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2作为寓言的五四
辛若水
（一）五四的寓言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被人们纪念最多的历史事件之一;并且这种纪念所具有的意义早就超越了五四运动本身。也就是说，五四已经成为了寓言。这个寓言本身，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寓意。而人们对五四寓意的解说，又实在是众说纷纭;于是便搞得人们愈是纪念五四，愈不知道五四是怎么一回事儿了。而这就需要回到五四的本来，直面历史的真实。其实，五四的寓言，亦不过两个层面，一个是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政治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人们要争的是谁领导了这个运动。按照毛泽东的讲法，自然是工人阶级;但是，也有实诚的知识分子讲，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我们要看历史的真实，似乎两个方面的事实都存在。所以，我以为，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真实意义上是谁领导的，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认为它是谁领导的。因为不同的领导阶级，实在导致不同的政治方向。如果说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那它的终极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说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那它的前途就是劳农社会。在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场运动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还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加入。工人阶级，不仅是领导阶级，而且是运动的主体。毛泽东讲，陈独秀是五四时的总司令，这不仅大有道理， 而且颇具深意。其实，说资产阶级领导了五四运动，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这更多的基于一种想象;因为资产阶级在坚定性上，确实很成问题。如果没有最终工人阶级的加入，五四运动即便不夭折，也很难取得最终的胜利。可以说，政治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更侧重于政治本身;但是，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就更侧重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比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本身，更具有深刻的内涵。因为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其宗旨在于救亡;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则是启蒙。可以说，在整个的五四运动中，就存在着启蒙唤醒救亡的问题。也就是说，所以需要启蒙，还是为了救亡。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主题;在五四时代，那个时候拥有着最深刻的民族危机，所以，救亡的任务是压倒一切的。但是，我们现在审视那个时代，最看重的却是启蒙;因为启蒙对于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具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始，自然是在五四。五四，一方面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另一方面，则对我们的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掊击。中国文化，要实现更生，必须肃清传统的遗毒，照进科学民主的曙光。伴随着启蒙的展开，人们意识到了国民的劣根性、吃人的礼教;而只有改变了这一切，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成熟的顶天立地的人。一方面，人本身觉醒了;另一方面为传统道德所压抑的个性解放了。于是，五四呈现了青春的一面。我们现在把五四作为青年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洋溢着青春的精神。但是，这青春的精神，在当年社会黑暗的背景下，不仅很难放出异彩，甚至面临着被毁灭的命运。在铁屋子中的呐喊，都不免归于彷徨，更何况稚嫩的青春了。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丰富多彩的，几乎各种各样的主义、学说，都传入过来了;甚至可以说，那个时代就是多元共生的。但是，这种多元共生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时务，也就是救亡图存。哪一种主义、学说，不是美妙动人的呢?但是，仅仅美妙动人，是不顶用的;关键的是找出一条现实的道路来。文化的多元共生本身，就有着激烈的竞争。原本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不怎么起眼的马克思主义，渐渐地成为了后期运动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弃绝了一切美妙动人的幻想，直面阶级社会的残酷，并且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改造社会;这确实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所以，五四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作为寓言的五四，当然具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但是，它的寓意更多的一种象征。然而，这象征永远取代不了历史的真实。
（二）告别政治的神话
