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提纲

文化复兴提纲

储著军/文

一．不进则退，衰落与抗争：历史；现状；困难

二．文化本末，再认和重估：古典时期；中世纪；文化精神

三．认同明志，超越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操则存舍则亡；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摘要       我们的文化面临着困难，日益步入现代性的异化陷阱。本文将重审传统和现代性，进行深入浅出的创造性整合，结合现代化状况和新人性理论，提出崭新的传统文化观点、儒学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复兴思想。现代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创造性和发展性文化，除了自主创新发展，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抄袭与跟跑来得到真实健康的现代性。须要深化科学发展观，对内开放自力更生，关注和支持民族创新，落实独立自主的科教复兴战略，以制度执行代替道德教化，实现文化和民族的同步复兴。

关键词   文化本末；儒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自力更生；科教复兴

一．           不进则退，衰落与抗争

1． 历史

生活的潮流滚滚向前，不进则退。以归约思维、独尊意识和官本位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中世纪文化，在近代西方文明兴起时迅速衰落，以至于被动挨打、民不了生的苦难境地。

为了回应这个挑战，中华人民展开了多层面、全方位的长期抗争。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生存复兴和现代化事业前赴后继，甘洒汗水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回顾这些令人感奋的历史，我们尤其要铭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民主与科学原则，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大众进行的艰苦努力与伟大成就。在致力于政治经济层面独立自主的文化奠基工程中，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追求与传播现代文明中的突出成绩，和为了久远的将来整理典籍与承传文化的默默工作。这些基本的文化成果，是我们今天一切文化建设的基础。

2． 现状

然而，随着政治经济层面文化的复兴，我们文化的主体性却没有在文化前沿得到伸张。这又反过来制约着政治经济层面自立复兴的进程和限度。没有文化前沿的突破和振兴，就不可能完成政治经济的全面复兴。但是，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日益丧失了在文化前沿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信心，丧失了独立判断、独立话语和独立追求。向西方学习、与国际接轨逐渐加深了文化上的崇拜和自卑。作为文化的存在，我们已经沦为一种尾巴和附庸。这种附庸对于一般意义的国际文化和人类进步毫无价值。我们以巨大的代价学习外语，结果其用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外语投到国外去。在科学文化前沿，汉语中文边缘化，文化主体性进一步衰落。

当前我们文化的困境基本表现在以下方面：道德败坏，制度失效；科学精神衰落，学术标准异化；文化精神分裂，良知责任陷落。其实，这是一根藤上的三个苦瓜。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宽松，让一部分人暴富起来。但是价值分配的不公，在激活经济状况的同时，也引起了官僚心理的失衡和腐败作风的盛行。人们于是各以其便竞相逐利，丧失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初期的共同责任和理想。这种实利主义风气日益影响着科学活动，科学精神失落，学术腐败卓著。知识分子发生分化，公共知识分子短缺。对外开放战略在执行过程中，日益偏离为对外依附。

向西方学习、与国际接轨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日益导致了进一步的祟拜和依赖，日益削弱着我们的创新热情和抱负。虽然我们学有长进，距离却开始逐渐拉大。在科学前沿，许多人以海归身份而不是学术热情和创新抱负，博得学科带头人的地位。他们以西方文化的代表自居，却不思进取，满足于向国内贩卖各种形式的国外观点，并良莠不分地把西方观点奉为唯一先进的科学文化。他们言必称希腊，漠视甚至否认中国传统的存在，保持着对传统文化和国内创造性研究的冷漠和高傲。我们正在从经济依附走向了文化依附，下一步便是政治！

其实，有些学术机构和学科带头人不仅缺少挑战科学难题的学术热情和抱负，而且严重丧失了科学精神。他们鄙视国内的学术创新，而带领我们象尾巴一样追随着人家的各种转向。他们把科学职位仅仅看作西方科学成果与国内科学学习的中介，象中世纪的尊孔者那样，保守着前沿科学与国内学者的距离。在他们的把持下，中文学术刊物质量严重下滑，迫使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以英文投向国外。一个成果要先在国外赢得肯定，才能回到本土读者面前；科研成果开始以高傲的外语形式，摆在人民群众面前。这种学术标准的异化和学术主体性的丧失，严重阻碍着我们的文化创新，把我们的学术文化置于国际的卑下和附庸地位。

数千名中学生近日在疯狂英语主持人的要求下，向英语教师磕头谢恩，以示范他们对疯狂英语的崇拜和追求！事件场面触目惊心，标志着我们教育、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严重状况，值得教育界、文化界以及所有关注学生健康、文化命运和现代化前途的人们严肃对待和深刻反省！它表明：我们正在日益严重地步入现代性异化的陷阱！

3． 困难

其实，国际文化和人类文明并不需要尾巴和附庸，而需要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和多样性的文化形式。导致我们文化困境的原因，无疑在我们自己。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救亡复兴运动中，我们对儒家文化传统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批判，重点集中在纲常体制和封建思想上，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与其同时，我们既没来得及对狭义的儒家传统与古典文化的实际关系作全面的分析理解，也没来得及对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优秀成份作充分的说明继承。在现代生活背景和教育体制下，我们在进一步损失着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力，日益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日益加深了西方文化祟拜倾向。

一开始即以为出国学习就是优秀和先进的人们，在国外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绝对化了的头脑，他们回头看到的自然是，制度条件的落后和文化精神的缺陷。本来希望送出去的学子能回国领导学术文化的进步，但是他们首先给出的不是具体的学术进步，而是自由个人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药方。由于缺少接触，他们已经丧失了对民众和传统的那点基本的同情和理解，而且也不愿承认，对于劳动大众和人类文明来说全盘西化的代价和损失。自由主义思潮与固有的官僚主义和实利主义结合，掏空了我们的责任、蒙蔽了我们的良知，严重地加剧了我们的腐败状况。自由主义一方面破坏制度执行大搞腐败活动，一方面借口制度无效和官僚腐败专制要求绝对自由和全盘西化，使我们陷入恶性循环和两难境地。

当然，这种状况是在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利益互动中逐步形成的，既不是决策的失误，也不是任何一个群体的单独责任。西化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的抵制。但是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前沿和科学状况并无兴趣，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又非常狭隘，却扇动狭隘的民族情绪，企图复兴儒教的政治地位。实际情况表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自主性原则，离开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主体性原则，变成了抄袭主义和输入主义。这在正面上不可能赶超，而在负面上必然陷于依附。

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缺乏同情的理解，表明我们开始从各自的利益立场出发，来提出文化方向的观点和诉求。这种分化或许是一个进步，它把我们境况的复杂性清晰地暴露了出来。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增进的背景下，传统与现代、自主与西化的问题再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又来到了一个不得不严肃反思的时期。

我们处境的实质是：一方面，我们日益疏远了文化传统，日益丧失着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力；另一方面，我们对现代文明的慊卑跟跑没完没了，缺乏对现代科学、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独立批判和一般把握。主要的的问题在于：

1）  传统是什么？我们以什么为传统？

2）  现代性是什么？我们怎样实现现代化？

3）  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如何对待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二．           文化本末，再认和重估

