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之争：墨子与孟子
孟子对于墨子、杨子深恶痛绝，说：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而当时的情况很糟：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他认为：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他立下决心与大志：
“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大禹，周公，孔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朱子说，“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
程子说，“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
孟子对于杨墨的痛恨，一是杨墨的学说与孔儒冲突，二是杨墨当时充塞天下，以至于孔子之道不著。他认为“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情况，要由杨墨学说负责。所谓“率兽食人”，是公明仪说的话，《孟子》里引用了两回。公明仪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如孟子所言，这指的是“行政”的情况，这样的“行政”是不配“为民父母”的。
杨墨学说如何与孔儒冲突？杨子的很明显，“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当然不合孔子之道，因为“礼”首尊者君，“仁”首爱者君，就连韩非子也知道“义”是讲“君臣上下之事”的，为臣的岂可以讲“为我”？而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既不爱君，又不爱民，真乃自私到极点，岂不与禽兽无异？骂得有理。
不过，我们能为杨子说一句的是，那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的现象，不是杨子做出来的，是当时某些诸侯君王的奢侈无道。所以，孟子在梁惠王面前曾经提过这句话，目的是为了教育梁惠王这样的君王。如果说杨子在这情况上也有责任，是他不该鼓吹“为我”，诸侯君王一旦信了这个，一味的“为我”起来，就会无异于“率兽而食人”，并且会导致国治荒乱而“人将相食”的情况发生。
另外，我们还能为杨子说一句的是，杨子不过是一个讲学者，日常所过的也许还是很贫苦的日子，这种贫苦，我们从颜回、庄子就可以想见，颜回是居陋巷一瓢饮，庄子是要向人借粮食，颜回是一介平民，庄子还有个“漆园吏”的微职。所以，若从孟子的时代去看，那些“放恣”的诸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他们治下的国家里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孔孟这些人，还这样起劲宣扬“仁，义，礼”之类的，叫人俯首贴耳，“非礼勿言、勿视，勿听，勿动”，而且孟子还宣扬说，“庶人……不敢见诸侯，礼也。……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虽然孟子总是提醒君王“为民父母”，但君王若是“放恣”而想不到“为民”，民也就没办法，简直就像闷在一个铁屋子见不着一点点光明了，像杨子这样会思考一点的人，如果是因为这情况，而愤慨发出要“为我”的声音，又有何奇怪呢？
有意思的是，墨子正好与杨子相对，一个讲“为我”，一个讲“兼爱”，正好相反。然而，墨子的“兼爱”，恰恰没说要把“君”放在头一位来“爱”，这犯了儒家大忌，但孟子没有这样说，而是说墨子“兼爱”则“无父”。既然如此，当然就更是“无君”了。正如程子所说，“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是极不合“仁、义”之教的，于是杨与墨就被孟子一锅煮，叫做“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虽然承认墨子能做到“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但仍然没有饶他，就因为他这个“兼爱”至少在理论上是把君上、把君子们放在了与臣下与野人一样的地位上了，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孟子辞锋峻利，其刚烈的捍卫“仁义”之情，其威猛的卫道形象，真有其“浩然之气”啊。
那么，墨子是如何讲“兼爱”的呢？我们看一下墨子的两段原话：
1，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
2，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
孟子劝诫齐宣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劝诫梁惠王“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这些话里的所见所思，与墨子基本是一致的。如果说墨子的“兼爱”，含有劝诫这些“当今之主”们能“兼爱”到人民，则与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也可算是一致的。
墨子说：
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
这番“兼爱兼利”的话，当然含有“与民同乐”之意，然而似更含有“平等”之意，这是孟子绝不能同意的。
墨子说：
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夫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
这些话，孟子或还能听下去，因为在“君子”内部，也是有高低贵贱、贤与不肖的，不应当一味的只凭“骨肉之亲”这样的标准来举贤治国，而且孟子是知道这种现实的，他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就提到过“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但墨子之所以说这些话的真正主张，孟子就未同意了，孔子也不会同意的：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在农与工肆之人”，正是孔孟所称的“小人”、“野人”，墨子竟然说他们也能列在“尚贤”的候选里，这怎么可以？太违背后“礼，仁，义”这些大原则了。
