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在中国正在掀起“一带一路”建设，投巨资睦邻周边，互联互通。但周边国家对中国态度到底如何？他们有何顾忌？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不能白投。本文是综合三位学者的经历和论文而得，供大家参考思考。
沈志华在蒙古碰到的三件事
沈志华说：“邻国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其实非常紧张……。有三件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第一件事，乌兰巴托目前正在全面开展建设，到处都在修马路、盖楼房。我问当地人：“你们蒙古一定很缺乏资金吧?”他说：“是。”我说：“那是谁给你们提供的资金?”他说：“美国、日本还有韩国。”我说：“中国现在有的是钱。”他说：“不要你们的。”为什么乌兰巴托的建设几乎没有中国人的投资?因为他们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人投资不安好心——哪天又把蒙古给合并回去了。
第二件事是关于蒙古当地餐馆的标牌，韩国餐馆有韩文标牌，日本的餐馆有日文标牌，但是在中餐馆里却没有中文。我们沿街开车，没有发现一家有中文招牌的中国餐馆，为什么?我问一个中餐馆的老板，他说不敢写，白天挂上去，晚上就可能会被人砸掉。这说明中国在蒙古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是有问题的，关系很紧张，尽管它不像中国与印尼、菲律宾、越南的矛盾那么显山露水，但却深藏在老百姓的心中。
第三件事发生在我们去当地的一个大庙时，拉琴科(我的俄国朋友，他老婆是蒙古人)带着我们往里走，却被看门的人拦了下来，要我们交钱才准入内。我听不懂蒙古话，但拉琴科的蒙古话说得不错，他就跟看门人吵起来了，问为什么所有人进出都不要钱，偏偏要收我跟丹慧的钱?那个人说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拉着拉琴科说：“算了，咱不看了。”他说：“不行，这个没道理，这不公平，不民主。”来了好多围观的人，最后他让我们到一个荫凉地歇着，他找大庙管理部门的领导去理论，但最后还是没让我们进去。
这些事不是很大，不像国家间冲突那样，能引起老百姓的注意，但若仔细想想，一个看大门的都这样，蒙古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该有多差?”
这类事，网民早就有所耳闻，中国人在蒙古无端遭到蒙古汉子的暴打、抢劫早已司空见惯，报警后却反被警察殴打，就连民航官员也遭到过毒打，最后不了了之。
为什么会这样？
2006年是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中国驻蒙大使高树茂引古论今、致力于中蒙友好共同发展，在大会上说：“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要共同发展”的话，结果被蒙古媒体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大国沙文主义。
本来是攀亲拉故，没想到却引起蒙古舆论的极大反感，反而恶化了中蒙关系。这位大使在蒙古白呆了这么多年，既对联合国决议纪念“大蒙古国建立800年”的背景毫不知情，又对蒙古人民的想法一无所知。
越南自不必说，越南教科书早就写清楚了，越南的历史是抗击北方大国的历史。一位越南外交官说：“我们从小读的教科书，都在讲抗击中国的民族英雄的事迹。”
缅甸，我们在报刊上，看到的只有中缅胞波情义，实际上，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反感，也反感到骨子里。“五六十年年代，中缅关系一度恶化，中国远征军遗骨被扔满地都是”和毁掉的中国远征军墓地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无数的纪念碑和慰灵塔。此外，英联邦军的墓地也得到充分的保护。
在缅甸的外国人，中国人最多，日本人其次，宾馆老板都会补充说，“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在邻国，中国人不能同他们谈历史，一谈就崩。也只能谈生意。明明是解放者、胜利者却落到这种待遇。
原因很简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自尊
“中国人对蒙古特殊的情感，全因我们的“海棠叶”情节。而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种不友好，也起源于这片“海棠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这片海棠叶充满向往，蒙古则充满厌恶。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国将蒙古建国看作国家分裂与领土缺失，蒙古则看作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看成自己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中国将近300年的“殖民统治”。”
与中国民族大一统史观不同，蒙古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蒙古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蒙古国家博物馆展厅的历史排序，无疑是想告诉参观者，蒙古国是自古以来中亚各个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与蒙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驻蒙大使馆政治部主任孙洪量说的更为到位:“与其说蒙古恐惧，不如说他疑虑，包括蒙古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不知道中国以后要走向何处。”