1． 古典时期

汉代以来，儒生们以“孔孟之道”排斥异己而取独尊地位，他们以家国爵禄为目标形成儒家传统，构成中世纪文化传统的主干。其中既有象孔孟那样志于道的优秀儒士，也有为孔孟所深恶痛绝的乡原小人。但是，孔孟之道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并不是历来儒生们所了解的，他们早已在舍本弃末的独尊意识中丧失了对古典文化的理解力。

周室史藏守老子，阅尽历史变迁，发现了万物变化的必然规律——道，并把它上升到宇宙论高度，用来说明一切事物的具体生成和变化——德。老子著道德之意五千言，把那时的宇宙观（早期易学宇宙观）提升到无神论和生成论水平，导致了“天”的失魅，开启了理性时代。

孔子继承、推广和巩固了老子的理性精神态度，一生念念不忘一个道字，凡事求其适当性。他接过老子的“道德”观念，把它用于人生社会和文化历史，以为在人文社会层面上道就表现为仁和礼。他承接整理“尧以来”的文化经验，述六经而立大宗。经者，经历也、历史也、经要也。但是，六经不是原始经验记录的简单传述，而是根据特定原则整理编辑的，这原则就是来自老子的道和德。“子不语（特别是在整理传述传统时剔除）怪、力、乱、神”，而注重人事兴衰变迁的固有之理，作一种切实的因果生成（德）的谨慎说明。他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马王堆帛书·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要在礼，其实质是行为态度的适当性，也就是合于道、合理性，是为儒学。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以突出的实践精神进一步把求道观念贯彻到广泛的实际生活中。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人文思考，在社会生活、语言论理、工艺技术等一切实践领域，倡导积极适当、切实灵活的生活态度和学术精神。墨子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浸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墨子在广泛的学术论域提出了丰富深刻、切中时蔽的崭新思想，一时成为显学，不仅推动了一般的生活进步，也拉满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之弓，直接引导了百家争鸣的时代。

先秦学术思想于是进入动人的展开时期，从知识理论到社会制度、从自然物理到宇宙人生，学术思想在广阔的论域全面铺开。在墨学与诸子百家之间，至少存在着以下可以辨认的线索：1。继承老子孔子的求道正名理想，发展出一整套知识名辩的理论和方法，指引启发着名家和诸子（比如惠子、邹衍），对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化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2。继承发展了孔子对礼仪制度的思考和仁爱思想，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关系理论，在利义关系、社会制度和天人力命等一系列问题上开孟荀思想的先河，是孟子、荀子学说不可忽略的前导。3。在自然物理和日常生活方面推动科技进步和精神提升，下启惠子遍历万物的认知理想，和“乏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精神情怀，构成庄子学说的思想背景。

墨家学说对那些守着孔子语言章句而不知不行其道的儒生乡原们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这个激进的思想时代，“天下各得一是而自以为方”，是非淆乱而不见大体，人们无所适从。庄子于是从道学出发对“儒墨之是非”进行了彻底的分析批判，得出了高超的知识理论。他在广阔的宇宙背景下考察人的本质和存在，齐生死、合天人，广泛吸取各家精神，把它们融铸成精诚纯正生活理论和存在哲学。就境界的高远、思想的精诚和论辩的力量而言，庄子的旷世学说迄今是一座不可超越的思想高峰，它所释出和清澈雪水每每给予我们的文化以起死回生的精神滋养。

在庄子考察知识和存在的时代，孟子接着孔墨深入讨论了政治基础和心性人道。他的仁政、民本思想和心性理论是对孔子、墨子和告子思想的继承发展，形成儒家心学修养理论。而荀子接受墨学精神在社会实践论域作出新的理论推进，提出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制度文化思想。他对各家学说多有批判和吸取，下启韩非对法家思想作出总结和提升。法家继承道家“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历史主义精神，提出“不别亲蔬，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律理性。但是荀子在批评庄子时失于肤浅，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表明他不知庄子的“人”，而且也没有真正了解庄子的“天”。他处于天人相分的境界，无法理解庄子的天人意蕴。对道学天人思想的吸收、应用和普及，要等后儒来完成。

百家争鸣的后期，黄老道学悄然兴起，先秦学术进入全面整合时期。为了获得整合力度，学者们把道学追溯到黄帝，在形而上学和宇宙论层面对当时学术作出了创造性总结，主要成就为《道德经》（修定本）和《黄帝内经》。通行本道德经应该是黄老道家对老子原始观点的修定和提升，这是道家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而内经在道德之学精神的指导下，对易学、阴阳家、星象天文和医家传统作出整合，形成切实圆熟的伟大宇宙观和广博思想体系，必须看成是易学道学的新阶段。原始易学以神秘启示和象数形式为特征；老子孔子之后，附以形而上学思考而成为义理的形而上学；《内经》对易学宇宙观作出了革命性的发展，它以天上的阴阳五行取代了地面的乾坤八卦，完全摆脱了形式束缚和人为设定，而形成宏阔精深的宇宙观、切实可验的解释原理和客观知识系统。黄老道学以精粹的形而上学和宏深的宇宙观和人学理论（天人关系），完成了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创造性整合，它通过医学、淮南子、董仲舒和命理学流行于世，成为后继生活和文化的无形基础和基本内容。

秦汉之际学术整合所形成的新兴世界观作为普遍有效的解释系统，接下来便在社会人文和生活实际中获得了普及展开和运用。《淮南子》继承了以道论法、兼容百家的黄老道学精神，“因阴阳之顺，采儒墨之长，撮名法之要”，系统阐发了道家对现实生活事务的具体看法，推广了道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一般观点，特别是自然与人为、继承与革新的辩证思想。接着董子把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与新兴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相结合，把最虔诚的伦理义务建基于最先进的宇宙观和天人关系之上，形成天人合一的大一统伦理政治思想。它通过政治的认同和推行，基本上完成了文化传统的更新。稍后，《史记》、《灵宪》浑天仪和《伤寒杂病论》把历史学、天文学和人学推向新的高度。同时，独尊儒术的政策推动了经书文化的兴起，标志着老子孔子墨子以来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运动基本结束。

2． 中世纪

董仲舒以经学的微言大意提出“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策略，不仅忘记了诸子百家的文化贡献，也忘记了孟子对“执一废百”的警告，把全部文化传统和儒术归约到狭隘的经典和纲常名教上，使人伦道德成为封建统治的纯粹工具。这种归约思维与独尊意识互为因果，导致了百家争鸣的文化轴心时代的终结。经学的独尊把主要的学术兴趣引向了少数经典，从此人们以圣言名教为至理，失去直面生活积极创造的热情，进入读书做官的经书时代。此后，归约思维和独尊意识成为儒生们官本位思想的心理基础和技术手段，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固有文化的内涵和高度，也把人们的兴趣和智慧吸引到富贵爵禄和政治斗争上，严重地降低了人们的文化理解力和创造力。

独尊儒术的经学和名教，必须引用传统的尊天事鬼精神作为补充，大谈怪力乱神来警示皇权，导致谶纬迷信流行。这不仅违背了孔子儒学的根本精神，也使董子的整个方案具有弃道从君的性质。名教很快就发生了奇变衰落，而受到强烈的批判。“以道释儒”、“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潮蔚然成风，它以精深纯粹的抽象思辨接引佛学的传入。数百年间，佛教在东土代替儒教承担起解苦救难、安身立命的圣职，一片兴盛。但是遍地的庙宇经师并没有把佛理讲透，却成了大众的生活负担。佛学中国化的使命最后落在不识字的惠能禅师身上，他以对生活与佛理的精诚理解和类似庄子的精神智慧完成了普度众生的任务。从而经院佛学衰落使学术方向的转变成为可能和必然，文化的固有传统开始复苏，医丹道学、宇宙论和命理学悄然推进。