孔子是认为“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孟子是认为“庶人……不敢见诸侯，礼也”的，如果“往见”了，则是“不义也”，但“召之役，往役”是可以的，是“义也”。墨子竟然要破这样严格的等级规矩，正是藐视“礼”，是要从下面来让“礼崩”，岂能允许？墨子的这种平等观，这种“兼爱”观，在孟子的感受中，极其可怕而且可恶，所以孟子才那样深恶痛绝。但孟子没有从正面落笔，而是说墨子“兼爱”是“无父”，其实，真正的落笔处，是说墨子“无君”，也就是取消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大家一视同仁，谁贤谁就可以被“举尚”而“富贵”之，这真是大逆不道、反了天了。孟子看清了墨子之言是“邪说”，决心与墨子斗争到底，“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大禹，周公，孔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其实，墨子也举舜，禹，汤，武王这些人，是“天下之仁义显人”，也说过，“国君者，国之仁人也”，“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只是他认为，实行他的“兼爱”之说，才能达到这些“仁，义、礼”。所以，儒墨分歧，不在于是不是赞成“仁，义，礼”这些东西，而在于对这种境界的理解，在表面的“学术之争”底下，是“君子与小人”的尖锐对立，也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天下，是君子治野人的天下，还是野人与君子平等的天下。
墨子用他的“兼爱”观，全面改造“礼治”理论的系统：
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
这样的“邪说”，怎能不引起孟子极度的愤慨和恐惧？如让墨子得逞，就要“孔子之道不著”，他是不能不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了，劈头就骂墨子一句“无父无君，人道灭绝，禽兽而已”，且发出“人将相食”的警报，多么不可调和。
既然墨子讲“兼爱”，而且孟子也承认墨子能“摩顶放踵利天下”，何以将墨子与讲“为我”的杨子归为一类呢？两个极端能是一类吗？孟子认为，是一类，一类就一类在他们“无父无君”，是“人道灭绝，禽兽而已”。
杨与墨虽为两个极端，孟子认为，“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就是说，离开了墨子的“兼爱”，就必然是杨子的“为我”，离开了杨子的“为我”，就必然是墨子的“兼爱”。为什么呢？就因为“无父无君”是他们的共同。他们不懂得治理天下要取“兼爱”与“为我”当中的一条道，也就是君子小人要有严格区别，要有君子治小人，小人治于君子这样的社会分工，“礼”已经有严格的规定，须遵“礼”而行，“非礼勿动”。
所以，孟子是承认和赞成社会分工的，在《滕文公章句上》里，他批评了“为神农之言”的许行，以及盲目崇拜许行的陈相，他进而立即上升到“天下之通义”上，说：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在这样的基础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子对小人“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孟子就这样从社会有必要的分工，而得出了社会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结论，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所以他理直气壮批判杨墨的“为我”与“兼爱”。我们不可一看到孟子说“为天下得人难，以天下与人易”就失口叫“好”，而不问他这话的原意是什么。但抽象引用来说明我们自己的某种观点，当亦无不可。
尽管墨子与孟子相同之处还是不少的，比如都承认“仁，义，礼”，都反对战争（墨子“非攻”，孟子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但孟子认为他与墨子仍是不可调和的。无差别的“兼爱”之说，平等观的“尚贤”之说，跟“君子治小人”的“礼治”之间，无异于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
何况墨子还直接点名批判了孔子，怎不令孟子愤慨：
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朱子说，“孟子虽不得志于时，然杨墨之害自是灭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赖以不坠，是亦一治也。”是赞扬孟子立下了不朽万世之功。情况仍是这样尖锐对立。
比较韩非子、孔孟与墨子，则韩非子与孔孟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大枝干，这棵树就是“礼”，就是致“帝王之政”的“帝王之术”，两个大枝干是对立统一的，对立就对立在方法不同，统一就统一在总归于一个“礼”。而墨子则是与他们不同的另一棵树，虽然也借用着一些共同的词汇，如“礼，仁，义”之类的，这些词汇在孔子很久以前就有的，是大家都承而受之的先代文化积淀。
查韩非子之重要篇章《五蠹》，只批儒，未及墨，这反映着在韩非子当时（秦统一天下前夕）的东方六国，儒的影响较大、对于“法术治国”的阻碍较大。而韩非子另一重要篇章《显学》，虽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全篇重点仍在于批儒，而对于墨子的“兼爱”与“尚贤”，则未有言及。他稍稍提到的儒墨分歧只有“墨者葬俭，儒者破家而葬”的不同。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指出了大家都言必称尧舜的现象，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从《显学》篇看，韩非子仍没有对墨子有何批判，可能墨者在当时影响已经不大，朱子说的“杨墨之害息”，是孟子之后不久就有的事实，只不过将此功归于孟子，是一种溢美，其实一切出于当时诸侯大臣这些“君子”们的选择而已。
自西汉“独尊儒术”，二千五百多年来，墨子之学低落到极点。如今看去，墨子可算是当时的平民政治家和理论家，从《墨子》书看，他还是一位科学家和军事家，是有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就的人；几千年来，墨子的博大和伟大，不为“君子”们所承认，而排斥得远远的，他的独特的“兼爱”、“尚贤”之说，以及“非乐，节用”之说（反对统治者的各种奢侈排场和享乐），注定不能为帝王和朝廷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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