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重建中华民族历史尊严的人民领袖。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人文精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泉;他的思想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并存的鲜活的思想理念;是承载古今中外先进文化的人文方舟;是与时俱进永远指导我们生活与实践的哲学系统。他的思想是由三纲领五原则所构成的完整而庞大的思想体系,同时还有精深奥秘的经世法。
三纲领:爱国主义,群众为重,反封建专制。
五原则:博爱思想
公平公正原则
民主与法治理念
实事求事的科学精神
诚实守信的人生态度
做为中国人应该自觉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武装我们的头脑。他的思想是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毛泽东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毛泽东思想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一笔伟大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三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叙求,那么五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公民的道德必修,而经世法就是其深奥的立体哲学观。
第一部分:三大纲领
第一章:爱国主义
《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明德?那就是爱国主义,在西方有“国家至上”论,在孝治天下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有忠孝两难全的说法。纵观古今中外莫不以明此明德,做为信仰之之基,这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一个叛国者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得到尊重,因为这是与人类社会的人文信仰相悖的。想不通那些被外人说成是“比美国人更爱美国”的炎黄子孙们都怀着怎样的心态?据说这些人的观念里没有国家、要人权不要主权的,可是要人权之前难到不需要先做人吗?
有些搞理论工作的人很教条的认为,“无产阶级是无国界的”,这与有些人漫骂“毛俄奴”在理论上倒是相通的,这是每位理论工都应该注意的问题。毛泽东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毛泽东是中国的毛泽东,就象他认为民主是一种手段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崛起。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外交就是独立自主的,无论是对苏的一边倒,还是与美建交,体现的都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国策则体现的是国家自尊和民族志气。爱国主义是贯穿毛主席一生的主旋律。
当前,卖国论、汉奸无罪论甚嚣尘上,有的学者放肆地宣称,“中国变成殖民地才好呢,日本人不走,中国只不过多了一个民族,而我们早就现代化了。”这些人连一点点的民族尊严都没有,丧尽廉耻。
有的专者华夷不辨,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认为现在回头看,岳飞抗击的不过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罢了,这倒与前面的殖民地说一脉相承了。说倒底是基于一种与爱国主义相悖的浅薄而混账的史学观。中国古代的朝代史承接有序,并不排除少数民族的朝代,但也不能放弃历史主体观,中华民族绝不是可以被侵略与欺凌的。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血泪史真的那么容易淡忘吗?
在有的作家的笔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变得那样具有人情味,那样的合情合理,似乎他的主张才合乎国人的利益,体现中国人的智慧,这真让人无话可说,汪精卫固有其人生的传奇经历,但失大节者余处不足论呀,何况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汉奸,他是汉奸头子,是汉奸们的领袖,他的伪政府下的军警特宪对抗日军民的残害还少吗?他的双手粘满同胞的鲜血,从人性的角度看都是败类,他已被而且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也不能、也无法能为其翻案,这种努力本身只能落个一路货色的骂名。汪精卫和秦桧本身都是学者,他们的下场在提醒那些学糊涂的人,一个人没有爱国主义作为信念,懂得越多越无耻:平时骂爱国者以赚噱头;战时鼓吹和平主义以避责任;面对鬼子则大谈国际主义以求功赏;面对不肯屈服的血性的中华儿女则痛下屠刀,露出民族败类的本色;等到民族光复后也必然落个逮到一个清算一个的下场。历史真的需要反反复复的重演,才能让人清醒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掉了爱国主义就失掉了血性和骨气;失掉了精神与灵魂。
有位最牛的历史老师,嘲笑被燃烧弹炸死的志愿军战士是“壁炉烤鸭”。你可以在温暖的小窝,面对既已发生的史实,去纸上谈兵,评论军事家们的指挥;你可以基于国家的利益,评判战争的得失;你甚至可以质疑决策者的决策,但你独独不能亵渎与侮辱为国捐躯的军人,这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也是不成立的,他们流出的每一滴血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金子。对自然灾难中遇难者的不敬是丧失人性,而嘲讽响应祖国的号召,慷慨赴沙场的英雄烈士们,尤其是这种嘲讽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时,就不是文化多元的问题,也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道德沦丧、信仰迷失的大问题。
作为学者专家,对现实政治持有异见可以算是一种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但挑战爱国主义,挑战国家利益,无论基于任何理论都是一种犯规,这直接涉及人格与起码的道德素养。有的人竟在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真是越学越糊涂,越学越混蛋。
有位小作家认为:孔子见南子,只曰不日,太不过瘾。卑劣如斯,是可忍,孰不可忍?很难用任何道德去评价一位欺师灭祖者的素养,因为那在人类的道德之下。
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师法天地,厚德载物、刚健有为,绝不是匕首与投枪。文明需要冷静的批评者,但当这种尖酸刻毒的文化自虐者本身成为文化方向时,就会形成全民族的毫无营养的轻薄文化,其后果的灾难性在今日的中国日加清晰。
当今的中国政府的精力和开销很大一部分用在维稳上;之所以不稳在于信仰迷失、道德沦丧;之所以信仰迷失、道德沦丧在于学术内战不断,无法形成主流共识;而上上下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造成这一境况的文化总祸根。文化主将从尧舜是个大烛台、大虫子开始骂起,恶毒诅咒孔子,一直骂到民国。文化小将们则整理出一段历史就打上更黑暗的标签,走一路骂一路,一直骂到“黑暗得无可忍受的现实”。中国成了被风撕扯着的面具龙,没尾巴,没身子,没脖子,连一个有血气的脑袋都没了。
那些污蔑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人一点历史意识都没有,不知在拿什么来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来比较,拿现在比吗?拿欧洲史比吗?你是否了解同期的欧洲史有多么的血腥和残酷?
