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并未割袍断义，再无公开往来
——毛主席和“愿结管鲍之谊”的好友罗章龙
1915年的夏秋之间，长沙的数所学校门前均出现了一则“征友启事”：“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征友人署名 “二十八划生”。数“毛澤東”三字笔画，恰是二十八划。首批前来应征的就有罗章龙。在经过两、三个小时促膝长谈至临分手时，毛泽东脱口而出“愿结管鲍之谊”。
以后，从新民学会，到“火烧赵家楼”。由青年人唱主角的一场大戏演绎得有声有色。
二人商定，北京阵地由罗章龙独当一面，毛泽东则返回湖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在李大钊先生的直接影响下，罗章龙在北京大学积极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组建了北京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而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主持了马克思研究会，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二人并肩携手，罗章龙的身影始终与毛泽东并驾齐驱，印证了毛泽东对他认定之价值。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二人又同为中共创建时的党员。
以后，毛泽东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与毛泽东有“管鲍之谊”罗章龙则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二人均从一介书生转变成职业革命家。
此时，如果二人继续“管鲍之谊”，一人抓枪杆子，创建红色政权，一人抓工人运动，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红区白区遥相呼应，局面当有大不同。
问题首先出在前来应“二十八划生”征友三个半人中的半个人——李立三。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李立三，错误判断中国形势，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提出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准备马上起义。不久定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结果所有起义均遭失败，白区的党组织也因身份暴露遭到重大损失。
罗章龙最初不同意李立三对形势的判断，存在和王明联手形成小宗派的非组织活动，以后又因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干涉达到高峰。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将王明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为反对米夫和王明，取得领导权，三十余名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在会上，罗章龙作了较长的发言，力主召开紧急会议，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企图通过召集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改变中央领导。
“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罗霄山正在为建立后来的中央苏区四处转战。罗章龙在与米夫、王明抗争的紧急关头，曾亲笔给毛泽东写信陈情，并派专人将此信及有关文件从上海送往井冈山。远在江西的毛泽东肯定无法收到有关信函。即使收到也一定不会支持。罗章龙因此被开除出中共。与毛泽东曾南北遥相呼应的“管鲍之谊”也因罗章龙被开除出党戛然而止。以后成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直到逝世都未和罗章龙有过任何公开来往。
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四中全会这段历史非常复杂。有些事至今是谜。到现在还有人为罗章龙鸣不平，也情有可原。因为罗章龙作为“非委”书记，所反对的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的代理书记王明，制定了一套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随米夫去苏联前，王明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对内残酷打击对外“左”倾冒险的路线。确实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上海待不住就跑到江西，排挤毛泽东，完全夺去毛泽东的军权，结果又把江西建立的中央苏区全部丢光，把三十万中央红军打得只剩十万人，不得不被迫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仅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就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因此用犯下重大错误都不能掩饰其过。说犯下大罪可能恰如其分。
因此，罗章龙为书记的“非委”行为有合理的成分。以后“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国民党捕杀(著名的“上海龙华案”即为一例，其中包括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或被锄奸队杀害。也有被捕后叛变投敌者。大部分委员生活曲折、坎坷。他们的遭遇也确实值得同情。罗章龙辗转逃生，从1934起，在河南大学开始了教学生涯。
怎样看中国共产党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只需要看一下毛泽东怎样对待共产国际，对待王明、博古、李立三，就能够理清思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对参加者也有强制性纪律约束。如党名后綴以——“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也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利”。
对党员个人和“国际”——党组织的关系，坚持组织原则是毛泽东终身遵循、从不逾越的根本原则。对共产国际派中国的代表——必然受个人能力、水平限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所接受的任务中还存在苏联至上、反共产主义思想的国家主义成分;能否克服往往取决于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很容易犯主观、教条错误。所犯错误应由个人承担。
对这些，毛泽东看得很清楚，始终有理有利有节，有斗争也有团结，还有暂时的妥协，必要时也会采用临时的权宜之计。但从未有过公开抵制。
另一方面，不能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例如在中国建党、为党提供安全可靠的后方基地、培训党的干部，提供部分武器物资支援，在这些方面都有重大贡献。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共产国际就明确支持有毛泽东参与领导的中共中央，反对分裂，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避免了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公开分裂;在其后毛泽东逐渐掌控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也明确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
所以，关键是如何处理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什么人来处理。毛泽东对这一特殊关系处理的十分得当。罗章龙处理得就不好——书生意气、固执刻板，缺少灵活性。关键是把个人意见放在了组织之上，并且一再坚持，终于酿成历史悲剧。
再说博古、王明和李立三。博古(秦邦宪)负责中共中央之时，不过是一个24岁的小伙子，不懂军事，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中央负责人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冲突中，站在毛泽东一边。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后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取得成功。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他公开承认负总责时期，犯了路线错误。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前与大会上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毛泽东做工作，使博古当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直到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王明(原名陈绍禹)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1941年后因病长期休息。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影响党长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出发，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中央在王明赴苏时专门派了保健护士、警卫员和保姆，后来又派了两名针灸大夫赴苏达半年多，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但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攻击中国。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李立三(原名李隆郅)在193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作自我检查。态度诚恳，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的赞许。
