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领导权之争看意识形态斗争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现实意义
燎原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斗争往往是借文化领导权之争体现的，都是一定的阶级根本利益的表达和斗争。那么，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文化之争”呢？以目前争论较为突出的版图中国论（历史上的中国）与文化中国论之争为例，实质为不使用武力，国家能否实现政治统一的问题。我国历史上是多个文化圈并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总体上分为中原的儒家文化圈，西藏、青海及内外蒙古的藏传佛教文化圈，西北（新疆）伊斯兰教文化圈。如果再向前推300多年，那么中国还有东北的萨满和西南土司原始宗教等文化圈。形成这样的文化圈格局缘于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共性——即为剥削阶级服务，它们之间的斗争存在两面性。有些人认为（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推动力量，进而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文化基础（意识形态基础），显然这是中原中心史观的一部分，是一种主观唯心的观点，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如果儒家思想能够实现统一国家，那么就不会有上述的文化圈格局。
一、国家统一的推动力量不是文化，但文化斗争是为阶级政治服务的。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整合在同一政治框架内的大一统局面，只有元和清，其统一的内在需求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推动力量是武力。通过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矛盾论》这把钥匙，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正确认识及解决矛盾。我们知道，军事斗争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政治斗争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而文化即意识形态斗争正是围绕军事、政治斗争展开的，所以说一切斗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获取经济利益这个目的是相对不变的，因此，经济目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政治军事文化目的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然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军事、文化斗争目的之后才能确保经济目的的最终实现，这也就是说，只有解决了矛盾的次要方面上的问题才能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上的问题。所谓抓住主要矛盾，就是要抓住那些相对不变的关系，而且，抓住这些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改变这些关系，也就是说，是为了能够最终使主要矛盾转变为次要矛盾，也就是转变为可以适时调整的关系。正因为政治斗争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政治目的是可以为经济目的让路的，所以，才有土地改革，才有一化三改造，进而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清了障碍。也正是因为文化斗争是围绕政治、军事目的展开的，所以，解放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历史高峰。这场斗争正是在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为巩固无产阶级执政地位，实现本阶级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一系列激烈的斗争。
二、文化统一就是意识形态统一，就是把文化领导权、解释权集中到统治阶级手中，实现这种统一只能在同一政治框架内进行，必须依靠政治统一。在我国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其治下多采取因俗施治，但是对于急需打破地区经济、政治壁垒实现政治大一统局面的王朝，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必然寻求通过文化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如蒙古及元代曾创建一种不属于任何民族的拼音文字——八思巴蒙古文，初步解决了官员向不同母语民族宣读政令的需要，也非常适合传递军事等机密情报（识字的听不懂，听得懂的不识字），但由于统治阶级出于文化垄断的需要，这种文字仅限于官方使用，如今几近天书。清朝的手段相比元高明了许多，但只能是维持不同文化圈共存的局面，避免无休止的互相残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初步解决中国文化统一问题，文化统一的过程就是《共产党宣言》中“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中的一个“彻底决裂”（这与历史虚无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如立即开展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改革（文化载体）。这个问题不解决，政治统一就不稳固，而解决这个问题，离不开政治统一。
