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毛泽东是政治家整治人心的关键

一、二十世纪中国大道弘扬者　　

在《论语》《先进篇》中介绍了传统大道弘扬的的四个法门及其当时的代表：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回顾中国二十世纪弘扬大道的先进代表：　　

德行门代表：王国维。他以死殉道。可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言语门代表：陈寅恪。他提醒国人“读书须先识字”，并留下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主轴的煌煌史学论著。王陈于同期结成了护道的对子，二者的结合在今天的清华园有记录，足见德行门与言语门的亲缘。　　

政事门代表：毛泽东。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跑了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留给后世从政者的名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学门代表：鲁迅。他喊出了没有大道的礼教杀人。他刻画了许多需要改造国民性的人物形象，如阿Q等。毛泽东与鲁迅同期结成对子，毛泽东多次称赞鲁迅并引为同道就是证据,足见政治与文学的亲缘。　　

二、政治家与史学家　　

政治家的事情就是思考、抉择和坚持一种信仰。就象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装》启示给我们的，皇帝相信了骗子的谎言，但一旦他选择上街游行展览，就无法回头、也不能回头，即使是听到孩子揭穿那是假的，他也要维护到结束。政治就是如此，就象布什选择了对伊战争，他选择了就很难改变了。只有坚持，即使是错误的战争，也要坚持到胜利，也许根本不能胜利，但也必须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会胜利！我们胜利了！”而只有整个过程结束了，他才会说“遗憾”。毛主席也是，他说对他建国后的政治行为评价可以三七开，其实也就是有遗憾。政治家一旦选择了发动政治运动，运动就有了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是一个人短期能逆转改变的。因此，有作为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在他人和自己的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尽可能不犯同类错误，这也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每次政治事件运行的背后都有其特殊性，没有把握住这个特殊性，老错误会依然重现。可以说冥冥中自有天意。但好的政治家行事准则：就是坚持。其实，北朝鲜对我们就很有启示，他们现在依然在走着我们几十年前走的路，但不能说他落后还是进步。因为你的标准如果不是他的标准，就不可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简单地说他们思想落伍，就过于简单化了。好比我们俗人看和尚、道士，按世俗标准，他们过的其实是苦行僧的生活，谈不上有多享受。但为什么人家坚持，也能够坚持，这是信仰的力量。因此，政治的正确与否，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坚持，坚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一种信仰。如果我们坚持市场经济，你无法说它是对与错，因为它一直在运动过程中，它只要没有改变方向，就是对的。从政治角度讲，就必须有人歌颂，不歌颂，不坚持，即使真的正确，也会是错误。这是政治家的宿命。　　

史学家与政治家工作不同，他的任务在于记述与批判。批判一种信仰，必须是用一种信仰来完成才有价值和作用。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信仰对另一种信念的剥夺与代替。因此历史学者本身就是信仰主义者，如果没有信仰，那么只能描述、考据，却很难批判，也就很难发挥为人间立法的作用。那么我们信仰的依据如何获得呢？又必须是从自己的传统汲取营养，继续按历史之河的主流运行。即使中途遇到阻挡，也应坚持。如果象现实中政治家轻易放弃自己的选择，那么历史学家的职能就失去了。立法者是孤独的，各种信仰经典的描述都说明了这一点。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都是在书斋中完成自己的宏图大业，用心血勾勒出足以改变历史轨道的法则。而不是到处作秀、欢宴、迎来送往，而是能耐住清贫与寂寞，直到完成自己的使命。史学家写的东西往往不是给当代人看的，常常是给后人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良苦用心了。　　

史学家在完成得道工作后，需要积极传道、布道，这就象基督牧师一样奔走相告，“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来救我们了。”这种坚持，源于信仰、源于传统、源于自身的再认识与改造，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家又积极入世的另一面。因为他找到一条要立的法，就要为法的执行而努力，言行一致是史学家的表现。政治家可能会违心做一些事和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因此，史学家与政治家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个要传播新的立法，一个要维护修正正在运行的规则，这就是魏征与唐太宗留给我们的启示。有些开风气的史学家，立的法则需要后续的史学家跟进推动，因为信仰需要宣传。哪怕是掉头流血，也要坚持。因此伟大的史学家会与后继的史学家结盟，形成拉通古今的千里战线，抵御颠覆者的力量。民族的史学家是维护自己种族的坚贞力量，而不是带头妥协。　　

