有人以为他是被1953年的事情吓破了胆，不敢说话了。当这类闲言碎语传到梁的耳朵里时，他只是摇摇头，一笑置之。当有报刊杂志的记者想请他发表看法时，他都谢绝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位《文汇报》记者的再三坚持，接受了采访。那位记者问梁为什么不愿意为国是发表意见，梁回答：“我只是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说，该说的还是要说。”接着就告诉记者他年年外出视察都有报告上交。他也谈到了“以党代政”“劳动教养”等问题。但谈到整风时(1957年)话就多了，他说：“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绝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言论开放彻底，要尽量地放开;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因此，当他后来发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时，特别还有要民主、要自由什么的，就对“鸣放”失去了兴趣，决定一言不发了。
古希腊神话有一则安泰的故事，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住于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赫拉克勒斯发现了安泰的秘密：安泰俄斯的无穷力量来自于与大地的接触，于是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最后把他扼死了。现在人们常用安泰的故事，比喻一个人不能脱离人民。梁先生为什么能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而以高尚的道德人格和深厚的学术造诣，升华为中国一代文人的光辉楷模呢?就是因为他也是文坛上的一位安泰，时时刻刻立足于天下苍生福祉，无私才能无欲，无欲才能无畏。而有些无德、无才、无行、无聊、无品的“五无”文人， 自以为是高于工农大众的知识精英，坚持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帝王将相，劳苦大众只是一群祸乱天下的群氓;声称改革就要有人牺牲，但是只牺牲工人、农民，唯独不牺牲自己;个别的竟然提出农村的孩子不一定要上大学，卖淫合法化可以促进妇女就业，更是无知无耻到极点。对于这样一些自命清高而实则糟粕的精英人物，要求他们也和梁先生一样，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是万万不能，决不现实的。
以上文章资料引自网上《梁漱溟回忆与毛泽东的争论：我不应伤害他的感情》(来源于文汇读书周报);胡新民《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会忘乎所以?》 ;朱学勤《中右立场永远是特立独行的》
2014.5.9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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