其实，在对五四的纪念中，最多的就是政治的神话。但在我个人，并不喜欢政治的神话。政治的神话往往把鲜活的五四变得面目可憎。在对五四的纪念中，反帝爱国是被强调最多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这观点落伍了;不过，依然有人坚持这一点。其实，强调反帝爱国，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勿忘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屈辱史。但是，要让我们发见，这些对现在的青年，有什么意义;我们总觉得很空洞的。因为作为反帝爱国神话的五四运动，已经被告别了;虽然反帝爱国在五四运动中有着最大的真实，但是，人们已经不再强调这一点了。反帝爱国的神话被告别了，但还有科学民主的神话。现代中国需要科学民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科学的过分强调，也会导致科学主义，乃至对科学本身的迷信。更何况，科学本身虽然给社会带了进步，但其负面影响却相当大;甚至所谓的科技文明会成为人性的枷锁。至于民主，也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妙无比;一方面人们为民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主本身也不尽如人意。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所谓的民主，还没有我们古代的专制更可爱一些。传统文化热得离谱，专制的阴魂居然可以像太阳一样大放光芒。如此说来，我们更要继承五四科学与民主的传统了。但是，继承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塑造科学与民主的神话。我总疑心，所有的神话，都不过毛泽东所谓的“paper tiger”，即纸老虎。纸老虎，只能唬人;能够吃人的，是真老虎、钢老虎。其实，我并不认同，告别一个神话，又走向另一个神话。五四运动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也就是说，它有各种层面。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某一个层面，就可以塑造出一个不同的神话。其实，我们塑造的神话，大多出自想象，而且这种想象还是简单化的想象;要知道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它远不是我们的想象所能达到的。当然，几乎每一种简单的想象，都自诩达到了历史的本质。然而，这在事实上不过盲人摸象而已。本来，盲人摸象已经足够可笑了;但是，偏生有人要把这盲人摸象，塑造成神话。这自不免让人笑翻天了。在五四运动，除了反帝爱国的神话、科学民主的神话，还有一个启蒙的神话。当然，思想的启蒙是五四运动的先决条件。没有思想的启蒙，也就没有这场伟大历史运动的爆发。所谓思想的启蒙，也就是让人们走出蒙昧的不成熟状态，而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的现代人。当然，阻挠这一点的，主要是旧的传统、道德、文化、习俗。既然如此，思想的启蒙本身，就有激烈地反传统色彩。并且，这种反传统不仅针对着社会的桎梏，更有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因为所谓的传统并没有外在于我们;相反，它已经内化到了我们的心灵中。所以，要在传统的心灵中滋养出现代的精神，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两种决裂，即与传统的社会彻底决裂，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可以这样说，思想的启蒙本身，就具有了革命的意义;当然，它也是导向革命的。但是，塑造启蒙神话的人，往往看不到或者忽略这一点。仿佛思想的启蒙是局限在文化上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一方面，它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它与科学民主、反帝爱国也是密切联系在一切的。当然，思想的启蒙，主要的意义在于塑造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人;但是，这一点在历史的进程中，往往被压倒了，亦即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依然有人写文章，叫做“重新点亮启蒙的火炬”。其实，八十年代和五四时代，也有许多的相似;尤其在思想文化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上。但是，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重新点亮启蒙的火炬”，这虽然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这样做的必要性，已经很可以怀疑了。新启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它更多的是一种学理的讨论。历史可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是，却不会重复;但在知识分子往往忽略这一点，所以经常做一些刻舟求剑的蠢事。当然，思想的启蒙，并不算政治的神话。不过，这也正好说明，我们要告别的不只是政治的神话。
（三）有理性的反传统
也许，五四时代让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反传统的浪潮。但是，这反传统的浪潮，也并不像现在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缺乏理性的精神。相反，那个时候的反传统，显然拥有着真正理性的态度。很显然，五四要反对的不是传统的全部，而是传统中专制的阴魂。我们现在，被所谓的国学热，给冲击得晕头转向，以为传统是那样得完美，那样得富有实践理性的精神。而五四的斗士们，实在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传统的全部都给抹杀了。但是，这样的想法，显然不切合实际。因为五四时代的反传统，实在是有当时背景的。在那个时候，专制的阴魂早就让完美的传统病入膏肓了。所以，这个传统愈是完美，愈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个体心灵的桎梏。完全否认传统中专制阴魂的存在，甚至为专制的阴魂唱赞歌，这决不是历史的态度。有人可能奇怪了，谁会傻乎乎地为专制的阴魂唱赞歌呢?如果专制的阴魂以自己的本来面目示人，当然把许多人吓跑了。可是，它要讲内圣外王之道，那许多知识分子就在那里陶醉不已了。实际上，就在内圣外王中，弥漫着专制的阴魂。在我自己，就不怎么认同内圣外王;这也并不是说这里没有高妙的理想;而只是说，高妙的理想恰恰掩盖了专制的阴魂。对于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我不仅赞同，而且激赏。因为在那个时代反传统，实在是非常艰难的;那确实是在铁屋子中的呐喊，分外地寂寞，分外地悲哀，但又是觉醒了的人的声音。传统的势力总是非常得强大;传统的观念总是桎梏着人的心灵。所以，要在传统之外，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那定然要有大无畏的精神。知道了当时的艰难，那我们就可以理解激进的反传统了。就像“打倒孔家店”“吃人的礼教”，是与当时的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脱离了当时的背景，只在学理上指指点点，那和完美的苍蝇又有什么区别呢?