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仲大军先生的《国学真面目》

浅议仲大军先生的国学真面目

9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三味书屋茶座有幸听仲大军先生讲演《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一文，收益很大。以前我对墨家，管学等中国的一些非主流学派了解很少。听到仲先生的讲演，我才知道了我们中华文化还有这么好的思想文化，我们应该传承下去。不过在我的思维中，我一直认为儒家孔孟学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主流。因此，愿斗胆与仲先生探讨。

首先，我认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创立，发展、传承乃至没落，都有一定的因缘，条件和社会环境。当时代需要一种制度，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种理论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时候，这些外部条件具备的时候，或张三，或李四就会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来总结民族发展的经验，去粗取精，著书立说，并身体力行来教化民众。在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孔子，墨子和管仲等诸子百家先贤们，无疑都是发愿这样来做的。

其次，我认为任何一种学说能够流传下来，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绝不是某个皇帝或专制独裁者想禁止就禁止的了的。或许一些皇帝可以修改或曲解一些先贤的理论文字，但是基本的教义和主体的思想，是无法抹杀和修改的。正如儒家思想理论，作为帝王他可以竭尽全力去夸大忠君爱国，三纲五常等一些他需要的东西，但是孔孟之道的根本“仁义礼智信”他是篡改不掉的。宗教也好，学说也好，有的时候统治者的镇压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基督教、佛教的发展，还有现代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都曾经被统治者镇压过，无一不是失败。仲先生所钟的墨家思想，尽管皇帝非常不喜欢，经过几千年了，今天还是或多或少的流传下来了。

任何一种学说思想都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对古人要求过高，即不能拿现在的社会背景去衡量古人的理论。反之，任何一种理论思想都不应僵化不前，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推陈出新。一位朋友曾经对我戏说过“如果中国的儒家思想能够去掉封建君主等级专制的内容，融入西方现代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一定是一种最优秀的学说”。这说明儒家思想理论有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应现代中国和现代的世界了，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而埋怨孔老先生，因为他老人家没有在21世纪生活过。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我认为应该是主次分明的。就向一棵大树，主干，支脉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如果春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们的所有学说都齐头并进的话，那么我想中国绝对不会有现在这样广袤的国土，一种思想理论学说，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往往也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础。既然有诸子百家，那么有“诸君百国”也就很正常了，中国也就四分五裂了。所以我们古代的政治家们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选择一种学说，能够照顾各个阶层利益，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作为全国上下奉行的圣典，而抑制其他学派的发展，是正确的。

诸子百家真的是有一百种思想，一百种互不相干的学说吗？未必吧！看看仲先生所说的管学。“譬如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学影响。管子是最早宣扬“礼义廉耻”的人，齐国是最早讲究礼义廉耻的国家。《管子》开篇的第二段这样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包括了齐国管仲丞相的礼义廉耻。同理，如果我们熟读了诸子百家的书之后，或许会发现，诸位先贤的见解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共同目标指引下，很多道理往往大同小异，或者是说法不同而已。例如，孔子身体力行的，“有教无类”也应该和墨家所提倡的尚贤和平等观念差不多吧！所谓百家之说，真正追究起来，或许不过一，二十数左右。

我并没有仔细读过各家各派的经典，但是就以仲先生的所赞扬的墨家选天子学说来讲，我认为并不适合历史上的古代中国的。首先，墨子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理念，即“选天子”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仲先生也承认，墨子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天子应该如何选法，在那种农耕时代，信息传播不畅的环境，任何一条未经证实的流言都会引发骚乱。而民主选举，是一件复杂具体的工作，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配合，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思维，文化水平。在那个时代，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选举，也只限于贵族内部，平民的投票权和选举权形同虚设。罗马共和国虽然环绕地中海，土地广袤，具有公民权的也只限于罗马城中的居民。即使这样，作为民主共和制源头的罗马共和国后期，仍然被专制独裁所困扰。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也不敢轻言立即实行宪政。在春秋时代的中国搞所谓的选天子，无疑于挑拨内乱，诱发战争。所以，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墨子的初步“选天子”思想，具有难得可贵的民主理念思想萌芽。但是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无异于大逆不道，是一种危险的异端学说。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并不单单是维护了封建帝王的统治利益，最重要的是仁义礼智信，强调长幼尊卑有序。在诸侯纷争的年代力图给予社会一种安定，“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通过《春秋》一书的著述，孔夫子告诉人们那些是对的，那些行为不对，而对与不对，老先生并没有直接说明，而是记述事情的本来面目和结果，让人们自己得出结论。这一点，是其它学派的创始人所不及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提倡恢复的周礼，并强调礼仪的作用，正是一个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始。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礼仪规范的民族，是不可能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的。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讲究孝弟，长幼尊卑，伦理道德。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已经被这种思想深深的打入烙印。即使在偏僻的农村中，大字不识的农夫，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孔夫子的影子。这些，不能说是封建帝王推崇提倡的结果，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选择。儒家思想提倡长幼尊卑等级有序，并不等于在竭力维护封建专制，而是希望这个国家政局稳定，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对于一个国土广大，国民众多的封建农耕国家来说，中央集权制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如果一些学者非要拿现代民主共和制度，甚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批驳儒家思想的话，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对于平民中的贤达人才，孔夫子也没有表示过蔑视。同管仲一样，儒家思想中同样有对君主权利的限制，和对“不仁不义”的君主的批评。《孟子》中有“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言论。

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记述的是帝王将相和有深刻历史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从他的职业特点来看，墨家学派讲究生活节俭，应该更适合做一个国家的财政官员。墨子和他的很多弟子发明的一些精巧的器具机械。不过等同于市井间的能工巧匠而已。除非墨子发明了类似蒸汽机等一些足以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东西。墨子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美好目标，是不适合当时的时代的。不可能实现的。或许，正是因为司马迁了解历史，通过对比孔子生前的时代，和孔子身后的时代，和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才得出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的赞叹。发出了“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整部《史记》中成了“至圣”的恐怕只有孔子一人，司马迁把他推上了圣人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思想，绝对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多少志士仁人，帝王将相都是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也是主要以儒家的理念来成就事业的，如果我们想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必须认真对待儒家思想。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道德沦丧，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更是应该大力发扬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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