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叛逆之于历史，正如历史之于必然。
在中国历史中，屈原、嵇康、谭嗣同分别代表了三种典型社会背景下不同叛逆反抗性选择。
中国历史这种狂狷，刚烈叛逆的传统脉络，可沿湘江追溯南下，直达淤泥下的汨罗江，投江的屈原开启了中国文人不同流合污的相对温和的反抗传统。屈原反抗行为所波及的后世蝴蝶效应，主要来自于其自身的浓烈的人文色彩和“知识分子”代表性。
屈原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与中国封建时期的“官本位”意识形态相合。他代表的是国破家亡典型环境中的孤忠选择，在面对山河破碎、个人怀才不遇的历史无奈时，为了唤醒沉醉中的国人，表现出了决绝的“择死”选择。屈原“怀沙”自沉后，在他所开启的“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传统，以及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叛逆思想、爱国忠君形象，与他最终的凄凉结局相互辉映，合而形成了一个叛逆、反抗、不同流合污的形象，形成了后世学人效应的温和的反抗传统。
历史跳跃到黑暗中的西晋，嵇康代表着极权统治下，民间意识与角色的无力反抗。嵇康携竹林七贤隐居山林，以打铁为志，赤身裸体化为酒狂，坚拒出仕。临刑前，面对三千太学生的集体请愿，嵇康神色如常，索琴独奏《广陵散》，一曲广陵绝响后，而慨“《广陵散》于今绝矣！”只能“择死”。嵇康之精神于屈原大相不同，嵇康的血气与命运的结局，正如悲剧比喜剧更为经典的效果一样，开启了一种悲怆的凄凉的文人反抗的前途，既清高、不同流合污，又自负特立独行。嵇康的“青眼”与“铁锤”向来为后世引以标榜嵇康的两处特征。
自古以来，崇尚强悍坚韧的荆楚文化培育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英勇豪迈之气，培育出了无数充满血性的湖湘男儿：敢于“问鼎中原”的楚庄王、以死作谏的屈原及谭嗣同、陈天华。
追溯湖湘人文传统，除了屈原投江的汨罗江，三湘四水，河络水网，叛逆之河，流脉相通，及至明末，湘江河畔，又有王船山一旗，助长了反抗和学术建设之风。此后湘人叛逆反抗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出身贫寒的谭嗣同，深得王船山思想精髓。他的叛逆形象，建设在他本身的思想者和革命者的形象之上，在当代中国，有着颇能引起尊敬的“民间”身份。所以，谭嗣同的激进思想家形象颇能为后世知识分子所推崇和敬仰。他的《仁学》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于革命的奔走呼号，最终“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彰显出谭嗣同有别于屈原和嵇康的强烈的反抗的革命者形象。1898年被砍头于专制晚期的帝都法场，从而树立起帝国毁灭的血旗。
钟子期与伯牙以及嵇康以来所树立的凌风傲骨、超凡脱俗形象，由古琴演绎出狂狷之风，专制下的士人风骨，越发硬朗起来，成为一种鞭策机制，蚕噬着悲惨现实下的犬儒们和苟且偷安者的良心。他们面临着两种抉择，“择生于择死”。择生者明哲保身，一向被视为一种传统，且并不以此为耻，就像和平年代的文人一样，为时代的惰性所消磨。孤忠者同样活得并不潇洒。专制体制下往往比民主社会中更难以做到对邪恶的怒发冲冠。
在他们一代代所开启的传统脉络中，谭嗣同、陈天华既选择了继承，他们的境界又与屈原、嵇康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与谭嗣同、陈天华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自觉意识的革命者角色，更为突出的表现了民间身份自下而上的革命意识。谭嗣同“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君权神圣化的模式在中国政治史上定格之后，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之后果，所以认为“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屈原想以死唤醒沉醉中的同胞，楚国终为秦国所灭；谭嗣同想以死唤醒国人完成改革变法，但国人依旧浑浑噩噩，继续充当鲁迅笔下的看客；陈天华蹈海殉国想激励起国人的血性，激励国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大清王朝统治依旧。如此来看，屈原、谭嗣同、陈天华的死是不是有些不值。中国人重情重义，虽缺少血性，但有理性，能分辨忠奸善恶。虽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却年复一年地纪念屈原，演化成一个传统节日。屈原死后两千多年，身死国灭的历史悲剧循环上演。众人不一定皆醉，但举国皆吃，纪念屈原殉国的端午节演化成了吃喝玩乐，缺少了对国家民族赤胆忠心、以死作谏的勇气。但愿像六国那样身死国灭的历史悲剧不再上演。
从屈原到嵇康，再到谭嗣同、陈天华，此种叛逆、反抗的意识在进化过程中，被不断继承、演变而更加强化和成熟，拥有叛逆意识的知识分子对非主流传统的理想主义感情从来都是不排斥的，无论被既成世俗经验如何消磨，如何不断弱化，真有思想定力者一定不乏其人，即使注定不能成为大家，至少是反“传统”的一粒尘埃，终将成为历史追随的一道景观。走向另一个平行世界的习瑞，也许就是这样一粒尘埃。
2023.09.09.17:17于十三楼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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