相反，我们更尊重有缺点的战士。也可以这样说，在五四时代，并不是固步自封、桎梏人们心灵的传统具有理性的精神;相反，倒是激进的反传统具有着理性的闪光。所谓的传统，是不是有理性，并不在于它自身是如何得四平八正、允执厥中、完美无缺;而是在于，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是成为推动力，还是充当绊脚石。很显然，在五四时代，中庸的古国所留下的传统，不仅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反而成为了历史进步的绊脚石。传统，一方面有太大的守旧性，容不得簇新的东西，定要把簇新的东西扼杀在摇篮里;另一方面，其中专制的阴魂，早已把人异化为非人。如果在那样的背景下为中庸的传统大唱赞歌，那实在是拉历史的倒车。传统，不仅不是完美无缺，更不是一层不变。正因为如此，自诩为完美无缺的传统，可能变得僵化透顶、冥顽不灵。所以，我认同反传统的精神。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在与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有着真正的实践理性精神。当然，现在很多人指责，五四时代激进的反传统，实在是偏激的。殊不知，这种偏激，才是真正的中庸。人们只知道不偏不倚、允执厥中的中庸，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作为极端的中庸。这个作为极端的中庸实在可以解释为“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相反，传统中，允执厥中、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中庸，反倒是十足的乡愿。而乡愿又实在是与大盗结合在一起的。大盗需要乡愿来文饰自己，而乡愿亦工于谄媚大盗。理性的精神，不在学理的空谈中，而在社会的实践中。其实，就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历程，才认识到这一点的。但是，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历史的进步，总要破坏所谓神圣的东西。但是，所谓的神圣，究竟在内里烂到了什么样子;没有激进的反传统，我们是无从看到的。在历史的激变中，许多时候，恰恰是激进，意味着真正的理性;至于貌似理性的文化守成，所扮演的往往是螳臂当车的角色。很多人对于文化传统，是有一种信仰的;而这也是文化守成主义者为人尊敬的缘由，哪怕他们是螳臂当车的。什么都会成为传统，就是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不也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传统么?对待传统与反传统，我们都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并且这种理性的精神，决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
（四）弥足珍贵的个性解放
在五四时代的背景下，个性解放自然是弥足珍贵的。因为那个时候，完美无缺的传统已经被专制的阴魂弄成了真正的凶神恶煞。一方面，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它压抑着人们尤其青年人的个性。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实在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所以，它特别强调“三纲五常”。当然，这“三纲五常”可以伪装得温情脉脉;但是，在黑暗的古中国，它却展现了血淋淋的一面。重视伦理，重视礼治秩序，那就不可避免地压抑个性。当然，对伦理以及礼治秩序的重视，会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但这却意味着森严的等级;而在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森严的等级下，个人的创造性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在这里，不仅不强调、重视个性，甚至要压抑、扼杀个性。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把个人变成驯服的工具，匍匐在森严的等级下。我们知道，在明代出现过一些很有个性的异端思想家、文艺家，譬如李贽、徐谓;但是，他们在整个的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非常不妙的;当然，他们的命运也是非常悲惨的。在他们这里，同样有那种个性解放的精神;但是，这种个性解放，显然是古典的，他们更多的类似于“狂狷”。但是，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一方面，有着反传统的浪潮;另一方面也有着现代精神的觉醒。也就是说，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是要做一个现代的人;但古典的个性解放，虽然有着生命的觉醒，但却没有做现代人的自觉;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依然被传统的思想牢笼着，他们即便提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思想，但也只是作为异端存在而已。然而，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并没有人满足于做异端，也许从未想到做异端;因为在大家的意识里，传统中最多的是专制的阴魂;所以要彻底打倒的。也就是说，五四的个性解放要开创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与传统的社会、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的。所以，这异端的恶名根本就不适用于五四的个性解放。当然，在那个年代，黑暗的古中国并没有太大的生气;个性解放的声音虽然传达了出来，但很快就被淹没在了黑暗之中。因为在那个时候，传统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并且也不乏真正的卫道士;所以，它只要不理会这个性解放的声音，就可以得胜回营。如果去反对，反倒处长了个性解放的声音。所以，还是无声的扼杀，要高明些。在个性解放者，自然是分外得寂寞;但是，个性解放，毕竟会成为现代的潮流。当然，五四时代，个性解放并没有成为潮流;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个性解放同样地被压抑着;而只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个性解放才作为一种潮流存在。就像我们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所谓的个性，都在标榜“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反倒感觉不出个性解放的弥足珍贵了。