有些民族和宗教因文字史太过短暂等原因不得不用虚拟的神话和历史来满足人们对根的探求,而我们的历史,尤其是国修史都是言之凿凿的,经得起推敲的,那些史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圣经,一代代的中国人就是读着这些书籍承继祖先留给我们的高贵品质。民族要复兴就要敬畏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史书上写着我们的昨天和今天,预示着我们的明天,它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使我们心有所依,情有所归。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传统文明,其实我们在历史上也同样受到过异族的入侵,甚至于遭遇过灭顶之灾,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凝结在一起?在我们抗争时,那是孔子在教诲我们如何去抗争;在我们忍耐时,是孔子在教诲我们如何咬紧牙关,没有他老人家,哪里有中华民族的今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孔子向上整理了二千五百年的文化,向下开启了二千五百年的文明,他的学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司马迁有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儒家思想是和其它学说一道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的,如果把儒家学说抽掉,那么中华文明就会面目全非。很难想象,一个反对孔子的人是会真正的爱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会真正而深沉地去爱我们的祖国;很容易想象一个反孔子的人的眼中,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一定只是个黑嚓嚓的吃人史的。
如果没有人类的文化积累,社会的进步又从何而来?中华民族是慎终追远的民族。培养自己的爱国情怀,不需要基于什么样的理论来说服自己,先贤们的教诲和那些先烈们的身体力行感染着我们,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明爱国主义之德;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懂得“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福祸趋避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如果说汉奸理论是败类主义,那么文化自虐就是一种败家主义,败家和败类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古人云:“亡其国必先灭其史”。
当历史虚无成为时尚,文化自虐成为时髦,那么原有一点点自醒意义也就没有了,只是一堆飘荡在历史垃圾箱内的浮物。
让我们扬起正正之旗,布好堂堂之阵,展开一场浩荡的文化自卫反击战争,誓将所有当面之敌化为齑粉。
爱国主义者承继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必然是一个平和而厚重的人;爱国主义者胸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利益,必然是一个大气而正直的人;爱国主义者心念十四亿父老乡亲,必然是一个真诚而善良的人。
不明此明德,人将非人,国将不国。
第二章 群众为重
《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亲民?就是人民至上,就是群众为重,就是党和毛主席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与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不同,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不是为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上,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
与西方的国家至上主义不同,群众为重、人民至上的东方思想更具理性。
以前看过有个电视剧,里面有位书生意气的领导,大声疾呼:到底是群众的利益重要,还是党的利益重要?他大概是想说,在群众的利益面前,党的利益次要的,但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口。有位交警队长倒是有话直说,对着记者的镜头大声喊到:走,走,一会儿领导要来了,我是为你们老百姓负责的,还是为领导负责的?听说后来他因此受到处分,这就不对了,他之所以理直气壮,因为他在说一件他的心里话,如果人人都说假话,那岂不更糟?我们应该加强教育,讲明道理,明确概念。对于教条主义者,一方面告诉他们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一方面告诉他们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再告诉他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必然会出思想上的混乱,我们在这里冷静地为三者排一下序,很简单,只要我们背诵一下人所共知的孟子名言就明白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国民利益是第一位的,国家利益是第二位的,共产党利益是第三位的。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对当权者的警告,听信这一警告的李唐王朝自开国(公元618年)至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历经22位皇帝(包括武则天在内),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不听信这一警告的秦王朝则传至第三代领导人就完蛋了。其实,这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警告,而是在揭示一个事实,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事实:如果大多数国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来自古老智慧的经书,就是中国最传统的宪法,并为国人世世代代共同依循。毛主席用“造反有理”、“阶级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来译解古人之意,告诫后来者:任何政府与人民争利,盘剥百姓,欺压群众,最后得到的一定是来自底层的非理性反弹,结果是灾难性的,可怕的,不可测的。
历史证明,亲民思想是不能单单靠教育去养成的,而是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各级政府的核心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核心领导是从群众中来的,明确其还将回到群众中去,且在执政期间接受群众的监督与弹劾,才能保障其亲民思想不敢松懈。如果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文明政治的动因,那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为这种理念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行性。在民主制度完善的国家,高官们的亲民情绪普遍都很真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是谁赋予的;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为谁服务的;他们懂得惹怒了谁,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当然,这条路对当代的中国还很漫长,但目标应该是明确而不可动摇的。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自上而下稳步变革,才能在制度层面上实现群众为重的理想。
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望,就是源于他以群众为重的个人魅力。他与老百姓们心贴心,听不得百姓受苦,听到了就会流泪。在三年低标准期间,他曾很长时间不再吃红烧肉。
