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逼民不反 民不强法不立
------------明朝覆灭警示录
（明末农民大起义领袖李自成）
前些年，我出差到北京，路过昌平，友人指着车窗外的一尊雕像告诉我说，这就是李自成。对于李自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姓啥名谁。但是对于年长人，只要稍通历史，都知道，李自成就是明朝末年领导农民起义推翻崇祯皇帝统治的领袖。通过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还知道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我们觉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出一个好成绩。现在，我们看到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手握长剑，正警惕地注着北京的方向。在现在举国都在寻找西门庆、潘金莲的时候，不知道昌平的那尊李自成像拆了没有。因为他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取得胜利的象征之一。尽管他没有保住自已新建的政权，很快就失败，但是上吊煤山的崇祯皇帝政权毕竟是他推翻的，是人民力量的象征之一。着他可能也是对统治阶级的一个警示：人民的力量有时候也是很大的，足以推翻一个政权。
（明崇祯皇帝自缢处）
中国经历过多次王朝周期轮回，也上演过多少次末代皇帝的悲剧。只有崇祯皇帝的死，让人叹惜。因为无数末代皇帝的亡国，大都是昏淫暴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人民对此恨之入骨，如杨广一类人物。而崇祯皇帝则不是这样，据史料记载，这位死时年仅二十八岁的皇帝生前非常勤勉从政、力图励精图强，重振朝纲，力图稳定已经动摇的大明江山。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颠覆，大都伴随着空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但是明朝当时经济高度发展，生产力发达，市场繁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超级大国，内存白银占全世界存银一半。许多人认为这样一个社会，一个国度，不应当走到覆灭的地步。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明朝让走上覆灭道 路的呢？明朝覆灭对于当今的我们有哪些警示呢？这是现在的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 经济高度繁荣，政治极端腐败。
明朝与中国其它历史上的其它王朝有个很大的不同特点，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发达到什么地步，据西方国家《白银资本》介绍，当时全世界有二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有个西方学者描述，当时中国就象一台大吸泵，将全世界的白银吸入中国就再流出，中国皇帝应当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皇帝，中国应当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度。当时世界贸易体系正是以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的海上丝银贸易开展的。享誉全球的中国丝绸、茶叶、瓷器正是通过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大帆船飘洋过海，来到欧洲、流到美洲，周游世界，成为全世界人民普遍喜欢的上乘名牌产品。正是在海外白银的强劲刺激下，中国掀起了一场强劲的货币革命，货币实现了向银本位制度的转变。中国的长江三角与珠江三角率先崛起，变成最早的世界工厂，供应了全世界所需要的名贵生活品。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突出的情况下，工商业发达的苏州、杭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明芽地区东西辉印。
中国内地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纺织、制糖等手工业日益脱离农业而独立，成为独立的国民经济部门；经济性作物种植，如棉花、蚕桑、茶叶等种植更加专业化，商品性农业发展迅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工业原料；北棉南运、南布北贩，成为中国当时地域分工的真实写照；粮食成为当时最大宗商品投放市场，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的湖广兴起了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被投入市场，商品经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经济的浪潮正在全社会展开。
在商品经济的强劲冲击下，传统的封建城市杭州、苏州等转变了城市职能，正在向工商业城市方向转变，全国33个工商业都市相继兴起，为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准备了交易市场；小城镇发展迅猛，正在解体着农村的自然经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水道的运输优势得到极大发挥，黄金水道承载着巨量物流；利用朝廷开中法的政策优势，晋商乘势崛起，纵横驰骋于北方市场，沟通了中原与草原地区的经济联系；得地利之便，徽商走游于南方诸城市之间，上演着商业资本崛起的大戏；东南海商冲破朝廷禁令，扬帆出海，充当着中国与世界贸易的使者，并诞生了郑芝龙集团这样的商业巨无霸；江南的丝织业者正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已小小的“机房”，编织着手工工场的美丽梦想。整个社会都在“变！变！变！”。