我们觉得，个性解放，不仅天经地义，而且自然而然;所以，便很难理解五四时代个性解放所承受着的巨大压力。当然，这压力，一方面，来自当时的社会，另一方面则由于自己精神上所背负的因袭的重担。其实，在五四时代，反抗社会的压力，只要慷慨激昂就是了;但是，要摆脱精神上因袭的重担，则非常得艰难，因为这需要自我灵魂的更生。那个时候讲得最多的就是凤凰涅槃;但是，浴火重生的过程，却是非常痛苦的。更何况，大多数个性解放的青年，面临着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当然，现代的我们，同样会感受到这种悲哀，但是，承受的压力毕竟没有那么大了。其实，即便梦醒了，无路可走，也不必太过悲哀;因为毕竟梦醒了，这是胜过一切的。我们知道，个性解放本身就富有青春的精神;所以，它是蓬蓬勃勃、不可扼抑的。如果我们坚信青春是美丽的，那么又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呢?其实，在五四时代，个性解放因为受到社会的重压，固然被摧残;但同时也展现了非常美好的一面，因为这里有理想主义的闪光。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不是争取个性解放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个性解放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在我们这里，个性解放已经不是那么迷人了;个性虽然解放了，但我们依然蹉跎岁月。
（五）真实的多元并存
在五四时代，思想文化上确实是多元并存的。可以说，一方面各种新思潮被介绍了进来，譬如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古典的思想，依然占据着很大的地盘。蔡元培先生所主持的北大，是当时思想文化的中心，它所主要具有的就是那种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精神。然而，也正是这种兼容并包、兼收并蓄为新思潮的传播、发展提供了空间。我们当然容易把思想上的多元并存，设想为理想的局面。但是，我要说，即便作为理想局面的多元并存，那在历史上，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其实，五四时代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并存，也确实只是昙花一现。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同样在进行着激烈地争存;而这种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生存竞争本身。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思想文化的争存;至于多元并存的美好，不过是表面现象或者出自想象。其实，我们也并不能够以完全超越的态度来对待思想文化的争存。完全超越的态度看似公道，实则不关痛痒，甚至与时务毫不相干。当时所以有各种思潮的引进，那实在是为了解决那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因为这根源于不同的主义;但是，适合于中国实际的主义，又只能有一种。所以，各种思想文化，必然进行激烈的争存，以赢得独尊的地位。当然，思想文化的独尊，所具有的意义，也许反倒是负面的居多;尤其就思想文化本身而言。但是，最重要的，也许并不在思想文化是否繁荣，而在于走出一条现实的道路。如果主义、学说，不能和切实的道路相结合，即便有真诚的信仰者，恐怕也会很快颓唐，甚至归于消歇。当然，在五四时代思想文化的争存中，最后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编织五四时代思想文化多元并存之幻梦的人们，往往有意地淡化这一点。不过，这种淡化，恰恰说明了怯懦，因为他不敢面对思想文化的真实。人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总是在设想许多的假如;但是，这所有的假如，都是不顶用的。因为历史它只承认真实发生的一切。其实，在思想文化上同样如此;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思想文化的争存中胜出了，为什么一些人竟不敢面对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对后来思想定于一尊的厌倦;以为只有各种思想、主义、学说互相并存，那才是理想之境。实际上，那样的理想之境，恰恰意味着混乱。不可否认，多元并存与思想定于一尊，这是相互对立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因为思想文化的激烈争存，思想定于一尊会成为必然的归宿。说到底，思想文化并不能够脱离社会、时代而存在。甚至可以这样说，思想文化的发展，最深刻的根源往往是社会的激变。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思想文化自身的动力;人们对真理本身的探索同样重要。说实在的，我并不迷信思想文化的多元并存。在这里，确实有一种包容的精神;但是，却很容易导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文化相对主义。可以这样说，文化相对主义，意味着既无真理，亦无是非。当然，怀抱着多元并存的理想，实在是为了造就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局面;但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变成一个“意无是非，应之如响”的乡愿，那就得不偿失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并存，实际上也是五四寓言的一部分。但是，寓言是一回事儿;历史的真实又是一回事儿。如果陶醉于思想文化的多元并存的理想，那就睁眼看看各种主义、学说进行激烈争存的真实吧。在这里，不仅没有所谓理想的闪光，而且还有着浓烈的火药味。当然，站在局外的公道人又说了，那不过意气之争;其实，彼此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这样的话，谁信谁就要吃大亏。因为主义、学说，并不是天外的，它同样表达着现实的利益。邓拓有句诗叫做“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话当然很沉痛，但却有着思想文化的真实。五四时代，思想文化的多元并存确实是真实的;但是，这种真实，决不是我们理想的那样。思想文化的多元并存，从来不意味着相安无事，反而意味着激烈的争存。如果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就不能够面对思想文化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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