经过自由时代的长期积累，到宋代出现了学术文化的全面复兴，农学医学、自然博物、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历史考据、天文数理等广泛领域都发生了显著进步，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文化历史意义的学术成就，如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特别是沈括《梦溪笔谈》的客观旨趣、广博视野、理性精神、历史意识和伟大成就，构成了当代世界科技水平的标志。在道学义理领域，有张载等北宋五子，出入佛老、泛滥百家，而复归于儒学。他们的道学吸取道家和佛家的思辨智慧，以“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对儒家经典和宇宙人生进行理解和阐释，把文化传统中关于理的观念提升到形而上学水平。张子继承古典气论和宇宙观，注重气化变易历程的详细机制，建立了以气为本元的宏伟宇宙论。朱子进而以理为本体，在哲学和文化的一般水平对宇宙人生、学术方法和文化教育等重大观点作出全面整合，形成广博兼备的理学思想。儒佛道三教日趋融合。

格物穷理的理学精神无疑属于那个学术复兴的时代，却未能指导学术的进一步展开。仿佛的心学思潮对《孟子》作唯心主义解释，以为心即是理。心学无法理解格物的旨趣，而以“发明本心”为学问成圣的大法捷径，以为良知（对事物的适当态度）不假外求，只须做反思修养功夫。从反思本心开始，至于湛若水初步堪明心性本质和实践精神，于是出现泰州学派的思想转机，以为良知（道德本能）既在，只须依此行去，自然合于道德，百姓日用即是道。李贽进而提出童心说，倡导自然情感和个性解放，并开始对历史传统和人伦物理进行全面的重估。这种新异思想通过文艺形式广为传布，成为晚明社会的重要思潮，可是在随即到来的民族危机中严重受挫。

在心学空谈、思想解放和民族危机的复杂背景下，人们复思理学乃至气学，从王道日用的简单观点走向及物究理、经世济民的实学。李时珍、徐霞客、朱载育、徐光启们，把医药、地理、乐律、农政等科学推向前进，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对直面生活认识自然的实践精神的直接宣扬和呼唤。徐渭、袁宏道、汤显祖、金圣叹、曹学芹们，在艺术上直舒性灵，宣扬自然情感和个性解放，把禅宗和心学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向前进。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龚自珍们，在义理、制度和伦理文化多方位上，作出切实的批判、总结和开拓。他们呼唤并实践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虽然淹没在封建专制文化的泥沼中，仍为后来的新文化开辟了路向。

3． 文化精神

我们的文化当然起源于先民的生活和经验。上古先民对世界的观察和看法（象），通过巫史加工记录（数）而承传下来，逐步形成语言文字（名）意义系统（理），这就是文化。先民的象数名理通过巫史传统积淀在我们的语言文字和经典文本中，承载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历代传递发展以至于我们。文化是整个民族生存经验的历史积累和智慧结晶，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学派的私自创造，须要我们慎重理解和对待。

前原典时期和原典时期象数文明的高级形式表现在甲骨文和易经中，这个传统发展到春秋时期出现了重要形势。随着生活发展和文化传播，语文规范及其应用出现了繁荣、变异和对固有传统的显著偏离。人们开始脱离规范各行其是，社会生活逐渐陷入严重的混乱局面。（这种局面的一般特征有：此起彼伏真假不明的前沿进步、信用危机社会失范、稳定感安全感丧失和不适应、巫术迷信预测兴盛、暴力猖獗社会失控。）

于是，老子用他的历史主义眼光把这种状况看作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从名与实的分离中，看到了名言背后的实在以及名言与实在的一般关系，领会到名和道的无常以及变化的必然性，建议人们弃名从实、与时俱变，如是而已。孔子不满于老子的消极应付，积极从事正名活动，但他对名、道以及行为适当性的理解局限于固有的传统。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然是很好的态度，却偏要以过时的周礼为标准来规范当代生活，有点不合时宜。墨子进而试图建立新的规范、标准和传统，他放弃孔子的绝对道德观，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致力于以兼爱民主精神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按照墨子的路子走下去，那个国际组织应该能够发展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有效机构，大家各自走自己的道路自由发展，而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互利的精神原则下，遵守和发展共同的国际规范，就象今天的联合国。但是在那个“道术将为天下裂”、吃饱饭就想当帝王的时代，这条国际主义道路，不得其传。

墨子发起了对保守派儒生的论争，为了论争的有效性，墨学从孔子的正名观念发展出一整套名辩规范和逻辑。于是专业名家正式登场，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辩论水平和抽象思维能力。庄子对知识的本质作出考察，把儒墨之是非归结为他们的成见，进而对名言和知识取“寓诸庸”的灵活适用态度，对生活和时代指出缘督为经、乘化逍遥的自然主义道路。同时，孟子力斥扬墨为无君无父，主张通过推行仁政和全民心性修炼来结束混乱，复归万民同乐的尧舜时代。他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作为一个心理学命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哲学和社会学水平却是虚假的。尧舜是由其生活环境和历史条件造就的，所以连孟子自己那样精诚的人也没有能成为尧舜第二。社会整合的现实思路落在荀子师徒身上，他批评孟子“略法先王之道而不知其统”，重新回到墨家的制度文化的思路。但是荀子既不敢想象墨家的国际主义道路，也看不出庄子自然主义的意蕴，而以现实主义的霸道政治策略推行其制度文化理想。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随即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数百年的人文努力有了结果，长期的混乱局面基本结束。先秦学术中最核心的观念是：道、名、法，谁也没有想到它们会以这样的方式相互实现。但这政治层面上的霸道是暂时而有限的道，既缺少传统的文化基础，又没有统一的世界观支持，却不用书生承传历史、论证变化和统一。当它焚书坑儒以快意之时，就毁灭了大帝国的潜在支持力量，当它对心灵进行绝对统治之时，也就注定了未来的反叛和崩溃。文化的问题需要用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作为文化承传的接力者，真正的书生只服从道德理性。当黄老道学的宇宙观成熟时，就很自然地普及开来。虽然后来独尊儒术，但是汉代成功地保存和巩固了先前的文化成果。

从老子孔子到董仲书司马迁，学术思想多有曲折矛盾和变迁，诸子百家每一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甚至在批判对立中相互彰显。但是必须承认它们是在一个世界中形成的，在对话和互动中共同发展的，任何一家都不能构成独立自足的文化单元。《庄子·天下》初次从文化功能观来看待它们，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就更明确了，但是它们不只是功能上的互补关系，也不只是一个系统中不可分割的若干部分，必须把它们看成是本末相生的同一个发展系统。这一点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基本上是证据确凿的，道、儒、墨、名、法相继展开而又不断交融，道家（自然历史）是根本，儒家（人文伦理）是主干，墨法（社会管理技术）是枝叶。它们虽然不乏矛盾和竞争，但是本末相生互济是主要的，勃然展开、一片繁茂、欣欣向荣，直到中世纪的来临。