三、文化统一对巩固和维护政治统一具有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还是以语言文字为例，汉语言语音的差异不比欧洲各国小，但没有变成诸多小国，与文字统一关系巨大。我国历史上许多新兴民族在初步完成本民族统一时，纷纷创立自己的文字，如西夏、契丹、蒙古、女真（满）等，为建立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文化体系、进而实现民族文化初步统一创造了条件。而文字的发展、推广又与民族的文化最终走向相对应，即哪种文化更有利于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就趋向哪一种文化。一般来讲，属同一文化圈的，意识形态接近，文字趋同，如西夏文、契丹文借鉴汉字，蒙古文源自回鹘文，后成形为察合台蒙古文（蒙古文前身），老满文（无圈点满文）源自蒙古文，后成形为圈点满文，而回鹘（维吾尔族前身）弃回鹘文改书波斯文（从佛教转向伊斯兰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字对于文化统一的重要性。近现代历史中，世界许多国家都是从文字改革入手解决本国文化统一问题。以前苏联为例，其联盟内中亚各国所有民族文字均使用斯拉夫文字（苏联解体原因之一就是否定一元搞多元化），甚至连非加盟的外蒙古都改用斯拉夫文字，割断了其与内蒙古的文化联系（民族分裂已经形成，客观造成了内外蒙古在非武力条件下难以再走到一起）。北朝鲜政权稳固后，即行文字改革，不再使用汉文，改行拼音文字（即现行朝鲜文，主要为百姓使用，为历代统治阶级不屑），多年后，韩国不得以采用北朝鲜文字改革方案，北朝鲜保住了文化自主权，占据了文化统一的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改革时，我国也有拉丁文字与斯拉夫文字之争，最后我国采用拉丁文字（发音与国际语相同），保住了我国文化自主权，是我国成为自主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同时，对其它民族也视情况实施了语言文字改革，如壮文、新维文等，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文化基础，为文化即意识形态的统一创造了条件。80年代初，国家政策调整，许多民族恢复了原有文字，打断了文化统一进程，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多元化，为地方民族主义死灰复燃埋下了祸根。
四、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就是坚持先进的意识形态，是先进政党的历史使命。新中国之所以称“新”，就在于她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她所宣扬的文化是彻底否定过去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历史地位的文化，因为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形态，她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人民民主）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是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百花齐放的文艺作品等方式表现。文化具有阶级属性是毋庸置疑的，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取决于统治权在哪个阶级手中、依靠哪个阶级的力量、为哪个阶级服务，没有包含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以文艺作品为例，我们一般从三个方面品评某个作品格调（思想主题）高雅或是低下，一是表现形式，粗制滥造与精雕细琢是很容易区分的；二是表述内容，脱衣舞固然刺激感官，但一般谁也不会视其为精神食粮；三是表达思想（意识形态），催人奋进（进步）还是消极腐朽（反动），造成的影响是最大的，有时也是难以发现的，如《海瑞罢官》。作为明史专家的编剧吴晗以历史正剧的形式，表述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搞垮徐阶的是高拱不是海瑞，偷换阶级概念——海瑞打击的是官僚大地主以“投献”方式兼并中小地主，占人口多数的佃农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借机表达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思想——影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文艺作品宣扬的意识形态脱离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时，将失去其生命力，比较典型的是昆曲，后来者是传统京剧等，当其成为统治阶级的玩偶，拒绝为人民服务（现在保留曲目依然顽固地表现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现的思想不改，形式也一样改不了，即使在同样宣传剥削有理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眼里，也同样没有生命力）时，就只能走向没落。
五、为什么样要坚持用先进文化统一。仅以汉语语言文字为例，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的演化历史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反动的愚民政策。“五四运动”中，语言文字之争几近白热化，其背后是各种思想之争，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走向政治前台，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斗争的反映，因而，五四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新中国成立后，语言文字（如简化字）改革遵循“述而不作”等原则，使之得以顺利推广，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共鸣，为大规模扫除文盲、统一全国人民思想、推动国家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蜗居台湾的反动统治阶级畏之如虎，严禁效仿大陆语言文字改革方案，先进与落后之分立见。因为是否用先进文化统一决定着文化中心的确立及对外传播辐射的能力，决定着政权的合法性。当年国民党的恐惧不在语言文字改革，而是由语言文字改革体现的被历史彻底否定的命运。今天，台湾当局改称繁体字为“正体字”，其意在与中央政府争夺文化领导权，此举将关乎政权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不要以为台湾当局是不自量力，今天大陆文化价值取向逐步趋向台湾，甚至大有超越之势，比如硬把40年代宣扬卖国文化的张爱玲当作海派文化之母大力宣扬（电影《色·戒》），倒霉的海派文化既蒙了羞又短了几十年的寿，搞的台湾学者大为慨叹，思想解放远不如大陆。台湾当局在文化领导权问题上跃跃欲试便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不成功也能为台独找到理由。而其欲将繁体字申遗，本身就说明了这样的文化已穷途末路，居然有大陆学者为之鼓与呼。现在主要攻击的是1978年颁布的第二代简化字，而攻击者故意模糊两代简化字并无继承关系这一事实，用心是极其险恶的，甚至大谈什么“废简复繁”、“书简识繁”有利于两岸统一，无论其用意何在，都是要共产党效仿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搞文化上的倒行逆施，进而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一个政党不再坚持本阶级文化统一，丢弃文化领导权时，就意味着它的政治生命力开始终结。
