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哈耶克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邓小平与哈耶克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刘希良*

　　(长沙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我国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经历了学习领会和初步兴起阶段、迅猛发展和热烈讨论阶段和深入推进但明显降温阶段，哈耶克经济思想的研究则经历了不受重视和批判否定阶段、开始重视和介绍宣传阶段、广受关注和影响加深阶段和批判回升但仍受重视阶段。这两种研究既有相同点但也存在研究动力、研究态势和研究地位的差异，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之争过去是并且仍将是一个重大而尖锐的问题，我们应对之保持清醒认识，严肃认真地加以应对。

　　[关键词]邓小平;哈耶克;经济思想

　　注：本文发表于《宁夏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哈耶克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两者都对市场经济持坚定肯定态度，都有丰富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历史人物。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之时恰逢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战胜凯恩斯主义，主导西方产学官媒各界之际。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邓小平理论及以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的产物，也颇受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因此两者的思想包括经济思想都引起了我国学界的热烈讨论。

　　一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历程

　　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和实践的产物。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据百度和中国知网以篇名“邓小平+经济”分别就相关著作和论文的搜索，截止2014年4月1日，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呈如下变化趋势：

　　1.学习领会和初步兴起阶段（1983-1990年）。我国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正式起步于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之后，第一篇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论文是1983年《商业经济研究》第3期薛长顺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一点体会》，此后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学界主要是学习领会该著作的基本观点和精神，除1983年《经济与管理研究》第5期郭道夫的《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一文外，系统论述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论文比较少见。可能正是该文首次明确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概念，并指出“邓小平经济思想，集中来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思想”。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作了12条基本概括，描绘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推动了邓小平研究的全面开展。此后，系统探讨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论文开始增多，包括王广信在1987年《理论学刊》第5期发表的《邓小平经济思想初探》，张翼翔和李晓玉在1988年《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的《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特色》，向群在1988年《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的《邓小平经济思想初探》，张德霖在1990年《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的《走社会主义大道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经济思想要论》，卢开国在1990年《南京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的《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探述》。1989年，荀家喜等编著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研究》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最早系统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专著。

　　2.迅猛发展和热烈讨论阶段（1991-2000年）。上世纪90年代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熟并被确定为指导思想的时代。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再版;1995年，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给全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并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背景下，学界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就著作方面看，此时专门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就有蔡建华的《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研究》(1990)，王广信和段晓光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1990)，杨林兴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2)，倪大奇等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2)，刘鹏等的《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论》(1992)，刘炳瑛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研究》(1992)，中国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会的《邓小平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思想研究》(1992)，刘世义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3)，刘同德等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3)，张恒云等的《挽救中国——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3)，顾宝孚和陈自芳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4)，王珏等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渊源与发展》(1994)，袁明全的《强国富民之路--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4)，王天玺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5)，顾海良和张雷声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1996)，潘思彦的《邓小平经济思想论纲》(1996)，乌杰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7)，毕宪顺的《邓小平经济思想论纲》(1997)，贯福寰等主编的《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及其发展》(1997)，张南征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98)，张信的《邓小平经济思想中的辩证法》(1998)，胡义成的《生产力哲学--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探稿》(1998)。就论文方面看，此间篇名包含“邓小平+经济”的论文有2176篇，其中篇名包含“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有400篇，包含“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有163篇，包含“邓小平+经济哲学”的有24篇，可见学界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的兴盛。从论文历年研究的情况看，此间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两个高潮，一是1991-1994年，历年论文数分别是25篇、55篇、68篇、422篇;二是1995-1999年，历年论文数分别是258篇、195篇、365篇、349篇和439篇。

　　3.深入推进但明显降温阶段（2001年至今）。历史跨入21世纪以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此背景下，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的论文和著作开始出现，如夏声川的著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经济》(2005)、王培俊的论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经济哲学的创新与发展》(2006)等。同时，学界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一是加大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哲学思考，出现了许多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专著。如董德刚的《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的建设哲学”》(2001)、朱书刚的《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2002)、魏胤亭等的《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初探》(2003)、蔡永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2005)。二是出现了宣讲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教材。如谢望礼主编的《“新世纪”经济学文库——邓小平经济理论教程》(2001)、龚立新编著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教程指导》(2002)、曾培炎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书系——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二十讲》(2004)等。三是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视角更加多样。这可以从许多专著的名称看出，如汪青松的《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2001)、苏星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2002)、吴树青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2002)、宋醒民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创新研究》(2003)、李治国的《邓小平经济思想原旨与概貌研究》(2003)和沈承刚的《邓小平经济政策思想研究论纲》(2004)等。不过，学界的这种开拓创新在2005以后明显降温。就相关著作看，2005年后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著作只有易重华的《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2008)等、邓磊的《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思想研究》(2008)、宋海琼的《邓小平资本主义论研究》(2011)和谢加书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传播(1977-1997)》(2012)等，与2002-2005年相比，数量明显减少。就篇名“邓小平+经济”的论文而言，相比前一阶段，此间论文总数为1589篇，数量同样明显减少。具体而言，本阶段历年相关论文数分别是223篇、169篇、113篇、369篇、136篇、87篇、99篇、101篇、93篇、55篇、42篇、66篇、30篇、6篇，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不过其中也有2004年和2008年两个高潮。考虑到文章发表的滞后性，这两个高潮或许与2002年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有关，另外2004年的高潮或许还与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有关。