中世纪文化的主流是经书文化，它的基本特征是归约思维、独尊意识和官本位思想。除了佛学的短暂盛行，历代文化都以儒家经学为主要内容，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以领会、阐释和传授圣言为直接任务，而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根本目标。从士大夫到蒙童皆以读经习经为务，两千年的经书注疏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成为中世纪文化的主要内容。它以心性的约束来代替正常的法制管理和优秀的法家精神，并采用法家的阴谋权术，形成阴险的权术政治。它以为天理在握，极力限制人性发展，把大量人力禁锢和消解在经书之中，导致人性的萎缩和变态，以及社会文化超稳定的长期停滞。国人心灵自由舒展的时期最是唐代，那时初步实现了文化整合，诗情勃发，既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也提升了精神的气质和境界。宋代的学术复兴极盛一时，随即趋于平淡，不仅因为经书教育重新占据了人心，而且因为灭人欲的唯理主义缺乏血气，难以指导真正的进步。心学把人们的兴趣进一步归约到一个心字上，带到更加虚妄的主观和语言幻境。人们竞相袖手妄谈，以为宇宙便是吾心，心体一片光明，却不知眼前身边发生了何事何物，流于浅薄和狂悖，在民族危机面前不堪一击，一扫而空。

文化本于生活、本于人民的经验、本于人力的投入、本于对自然的探索，文化长成什么样子要看她怎样对待和分配人力资源。在这个独尊儒术的漫长时期，道学保持着对自然的兴趣和探索，墨学在理论形态上中绝无传，但其基本精神保存在工程技术等实用事功领域，也见于偶尔零星出现的事功学派。这些少数人的学术创造了中世纪文化的主要成就，他们以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广泛科技成果为独尊儒术的政治体系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营养支持。但是这些成果放在广土众民和二千多年时间的背景上却是奇出和零星的，几乎淹没在官经文化的大海中。

夹杂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西学东传，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洋务运动和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儒家的纲常体制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和批判。变法维新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以富有民主科学精神的墨子和三民主义为标举，最终废黜了封建制度。而五四运动进一步倡导反封建的自立自由意识，革新了语文传统，确立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精神，引进了与中国文化底蕴和文化目标相应合、而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目标，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广泛而卓著的科技文化成就，改善了全民科学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虽然由于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我们曾一度陷入新的文化困境，但是共产党人成功地恢复了毛泽东思想乃至全部中国思维的切实性和灵活性，坚定地带领人民革新生活，向民主与法制的开放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先进文化迈进。

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自己，我们的文化精神有哪些、什么特征是最根本的、她还有没有复兴的希望？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既有卓越的品质，也有顽固的劣根性。民主、科学和法制精神我们都曾有过，可是在阴谋权术发挥着最终控制权的官本位文化背景中，它们从未被大家当作一回事，很少得到应有的关注、培育和发展，以至我们文化精神的这些方面严重发育不良。相反，我们文化的很多特征如中庸、和平、圆熟等，都是既卓越又恶劣而又顽固的，几乎无法取舍。其实它们在本质上是非常卓越的，只是用之过分而成为缺点，如中庸的本质是对适当性和切实性的追求，但用之过分而成为实利主义，就蒙蔽了我们的视野和良知。然而，我们的文化数千年来延续不绝，自有她贯穿始终的一般精神，那就是：道德理性、文化承传和生活担当。这种精神在古典时期的诸子百家是显著的，在中世纪也一直保持着。中世纪的道德理性、文化承传和生活担当屈从于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文化最后的生活担当乃是洋务和维新运动，这个失败的运动正是我们现代化的开端。正因为我们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一种值得发扬和可以发扬的优点，所以她能凭着这种根本的精神，走过最艰难的时期，成功地活了过来。那么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她的前途呢？为什么要说她不能走自己的路呢？

三．           认同明志，超越与创新

1． 传统与现代

我们的文化，自省不愧于人；即使有愧于人，我们也要尽力修养她完善她。她是我们的根源，每一次割舍，我们都会陷入自我分裂的狂乱之中；况且儿不嫌母丑，否则还是人吗！我们没有权力改变或粉饰历史，但是我们有能力认识和批判历史，有能力更新我们对传统的理解、认同和承传。孔子当年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他历史理性的一部分。

孔子依据道德观念对传统作出新的传述，传播并巩固了老子道德观念的理性成果，所以孔子乃是一个大道。孔子曾问道于老子，又说他与巫史同途，而老子不仅是一个史官，他的道就来自对历史的领悟，况且孔子的主要贡献也正是对历史的传述、对道的追求和对适当性教导。所以历史之道乃是孔子之道的起源和本质，只是在实质上，孔子之道从历史观和宇宙论的高度进一步下降到具体的尘世生活，他对道的这种适当性和切实性的追求与教导，后来被概括为通俗的中庸观念。而后来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都是以道学的先行进步为基础，张子朱子都把道学当作一般的义理学概念来运用，所以，道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哲学加科学。

虽然孔子对于周礼与现实的关系，蔽于一时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追求适当性的道德实践者，如果他有充足的时间，必然会得到新的领悟，更正他的错误看法，更新他的现实态度。孔子说知我者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说明他对自己所提的观点的不完满性有着明白的意识，他的具体观点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如果孔子身后有知，当会以墨子为儒道正传，而孟子次之焉；当会视周为新秀，而赏之在回也之上。道儒墨法，本末一体也。

一日，孟子拜见孔子。子曰：吾闻翟也无父，信乎？对曰：非也，翟兼爱而非儒，固曰无父。子曰：过矣。翟有父也，苟有父而能得其养，得其养而能成其大，成其大而能兼爱。轲，吾与汝弗若矣！对曰：兼爱于众则父不得其养，何称焉？子曰：兼爱并容乃大，汝知之也，阖不能养？兼爱至仁，尽心也，取义也！对曰：轲知陋矣，辩于言而蔽于实！请益。子曰：辩也，未善也。与利者言义，其义也伪，伪则名实乱，名实乱则吾道衰也。对曰：然则弗教之欤？子曰：或疑、或忘、或夺其主，教之何益，弗若示之。行其实而名附，正其制则邪归，贤哉，墨氏之子也！对曰：唯，小子谨记！

今天我们谈论传统，当然是指广义的大传统，她包括我们文化起源以来一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文化内涵。狭隘的儒家传统、虚空的经书文化和阴险的官僚作风是这广义传统的一部分，对于这一部分我们已经作过很多批判，记取历史经验、避免重蹈覆辙是对这部分历史的最好继承，当然也要把其中很多散在的珍宝检拾起来。我们要用广义的大传统来扩展和改正狭隘的儒家传统，充分肯定《民报》对墨子的标举，要继承孔子的基本精神而不至于重蹈覆辙和流蔽，只能以墨学为儒家正统；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对文化、对儒学和对孔子的重要贡献，孔家店的老板多是一些道貌岸然的乡原小人，严重限制着人文发展。我们还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孔子维护旧制度的批判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认为这种批判没有抓住事实的本质，也忽视了孔子作为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中，毛泽东对文化的忧虑和对人性的困惑，是他发起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直接原因。他力图制止封建思想和官本位意识的抬头，重提儒法斗争，力图保持文化的健康形态和正确方向。这分明是对五四反封建运动的继续深化，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陷入了混乱之中。主要的教训是文化的问题要用文化的方式来解决，要有专业的研究与大众的讨论来理解，要有充分的对话沟通来选择来决定。今天我们认为毛泽东以墨批儒和以法批儒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关键在于要把墨家法家精神付诸实践，进行制度研究和建设，把一切优秀和先进的文化理念体现在制度中，以制度管理代替人为管理与心性约束。

