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或艺术作品中常有神、魔的形象，中西文化皆不例外。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有意大利但丁《神曲》，德国宗教革命中有歌德的《浮士德》，阿拉伯文化经典《一千零一夜》中如《神灯》等，现代英国有《哈利波特》风靡全球，而《魔戒》(哈比特人)的影像艺术形象更令人惊叹!南美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以魔幻风格获得诺奖，国内首位诺奖获得者莫言，《蛙》或《丰乳肥臀》等作品中均有这种风格的凸现。
无论是佛、神、妖、怪，或上帝、基督、魔、恶龙、圣使等，其中讲的是虚幻的世界，但反映的却是社会现实和文化观念形态，反映的是不同文明，文化圈中人的精神世界和观念世界，其亦真亦幻给了艺术家无尽的空间和舞台，来通过多种从物角色来表现某种意识和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宗教观念和思想体系，如中国文化中佛、道中神仙体系和法力、秩序等，西方则是无所不在的上帝、魔鬼、诱惑、救赎等。但无论怎样的形式，其中包含着人类最本质的两种观念：善、恶，具体化为佛(神)、魔，二者的斗争、变幻反映人的欲望或人的本性----原始、本能的兽欲与文明、文化的自我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看似纷繁、奇幻，远离社会现实，但却真实反映着和隐性决定着社会和人的发展变化。
东西方文化中对佛(神)、魔的理解或表现，则反映出文明的差别和观念的巨大差异。
东方(含印度，中国接受了佛教的文明和精神)的《西游记》为经典，其中孙悟空为代表的从妖变佛，通过修行、取经等，在身体上的魔难和心灵上的感悟，可以克服当年大闹天宫的猴性、妖性，也可讲是破坏性的魔性。以《易经》阴阳为源头接受改造外来佛教，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传统文化意识或潜意识中，意识到并接受了佛、魔本一体说，曾有著名的魔、佛对话，大意是：魔对佛说，魔弟子将以佛像误导众生。佛流泪了，佛未对魔说，佛弟子也可以用魔之手段，除天下恶魔。佛没有这样说，佛无法再说了。世人心中有魔，不能、无法去诛心除魔!魔在人的心中，而只有外在力量或内心道德等约束控制下，即魔性受到控制才能变成人、成神、成佛，正如易经所讲，阴阳一体，阴阳互动，易变，也是不变!魔、佛之间看似对立，却是一种统一、对立的存在，无论是佛法无边，还是天道自然中。
在西方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文化中，其教义中善、恶是对立不能共存的!故有数百、上千年的宗教战争、有因教义分岐或不同解释而不断分裂的教派。《圣经》中魔是不可少的，是必然的，但扬善的手段为办法就是除魔，这在《魔戒》中得到充分的、形象的、艺术的展示，所有人和神的努力，只为最终的毁灭----魔戒代表的恶的力量，防止为魔的势力所利用。对魔而言，最终只有一个结果---毁灭，无情的毁灭，才是人的自我救赎，在此过程中，要禁住利益的诱惑、克服私欲、禁止本能、忍受痛苦等。这种意义也是西方文化的内在逻辑，如对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当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隔离等，“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成为政治准则，丛林法则仍然或固然的体现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小说和影视作品更形象化展示出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像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在宗教意识支配下的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体系。
在继承和融合了希腊理性主义精神基础上，西方文化中形成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个对立哲学传统体系，其中马克思理论也只是德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分支，在西方以宗教为背景的社会中并非注流。马克思是在德国唯物主义哲学、犹太人观念为背景下，以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研究为基础，站在无产阶级、被压迫者立场，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扬弃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形成了辩证唯物论作为反抗者的哲学思想，其本质仍包含着二元对立思想。直到毛泽东提出《矛盾论》《实践论》，融入传统文化中阴阳对立统一哲学观，才将其转化更深刻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而西方文化思想因素的融入也大大激发了传统文化的活力。
资产阶级法权，是伴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西方文明中孕育的观念，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对财产和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在法律上的确认。从马克思的理论来看，生产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或某种制度的核心，法权就是对这一特点的确认或概念的表述。资本的力量可以消灭封建主义，推进社会进步，但其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也必将异化为奴役人的力量，也具有佛、魔二重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将私有制变成公有制后，社会财产占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关系和人的关系变了，但源于资产或资本--可以产生和带来利润的财富，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完全改变。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在实践中转变为西方经济学家所讲或马列在理论中提出、在实践承认的国家资本，而只要有资本的存在，就自然会有资产阶级法权!
“在法权问题上，无产阶级只是战胜了资产阶级，却没有能超越。当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革命之后，谁将占有或事实上可支配、管理资本的权利或权力?是无产阶级，是获得政权的革命者，是社会的权力阶层!而在这一转变之中，无产者变成形式上的有产者，变成资产阶级法权的拥有者，进而资本主义就内在的蕴含其中!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新生的资产阶级就会诞生。
法权，不是胎生、卵生、湿生，而是化生。法权的存在，意味着资产阶级再生的可能性。
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无论是马克思的剥夺有产者的理论口号，还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联时期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等，或中国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消灭私有制，将资本私有为代表的恶去毁灭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面对资产阶级法权之魔，选择的是毁灭，但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注定只是消灭的形式，而无法超越社会生产，真正毁掉这只魔戒!