三、新时代政治家的新宪条　　

什么是政治呢？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民心向背。民心如果都有大道，这个事情还好办。但自大道逐渐走出人的心中，现实世界只有少数人心中才有大道的情况下，来顺应民心，其实就是顺应民欲。回忆中国历史，历代农民起义，尤其宋以后，基本是在解决农民的土地再分配问题，包括小平同志启动经济改革，也是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物质利益是第一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照说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远远高出解放初，但依然是贪官广布，民间财产纷争不断，此方面情况今不如昔。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欲望发展是无止境的。按如此取向继续发展，即使地球上其他近五十亿人口消失，资源都归我们十三亿也还会不满足。在中国，节制欲望的缰索，民间的各种纯正宗教信仰可以做些工作，但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家的技艺。尤其是我们迷失了自己的超越信仰后，对政治家要求就更高了。历代政治家，没有不毁誉参半的。因为评价者所站立场不同，自然评断就有分歧，谁也没有能力改变每个人的判断。毛时代如此，当今时代亦如此。孔子也说看一个人如何：大家都说他好，是有问题的；大家都说他不好，也是有问题。调查下，如果是君子说他好，小人说他不好，那他才真的好。君子说他不好，小人说他好，他才真的有问题。这是上天赐予每个民族或种族共同的判断依据，即没有被欲望遮蔽的心灵。　　

民众中缺少大道，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如伯夷、叔齐一样饿死也要守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治家完全道德地解决问题，无益于是乌托邦的理想。能够将民众的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是政治家最应该做的。而不是挑起本来已经迷失心灵的物欲，那势必造成物欲横流，最终将会制造社会动乱。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尓谈及国际政治时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能够做到这点，要求政治家只能是“内心是君子，外表是小人”才能办到，当一定程度的恶人是必须的。怕挨骂的政治家必然是无所作为的，最终还是难以摆脱被挨骂的命运！　　

政治家运作政治，必须注重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做到去粗取精。因此这需要理解经史子集与政治的关系，经史子集四者蕴含如下内容：经部主要是关于德行门与政事门的；史部主要记录评断历史上的人和事，给予真实的描述及恰当的评断，启示后来者寻求同道，慎言慎行用的，属于言语门；子部是官方没有公开倡导但也没有严厉禁止的关于调整德行与政事用的，兼有政事门及旁门左道之法；集部应该说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赞美自己、赞美他人、赞美社会、赞美人生，尤其以载道为指向，集部名声赫赫的人物基本都是大觉悟者，集部大部分属于文学门。因此这都需要民间广泛弘扬。　　

历史学家陈寅恪留学海外前后近十八载，研究中国历史近一甲子，整合中西文化，他也是真正读懂毛泽东的人：看看陈寅恪写的关陇集团中的宇文泰、《唐高祖称臣突厥事》中的唐高祖、《武则天与佛教》中的武则天、《论韩愈》中韩愈弘扬的大道及《论再生缘》陈端生、《柳如是别传》中的柳如是，就知道是这样的！对比下毛泽东：延安整风、结盟苏联、运用马列学说、批马寅初、批彭德怀、批林批孔、最后批邓。他们多么希望中国有几个大男人站出来，象印度人支持甘地一样呀！事实上，许多男人都不如几百年前闺中的小女子。两位巨人在德行门、文学门载体逝去后，将言语门与政事门联手，两位巨人长袖挥舞，原来舞姿是一样的，乐曲是一样的！中国千年的基业就在此联手中开始了新的征程！他们以不同方式共同提出了一条匡正中国历史前行的法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期待新一届政治家履行的新宪主轴，为族群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重新评价毛泽东是政治家整治人心的关键　　

要整治人心，弘扬大道。重新评价毛泽东是打开历史新局的关键。一个一生一心推倒腐败政府，一心洗刷千古无道局面，一生可以牺牲身家性命不给子女任何照顾的人，到头来却在民欲欢腾中结束尴尬的一生。多年来丑化毛泽东现象比比皆是，政治家必须站在历史高度将其客观地放入历史长河中，与其他伟人一起纳入评价序列。尤其应体会他行的道性质。大道无情，却生育天地，养化万物，道似无情却有情。有情又不能无原则，因此“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只有如此才能找回失去的国民心。

关于对毛的重新评价，必须澄清一些要点，诸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三千万等争议很大的问题。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全国有44822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如果死三千万就意味每个乡750人，按每个乡镇平均15个村计算，那就意味着每个村至少死50人。这是按照现在的乡村数。如果按照当时乡村街道数目，死亡的数字将会多于50人，估算每个村至少70到80人。据家父介绍，我们村一天每人三两粮，因喝稀粥膀肿确实有很多人，但是没有饿死的，附近村死的几个人，也是年纪大或有病的。因此，只能假设这个三千万死亡数字落到局部地区了，按照有一半地区这样计算，就是每个村将会有150人死亡，如果再减少到四分之一地区，街道村子将有300人没了。这样的村子恐怕剩不了几个。事实上，我们村里没死人，一般身体正常是不会饿死的。那就意味着一些地区没有给足三两粮，或者没有建本村膀肿医院，导致染上疾病或瘟疫而死的，但绝不是饿死的。那么说饿死三千万就不是客观的了，那就成了讨毛檄文了。另外，局部地区执行不力，怎能完全归罪于他一人呢！难道当时六亿人都是瞎子吗？各省封疆大吏及学者都没有点骨气吗？还是鲁迅说的好：“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死者，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不争取，那活着的价值又是什么？没有站着的主子，只有跪着的奴隶。