在对传统的理解上，我们要把墨法看作儒家大传统的一部分，而把儒家看作道家大传统的一部分。要把握墨子社会管理思想的精神实质，那就是根据人性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来设置和更新制度，使制度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限制人性发展。这有如大禹治水，与孔子的方案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但是非常符合孔子对道和适当性的追求和教导，而不失为真正的儒学。要把孔子的儒学基本精神与他的具体观点区别开来。有人说孔子似丧家狗，子曰然哉然哉。今天我们都是丧家狗，看看我们对人家的崇拜，看看我们摇尾乞怜的可怜相，恐怕我们连做狗的资格都没有，狗不嫌家穷，我们顶多是丧家猫。人家流行口头禅“别跟我玩中国人那一套”，我们耳根连一点血色都不起。

现在有人在搞儒教复兴，摆起孔子牌位，推行儿童读经，提倡恢复科举，这是不顾现实的荒诞妄举。未理解孔子而企图恢复儒教政治地位以儒化共产党的人，大约是读书人梦回故国，想以几句圣言而独尊，但是我们的自尊不可能用荒谬来获得。其实，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儒化历程，在正面上，共产党是大同理想的领导者、小康实践的执行者以及人民生活和民族命运的担当者，而且早已认同墨家之儒和法家之儒的基本精神，毛泽东邓小平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的儒学，它比任何狭隘的形式儒学都更符合儒学的精神实质；在负面上，共产党也是儒式官僚腐败一定程度上的包容者培育者，那些儒式官僚得自由主义之风腐败得很猖狂，如果再进一步作狭隘的儒化我们就无望了。必须承认，这是民主、科学和法制的时代，儒学复兴的一个前提是古典传统的全面认同，并以墨学法学为主枝；这样就可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相互认同，而顺理成章地实现儒学的现代化，积极参与到现代的民主法制建设和科学发展中来。

那么经书还要不要读？要的，那应该作为古文和高等教育中的普通学科来读，应该作为自觉自愿的个人修养来读。我们有悠久而伟大的传统，她决不只是四书五经，也不只是道儒墨法，我们还有佛学、禅宗、心学和广泛的自然科学，而且我们又引进并受惠于同样伟大的西方传统和现代科学，而形成了我们传统的最新内容。这是每一个清醒的、有良知的以及要致良知的现代中国人所必须认同的。我们要充分发挥优良传统并努力发展新的传统，来降低狭隘的、虚空的、阴险的中世纪文化对我们心性的恶劣影响，和在我们今后传统中的比重。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否认墨学荀学的价值，也可以无视湛若水李贽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当笛卡尔卢梭的这种思想发挥作用时，他们的文明就日益进入了伟大的境界，以至我们学习了一百多年后还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文明有一种让我们自陷卑微与混乱的天然魅力，这来自一种叫做“现代性”的品质。现代性表现于许多事物而表现为许多形式，如观念态度、制度文化、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等等。它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以至我们一直没搞懂关键的所在。有人主张把所有相关的东西全部照抄过来，好象那是一种可以固定复制的光谱信息，但是即便拥有一种全息照相的眼力，也不能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现代性。

无疑，现代性是一种要靠我们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的东西，最好作简约明了的本质性把握，然后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境作自主的发挥。五四时期的民主、科学以及法制观念是我们对现代性的卓越把握，并有效地指导了我们的现代化实践。但是此后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越来越肤浅了，越来越依赖于具体的模仿和抄袭，越来越走向形式主义和输入主义。这样下去，我们很难走出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曲折与困境，难免成为现代性异化作用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追问更加根本的现代性内涵，那就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再进一步就是主体性。这种观念我们并不陌生，它是我们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观念之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当作现代性的本质来理解和重视，没有把它作为现代化的根本战略和政治文化的根本目标来落实。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民主仍然是消极的民主，我们的科学几乎是抄袭的科学（自主科技成果的比重极低且不断下滑），我们的制度还是形式性的与限制性的制度。

在西方，人的解放观念来自文艺复兴对中世纪神学的反叛，经过笛卡尔的主体性深化和理性扩展，形成一种从主体出发通过理性（主体性的高级形式）向环境实际作深入的实践展开的开放发展观念，它继而通过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推进和传播，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所有领域，成为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文化尊重并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尊重劳动和创造，大家各有实事，不事心术，在制度和人性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积极健康的良性发展态势。这是一切现代科技、现代成就、现代文明的精神根源，民主、科学和法制只是它的若干表现。

解放观念的初级形态是自由，自由主义是反抗封建神学专制的先锋，但是它很快沦为少数贵族的自由主义丧失了进步立场，于是卢梭提倡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通过法国大革命把反封建反贵族的自由事业推向前进。所以民主是发展了的人民大众的自由，是反对封建意识的真正武器；相反，少数人的自由主义正是封建意识的残余和官僚腐败的温床，全面实行自由主义必然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用它来对抗民主潮流是反动的，也是必然要失败的。法制是人民参与社会管理，遏制官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武器。民主是平等的有秩序的自由，法制是理性的可操作的民主。而科学更是解放观念的一个具体的深化的形态和表现，它以面向事实的客观研究来追求真理反对教条，以对自然的探索来支持生活和发展人性。科学是文化的前锋和生长点，是人性的根本出路。科学精神包括客观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公正精神等内容。

所以，现代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创造性和发展性文化，除了自主创新发展，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抄袭与跟跑来得到真实的现代性。相反，如果长期抄袭跟跑而不事创造，就必然会被现代性的异化作用所掏空。现代性除了向自然和真理来开发价值外，还通过崇拜者的跟跑来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和能量，这样现代性就会获得新的进步，而崇拜者就会形成新的依赖，最后拉大的距离无法弥合必然形成正式的分工，但是现代性的那份高贵与荣耀是丧失主体性的崇拜者永远无法享有的。内外关系处理不当，迟早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孔子对主体性的强调。在毛泽东思想中，这叫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基本立场和原则上来。那么还要不要继续开放？答案是肯定的。开放是主体性发展的要求，是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使在冷战时代的那种环境中，毛泽东也是积极参与国际对话的。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开放其实与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意蕴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开放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平等互利心态或精神态度，它体现在一个社会的个体、集体和总体各种水平的行为活动中。所以开放首先是社会内部的相互开放，可以称为对内开放，然后才是对外开放，这样才能培育和发展人民的主体性。要坚决避免我们曾经相反的荒唐做法，严肃防止以对外开放为由继续损害我们自身主体性的拔苗助长行为。要把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互爱民主合作精神，体现在我们一般的制度设置上，以长养民力而不是刺激消费为理念来扩大内需。这不仅因为消费下滑乏力是民生危机的严重标志，而且是要积极地长养民力，形成以内生式发展为基础的坚挺开放态势。要关注和支持民族创新，降低对外依赖程度，在对内开放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对话、交往与合作。要逐步减少外语教育的比重，最终把它放回专业课和选修课的位置上，可以适当多开专业班系，而不可作为普遍的基础课。这不仅因为我们不是殖民地，无须让全民承受不必要的外语学习压力，而且是因为我们必须把有限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自主的科研创造而不是外语文本中，这样既可以避免学而无用的浪费，又可以增加学而致用的效力。