百余年来，中国人不仅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取来了《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经，以坚强的意志，经过浴血奋战，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推动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等从封建帝国向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跨越。但在历史的浪潮中，只注意到其善的一面，对封建主义、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等进步的一面，而忘掉或忽视其恶。
毛泽东以其独特的历史直觉，意识到资本主义重生的可能性，在晚年以其无与伦比的权威和号召力发动了“文革”，通过广泛政治动员，大力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或意图自觉再创造而超越，试图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但面对国家资本主义中若隐若现的法权，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转型，最终以失败告终，可以消灭资产阶级，但却无法超越资本主义法权。
改开后，社会主义中国却选择以欧美为师，接受了新自由主义，重新学习资本主义。三十年之后，失去毁灭恶的决心和警惕性的文化背景中，失去天道自然的约束力量，资产阶级法权显示出其魔的一面，和传统文化中官僚主义融为一体，在短时间内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化生出新生资产阶级，并泛滥成灾，资本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平等社会基础上造成急剧的贫富分化，拜金风潮几乎毁掉传统一切美好的伦理道德，而且外被智能帝国主义实现了文化殖民，现代化成为被西方同化的过程，中文成了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结合，文化自残使得精神殖民畅通无阻，最终主动戴上“WTO”的枷锁，不断让渡部分货币、经济主权，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所谓的“中美国”!
对比中、苏两国的社会变化，显出两种文明意识和环境的差别导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变化特点。中国人源于善恶一体，在忽略了社会主义中存在的恶魔的因素，在失去毛泽东的佛法之后，新的秩序从内部崩溃开始，重新逐步重建起资产阶级法权，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已控制了经济、文化，甚至部分政治。苏联则是在外在力量的诱惑下，善恶不容，以社会主义毁灭为代价来实现救赎，重建起资产阶级法权。
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中，斗争是内在的，阴阳在不断转化，外在力量无法改变由汉字联系、汉语融为一体的超巨型的、超稳定的耗散结构系统，反而是每一次外来的文化、政治或经济、军事的冲击，变成了一次次的融合和提升，将外来的力量做为推动阴阳两力转化的条件。西方世界由于字母语言的变化，宗教的分裂导致精神世界的差异，形成多民族的国家，外来力量常常可轻而易举的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而有面对外来压力，有强烈的民族生存的危机意识，形成对战士崇拜、对武力尊崇的意识传统，而适应这种苏联式的巨变，即使苏联这么庞大的人口和国家。
从比较的角度，从文化特点来看，中国文化即阴阳的包容性和理解方式来讲，“法权”的存在，是佛、也是魔，公有制和私有制是并存的，这是一种自然存在方式，是资本存在方式，是社会生产的必然，而魔与佛的看法，只是对人的心镜而言，如禅宗所讲，非风动，非幡动，而是人心在动!事实上，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只是被宋明理学异化后在近代遇到了工业革命，无力无法解释解决被西方殖民的问题。清末以来能进行不断革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短短几十年内完成工业化、信息化，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能力。
资产阶级法权的双面性。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左或右，也是自然均衡或发展的一种方式。社会存在是具体的、无法超越历史的，只能是物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应包含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事实上，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国情建立和发展起的各种模式未必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苏联模式解体的必然性，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却在实践着某种社会主义，如德国二战后从再分配方面实现资产的重新分配等。
由魔变佛，就要像孙悟空一样取经、历经磨难，修身养性，但不能或也不可能彻底毁灭。西方文化中采用了宗教神的存在、“三权分立”制度性措施、对恶的毁灭决心等，实现文明对欲望约束。相对来讲，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一味顺其自然，则无法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无法改变而只能等待，沉在历史循环之中，在破坏、重建中往复、轮回，成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西方制度学派的许多观点，如罗尔斯的制度正义，阿斯莫格和罗宾森在《国败论》中提出制度决定论，认为“成功制度是广纳型制度，失败制度是榨取型”等，很有启发意义。从中国王朝兴替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兴起之时，无不采用“休养生息”等顺民意、得民心的政策，某种意义讲是广纳型制度，而其末期则无一不滑向“恶性土地兼并”等状态，变成榨取型制度，最终在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走向覆灭!显然，“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如何保持一个广纳型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挑战!
对当代中国而言，“只有文化上解除被殖民的现状，才能获得经济、政治上的独立和自主。”没有一场文化革命，就无法打破精神枷锁，无法摆脱被文化殖民的命运!社会主义政治框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内在的矛盾，是当代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根本上是要在文化上消解二者之间的内在冲突，故没有一场成功的“文化革命”，无法建立新文化，就无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资产阶级的法权，要实现由魔到佛的转变，要有个人的修炼和救赎的等待，更需要制度和文化的自我觉醒。谁也无法做到诛心除魔，那就只能想办法将魔关进笼子里!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还有私欲，可以是制度之笼，也可是道德伦理，或是法律之笼，这正是今天“文化革命”的核心内容，即“文革”中在政治文化上创造和重建努力的，改革中在经济文化中需要批判的。
总之，资产阶级法权是佛魔一体的，切不可忘掉其魔性的一面。进行文化创造、改造和重建中，一定要借鉴西方思想经验，建立起约束共识和制度，将“魔”关进笼中，并将其做为核心因素融入传统文化思想体系，才可能真正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2014、5、6
源自：http://ljh8848.blog.sohu.com/303561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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