与此同时，当时的西欧也经历着一场由大航海带来的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社会同样发生巨变。西班牙过度消费着从南美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在不断的征伐中消耗着自已的国力；法国正在享受大航海带来的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的好处，本国工商业迅速发展，诞生着新的商业资产阶级；英国后来者居上，在与西班牙的海上比拚中胜出，挤身于奴吏贸易与北美殖民，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力；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转口贸易与工商业获得了充分发展，正在打造“海上马车夫”贸易大船，扬帆远航。
在这场商业革命中，获利的是积极挤身于贸易与探险事业的商业资产阶级，而思想顽固的封建贵族则失去了机会。在这场迅速发展的商业革命中，新生的资产阶级与顽固的封建势力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点，在英国表现的最明显，最终爆发了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与西方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产生矛盾的社会发展特点不同，中国封建地主则没有那么傻。在晚明时期长达一百多年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全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些头脑灵活的地主官僚也不例外，他们纷纷凭借自已的社会地位、筹措巨额资本，打入商品经济市场，与民争利，率先成为更加富起来的一族，并没有产生象西欧社会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晚明时期，遍布全国各大商业城市的大皇庄、各地农村的大官田比比皆是。开当铺、放高利贷、雇人做生意，官商勾结，打造大船出海贸易，是见贯司空的事。明朝皇帝，宗室亲王也不例外。凭借政治特权，哪里有最赚钱的生意，就垄断哪里的市场，获得了巨额财富，实现了官权与市场的结合，将政治权力的好处发挥得漓淋尽致。
明朝皇帝为了进一步掠夺社会财富，还向全国各地的矿山、城市派出了“矿监，税使”，收取费用，坐地分脏。为此，他们与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各地反税使、反矿监的斗争风起云涌，成为明朝后期社会斗争的一大特色。在政治斗争中，诞生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其它王朝的斗争形式：罢工、罢市、和平请愿等。
有关学者曾这样总结了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的三大财富增长方式：一是掠夺方式，包括对外的武力掠夺与对内的权力掠夺；二是劳动方式，依靠诚实劳动，创造财富；三是科技创新方式，依靠技术进步与开发智力，通过技术进步创造财富。在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由于顽固的封建地主掌握政权，新生的资产阶级无法完全通过政治权力对内掠夺，因此，更多地走对外武力掠夺的道路。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还通过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提升本国生产力方式取得进步。英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通过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后近半个世纪的斗争，在牢固确立资产阶级统治，法制精神深入人心之后，走上了对外殖民掠夺，对内剥削工人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道路。
而在当时的中国，在整个社会商品化浪潮中，权力也实现了商品化，实现了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地主官僚过早地品尝到政治“权力与金钱结合”带来的好处后，产生了权力也是生产力的错误观念，因此，严重扭曲了社会价值观，造成了传统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解体。这个解体带来的后果就在于，全社会均认可权力带来财富的理念，疯狂追求“升官发财”，商人发财后谋求当官，官僚掌握政治权力后介入经济生活，凭借特权控制战略资源，通过市场获取更大的市场利益，进行不公平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广大中小商人以及劳动人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纷纷破产，加入贫困者的行列，导致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更由于当时中国投资渠道狭小，官商发财之后，积累的巨额资本无处投资，最后不得不投放到土地上，因此，在市场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的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依靠，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将他们推向了不斗争就得死的社会动荡边缘。
于是貌似强大的大明王朝就这样埋下了覆灭的种子。
二、官逼民反与漠视民意。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检验这句话的真理性。但是与世界各国国民相比较，中国农民还是最不愿反抗的阶级。如果生活能够过得去他们自然安逸于现实的安定生活，而不去思考拚刀对命的造反问题。不过，中国的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将农民当作一回事，在他们的社会意识中，自已就是老爷，是大人，劳动人民则是小人，是奴才，是最没势力，最不可怕，最能欺服的一个群体。