所以，主体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和培育人民的主体性、鼓励和保护大众的劳动与创造。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的法律基本上是这样写的，中央政策更然每每是这样定的，但是这个人民主体性原则很少体现在我们的具体制度上，更少体现在我们的行政行为上。官僚主义仅仅把我们的法律看作纯粹的形式摆设，更是把政策看成可以根据自己利益随意施行的恩惠和随意贩卖的票据。我们的人民之可欺与严重的不平等互为因果，智力、财力和权力低下的人们，在基本人权和应得利益上没有根本的正义保障，反抗每每归于失败。

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但在基本上都不失于为人；相互践踏弱肉强食是自然的野蛮现象，但却不是更好的理想状况。所以人类逐步发展了平等理性，来提升集体生活质量。但是迄今为止，我们难以在差异和平等之间求得理性的平衡。当我们从严重的不公平中争取到平等时，就有人好逸恶劳而以绝对平等为由来瓜分他人劳动成果，从而构成了实质的不平等，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劳动积极性，导致隋性衰退；于是我们强调差异和自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他们便要求绝对自由，甚至肆意践踏公益制度和他人权利，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这样惯于攫取的富人更懒于创造，而惯于劳动的贫民更难于创造，如此下去势必导致生发衰退。人是活的而形势是动的，中道不易把握又难以执行。公平与效率之间有一种紧张，而不公平与效率之间更有一种矛盾。隋性衰退与生发衰退免不了来回震荡，须要建立数学模型，参照社会状况的实际数据作客观的理性调控。

我们文化的最大困难是中世纪文化传递给我们的狭隘空虚阴暗的心性，这是封建官本位文化和权术政治留给我们的最大一笔遗产。继承这笔遗产的人常常以阴谋权术狐狸学厚黑学为官经哲学，甚至以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为圣经教条，在一切时代一切场合搅乱我们的事业。他们还有一套独特无耻的辩证法和正名术，可以攫利、可以升官、可以上欺下压八面玲珑，关键时刻摇身一变，谁也抓不住狐狸尾巴。猖狂的实利主义浸透了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象霉天无处不在的阴郁腐败气息，从医院到学校，从政府到法院，网络论坛从到科学杂志，到处流行着阴阳学和辩证法，到处充满着旧式牢狱的那种牢头镜子，一处打点不当都行不通。这是一种彻底的病态文化，它不仅耗费我们的大量心力精神，也不仅使制度失去效用和信任，它还使一些人专攻心术专事阴谋，使另一些人丧失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使我们全都陷入内部的相互鄙视、压制、算计和斗争之中，使我们所有人的心性扭曲阴暗不得舒展。

我们确信，以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为主流文化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不可能通过“孔孟之道”的心性教育和全民心性修炼来治愈。而且如果施以自由主义的药方势必会使病情恶化，甚至民主这种广谱药物也难以对抗这种顽固的恶疾。必须重新启用墨家法家的制度文化思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论和社会人性论是一致的，也是现代法制的精神实质。我们文化的根本性困难正是制度的虚设性、无效性和欺骗性，必须对症下药适当配方注重治本。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从五帝官天下让贤到三王家天下传子，从诸子百家的制度思考与实践到儒法斗争和儒法互用，从资产阶级立宪到人民民主专政，除了零星而短暂的法治实践，一直依赖于个人的德性，走不出人治随意性的阴影。以制度文化修炼的主方来代替道德教化（个人心性修炼）的主方，是对治我们文化顽疾的必由之路。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主义来说，人民拥有建立改善制度和执行制度的权力。我们制度文化的修炼，关键在于执行。商秧变法从立杆取信开始，那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执法立信，赋予制度真实性和有效性，确立制度信仰。一旦制度真实有效，人民就会积极参与制度的讨论和修正，遵守并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制度文化的修炼包括民主拟立、科学论证与批判、政府执行、以及民主监督与修善等多环节内容，人民各以其位积极参与。要把法制理解为唯一真实的可操作民主，把仁义兼爱、情理道德、人民利益、权利义务、公平正义、天理良心融注到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但是在法律制度的执行上必须采用严肃的法家精神，毫不容情，杜绝一切枉法徇情的行为。过去皇权代表秩序和普遍价值，缺乏明确可用的替代模式，仁人志士倾力维护；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良好的秩序是民主法制，文化的终极价值是人民利益和人性发展。我们要象过去维护皇权那样来维护法制执行的严肃性，充分发挥现代大众传媒的监督作用，追究一切徇私枉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容不得半点马虎。要有定期的程式化的法制修定程序，避免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充分听取民众讨论，充分听取经验汇报，充分听取批判论证，逐步发展完善我们的制度体系。要全力维护常规制度的有效执行，日益减少临时政策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把对不确定的个体道德依赖降到最低限度，走上制度化理性化的人性与制度良性发展的轨道。通过这样的制度文化的修炼，我们就可以逐步改造我们的习性和心态，实现人性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如此这般，可能吗？我们真的能建设积极健康的文化吗？我们真的能执行促进人性发展的制度吗？我们真的能保护劳动和创造吗？我们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劣根性吗？答案是肯定的。

2． 操则存，舍则亡

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

这是孔子对心灵的观点，也就是精神观。这种观点非常切实，直指精神的本质，并成为孟子心性理论的起点，和儒家实践人类学的一个观念基础。漫长的封建时代在缺乏对人性更好理解的情况下，端耐这种心性的操持来维护支撑。但是其中包涵的困惑和困难，也是封建文化停滞衰落的原因，这是须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拙作《天与人》在当代科学水平和知识背景上，全面考察了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操则存，舍则亡”可以具有下列意义：

其一，精神的实质是活动。活动操持就有精神的存在，放弃活动精神随即消亡。

其二，道德习性要在不断操持中生成、发展和保持。这是一个用进废退的生物适应现象。孟子曾明确地引用孔子这句话，并建立了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优秀的儒家心理学和心性修养理论。“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其三，以上生物现象和道德规律表现于生活实践和文化承传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规律。文化承传贵在实践，实践操持是延续文化的必要途径和有效方式。任何文化都有它的优秀之处，如果能取其精华而操之，弃其糟粕而舍之，就能有效地存其精华而亡其糟粕，在新的生活适应中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优秀传统。

其四，在文化承传中，如果能坚定不移地操其精华而舍其糟粕，则其精华必存而糟粕必亡。精华与糟粕常常并存，虽要心存谨慎，无须戒虑不前。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无疑都是无法全盘接受的，必须坚定不移地依照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境予以选择性继承、批判性超越。只有有效地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自主性原则，才能更新和完善我们的心情性能和文化精神，推进自主科学创新和文化全面复兴。

儒家的心性修养理论有丰富精诚的内容，必须注意的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自我修养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当后儒用它来严格要求别人时，就剥夺了别人的主体性，而产生了质的变化和严重问题。任何修养理论在被当作宗教要求时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人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修养的目标和方法要由自己根据实际的生活体验和需要来择定；而在不良的环境中，心性的操持和修养是困难的、得不偿失的，大家一般倾向于人云亦云、做做形式、糊涂了事、同流合污、相互牵制、明争暗斗，尤其是在中世纪那种归约的内向的不事价值创造的文化中。这种文化环境和社会状况通过心理上的价值体验决定着思想意识，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所以，制度缺陷所致的困难无法通过个性修养来简单解决，制度建设是必须的，这就是墨家法家开放的制度道路高于孟子董子内向的心性道路之处。当然制度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制度也须要维护和修养，如果不能与生活的发展相适应，维护旧制度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导致制度的失效和混乱。所以制度需要经常的维护和不断的发展。