(以上见“蒙古人如何看中国："回归已经没有可能”)
东亚国家对中国曾经是朝贡体制，周边邻国没有人再愿意回到过去。世界进入民族国家体系必然如此，西方国家屡屡故意挑拨恐吓中国和邻国的关系，散布中国威胁论和“黄祸”。但国内媒体一直浑然不觉，APEC峰会后，人民日报微信公号称“APEC设宴水立方让人有‘万邦来朝’感觉”。只有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万邦来朝’的滑稽比喻是黑中国”。
不光是蒙古，周围邻国都有类似举动，朝鲜早在1955年金日成就提出“主体思想”，明确反对“事大主义”，针对中国的意味非常强烈。此外韩国的虚构历史，抢夺历史种种劣迹早就臭名昭著了。中国有五千年历史，韩国也自称有五千年历史。
菲参议院议长胡安·庞塞·恩里莱：“古代中国人曾经居住在(菲律宾)巴坦群岛省，这可以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得证实。那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曾在那里居住，就认定巴坦群岛省和富加岛是中国领土?”自古以来的说法，可不是让一个菲律宾害怕。
沈志华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在世界上还行，但是学术研究水平还是落后国际学界一大截。普遍感觉更谈不上话语权。”在世界史学界毫无话语权。
我跟丹慧(李丹慧)到蒙古国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外蒙古”，当地人就反问我们：怎么叫他们的国家“外蒙古”呢?这次经历让我突然意识到，学者，甚至一般公民都这样对人家讲话，你不是伤邻国民众的心嘛。这跟我们传统留下来的习惯有关系。
这也是李希光的感触，他参加了“中亚与亚洲内陆权力的历史与现实演变”会议。他说：尽管西方没有给蒙古多少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欧美，特别是韩国和日本给蒙古教育和思想文化大量援助。
李希光说：应该承认，尽管中国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巨大项目，但是，在中亚、亚洲内陆的文化和学术话语权上声音极弱。中国必须积极参与蒙、藏、疆等地历史的叙事话语权，建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提就是建好中国的中亚史叙事话语。
“如果你跟外蒙精英说这句话，他们会怒不可遏：“成吉思汗是你们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子孙，就要共同发展。” 至今外蒙精英还对中国驻蒙古大使高树茂8年前说的这句话怨恨于心。高当年被蒙古媒体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
综上，蒙古人始终认为中国的历史教育“大一统”思维就是要吞并蒙古，其他邻国人民也同样有类似恐惧。
对周边邻国人民对中国态度的无知，学术界当然有责任
沈志华说：“三四年前，一个部门委托我们中心做一个关于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说是他们的领导现在非常困惑，不知道为什么朝鲜对中国如此排斥，不都说中朝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吗?朝鲜怎么能这样对我们?领导们对此疑惑不解，所以希望有学者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做了快三年，我的博士生当时也都参与了。做完以后，我写了一个约15万字的报告。报告完成以后，他们请了各个部门的朝鲜问题专家来评定，外交部、中联部、国防部、安全部、军科院、国防大学、总参作战部，大概七八个部门，总计十来个专家，我的报告提前都发给了他们。在讨论中我发现，只有中央党校的张琏瑰老师对我报告里提及的史实知道多一些，多数人都说报告里所写的很多内容，他们从来都没听说过。我很惊讶，他们都是在国家决策部门工作或者是为决策部门服务的专家，都是朝鲜问题专家，我本来还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材料或史实验证，没想到这些专家对这段历史竟然也知之甚少。”
沈志华还说：“对于边疆问题和中国与邻国关系问题，学术界、历史学界自身的研究基础也非常薄弱。“中国与邻国关系”研究何以步履艰难?
他认为，无外乎两点：“其一，档案不开放，没材料，外交部档案馆好不容易开放了两年，现在又全关上了，这让人怎么搞研究?二十年来，我们不断地呼吁，希望国家开放档案，供学者研究所用，我曾跟外交部的干部谈过，我说：“你傻不傻，你不开放档案，外国开放，这样话语权就掌握在外国手中，我们只能看外国的档案，得出的结论对你有好处吗”?那时外交部挺明白的，把档案开放了。后来不知道哪根筋转错了，又关了。
其二，之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搞这个研究，主要是研究一旦涉及到边疆问题、双边关系问题，它就敏感了，学者写一篇文章，外交部要审，国家民委要审，宗教局要审，最后结论是“不适宜出版”。一篇文章写一年，审三年，最后不能发表，这是非常伤人心的。长此以往，谁还做这个研究!学者都不研究，我们制定政策时依据何来?”