这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意识中，可以不断得到检验。因此，侵犯农民利益、凭借政治特权随便欺压农民是经常的事。因此，中国农民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个群体，一个阶级。正因为这样，等中国农民被欺压到极限，他们不得不奋起反抗时，中国农民又是斗争最勇敢的一个阶级。明末农民大起义，就是官逼民反的一个典型例子。
据有关资料记载，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他去了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明思宗在崇祯元年（1628年）对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驿站，李自成因此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思量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这是一起典型的官逼民反事件，失业、欠债、官司、杀人、投军、讨要军饷、再次杀人、于是起义。一连串的事件，几乎将人逼上了绝境。不起义也不行，这样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就呼之而出。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如果政府能给李自成哪怕提供一个可以寄身生存的就业机会、如果债主能够体谅穷人的辛苦稍稍宽容李自成一点，如果军官能够少贪污一点军饷，也给当兵的留一点，如果官府不是帮着债主说话，给李自成少留一点还债的时间，李自成都不会揭竿而起，拉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敲响这个当时世界上第一经济超级大国的丧钟。
李自成推翻明朝政权，已是不争的历史史实，农民起义军经历了怎样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也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只是强调一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逼民反几乎是中国历史上迫使农民走上起义战场的通用案例。即使不是李自成起义，按照当时的情形，也可能会来个张自成、王自成或者刘自成起义的。
农民起义，一开始也不一定就抱定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王朝的远大雄心，象梁山好汉那样据山为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快活日子想法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果那时，朝廷对他们进行招安，给他们开出一定优惠条件，对他们既往不咎，给生活上的出路，崇祯皇帝也不一定死路一条，非到煤山上吊不可。但是统治阶级本来对社会底层的农民打心眼里看不起，对于他们的揭竿而起，更认为是大逆不道，欲对他们杀之而后快，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因此，逼使他们不得不继续战斗，到最后变成了以推翻政权、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当初李自成在陕北起义，朝廷能够及时安抚，对参加起义的人员给以生活出路的话，哪么起义的火种就可能及时扑灭；如果当时起义军在南原受挫，被困商洛山，明王朝能够调整统治政策，安抚全国老百姓，减轻经济负担，让其休养生息的话，那么后来遍及河南、山东、湖北、四川各地的农民起义就不会呈到处狼烟、遍地燎原之势。给李自成重新进入河南，集结这些力量，走上推翻明朝统治的政治战争道路提供宝贵的机会。
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出现乱象时，总是伴随着军阀割据、四处暴动、让统治阶级处于四处灭火、手忙脚乱的地步。明朝末年，在应付农民起义的时候，还伴随着满清政权在东北的崛起，并掀起了持续多年的民族战争，使明朝统治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地步。农民起义军的英勇战斗，即使一次起义失败了也会大大消耗明朝统治者的国家实力。另一个地方也会代之而起，战斗下去，只到这个政权倒下去。
事实上，明末农民起义从崇祯二年开始，直到崇祯十七年，持续战斗了16年。这16年来，王朝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崇祯用了吃奶的力气，竭力应付内忧外患的险情，崇祯皇帝在位不能说不勤政、动用了全国的力量竭力进行镇压，到最后还是国力耗尽，精疲力竭，倒了下去。既证明了官逼民反的结果，也证明了被压迫的人民力量一旦爆发起来，将有多么巨大。
在对待官逼民反的问题上，不少人还存在着迷信武力的观点。认为官府武装力量强大，能够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叛力量，其统治不可动摇。事实上，明朝时期，政府就拥有270万军队，也装备着包括从西洋进口与仿制的先进武器，无论从装备上，还是从训练上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起义军的确是不是对手。但是，只要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了，走上了武装起义这条路，那么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来祢补这一差距。就在农民起义后期，进入河南大发展后，李自成起义军同样建起了火器营，使用西洋火器，拉近了与政府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到了战争后期，双方在武器装备方面已没有多大差别。
1946年至1949年的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也不能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号称“小米加步枪”。但是就是这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通过英勇奋战，缴获国民党的美式装备武装自已，同时又建立了一些军事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自已。到最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同国民党军的装备水平也不相上下。