社会主义道路体现的是群众为重的思想,是人民至高主义,是人民至上主义,是我们应该永远坚持不变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于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福利国家,通过改革税制,扩大公民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实现经济利益上的公平和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对全体国民的关照;就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真本义;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群众为重这一思想在经济与伦理上的制度保障。
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的社会不叫社会主义;唯利是图的社会不叫社会主义;生不起孩子,念不起书,得不起病,甚至死都死不起的社会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教育不公,就业不公,分配不公,商机不公,总之,任何不公成为机制时就不是社会主义,公平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江泽民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多次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同一领域下相对的两个概念,主要是关于资本分配与民生方面的经济制度。民主宪政与封建专制是同一领域下相对的两个概念,主要是关于私权利与公权力间关系的政治制度。
原始的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全世界范围都失败了,事实上这种制度伤害最严重的就是最底层群众的利益,同时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是一种被实践证明失败了的、不值留恋的制度。建国六十年,前三十年制度本质上说是刚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加上国家资本主义,而后三十年制度本质上说是柔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加上自由资本主义,有一定的进步,但本质上说依然是丑恶加丑恶。
社会主义体现的是群众为重的人文关怀,民主宪政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两下结合,才能实现机会平等与社会公平。
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民主宪政下的社会主义,绝不是封建专制下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的总目标,这是必须坚定不移而绝不容动摇的。
第三章 反封建专制
《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至善?就是反封建专专制,就是民主。
1945年7月,68岁的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对毛泽东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若,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52岁的毛泽东听后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所谓封建专制有很多种形式,其根本特征在于,上级任命下级,下级再任命下下级,以此类推,形成金字塔结构。它的最大的特点上下一致,来自核心长官的重视,可以带动整个机制的高效运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它的弊端就在于无法平衡发展,不能容受外部监督,具有绝对权力的特征,带来的问题诸如: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官苛民戾及普遍的社会不公等等,以前常说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专治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另两座大山都是由它诱发的,是长在封建专治主义身上的必然的恶瘤。可以说封建专治主义是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是一切丑恶现象的总祸根。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体现了对人类自由选择和深思熟虑的充分自信,它根源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自然法传统、基督教传统以及契约论传统,汲取了西方法治理论、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等理论的精华,形成了“权利”与“权力”两个重要的维度。
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宪政主义者提出的三权分立、人权保护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构成了宪政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开创了民主宪政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
人性一理,殊途同归,其实民主宪政意识在中国也早有其基理。儒家尊尧舜而独不尊禹,为什么?因为禹传子,家天下!把天下都私有化了,那能行吗?孔子尚周礼,主张统一而不主张一统,那是为了避免中央集权,因一人之失,而置天下于水火,这其实就是宪政理念的稚型。只不过中国人的心里自孔子之后,坐了一个孔子,自始皇之后,坐了一个始皇。汉晋唐只要一搞分封,就会有人不计骨肉之情,社稷安危,跳起来造反,为的就是要当天下的主人,聚所有的美女而奸之,役所有的男子为己用。
孟子没有继承孔子的这一理念,主张天下一之,但他另开一门,主张国家大事,如重大人事任免应该由全体老百姓认可,这其实就是民主!有人说这不过是民本,民本与民主也不过就差在制度层面上,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到底从孔孟那里学了多少东西,到现在也还是个谜。谈这个不是要与西方人争民主宪政的发明权,只是想说明传统的东方文明与现代的西方民主宪政制理念是不相悖的。
东西文明碰撞之际,康梁二位大师主张体制内变革,结果却失败了;慈禧太后的可控下渐变也失败了,当年的满洲皇族差点没被灭种;袁世凯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了,推翻了皇帝,之后袁世凯又当上皇帝,成为国贼,遗臭万年,而孙中山则成为革命的先行者。袁世凯对结束中国的帝制身体力行,取到了决定性影响,从他之后,再没人敢称帝了。之后,毛主席又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的意思就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国家和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不应当为私人利益而奋斗,共和政治下的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是继承的,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命定的,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因而,公正而自由的选举,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共和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
有人嘲笑民主宪政政治混乱不堪,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攻诘、不可理喻。没办法,这就是群众运动的特点,不习惯的话可以在家独养其身,而阻挠人民当家作主者则必为国贼。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平时社会没有排解渠道,实现自纠错,等到最后就是全民的大灾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别的国家用选票决定两党的去留,用示威游行来表达政治主张,而在中国当年国共两党易政时,则是用战争,则是用无数生命做代价的。如果说历史已然成为历史,当年是不得以而为之,那么今天的我们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还怎可以糊涂涂选择岐途硬要把中国的未来之路憋到死胡同里呢?
