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型国有企业建立的过程来看，这些企业都是举全国之力，经过艰苦奋斗艰难探索建立起来的，不应该拱手让给寡头或者外国势力。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而不是断裂的，我国至少从周代就已经建立了国有企业，坚持国有企业是我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
清朝洋务运动中国有企业发展有关情况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关于晚清时期中国出现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革新自强运动。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嗤之以鼻，他们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分析，论证晚清这些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效率低下”、“没有按照真正的市场原则”，“最后失败是必然的”等结论。真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按照专家们的意见，一个孩子，如果不是三头六臂，包打天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无论如何是到处都存在缺陷的，不按照他们的方式，最好不要生下来。大清帝国最终却是使失败了，所以这些专家再怎么分析大清都反驳不了。
问题在于：1.晚清这些国有企业所处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环境和欧美企业难道是一样的吗?国际竞争比的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不是单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从具体的企业来看，我们很难看到晚清的国企到底哪里竞争不过欧美的大企业。但是随着晚清军事上的失败，你企业办的再好，也维持不下去。是军事上的失败带来企业竞争上的失败，或许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2.为什么在晚清风雨飘摇之中，是国企而不是民企崛起呢?按照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意见，企业家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为什么晚清崛起的大企业都是国企而不是民企呢?难道政府禁止民企去从事这些行业吗?回答是否定的，晚清政府并没有禁止民间从事工商业，相反还积极鼓励支持。但是办企业不是靠你一腔热情就可以的，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付出惊人的努力才行的。就晚清而言，办这些大企业至少有这么几点风险：一是资金的风险，这些大企业都需要极其巨额的资金，这已经超出了民间资金承受的极限;二是市场的风险，民间资本是逐利的，但是办这些大企业风险很大，但是盈利前景不确定，民间资本不敢轻易进入;三是政治军事风险，是国家政治、军事上的失败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而这些风险也是单纯的民间所承受不起的。那么结论很简单明了，在晚清当时的情况下，唯有政府才能承担起承办这些企业的责任。靠自由派知识分子推销的什么民营资本，估计这些企业根本就不会出现。
抗战时期国有企业、国家资本规模扩张的路径、成效及意义抗战时期国有企业、国家资本规模扩张的路径、成效及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近代国家资本企业是国有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有着手建立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济体系的初步打算。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中，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决议、文件，并设立了一系列经济管理机构，制定了具体施行国营经济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资源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已从意向阶段进入具体的组织实施阶段。
另一方面，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将发展国防经济，以支持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战争局面，建立有效的国有工业体系作为建设足够强大的国防经济体系的最主要的手段。到抗战前夕，以重化基本工业为中心，建立国家直接经营的重化工业企业、基本工业企业和国防工业企业，作为南京政府最基本的国有经济政策，已经得到完全的确立和强化。
资源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管国企国资的重要机构。1935年4月，资源委员会由前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而成，其立之初即拟定一个了重工业发展五年计划，计划投入2.7亿元，开发冶金、燃料、化学、机器、电力五个工业门类，该计划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1936、1937年资源委员共获国民政府重工业拨款3000万元，到抗战爆发前，资源委员会接收及新建的企业已有23家，尽管其中近一半企业并未开工，但战前国民政府实质性国防重工业建设，就是资源委员会进行的各项工作。
整个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采取独资、合资、国有参股等方式，迅速建起一批重要的工矿企业。资源委员会以及所属的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规模扩张的路径及成效，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持续膨胀的最好缩影。
其一，在抗战初期有很大发展。1938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开始形成真正的生产力，新增企业达37家，企事业单位总数增加到63家，尽管因各种原因开工及者仅为22家。
其二，从资源委员会投资企业的数量递增情况看，1939年到1942年，其企业建设活动发展迅速，累计投资企事业单位数， 1939年78家，1940 111家，1941年126家，1942年134家， 1943年到1945年三年中，新成立的企事业单位仅25家，但如果把资源委员会从成立到抗战结束，以各种形式存在过的企事业单位全部加起来，其总数竟达到191个，除去事业单位及管理机构15个，投资企业数达176家，由于接收企业部分不一定都追加资本，这个阶段隶属资源委员会企事业单位的总数可能更大。表明整个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的企业在数量始终保持着持续上升的态势。
其三，从投资方法上看，资源委员会的扩张能力也十分强，191个单位的企事业中，属于资源委员会独资并主办的共112个单位，合资并主办的36个单位，合资不主办的18个单位，合资经办情况不详者21个单位，除去15个独资事业单位，资源委员会独资并主办的工矿企业大概是97个单位，而各类合资企业相加大致上是75个单位。也就是说，在战时资源委员会的国有企业扩张中，合资企业大致上占有44%的比重，资源委员会战时增设和参与的企业。
其四，从资本投资以及产权结构上看，是以国有独资经办以及与地方政府合办为主，参股主办或者参股不主办(即控股或参股)为辅。这说明，战时资源委员会国有企业的急剧扩张，除了以有限的国家资力，创办一些重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外，一个相当重要的途径就是与各省政府、或者是中央其它部门合办企业的扩张。
从路径上看，资源委员会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规模扩张，不仅达到扩大了国有资本效用的初衷，对于整合战时条件下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成效看以资源委员会为主体的战时工矿业体系的建立，不仅奠定了抗战时期国防工业的基础，而且对后方经济建设整体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所形成的以国有企业、国家资本为中心的国有体制，有效支持了战时财政，扶植了战时经济。因为就当时的中国国情看，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化已经形成了主要危险，后方经济建设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对于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意义。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规定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财政、信贷、市场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
1956年宣布提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任务。1953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1957年生产钢 535万吨，原煤 1.3亿吨，粮食1.95亿吨。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 19%（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五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52.1%，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11.9%，工业物质消耗降低2.3%，每百元产值提供利润17.1元；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2%，其中，农民3.2%,职工4.9%。同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到1957年底，各项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喜报频传。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从此，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1998年国企改革成效
国企改革被称作"最难啃的骨头"。在最困难的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全国国有企业加起来的利润才213.7亿元。有学者甚至依据当年的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得出了"国有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的结论。
1998-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脱困3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为国有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为例，1998-2006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从7.49万亿元增加到13.52万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0.14万亿元，利润总额从525.14亿元增加到8485.46亿元。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与2002年相比，全国国有企业户数虽然减少了4.36万户，但营业收入、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分别年均增长18.7%、36%和20.4%。
历史的启示：
一、从清末以来，面临着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经济冲击，满清、民国、新中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发展国有企业，以此作为迅速壮大经济实力、振兴国家的主要途径。事实上，这是唯一的可以选择的路径，舍此别无他途。在中国军事、经济实力总体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民营企业是靠不住的，注定只是天方夜谈。事实上，这些国有企业的存在，确实是整合国家力量，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捍卫国家独立和生存、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关键的作用。如果不考虑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不考虑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单纯的依据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照本宣科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注定是有害无益的。
二、既然这些国有企业是历经千辛万苦，经历种种考验，甚至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那么，理所当然也继续由政府掌握，继续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如果说谁要将其私有化，将国企转化为私有财产。那么我要问：凭什么?当年先辈历经千难万苦、艰苦创业带来的国有企业，你又付出了什么努力，凭什么将其据为己有?这难道是公平、公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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