显然，心性修养理论本来应该是个体自主学习的，把它作为宗教文化要求对于个体就产生了一种不当的主体易位。然而作为一个主体修养理论，它不仅适用于个体，也完全适合于任何有自我调节理性的集体，如企业、民族或文化的自我修养，而层次上的这种跳跃并无任何不当。也就是说，文化不应以仁义礼智信来要求它的子民，而要自己修养文化制度水平的仁义礼智信。这就与墨家法家制度建设的文化思路相一致了，如果方法得当，必能得文化水平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成现孟子所谓浩然之气。

无论是道德操持还是文化承传，心性修炼还是制度修炼，都要从主体性能出发，参照实际环境状况，作双向的沟通适应和选择扬弃，才能实现顺利的发展。要求人不顾环境状况，坚持道德操守，常常导致人性的压抑与禁锢；不顾现实环境，顽固地回到固有传统中去，难免文化的堕落。要明确地把人性和文化当作面对环境的发展系统来看待，超越善恶论的简单人性观，在开拓生活境界中，不断地超越自身的狭隘性。

必须认识到，用善恶范式来讨论人性只是一种古老的朴素的简单观点，它指导了我们几千年的生活，也给我们带来了难以摆脱的严重困惑。它使性善论者受骗上当损失惨重，使性恶论者扭曲变态自作自受，使我们所有的人疑心重重各自为政。更要明白的是，善恶论对于人性来说，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深刻的，早已不能指导一般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超越孟子荀子和弗洛伊德的朴素观点，对人性作更深入、更具体、更全面的把握。

《天与人》把具体的人性看作主体对环境的感应发展过程中的实时性能，所以人性是在与环境的感应中，通过经验探索和道德积淀而变化发展的，它是面对环境的发展系统。在抽象水平上，人性包括基本的物性（机械性）、中层的动物性（灵活性）和高级的理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人的主体性。人性是在基本主体灵性的基础上，通过理性与环境的沟通适应而不断发展的。主体的发展是一个经验和道德过程，对环境的适应是人性发展的实质和关键。必须取开放的探索展开态度，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狭隘性，顺利成长。

文化有如人性，发展的道理是一致的。要适当地维护主体，使发展有一个基础、方向和可能，没有基础就没有发展，只是漂浮；又要适当地探索环境更新自我，使发展获得道路、能量和成就。但是任何发展成就都必须反回来积淀于主体，改善和提升主体的营养和性能。只有本末互济相生，才能象松柏那样得天地之正气，冬夏青青。而末不养本者必枯，就算发展的气球升上了天，也是要爆炸的。总之，发展是主体在自我本性基础上适应环境、超越自己狭隘性、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既要有经验的外向发展，也要有道德的内向沉淀。

这里关于人性、文化和发展的观点，不仅来自孔墨庄孟荀至湛若水李贽戴震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固有传统，也来自苏格拉底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伏尔泰卢梭拉马克康德至马恩列斯毛邓等新传统。二者在思想精神上有明显的一致走向，而汇合为儒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形成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实际理论形态。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共产党人进一步探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形成实践人类学。实践人类学的要义在于主体自我的发展、修养和成长，更详细的理论见于《天与人》。

我们一直在超越自己的狭隘性，又反复地忘掉自己的存在，陷入到新的狭隘性中。如果能增加生活的自觉性，人性和文化就可以更顺利地发展、更有效地成长。我们有智慧认识生活，有能力克服自己的狭隘性、开拓新的生活境界。我们必须直面生活，自觉地承担起我们自己的生活责任，实现文化上的自信自立。

3．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每一个人、每一个文化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我们是谁？这首先取决于我们经由以来的那一部分历史，其次取决于我们所到达的生活境域。前者赐予我们本质，后者给予我们存在的条件和道路。要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才能有自觉的存在和更好的生活。

所以孔子在一个迅速忘掉自己由来的时代承述历史，并教导我们祭祀祖先，使我们无论识字与否，都能从中获得一种存在的历史感，和生活的方向感。所以庄子进一步向我们指示了高远的宇宙境界，把我们引向一种崇高的生活。这种历史意识与宇宙意识，通过民俗史学和道学文学一代代地承传下来，一起构成了我们民族生存意识和文化精神的深层内容。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总是很清晰很明白的，但确实是一直存在着的，以后不宜忘记。

当我们理清自己的由来，就明白了自己的本质而来到实际的生活境界。无论前面的情况怎样复杂，守住一份自我，就不会丢掉基本感觉而迷失方向。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直面生活实际，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生活责任。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孝经教导生活的使命：终于立身。没有对自己生活责任的担当，靠祖宗的基业或向他人讨些价值来混日子，只能算是枉活人世。同样，科学不事真理的追求、法律不事正义的承担、国家不事民生民权的长养，都是混帐；不究实际不事创造，以抄袭附和为研究的二手科学和尾巴科学，枉为科研。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现代科学已经走过了五百年历程，为人文发展和生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已经接受了它的滋养，认同了这个传统，当然无须另搞一套。但是我们既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就要挺进生活和科学前沿，直指科学难题，做出创造性贡献，才不枉为科学研究。科学是文化的前锋，要为人类生活承担开疆劈土的使命，这是科学精神的本质所在。而科学普及是文化传播工作的任务，不要拿来当作科研成果滥竽充数，把我们的科学搞成二手的抄袭的科学。科学研究要面向生活实际，确立自己的研究主题，为生活和文化开创新的境界。如果没有推动科学进步、挑战科学难题的热情和勇气，就要诚实一点，去做科普或者教师或者翻译工作。即使是做科普或教师工作，也要把科学的精神使命讲明白，才算合格。

我们的文化并非没有科学精神，象张衡、张仲景、沈括、郭守敬、李时珍们都有杰出的客观科学精神和伟大的创造性成就。但是经书文化以来我们普遍流行抄书、翻译、编辑和注疏，客观的科学创新精神极端溃乏；尽管引进现代科学后有了明显变化，但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注疏是典型的尾巴科学，却是我们的科学家们最喜欢的一种研究形式。并且我们对现代科学的翻译和注疏，进一步丧失了过去的独立批判精神，其丧失的程度已经到了以为人家的屁都是香的。怀疑主义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我们却把固有的怀疑批判精神弄丢了，这是我们科学精神的又一严重缺陷，在最崇尚批判精神的科学中我们却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缺乏独立的怀疑批判精神，使我们的科学标准严重地扭曲。我们的国家科学机构公然简单地认同并附和SCI的实用主义科学标准，以在国外发表论文与引用获奖的情况来评价国内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那实质上是利用人们的崇拜和从众心理，来无条件获取他国研究成果，而置严肃的真理性于不顾的一种标准。它只对跟从的对象有利，而真正的真理性科学标准则对全人类有利。简单地把他人的实用主义标准拿来作为自己的科学标准，这表明我们的科学机构以小市民的从众心理来进行科学判断，严重缺乏科学评价能力，而且也丧失了自己的民族利益立场。由数名院士共同申报的巨额投资项目申请，其事实和数据竟然是恶劣虚假的。