现在，国外一些奋斗在丛林中的游击队，武装团体，虽然与装备优势的政府军或外国军队对抗，但是也想尽办法改善自已的装备，同样也没有停留在大刀长矛的水平上。历史诸多事实证明，只要敢于战斗，并且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反抗者的装备劣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迷信武力的神话也可能被打破。
明朝统治集团的一些人是迷信武力的，他们以为拥有强大的武装、先进的武器装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是可以被欺服的。处于强势地位的统治阶级于是敢于欺服老百姓，敢于违背民意，敢于剥夺其生存空间，将其逼上死路。将其推向官逼民反的境地而毫不留情。我们的一些平头百姓也是迷信武力的，惧怕统治阶级的强大武力，面对自已的利益受到强暴侵犯而一让再让，一退再退，以致让统治阶级的淫威得呈，只到最后逼上死路时，才最后走上反抗之路。如果当时明朝的统治阶级能够象唐太宗李世民一样认识到“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那么断不致于走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乱，以致将自已送上断头台的地步。
三、朝廷三饷与福王的悲剧
在这场极其悲壮的明末农民战争期间，朝廷三饷拌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什么是朝廷三饷？就是当时明政府向国民征收的“辽饷、练饷与剿饷”三税。农民起义发生前，满清政权已崛起于中国东北。当时，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困难，为了应付旷日持久的明清战争，向广大农民征收了一种叫“辽饷”的费用，专门用于对辽战争。当时，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已经非常严重，广大农民处于饥不果食的地步，生存都已危险，而一些本来应由特权阶层负担的征收费用最后都转嫁到农民头上。将农民推向了绝望造反的地步。最初，许多地方农民起义，都是受政府征收“辽饷”的影响而发动起义的。“辽饷”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
遍地的农民起义，顿时明朝国内大乱，处于内外夹击的状态，政府开支更加浩大，国库更加空虚。为了应对国内的农民战争，平息这场动乱，明朝政府不得已开征“练饷”与“剿饷”两税。“剿饷”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练饷”用于编练新军，应付战争。也就是说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费用，最后又落在了人民身上，与前次的“辽饷”合称“三饷”。
朝廷三饷的推行，使处于赤贫状态的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以致于人民起义的烽火烧遍国内大地。人民起义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明朝统治的危机，促使政权覆灭的时刻到来。整个崇祯朝代，政府财政危机一直困绕着皇帝，使这位皇帝侵食难安。
那么说，整个帝国是不是就真的没钱应付这场危机呢？有人说明政府的覆灭，吃亏就吃亏在财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同，那么外国学者所观察的数以亿计的巨额白银都到哪去了呢？
就在李自成攻破洛阳的时候，从洛阳福王府搜出巨额白银及其它珍宝，起义军运了好长时间才运完。有人估计，这批财富足够几十万人的起义军几年军饷。李自成起义军不愁没有军饷，并且取之于王府。就在起义军活捉福王的时候，福王还向李自成求饶，要求用他家巨额财富换他一条狗命。他的要求当然不能满足，因为攻破洛阳后，整个王府的财产都是起义军的，用不着来换他一命。当然，福王的命最后还是不能保住。义军正想用他的狗命来伸张正义，唤醒民众呢？
福王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亲儿子，崇祯的亲叔叔。据说，福王被正法后，崇祯还哭了好几天。就是这位福王，在洛阳被攻破前，地方官还专门求到他的王府，希望他能拿出王府中数量很少的钱来助一下守城的军民，缓解一下财政紧张的状况。尽管这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傲慢的福王拒绝了。因为他是皇亲，地方官也拿他没办法。结果，几天后城池攻破，义军入城，所有王府财产尽归义军所有。
中国有句古话，打仗还需父子兵，上阵还需亲兄弟，当今皇上是他的亲侄儿，保皇上的江山就是保自家的江山。朱家有难，同样姓朱的福王为何不能慷概解曩，帮助同是朱家奴才的地方官守城呢？更何况敌人已经打到家门上呢？他不明白，此时他不帮忙，也许明日自已性命也将不保，更何况财产呢？这是福王的悲剧。
更不可思议的是崇祯本人。终崇祯一朝，财政危机、缺钱少粮是最突出的现象。但是就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从崇祯的皇宫中挖出巨额白银来数额远比福王府中缴获大的多，以致于李自成自攻破北京之后，始终忙于挖浮财，并不断运往西安。由于后来的变故，这笔巨额之财就成为千古之迷。
这里就需要问几个为什么？大明江山、大家小家都是崇祯的家，虽然家国有别，但是等国家真正处于兵缺饷乏，大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什么崇祯自已守着这么多白银不能拿出来资助一下馈乏的国库，直接间接资助平乱战争，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呢？以致坐视国家靡烂，力量消耗怡尽，致使江山与财富拱手送于他人，并且还白白赔上身家性命呢？ 省掉一百万丢掉三千万及大好江山