这就道出真正原因了，学界发表的文章必须符合他们的口味。“口味”就是歌颂“大一统”、宣传“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我们几乎没有见过搞元史的著名历史学家。比较有名的韩儒林搞的元史，充斥了黑白颠倒、文理不通，这都是“迎合口味”的结果。
国内学界如此封闭自我，其结果就是类似驻蒙大使出现的外事事故时有发生，老百姓在邻国因言语不当遇到的敌视就更常见了。这让中国的精英们百思难解。
笔者要问的是这种“口味”哪里来的?真有必要吗?
学界的误区和解决的思路
“新清史”已经兴起近二十年了。说“新清史”新，因其视角新，在于以“满洲人”的视角诠释清代，在“满洲人是否汉化，中国化”，“清朝是否等同中国”对传统清史发起强烈冲击。
对此，国内清史学界长时间无视其存在，因为新清史让中国的历史学家要“站队”了，明史学家商传就说：有一种不好的学说-“新清史”。中国的史学家不说该学说不对，而是异口同声的说“不好”，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新清史”提的都不是问题的问题，提出者是别有用心。
但个别清史学家也开始反思，他们在面对新清史学的兴起认为迫切需要回答。清史学家定宜庄和新清史专家欧立德共同发表了“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讲清了清史学的困境：
“国内学者对新清史问题有所回避的关键，不是其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而是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及其得出的结论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虽然说国内学者有所回避并不尽是事实，而且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的结论，正是来自于他们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但他也确实指出了问题所在，那就是‘新清史’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这些既成观点，包括上述引文提到的‘大一统’、‘中国认同’以及‘满洲汉化’、清帝国性质等等，都是最根本性的、被中国史学界视为公论、多年来习惯于以这种公论进行思考、撰写文章并教育学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挑战，颠覆了中国百姓从小学到的，从来都以为是最自然不过的常识，所以受到冷遇、质疑甚至提到政治高度进行批判并不奇怪。
将‘新清史’学者的一些论点提到了‘背后有政治目的’的高度，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待西方各种学说、流派时比较少见的……”
上文还称：“‘新清史’对于清史研究本身来说究竟有没有意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作为“中国”学者应该站的‘立场’了。
他们(指“新清史”部分)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它会带来互相关联的双重危险：一是破坏长期居正统地位的中国历史一元叙述，二是动摇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
这正是中国史学界尤其是清史学的误区。笔者早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清史学的失误：将当代中国的法理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一直是清史学最大误区，他们的思考已经僵化了，他们认为当代中国领土疆界版图等所有的一切唯一的来源就是“自古以来”-“继承清朝”而来。
因此清史学是以满清“大一统”，“康乾盛世”为终点。领土法理、道义、民族、国家都以清盛世为界。趋向即正面，背向即负面。因此，才有了颠倒黑白的许许多多荒谬的论调，诸如，施琅是统一大英雄，郑经是分裂国家。清军入关是正义的，带来的大屠杀是必要的代价等等，连带清初时的满清统治者一概英明伟大。其立论基础是非常荒诞的。
这点定宜庄也终于认识到了：
“至于有人将当代中国的合法性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新清史’动摇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表明很多人对于共和政体与帝制的区别，对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与帝制下的臣民与朝廷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同，对于创立共和国的民本思想等等问题还是缺乏一些必要的了解。这种说法，也使一些西方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本来以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1949年之后在巩固国家统一发展的努力下取得的种种成就，却没想到会与外国史学家们对清朝历史的解释做出这样的联系。”
有人是谁呢，基本上清史学家都有类似的说法：马大正-清史委员会的第一副手就说过：“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有两大历史遗产支撑着:一个就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一个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但是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们的两大历史遗产即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条。如果能记住这两条，有些问题就不成为问题，就能比较平心静气地来进行探讨和研究。”
定宜庄继续批判道：“有学者指出，新清史运用的理论、视角与方法，思考的问题与得出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此话不错，但问题在于，有关“国家”、“民族”、“汉族”、乃至“中华民族”这一系列的名词和概念，本来就是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接受西方理论和观念提出来的。所以，只因为“新清史”的出发点与西方的理论体系有关，就确认它不适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那么，中国的历史学为何成为这样，定称：