与成果评价状况同样严重的是我们的科研立项，先进的课题无法通过立项审批，总是要等人家国外把相关课题炒热了，才开始立项跟进。据说这其间的差距至少是八年，常有领先的课题却无奈地落入“一步跟不上，步步牛脚凼”的可悲境况，科学家们称之为我国科学的八年之痒。这样的科学管理思路，这样的科学管理水平，是要对我们的科学文化状况负责的。如此下去，我们不仅搞不出先进文化，无法成为国际学术文化的一个平等成员，而且我们的整个现代化前景都是暗淡的。要不是共产党人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传统，真不敢想象我们的文化状况，为什么在科学文化上我们就不能自信自立呢？为什么不能象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去争取现代科学的中国化呢？

可能会有人辩解，说科学不同于政治，科学是无国界的，人家的科学先进，不服不行，我们只能跟跑。若说科学是无国界的，我们为什么不向人家申请科研经费，看看人家纳税人的经费产权态度？这种缺乏科学热情和抱负的平庸辩解最好不要出口，它正好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科学管理的无为心态和科学精神的严重缺失。国家以科教兴国为战略，我们就是如此应付执行的。这种科学管理天然地认同我们学术文化的附庸地位和卑下宿命，这是我们的学子在疯狂英语面前惊人卑伏的深层根源之一。

教育要培育学生的独立操作、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能力，长养学生的科学人文理性精神。基础教育要在语文和数学两门基础课之上，适当增加自然和社会作为基础课，引导学生面向事实。高等教育要培养学生独立的科学人文批判精神。教师要加强自身的科学人文修养和师德修养，坚决放弃不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宗教式理性灌输。学校要严肃禁止对青少年进行传销式宗教式非理性洗脑活动，坚决抵制来自社会或官方的商业运作和欺骗活动。成人社会不要问学生知不知感恩，而要问自己知不知感恩、懂不懂关爱；要问自己知不知文明养育和社会条件在自己人生中的作用，如果成人们知道感恩，自然会把关爱和维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作为自己对文明和社会感恩的具体形式和天然义务，怎么会动不动就要求孩子们感恩呢？

我们的教育方式对应着我们文化和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性和自由的严重失调。成人用自己的狭隘理性限制孩子的主体性发展，而不是用科学人文的崇高理性和批判精神来引导主体性发展，狭隘的消极理性过多而高级的积极理性不足。这样的教育使多数人精神狭隘，缺乏适应生活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遇事忍让退缩，过份自我节制或者走向反叛；从而使少数狡猾奸诈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懒于诚实进取。高度的不平等使少数人极端自由而多数人缺乏自由，所以我们决不缺少理性和自由，而是缺少理性与自由适当性，理性和自由的分布极端不平衡。必须切实改善我们的教育方式，切实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尤其适合我们的需要。

三千多学子如此跪拜，充分驳斥了孩子们不知感恩的谬论和诬陷！是谁让我们的学子如此卑伏？是谁如此猖狂，竟敢公然叫喊：“要让更多的学生下跪”！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践踏、对法制的轻蔑，而且也是对教育当局的嘲弄、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挑战。虽然除了空有一腔愤怒的网民们，只有徐小平老师为教育价值辩护，但是谭嗣同和鲁迅行之未远，足启正义！今有自由主义者高喊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却大肆侵权猎夺；历史上自由主义除了破坏封建专制，从未把人民当作目的，完全没有道家自由主义的宽厚与洁净。他们鼓吹美式自由，而掩盖其暴力犯罪霸权等恶劣文化症状，所以我们建议美国人审查他们的文化，以便更好地做我们的榜样。有一个从未得到严格论证的广泛传说，以为恶和悲剧是历史进步中的必然现象，却不把更加普遍的善视为必然，替行恶者开脱。其实，历史是通过人的活动而进展的，人行善便善行恶便恶，并没有独立于人性活动的历史必然性，任何行为都不能逃脱历史责任。

在全球化进程必然推进的大趋势中，有人以为一切民族性、个性化的努力都是不必要的。这种观点的严重错误是，把历史和全球化进程看作无须人力参与的纯粹逻辑过程，而不知全球化进程的必然性只存在于人性走向和努力之中；其次是把全球一体化设想和宣传为单一向度的绝对统一，但是如果真有这种绝对统一，那必将导致人类文化和生活的灾难性衰退和堕落。人类的历史生活无论是汉代、明代还是罗马，一再证明绝对的统一是走向衰落的开始。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所以大家一再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极力避免绝对统一的可能。当然即使大家不作任何努力，人类也不可能进入绝对的统一状态，物极必反，统一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分化。与其追求不理性的波动起落，不如追求理性的均衡发展。

所以，全球一体化的实质将是全球政治经济资源和文化科学环境发展的协调性和统一性，而发展的多方位连续不断的展开和文化的多样性，必将会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具体路径和亮丽景观。人类的理性决定了人类文明不可能归约到单极中心，而必然取扩散展开共同发展的态势。但是这个过程离不开我们的积极追求和理性参与，因为人文发展和全球化进步须要以人性的追求作为动力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民族的参与和贡献，都将必然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每个民族都必须从改善自己科学文化生活的实际状况出发，才可能对世界科学文化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一般贡献。

我们好象进步得很快，连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在大谈“全球化语境”，追求“思想史意义”，鼓吹“为天地立心”，这种文化自信和使命感真是可喜可庆。但是我们切莫重蹈心学空谈的覆辙，必须记住下列事实和道理：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并没有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科学文化没有话语权，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科学是文化的前沿，不事科学探索和现实思考，休谈思想史意义；孔子和张子都曾努力为天地立心，但是缺乏科学创造来发展支撑，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天地都是要坍塌沦陷的；除了对一般科学文化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汉语无法成为国际学术文化中的重要语言，只有指导和滋养生活的实际价值，才是真正的话语权和有效的文化价值。

我们必须致力于科学文化的自信自立，认真落实独立自主的科教复兴战略。我们缺少创新能力的实质在于，严重失落创新的热情抱负信念和奋斗精神。我们从来不缺少智慧，但是缺少对智慧的适当利用和有效管理。我们的情况是：高级智力从事引用和抄袭，中级智力从事欺诈性管理，而迫使普通劳力忙于低级创造。这是非常愚蠢的，忘记了“把最好的钢用于刀刃上”，而日益陷入外依内压的异化状况。价值分配的失衡是我们一步步失落创新精神的根本原因，结果是高级智力大量从事引用和抄袭，流失国外，其余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受到输入的打击，漠视本土创造而引用国外技术，对外开放日益变成了对外依赖，亡羊必须补牢。

我们的文化复兴必须以克服自身的狭隘性为前提。我们要切实而有广阔视野，灵活而尊制度原则。只有革新我们不重制度懒于创造狡猾钻营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才能有效地发展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从来不缺少智慧，只要适当利用长养，积极投入到科学探索和创造性劳动中，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文化的伟大复兴。历史是人民的创造，我们从不缺少创造历史的热情和抱负。我们的生活革新和学术革命，将在科学文化的主要领域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境界，那时我们的文化复兴就会全面到来，并将会象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泽被人类。

                                                                                                 200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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