六、坚持先进文化是文化、政治自信和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因为没有历史负担，其宣扬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确实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先进代表”，如今以好莱坞文化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文化从个人英雄主义到世界“领袖”地位，从古代文明打到未来世界甚至外星球，打遍古今世界无敌手，充分表现了其文化、政治自信和意识形态影响力——统治现实世界的是美国，主宰虚幻世界的是基督，虚实结合推行全球。而这些恰恰是建立在美国保持全球经济、政治、军事霸权地位基础上的。不过，美国也并非一直这样，50年代极右的麦肯锡主义搞的国内风声鹤唳，60、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深陷国内群众运动、国际反霸斗争之中，统治阶级焦头烂额，此时的007系列、兰博系列等电影通过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把这种焦虑的心理表露无遗，其肇因于共产主义文化运动的猛烈扩张，其霸权地位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连续遭到打击所致，但资产阶级也不是笨蛋，它们很善于学习，用我们曾经用过的手段搞我们，到80年代美国终于开始“重振雄风”。那么现在其他国家是不是就唯美国马首是瞻呢？也不是，西班牙在世界各地创建塞万提斯学院，德国搞歌德学院等等，因为这些人往往是本国现代文化的开创者，具有标志性作用，虽然德国两次战败，但今天谁能否认其欧洲大国的地位呢？早在延安时期，中共设立鲁迅学院，树立先进文化标杆，成为进步、光明的象征，彰显了政治自信和影响力。反观国民党当局又是尊孔又是复古，搞的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为政治失败埋下了伏笔。以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做后盾，先进文化可以达到武力所达不到的效能，告诉别人我们做的是什么与告诉别人想进步就要学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影响力大小也就显而易见了。
七、宣扬文化中国论是向中国共产党公开挑战。宣扬文化中国论者主要是宣扬儒家思想一元论，经典著作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宣扬由天及人的封建秩序，仇视人民群众、歧视少数民族、蔑视其他文化是其本性决定的，现在比较极端的观点是历史虚妄主义，其与历史虚无主义同为历史唯心主义。借用毛泽东同志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的一句话，“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从世界历史看，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只限于东亚地区。欧洲国家羡儒（崇华）主要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在文艺复兴时期进入高潮，随即转入恶儒（辱华）。这一发展与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有关。因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形态区别很大，西方知识分子非常羡慕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成为统治阶级官僚，但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经改良的基督教文化的“欧洲中心论”为其对内整合、对外扩张做好了文化铺垫，儒家的思想完全成了绊脚石，因为儒家思想不利于资本主义冲破原有封建秩序获得发展，再加上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已经走向衰败，儒家在欧洲的名声完全臭了，指望“孔子”向世界传播中国“先进”文化，恐怕适得其反。反观现在，国内国学炒的火热，可国学究竟是什么？钻研古印度学的人都能被奉为“国学大师”，假使王国维再世肯定还要再跳一次湖，倒是被捧者生前对“国学者”之谓多有躲闪。比如同一时代的孔子与庄子，其观点是入世与出世之别，两家传人打了千百年才在封建秩序下达成妥协，某位女学者硬是把这两位撮合成了21世纪的志同道合者，让根本不懂市场经济为何物的两位“大智慧”者带领人们在市场经济大道上狂奔——“打造核心竞争力”， 只要能赚钱就行，哪管真假对错。这样的学者又何止几位，而以国学者自居、宣扬文化中国论的正是这类人。宣扬反动历史的“儒家”能被抬上神位，那么宣传类似东西的其它文化就没有理由沉默，如今，各种宗教、封建文化难以遏制的泛滥，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很自然的事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在阶级对立严重的社会，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欺骗性，而这些人宣扬的文化中所蕴含的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那么，指望这些人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完全是缘木求鱼。
新中国解决文化统一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就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先进的意识形态改造人们思想的过程，其造成的影响极其重大而且深远，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讲，从头脑中剔除陈旧思想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对所有人来讲，这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现在，这项工作的脚步已经愈发沉重，表现为文艺作品已失去创新的能力，所谓推陈出新除了生编硬造就是翻箱倒柜。“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既然前进的脚步变慢了，那么，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变的好似真理一样，很有市场了。
【2011年6月18日迎接建党90周年“文化自觉”研讨会征文】
“文化自觉”研讨会专题：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whz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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