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是陈志武主张社会货币化的逻辑结论，也是陈志武主张的社会货币化推向极端的典型。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教育部门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已经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学校不是成为国民创新体系的平台而是制造文凭的工厂，颠倒手段和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是教育的异化。知识学分化、文化文凭化、学术学历化、人才学制化导致社会文明的畸形发展。教育产业化典型地说明了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的荒谬——颠倒了价值和价格(交换价值)的关系，不是价值决定价格而是价格决定价值。证明了健全的市场经济必须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而不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典型地证明了金融的逻辑应该是效益的逻辑而不是效率的逻辑。陈志武：“大体上，一些教育领域是可以市场化的，但是另外一些教育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比如说义务教育是不能市场化的，除了国家提供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外，还有现在的民办学校也很火热。九年义务教育国家要提供保障，但是教育的提供方在民办和官办之间必须有竞争，才能把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进一步改革好。大学本科、研究生、职业教育、EMBA等这些应该更加市场化，国家对这方面的管制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应该是整个教育越来越开放和灵活，教中国学生怎么样创新、怎么样有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只追求考分。” ⒀“整个教育越来越开放和灵活，教中国学生怎么样创新、怎么样有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只追求考分”是对的，问题是按陈志武的社会货币化的金融逻辑进行教育产业化，能达到目的吗?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形成是社会系统工程，不是陈志武的教育产业化可以做到。目前的这种教育产业化只能导致教育向钱看，其结果是连“考分”都不要，就是变相买卖文凭;于此同时，是用门户垄断教育资源，拒绝人类文明新成果。教育产业化，是假学历假文凭泛滥的根源之一;假学历假文凭是形成干部人事制度中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催化剂，并为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腐败披上合法的外衣。假学历假文凭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创新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医疗产业化不断冲击医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和医疗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对称经济学与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社会效益工程，培养“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社会系统工程，认为只要教育产业化就可以形成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陈志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只讲效率不讲效益的社会货币化的金融的逻辑可以给出教育领域可以市场化的结论，但与国民创新体系所需要的社会价值化的逻辑在经济学范式上根本对立，在实践功能上背道而驰。
“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形成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变，与此相应的是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教育产业化政策与学术产业化政策的后面是GDP增长方式与价格机制一元化，即陈志武的社会货币化、一切向钱看的金融的逻辑。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不断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目前主流经济学主导下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果就是在使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评奖靠潜规则。潜规则就是钱规则，钱规则就是用钱开路的规则，用钱开路的规则就是陈志武金融的逻辑。这与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是比旧计划体制更严重的人的主体性的异化。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货币化改革，“一切向钱看”的金融的逻辑造成的国民思想僵化状态比计划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改革必然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金融的逻辑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因此，“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形成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就必须用价值—效益机制取代价格—效率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里需要金融效益的逻辑而不是金融效率的逻辑，需要价值经济学的范式而不是价格经济学的范式。
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落脚点和国民创新体系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就是原创思想。要培养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原创思想。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这里需要的是保护原创思想的完善的法律、法律后面的人权的逻辑，而不是教育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后面的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
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形成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如果说，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形成的动力源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教育产业化大学成倍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离开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仅仅靠教育产业化政策就能形成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要建立在社会价值机制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社会价格机制基础上，不是建立在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基础上。
要培养创造型人才还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由教育产业化政策衍生出来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什么是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学术会议要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就是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发表在英文刊物上的用英语写的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高于发表在中文刊物上的用中文写的论文，就是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通过这种扭曲的、不是从思想内容而是从语种形式着眼的、轻重倒置、本末倒置的学术评价体制与风气使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得到强化，使外语产业链得到延伸，使外语产业得到畸形发展。而恰恰是这种由强制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形成的产业链与社会价值取向、学术评价导向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和外语强制考试制度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任何层次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知识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强制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强制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就是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由教育产业化政策催生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还表现在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与教育产业化政策相配套的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评价体制，以及与教育产业化政策相配套的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由教育产业化政策催生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人才评价体制同“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形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
要培养创造型人才还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由教育产业化政策衍生出来的学术产业化政策，与学术产业化政策相配套的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可以说，中国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学术产业化政策使计划体制下固有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的体制得到强化，人的思维更加僵化，使旧计划体制下息息尚存的“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甚至被消磨殆尽。教育产业化政策、学术产业化政策助长全社会的浮躁风气，制约了出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的可能性。“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是教育产业化政策、学术产业化政策造成的，或者说是被教育产业化政策、学术产业化政策逼出来的。当全社会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教育产业化政策、学术产业化政策的彻底破产。要重建健康的学术体制、学术评价机制，使学术体制、学术评价机制回归真正的学术，就必须停止运行陈志武社会货币化的金融的逻辑，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
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促使“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形成，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由教育产业化政策、学术产业化政策衍生出来的把手段当目标、把过程当结果、重形式轻内容、重工具轻成效、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严重异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与人才评价机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
“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的形成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新体系的建设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学术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只有摒弃门户之见，学术平等讨论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价值机制。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像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模式转轨主导体制转变，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根本的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产业经济，产业经济不是金钱经济，市场的逻辑不是社会货币化的、只讲效率不讲效益的逻辑。社会货币化的金融逻辑与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全民经商、全行业产业、全方位铜臭;国民经济增长不是货币总量增加。那些照搬照套西方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妄图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产业化来消除被他们心目中的“市场经济”遗忘的角落，以消除市场的“外部性”、建立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亟需纠正。必须先纠正他们的价格经济学范式，再纠正他们的GDP增长模式。
“创新、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赖以形成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产业化体系包括教育产业化体系在理论基础、核心机制、价值目标上都是根本对立的。经济是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的活动，价值不等于交换价值，经济不等于金钱，经济为中心不是金钱为中心，市场化改革不是使社会货币化的产业化、金钱化改革。价格机制本质上是价值机制的特殊表现形式。相对于市场价格机制的外部性，实际上是价值机制的内部性。所谓价格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小、价值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是指价值机制直接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国民创新体系的形成说明，市场经济发展并非如主流经济学家所理解的，是消除非价格机制作用、消除价格“外部性”、社会货币化的过程，而是价格外部性越来越大、并逐步取代价格内部性、价值机制直接作用在市场体系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也即社会越来越不货币化的过程。因此，金融的逻辑，是在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代替价格经济学范式、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用发展代替增长，效益代替效率。市场的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对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对称的系统工程，而不是什么“货币化”。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等于产业化、产业化等于金钱化，使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而且形成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经济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效益是效率的本质、核心与灵魂，教育学术产业化的严重后果典型地说明了金融的逻辑是效益的逻辑而不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全社会货币化的效率的逻辑。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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