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启键兄日前在龙网上贴出了一篇题为《高校意识形态高地一定要牢牢守住》博文，就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讲话受到攻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应该是正常现象，但是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无理攻击。这反映了当前不仅是高校，尤其是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与复杂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大开国门，不仅国外的经济思想，而且国外的各种政治思想也走进了国门。在这个过程中，国外敌对势力充分运用和平演变的手段，乘机混入，利用网络和各种媒体造谣惑众，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寻找和利用国内一些人作为代理人，戴着所谓“公知”的面具，欺骗一些意志不够坚定的人和毫无社会阅历的青年一代，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狂风恶浪。而我们党由于治党不严，很多党员甚至某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腐化变质，成了敌对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当然不可能对这股势力实行认真有力的反击，以至这股歪风愈演愈烈，当有正义的共产党员和人士对他们进行反击时反被围攻，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骂共产党可以，但保卫共产党的舆论却难以在网络上获得支持的怪现象。
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指挥的，因此争夺舆论阵地历来是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建立新中国，就是因为我党有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形成了全党的团结和力量，才所向披靡。所以敌人最怕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也就是敌对势力和社会“公知们”十分痛恨和恶毒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当前我们党在习近平领导下，要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就要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当然就不能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些乱象放任不管。中央在开展反腐斗争的同时，大力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这是抓住了当前工作的主要矛盾。高等学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袁贵仁部长的讲话，传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声音，击中了敌对势力和“公知们”的要害，受到攻击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既然已经揭幕，那么就决不是那些敌对分子和“公知”们所能阻挡的。青山遮不住，必竟东流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雾霾一定要清除，中国一定能回到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晴朗天空!
附：袁贵仁部长的讲话动了谁的奶酪？
2015-02-06 23:08:21 ： 汪亭友
近日，袁贵仁部长一个“绝不能”、三个“决不允许”的讲话，引起高校和社会上一些人的反感、戏谑、质疑甚至围攻。其实，袁部长无非是落实中央有关精神，针对当下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角度，讲了一个教育部门行政首长应该讲的话。这则本不该成为热炒对象的平常新闻，却变成一些人用来发泄自己不满甚至同中央唱反调的由头，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成流传广泛的“事件”。袁部长的讲话究竟动了谁的奶酪?这不免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应当承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并非风平浪静，高校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最近一段时期发生的“王伟光事件”、“辽报事件”、“叙岚事件”等，使这一斗争和较量呈现出公开化、尖锐化、白热化的状态。袁部长敢于亮剑，直击高校客观存在的现象和问题，表明清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顽症痼疾的工作将正式拉开帷幕，这是积极而响亮的信号，值得肯定和期待。
应当看到袁部长谈及的现象和问题不仅在高校严重存在，而且在某些学科某些教师那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比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而某些学者却以所谓法治不能同专政相容为由，要求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甚至嚷嚷要搞“人民民主宪政”。他们不仅要求中国要“修宪”，而且还要重新“制宪”，甚至退回到建国前夕的《共同纲领》，以适应所谓现代法治和“宪政民主”要求。个别学者还在书斋里为中国起草了2050年的“宪政”宪法。这些人一方面大谈特谈中国要搞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所谓“宪政”，另一方面却对中国现行宪法毫无敬畏之心，欲先除之而后快。这一矛盾心理的背后折射出他们内心深处根本不承认确立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宪法。
还有人公开宣称中共“非法”，主张中国照搬美国的两党制、两院制、联邦制、总统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要求把中共改造成为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如此言论进入大学课堂首先就触碰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底线。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将长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高校课堂讲坛不是法外之地。决不允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存在和蔓延，是现代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当然，提倡“绝不能”和“决不允许”并不意味着要限制或剥夺高校教师针砭时弊、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包括广大高校教师在内的全体公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但还要看到权利和义务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是对等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现实中任何法治国家的言论自由都是有条件、有范围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首先要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高校教师不仅要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而且还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其次，批评不是可以随意任性的，它不应该逾越政治、法律和道德底线。任何批评都要符合实际，有事实依据，本着客观、理性、负责任的态度，能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和启迪，它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情绪化的发泄。不能“呲必中国”，“谈到好的，都是外国的，不好的，都是中国的”。在大学的课堂上更应如此。这是学者理应秉持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对于外国先进的思想、理念、经验，我们当然要满腔热情地欢迎拥抱，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但要看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外国好的东西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结合本国情况加以改造和发展，才能对自己有益有用。照搬照抄从来就不会成功。对于西方的教科书、著作、文章我们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要实事求是加以批判继承，而不是一股脑地照单全收。如果一切以西方的样本为标准，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害人害己，现在盛行的洋教条的危害同样不能低估。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在照搬照抄西方民主和制度模式的过程中上演了亡党亡国的悲剧。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而高校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我们的大学是社会主义的大学，承担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高校教师应该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主动学习贯彻中央的决定和要求，而不是在此问题上旁观徘徊，冷言冷语或者唱反调。眼下高校“公知”、“大V们”“呲必中国”的“美好时光”已经结束，底线红线的“紧箍咒”越念越紧将成为高校“新常态”使他们开始感到不适应不舒服，这或许是袁部长的讲话刺到他们的痛处、动了他们的奶酪并招致他们呲必的主要缘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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