　　二 哈耶克经济思想的影响演变

　　哈耶克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先是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后加入英国伦敦学派，之后去美国成为芝加哥学派重要成员，并和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是亲密战友，最后回到德国弗莱堡学派，终身以宣扬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批判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已任，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哈耶克治学广泛，其经济思想不限于其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理论观点，而是包括其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研究在内，旨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阐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并就如何构建和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所阐发的一切理论学说。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且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危机和凯恩斯主义失灵而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理论一道成为西方主流经济思想，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具体而言，其经济思想在我国的影响和研究大致可分如下阶段：

　　1.不受重视和批判否定阶段。我国学者最早注意哈耶克始于20世纪40年代。潘光旦在1946年出版的政论集《自由之路》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但并未引起重视。1958年哈耶克的第一本著作《物价与生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说，以“内部读物”的方式介绍到中国。1962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读物”的名义出版了哈耶克的代表作《通向奴役之路》，作为学界了解和批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经济理论的参考书。[1]至此，哈耶克对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开始重视和介绍宣传阶段。20世纪80年代，适逢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勃兴之时，哈耶克的思想学说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理论学说正式在中国登堂入室，其著作如《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被翻译出版，并一定程度上被介绍、研究、讨论、宣传、讲授，其思想对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如思想方面的“异化”问题讨论和政治方面的“六四”风波产生了某种影响。但总的来看，由于此间经济学在中国还不是“显学”，哈耶克在中国的影响和研究还十分有限。

　　3.广受关注和影响加深阶段。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哈耶克在中国的影响迅速升温，至2000年前后达到顶峰。一是哈耶克本人及其相关的著作大量出版。《通往奴役之路》1997年重新翻译出版，《自由秩序原理》于1997年出版，《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2000年出版，《哈耶克论文集》2001年出版，《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2002年出版，《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哈耶克传》2003年出版。二是产生了许多译介和研究哈耶克的著名学者如邓正来、秋风、冯克利、刘军宁、高全喜、韦森等，哈耶克研究蔚然成风。三是哈耶克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此间流行的理论如国企“靓女先嫁论”、“烂苹果论”、“冰棍论”、“吐痰论”等大都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及受之影响的其他新自由主义理论如科斯的新制度主义等有关。四是经济理论界与对待哈耶克相关产生了所谓“新右派”和“新左派”，即哈耶克思想的“挺派”和“批派”，前者如林毅夫、樊纲、张维迎、周其仁、汪丁丁、魏杰、杨瑞龙、张军等，后者如杨帆、左大培、顾海兵、韩德强、杨斌、赵英、卢周来等[2]。五是带动引进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如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宪政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游戏经济学等，这些学说的相关代表性人物如布坎南、罗尔斯、阿罗、肖特、青木昌彦、鲁宾斯坦、纳尔逊等备受关注和探讨[3]，使新自由主义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话语。

　　4.批判回升但仍受重视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实践在拉美和俄罗斯等多地的失败，东南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在国内外受到日益广泛的批判。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国外大环境的影响，国内批判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的声音明显回升。虽然如此，哈耶克仍是国内学界灸手可热的话题。从知网搜索可知，自2009年至今年4月1日，篇名中包含“哈耶克”的论文有321篇，其中包含“哈耶克+经济”的论文有26篇。著作方面，哈耶克本人及其相关的著作被继续推出或再版。如《哈耶克读本》2010年出版，《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研究》2011年出版，《经济学家：哈耶克》2012年出版，《漫说哈耶克》、《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改变世界的三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大战哈耶克》2013年出版;《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和《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2011年再版，《自由宪章》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2012年再版，《哈耶克传》2014年再版，等等。