1932-1935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任苏联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并主编《救国时报》，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作出了贡献。7月，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1938年2月23日，因“日特嫌疑”被苏联内务部逮捕。
1939年11月4日，无罪释放，仍被共产国际停止党籍。后在莫斯科外国文学文籍出版局中文部担任校对，为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了大量工作。李立三多次申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均遭苏联内务部拒绝。中共“七大”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
1946年元月，离苏回国，任军调部东北3人组成员、首席代表，在哈尔滨与国民党谈判，同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阴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李立三化名李敏然与国民党郑洞国、廖耀湘谈判。美国情报机关在报上公布了中共谈判代表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李立三，于是郑洞国、廖耀湘以同乡的名义会见李立三。次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城工部部长等职，争取滇军六十军起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8年8月1日，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1949年2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深刻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任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作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在组织全国工人阶级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6年9月23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总清算”，诚恳坦率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受到全会好评，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8年率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分干部下工厂调查研究，召开部分省市工交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工业的思想，据此撰写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毛泽东将其主要内容归纳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定为鞍钢宪法，为促进中国工业体制的民主化和科学管理作出重要贡献。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
以上这些资料主要从网上得来、简单归纳了王明、博古、李立三的生平。可以看出，这三个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比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逐步淡出中国政治的罗章龙后半生要更加丰富多彩。其中博古、李立三终其一生，用自己的努力，或多或少地弥补了他们前期的过失，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一定贡献。就算是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著称的王明，也多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能够做到这些，毛泽东主席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和纯洁的组织原则、光明正大的思想品格，处理政治事务实事求是、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的作风，起到关键作用。
从毛主席对待犯有路线错误的王明、博古、李立三的长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毛主席思想深处长期坚守一条政治底线：允许犯错误，甚至犯路线错误，但决不允许分裂共产党。
可以说，罗章龙就触犯了这条底线。1949年夏，罗章龙在给老友毛泽东的信中，表明心迹：“弟平生行谊不慕势力，不事剥削，不背阶级，不卖同志，不残害人民，不投机取巧。尽心竭力，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则有事实可验，差堪告慰。”不知这位耿直到古板的毛泽东老友，是否将军事上的四渡赤水摆脱困境，重庆谈判边打边谈的政治谋略，也会看作“投机取巧”?而“事实可验”是否是指王明、博古当初之作为均已被历史证明其谬?他终于没有认识到：将来正确不代表当时正确。在中国共产党尚属幼小之时，任何分裂之举都有可能使这枝稚嫩的幼芽完全夭折。
未见有毛主席回复罗章龙信函的任何消息。就因为罗章龙触犯了毛泽东的底线。你可以自由地搞学术、教学、当教授，一心一意做学问，但政治上不再有任何瓜葛。
这里说到的毛主席思想深处的政治底线——决不允许分裂共产党——可以给现在的人们一些什么启发?
别看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8500万党员，实际上这个党已经走到十分虚弱、濒于崩溃的地步：试问，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中国几十年，8500万党员中还有几个党员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在14亿中国人当中又有多少人不仅仅是因为迫于执政的权势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共产党?
共产党真正的力量来自于精神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深处的信仰和拥护。而不在于媒体如何造势，掌握公权、媒体的人如何表白。
我就不止一次地听见身边有人公开大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些咒骂共产党的人不是口是心非的公知，也不是历史的残渣余孽，而是一些靠劳动为生的农民工，是共产党得以存在、依靠的基础。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已经降到了几十年来的相对低点。
虽然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载的共产主义的纲领还在，上面的一些条款不能遮掩其中共产主义的内核。但就算它写得非常完美，剔除了一切修正主义的成分，又有多少人依然相信这个纲领?真正的信仰不在于表面文章。首先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认识。
因为有大量的共产党员背叛了共产党应当遵循的道路，抢劫了中国共产党奋斗九十多年、引领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几乎全部成果，他们不仅贪天之功为己有，还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彻底剥夺工人和农民，用封资修文化、用金钱拜物教腐蚀工人和农民。影响既大且广。要改变这种局面非常困难。苍蝇老虎一起打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打掉一个还会成群结队地滋生出来，滋生的速度比打的速度要快得多——现在已经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而是“皮已恢复如初新毛必生”的问题，因为滋生苍蝇老虎的基础没有变化——这种行动只能看作某种更大规模整肃行动的先兆信号。如果没有直接关涉千百万劳动人民切身利益(最根本的是恢复公有制)的实际行动，仅仅靠宣传，完全无济于事。中国共产党将永远置身于危险境地，直到随中华民族一起彻底灭亡。
我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说到毛主席政治思想的底线。我只是希望人们，不管出现何种波折，面对何种局势，永远记住毛主席坚守一生的政治底线———决不允许分裂共产党，哪怕它正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只要共产党还没有垮台，还存在，中国就有希望。
我就看到了希望。
习近平在最近一篇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的署名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一段话。“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问题是，习近平所说的“新的纲领”是不是仅仅指文章中提到的五条?我以为这样理解有些片面。他所说的真正的“新纲领”应当是指不久前重新公之于众的那部现行宪法。尽管其法的部分多数已经因为社会性倒退，只能当作“纲领”看待;但以此为纲领具有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强制实施的效力，力量超过一般的政治纲领。正如习近平文章中说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又一次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
提请有写作又有思考能力的左派注意，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炮”，那只会分散民众的注意力。尽可能围绕宪法如何背离现实、宪法与法律的矛盾深入解析，中国幸甚，人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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