“……现在的政治家更加依赖历史，尤其是清史，来达到政治上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开始将目光回溯到清朝，来寻找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笔者认为：清史学界历来只从政治方面批判“新清史”，以不怀好意就一句否定其价值，之后，继续闭目塞听，装不知道，继续骗领导骗国人。这是一系列学术误区和私心造成的恶果。
笔者在“与豆瓣葛兆光小组交流：深入解析清朝无法奠定中国版图 ”里提到：“国体、政体乃至国家的历史应由当前的政权来定，其历史定位是从今向古，从后向前。历史不仅仅是由胜利者来写的，而且必然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写。比如，美国的历史就是从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建立殖民地，建立美国的历史。如果当今的北美地区恢复成印地安人的国家，则肯定以印地安民族自古以来的历史为历史。澳洲也一样。殖民地人民恢复独立，前殖民者曾经自夸的历史辉煌顿时成为泡影。英国、法国、日本当年在殖民地的政治和统治已经成了过往云烟，不值一提。
历史学用于总结经验和教训是可以的，但要对古代历史的地位和位置正确看待，厚今薄古，应该明确当代史和近代史的区分，当代史和古代史地位作用的本质差别。
古代史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的领土和民族的形成并没有起主导作用，不必抬到过高的位置。
就领土主权而言，二战前领土主权确立和二战后并不相同，二战后，有了联合国，殖民地国家纷纷解放独立，这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一步。又因为有了雅尔塔体系，世界格局大致均衡。有了核武器，这使得发动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虽然世界从没有取得所谓国土来源于自古以来并继承的共识，但是取得了不引发招致人类毁灭的世界大战的共识，因此，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才会深入各国人心，这样才保持了近七十年的大致和平。如果史学界非要用奠定领土之类的观念，也不能自说自话从最得意的满清疆土说起，必须由二战做基点，二战作为法理的原点，道义的原点，世界各国国家历史的里程碑。
不对当代国史有深刻理解，不对当代国家国体有深刻理解，就写不好古代史，把现代史搞懂了，再谈到中国的由来时，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便按史学界通用的版图附带民族的观念，也是二战后形成了中国，二战后的中国版图附带了民族形成了中国的多民族国家，不是因为自古以来而是因为二战的胜利，才有今天世界各国的格局，各国的领土和民族。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史学界拼命解释各个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的中国一分子，对当今中国的统一稳定根本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无视周边邻国的民族感情，更引起他们的反感。既然我们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在古代史上我们也应该正视，而且应该把思路换换，要厚今薄古，不要动不动就“自古以来”，要打破“自古以来”这种思维定势。
笔者还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现实决定版图还是历史决定版图?当然是现实决定版图而非历史。但为什么会出现“历史决定版图”这一说法。是因为政治让“历史”来“奠定”版图，以“历史依据”来满足政策以谋实际。历史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工具，历史以迎合政治而邀宠谋生。因此，“自古以来”这四个字，是史学界的总纲或者说是饭碗，纲举目张。一切历史研究皆围绕“自古以来”而来。
定女士在文章中最后说：“‘新清史’提醒我们，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也必然像中国的经济一样走向世界。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全球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已经不再是一种空谈，而是一个趋势，这是所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无论国内国外的，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对邻国钱不少花，敌意却不减。鲜血、人力、财力的付出，经不住“一句话”就将“凝成的友谊”转眼变成了反目成仇。领导人会面时频频点头以收到银子，转过脸就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这就是邻国对华的真实状态。
邻国的戒心并非无据，历史上的中国改朝换代完成之后，就有“万邦来朝”，“万邦来朝”包含在“大一统”之内，而且，之前的“邦”往往成为之后的“统”，成为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自古以来”的范畴。人民日报微信公号憧憬的“万邦来朝”，正是当年清史学给中国推出的再现“康乾盛世，中华复兴”的美景，很受恩宠，至今仍得某些领导的欢心。
幸亏“环球日报”驳斥了这种心态，发社评称：“把今天的北京比喻成“万邦来朝”地，是件很滑稽的事。它就像要把一条长辫子重新戴到中国男人的头上。”
习近平讲话：“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复兴后怎么样?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让周边邻国高度关注和警惕。
当中国再次崛起时，如何回答周边邻国的疑心?不解决这些问题，“一路一带”、和谐睦邻就可能成为泡影，不考虑邻国的民情国情，钱不少花，人心却收拢不到。
要解决这类问题，不能指望改变邻国人民的观念，既然大家都是以民族国家方式自立于当代世界，就要尊重别国，尊重国际关系基本法则。改变自身的观念，改变对“民族国家体系”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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