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是全国性的灾难应归罪于第一责任人。如果是地方的问题，地方第一责任人更应负主要责任。第一责任人是代天、法天来生养所在众生的，是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靠天吃饭的国度，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归罪于第一责任人是有上天的意思。能平均给出三两粮，能最小限度地解决饥饿问题，做到遇天难，尽人事也可以了。因此，评价毛泽东应遵守几个基本依据：　　

（一）、常理。比如死人问题。每个人一天三两粮，只要一个村没有饿死的，说明死因不是粮食多少的问题，而是有饿的原因以外的问题，这是常理。说饿死，拿出分配不均匀的证据才说得通。

（二）、辨证法。任何有作为的政治行动，都会带来正面与反面的结果。如果认可他出于公心，那就看后果。意图没问题，后果有问题，只能执行有问题。那么是谁执行的，从总理向下都是执行者。那么他们是怎么执行的？真的象打三大战役那样执行了吗？公社化问题也是，我是出生在后公社时代，看到过农民出工不出力一面，但对公社也看到了积极一面：就是机械化。每年农机所的拖拉机都来翻地、打垅，节约了多少时间，解放了多少劳动力呀。就拖拉机本身的使用，就是给工业找市场，这样发展重工业才有后劲呀。对比下现在，我们家乡依然没有大规模的机械化。我们的重工业从许多国企工人下岗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此想，人民公社化问题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了。文革消极面说得也多了，辨证看下它的积极作用：如解决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到目前有哪些办法能和四大的法子比？今天无论为官者和百姓，对腐败及官僚主义有几个不骂的？但都是该腐败继续自得其乐，该报怨依然敢怒不敢言。我们不能因为给孩子洗澡倒脏水，就连同孩子一起倒掉。

（三）、政治立场。目前思想界的混乱，很大程度是立场问题。如果依据欲望确定立场，那就是我得到多大利益才最好。如果依据心灵确定立场，就是我是否公道判断了。但决定政治家立场的只能是与大多数民众站在一起，即使他们心中没有大道。对毛时代的诸多运动，就应该有批判有继承，才能符合历史真实，也符合现实改革的需要。

（四）、主席兵法。他一生用兵，常反其道而行之，四渡赤水就为显证。政治领域，也是想重用谁，就敲打敲打谁，玉不琢不成器。不知其兵法，也无法理解其政治！另外，不在运动中了解其用意，也很难理解他离间美苏，将中国托起为第三世界的大哥的方略！反右，是当时心中有灵明的人，都不能识别真君子假小人的必然命运。如果批马寅初，来十个、一百个、一万个、一亿个老马。批彭德怀！批孔子！批林彪！批邓小平！都来一大批有人站出来反对多好，他一再给大家机会，就是都跪着没人动。正的反的都没人站起来，咋办呀，就留了小平一人为伏线，等待自己天年后，人们去拥护！毛泽东将鲁迅一直引为同道！可见知心无几人：孔子、老子、孟子、唐太宗、韩愈、谭嗣同、鲁迅、陈寅恪都走了！

   （五）尊重传统。我们百年来自己批判自己的传统甚至抛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在拔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多年来我们判断的标准是美国化的，对比一下中美传统：美国落实公平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人的自私性；而我们市场经济是立足在两千多年来一直讲人之初、性本善，是讲仁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讲竞争的，而我们一直讲中庸、讲和谐。美国市场经济运行是靠上帝和法制保障的，是事先心理设定界限；而我们则主要靠世俗的仁义道德维护秩序，并靠刑罚来事后惩罚。因此我们用西方标准来衡量自己，就是一无是处：要民主没民主，要法制没法制，要上帝没上帝，要钱也没人家多。这样地看历史就只有耻辱，我们如果连最近几十年的传统都否定。那么我们还靠什么立国安民呢？就好像今天的自己，全盘否定昨天的自己，那我究竟是谁呢？就会出现，别人说你是谁你就是谁的状况。难道不是吗？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呢？

王国维、陈寅恪、毛泽东、鲁迅四尊大神，其共通之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史的机遇不总是看顾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大国！虽然他有颗年青的心，但是身体还是老态龙钟，何时才能返老还童！？宋代那颗大树，何时再发新枝？又何时才能枝繁叶茂泽被子孙? 世界都将过去，而大地和长天将永存！

已经凌晨两点了，大神们起身走了，我心中响起了国歌声：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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