这里就暴露出大地主、大官僚的极端自私自利性。在平日里，他们即使处于最高位，也是将自已的利益看得很重，将国家的利益、人民与民族的利益看得很轻，以致于国家走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眼看危及自身利益时，遑然不知。就连最高统治者崇祯皇帝也是一样。假如他们能够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利益关系，如崇祯皇帝，将大明江山看得象自已的家一样，在国库空虚，朝廷急需钱粮时能够主动从内库中合出一部分充实国库，那么大臣中自然也得主动跟着捐助，国库自然不是经常处于危机状况，前方军队自然不是缺粮缺饷，情形自然大不相同。
假如当初崇祯皇帝能够体谅老百姓的艰苦，在一开始就奉行国家有难，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户与小户按实力大小负担费用时，那么“三饷”也不会发生，自然也会大大减轻人民负担。
可惜，大地主大官僚硬是不顾国家的困难，啥大家为小家，极端的自私导致灭顶性灾难来临。
事实上，在同期以及稍后的西方国家，如英国，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推行了国家公债制度，通过资本主义信用，国家向资本大户借钱，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应付战争及其它灾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很可惜，崇祯皇帝没有学会这一招，倒是上演了一出大贵族见死不救的闹剧。
四、艰难的社会转型
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发生了中下层人民反抗上层统治集团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封建的斯图亚特王朝倾刻瓦解，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取得胜利。在这场革命过程中，先是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取得胜利，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后是克伦威尔驱逐国会，建立了独裁统治的护国主政府。再后是资产阶级不满克伦威尔的统治，于其死后立即请回斯图亚特王朝的后代查理二世建立政权，进行了封建复辟，同时承认议会的权利，最后是不满斯图亚特王朝倒行逆施的议会发动政变，请荷兰的执政威廉继任英国国王。最后建立君主立宪政府。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整个革命，除了1642年至1645年的国内战争期间将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以外和短期的护国主执政外，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第一，承认一脉相承的王室统治，并以此作为国家的政权象征，无论革命怎样发生，在英国国民头脑中，这一观念一直没有变化，没有发生象我们国家政权更颠，以推翻一家一姓王朝政权为目的流血革命；第二、承认议会的权利，并逐步加大议会的发言权，始终是革命的目标，因扩大议会发言权为导火索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又因完全建立议会统治的光荣革命结束，始终贯穿着尊重民意、议会民主与尊重宪章的主旋律。革命的结果，是完全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统治，改变了执政方式，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
而我们中国明末农民起义的结果，先是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大明政权，建立了大顺政权，后是满清政权乘乱入关，赶走了迅速腐败的李自成政权，接着建立了更加专制独裁的民族压迫政权。统治中国的政权姓氏是变了，但是统治方式仍然没变。权力与金钱结合的实质仍然没变。血是流了，并且在满清政权对待后来的江南起义军时采取绝灭人性的屠城政策，造成了更大的流血，远比同期的英国革命残酷的多，但是革命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官逼民反的社会隐患仍然存在。导致了中华民族将在后来的岁月中要流更多的血。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冷静地分析当时的社会思潮与传统文化之后认为，主要还在于统治阶级对民意的冷漠，迷信武力与岐视人民，传统的“主子意识”与“奴才意识”作怪。
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主子”就是“主子”，就是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老爷。奴才就是低下卑贱，没有人格，完全服从主子，任主人欺服的人。
皇帝是“主子”，臣子是奴才，因此臣子应对“主子”完全服从。但是臣子针对于更下一级官吏则会变成“主子“，下级官吏则变成奴才，臣子对皇帝这个主子唯唯诺诺，一幅必恭必敬的样子，但是转身对于更下一级的下级官吏则会变得不可一世。正是因为这种关系，中国几千年来，不可能有平等的关系，奴才对主子只有服从的份，如果胆敢提出什么，自然就是犯上作乱。这种观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
即使奴才要造反，反抗主子的残暴统治，进行了拚死的斗争，到最后仍要建立新的主子，以代替旧的主子，即使在起义军中也是这样。因此，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不会因发生农民革命而改变。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下级的奴才自然就不能对主子提出什么。所谓以法治国，在统治阶级的主子看来，也是由主子组织制定，针对奴才的规范，主要是为了防止奴才的越轨行为，以维护主子的特权。而主子则不在此法律限定之列。因此，古人就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小人”的说法。