　　三 比较与评析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学界对邓小平和哈耶克经济思想两者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差异。这两种研究的相同点一是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都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都经历了一个兴起、快速发展、有所回落的曲折过程;二是都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都成为了学界的中心议题;三是都力图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以最终影响改革进程和方向。其不同之处在于：

　　1.研究动力不同。就两者的历程看，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政治驱动，与邓小平本人及其思想在我国的地位、党和政府的推介和宣传、其本人及其思想的纪念活动等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哈耶克经济思想研究更多受资本驱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其推动者是西方大垄断资本及其所操纵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跨国公司”。[4]

　　2.研究态势不同。就两者的趋势看，大有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兴而不旺，哈耶克经济思想研究批而不衰之势。虽然邓小平经济思想作为我国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仍深刻影响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所谓“邓小平时代”的逝去，其研究显然风云不再。相比之下，虽然新自由主义实践在全球已基本破产，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在国内外均面临诸多争议甚至批判，但即使在2008年之后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哈耶克研究似乎仍方兴未艾。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界总体上遭受冷遇甚至被边缘化，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追捧甚至被抬至主流的严峻现实。当前，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甚至还有乘势而上，进一步影响改革进程的动向。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纷纷粉墨登场，说什么全会《决定》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取代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就是主张‘由市场说了算’，就是要建立一个‘消除了行政干预的市场’，这‘符合私有资本和西方投资人利益’。这明显是在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导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5]

　　3.研究地位不同。综合就上述两者的历程和趋势看，如果将改革开放以来两者的变化发展视作一场竞争，那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似乎胜出的是哈耶克而不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以至占据学界主流地位的不是包括邓小平经济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再就邓小平和哈耶克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看，虽然有的论者对两者作了比较客观的比较，如2004年王友明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论文《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等，但也存在不少“以邓解哈”或“以哈解邓”的现象，从而忽略了两者的本质区别，且有意无意地颠倒了两者在我国应有的主次地位。如1998年胡义成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发表的《作为“天道”展现的市场经济必然性——邓小平经济哲学与哈耶克的某些契合》一文就认为，在认识市场经济作为“天道”运行之体现方面，邓小平吸纳了“包括哈耶克的信息机制分析和库普曼以数理推理证明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优化理论在内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等，就存在“以邓解哈”的倾向。又如，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性质问题上，有论者指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曲解为中性的市场经济理论，甚至曲解为不要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6]就存在“以哈解邓”的倾向。

　　总的来看，邓小平和哈耶克经济思想研究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围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方向、两条道路、两种前途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虽然党和政府一贯以包括邓小平经济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并坚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创新和发展，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成为我国学界主流话语的现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仍任重道远”。[7]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一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在西方大资本家、大财团和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了国际敌对势力渗透、西化、分化我国的意识形态工具;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从而给学界造成误判;[8]三是社会主义缺乏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我国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做法，需要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学说;四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积极的问题如国企改制、政府转型、管理创新等，还是消极的问题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诚信缺失等都给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阐释的空间和抢占话语的机会;五是“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8]甚至还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的失误”;[4]六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生了新的利益阶层，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中某些人的理论诉求，受到其认可、支持、赞赏乃至鼓吹。从主观方面看，一是理论鉴别能力不够，面对改革开放后涌进的各种新奇理论，缺乏严肃认真的分析、鉴别和思考，甚至“把参与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4]以至在思想上被俘获。二是理论自信错位，价值自信失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信心不足，而对新自由主义片面崇拜，甚至“乐观地认为只要我们照搬西方制度，从官僚腐败、国民道德水准底下、到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犯罪以及通货膨胀的消除等所有重大问题都能一蹴而就”。[4]

　　总之，邓小平和哈耶克经济思想在我国学界的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之争过去是并且仍将是一个重大而尖锐的问题。我们应对之保持清醒认识，严肃认真地加以应对，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安全，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能力、水平和力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确保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赵诚.哈耶克在中国的命运,深圳商报[N],2003年6月14日第C04版.

　　[2]徐雷,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兴起[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4).

　　[3]张建君,论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及其影响[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7,(00).

　　[4]张才国,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归因分析[J].探索,2006,(3).

　　[5]何秉孟,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我改革开放[J].党建,2014,(7).

　　[6]吴易风,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P150.

　　[7]刘希良,杨小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斗争与理论发展[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1,(5).

　　[8]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2005,(10).

　　简介：刘希良(1976—)，男，湖南益阳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讲师，长沙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

　　基金项目：2014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课题《邓小平与哈耶克市场经济价值自信之多维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C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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