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人类文明共有的王冠,虽然不是中国人完善的,但它与中国的传统理念毫无悖离之处。它不是一步到位尽善尽美的,但它是个开放的平台,可以自我完善,是最不坏的政治道路,这也就是它被称为“至善”的原因。
我们学习了那么多的西方的生活方式,使用了那么多的西方的发明,引进了那么多的西方思想,为什么独独要在这个问题上长民族志气呢?而且还没人追究版权。鲁迅都懂“拿来主义”,可直到今天,还有人孜孜不倦地在研究中国特色的或称人民的民主,如果你不比毛主席更伟大,我劝你休矣,即使你自认为比毛主席更伟大,我也要警告你:中国和中国人民不是谁家的实验田和田里的秧苗。前一阶段有人出了一本关于民主有很多很多的胡同的书,不用看也想得出,那对中国来说一定都是死胡同。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是有成熟经验的,只有在三权分立、民主选举、舆论自由的框架下,才能依照各自的国情来做本土化的调适。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审慎行事,本质意义上讲,这是一场革命。本来革命也有很多胡同,可是历史只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不流血的革命之路,谁用智慧与能力为这种革命添砖加瓦谁就是光荣的,如果成功,这场革命也是光荣的。反过来,有些极端分子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有的纠结在一起做理论上的积累;有的则建组织,立盟约,蓄谋推翻现政,这是极不智之举。你所面对的是庞大的专制机器:警察、特工、监狱,还有几千万党员干部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另外,还有一支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掂量掂量自己,死胡同一条。
硬的来不了,那么软的呢?你想君子动口不动手?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来,中国境内的所有的舆论工具都是党的喉舌,到今天也没听说一家报纸是私有的。你再有钱,你再想替百姓鼓与呼,谁能给你那样的机会呀?
那么中国没有希望了吗?
其实,这庞大的统治机器里的每一个零件都曾受到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希望所在。我们要相信群众,也要相信党,我们应在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下稳步变革,休克疗法不适用中国的国情。
其实,谁都懂民主好,让老百姓来当家作主,还有差吗?谁都知道宪政好,没有法律的保护,老百姓的日子还有的过吗?这种事,老百姓知道,党员干部也懂,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他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他能当上那么大的官吗?现在的问题是搞民主宪政,就得亡党;不搞民主宪政,就要亡国。他们面对的是两难问题,他们既不想亡党又不想亡国,所以就以“和谐”的名义,紧着推这辆破和乐车。将心比心,面对上怨下怒,他们也难受,可是作为舵手,他能忍心把几千万跟随他的兄弟姐妹们扔坑里去而成就自己的历史丰功吗?看看颜色革命后的俄国或东欧,共产党员及其家属象过街老鼠一样受人歧视,对此负责的那些前领导人于心何忍?那种做法是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相违的。
现在的中国痼疾难返,病入膏肓,连美国总统都跑到中国来替中国着急。可是越是这个时候越是急不得,逢临大事须有静气。当今的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上下不通,心劲不一造成的,其实民主和宪政不妨分开解决:先宪政,则治从上来;先民主,则乱自下作,所以必须先宪政,宪政成,则民主自生。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和谐、温馨、有序的社会;
我们必须坚持民主宪政道路,明确目标,坚定不移,永不动摇;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上而下,稳步变革;
我们必须坚持三纲领五原则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
我们目标明确,认识统一,实现全社会和解,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变革,渐进发展,我们一定能实现祖国的富强与繁荣,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富饶、文明、安定、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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