而西方的法律，主子与奴才双方都要尊守的。英国有遵守大宪章与议会的传统。据说十三世纪时，当时的英王横征暴敛，引起了大贵族的不满。于是贵族与国王之间发生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国王战败。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真的无法理解了。战胜的一方没有废除国王，另立新君，或者自立为王，象我们中国人一样，变更朝代，而是与国王订立了一个“大宪章”，要求国王遵守。就这样，英国政府尊重民意、依法执政与议会民主的传统就诞生了。
数百年来，宪章精神深入人心，日益形成了尊重法律、依法管理的习惯。在宪章精神中，不但要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下层人民遵守，而且上层统治者也得依法办事，尊重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在西方人头脑中，结果数百年的积累之后，就牢固扎下了根。一般来说，破坏法律制度的总是处于强势一方，如国王解散议会，破坏宪章，自然激起了中下层人民的不满，于是爆发了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结果就是牢固建立了议会统治，使得法制精神进一步深入人心。
纵观明朝后期的社会运动，当时的中国也有这一方面的倾向。即要求统治者一方自已也尊重自已制定的法律，借以维护被统治一方的权利。当皇帝派出矿监、税使到各地征收税款时，各地工商业者开始了坚决的斗争，通过罢工、罢市、和平请愿等方式，表达自已的意见，迫使朝廷取消矿监、税使，回到依法执政的轨道上来。
在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东林党。东林党以东林书院为阵地，聚众讲学，评议朝政，代表民间发声。已经具有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后来，东林党还一度进入执政中杻。不过后来很快退出。各种民间社团相继组建，并代表各自利益集团发声。
在民间力量崛起的同时，江南地区还爆发了多次反抗朝廷暴政的群体性事件，要求朝廷尊重民意，回到依法执政的轨道上来。到那个时候，民间还没有爆发农民起义，还没能明确提出推翻明朝统治的政治斗争目标。
有人认为，如果当时这种斗争形式一直得到发展，并不断加强的话，也许中国社会也会慢慢转型到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尊重民意、依法管理的轨道上去，由权力统治变成“法制管理”，法律规范的双方成员也可能会取得相对平等的地位。
但是统治者从不给民间百姓这样的时间与机会。他们总是用 “主子”与“奴才”的眼光看待别人，总是将来自下层的意见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件，预以坚决的镇压。结果中国社会不能不走到官逼民反的地步。于是又一场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大戏拉开了序幕。斗争焦点由反抗压迫，逐渐转移到争夺统治权的政治斗争上来。于是要求中国社会由权力管理向法制管理的社会进程被打断了。
中国与英国社会分别朝着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走去。中国也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民主法制改革进程失之交臂。
中国的法制改革进程艰难啊？有人总结，民不强，则法不立。如果处于弱执的一方采取坚决的斗争，组织起来维护自已的权益，象十三世纪的英国大贵族那样，迫使国王尊重法律，并且民间也养成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意识，那么中国社会就会进步许多。
五、<明夷待访录>及后来人的回应
面对明朝末年波谰壮阔的农民起义与社会斗争，面对明末清初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以及江南无数抗清志士倒在了清军屠城的屠刀下的惨痛历史教训，著名的近古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愤然写下了《明夷待访录》，这是一本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的《人权宣言》。书中系统性总结了明朝后期的政治斗争与思想争鸣成果，批判了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提出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民权政治主张。
《明夷待访录》计有论文21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 黄宗羲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
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到了1945年，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对窑洞中的毛泽东道出了对中国王朝周期律的忧虑。毛泽东非常自信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解决它的办法，那就是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使之不敢怡懈。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改造已经有了一个总体思路。也是对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回应吧。
再到后来的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自然是践行群众监督政府执政、扩大人民民主的一大社会实践。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每一次有了公开参政议政的机会。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理论终于成熟并走向社会实践。我们的后人不会辜负前人的期望。
希望明朝的覆灭对于今天的我们有所警示！
其它参考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