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绵绵，开卷有益，思虑舒静，发人深省。又一次通读《道德经》并且选择了王弼、河上公、庄子、苏辙、陆希声、高明等古圣先贤的注本，同时以《通玄经》为补益，对《道德经》进行认真的、自由的体悟，虽说俱是一己之得，倒也内心安宁，觉得似无不妥；不妥可能是不失，或者是不及，不失指不会因人而废言，不及指自己领悟不到位，但在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夹缝中，居然揣测出道家文化、道家哲学在政治哲学与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实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至为重要。如果用儒家思想润身，用法家思想驭民，用兵家思想谋篇布局，并将这些“目”与道家的“纲”联系起来，达到“纲举目张”的相互融合，便与统治阶级“外圣内王”的思想遵循非常契合。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体系与政治方略，但道家的哲学思想在本土一直不愠不热，更多的时候会淹没在紊乱的争鸣声中，难以寻觅其踪迹，视若不见不能代言道家哲学的消弭，它依旧存在社会政治的各个层面，甚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乃至“道”主宰天地万物人事，无时不运行，无时不鉴证，经云：“人能虚心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如果内守不坚，役于它物，失而逐外，欲壑声闻，迁动难安，还复散乱，则谓之失道；失道之下，则是失德。离德背道，何由得治？天下嚣嚣，何由得道？故不揣冒昧，抛转以俟珠玉，略论以求恢弘，深念《道德经》之美文，忧思治乱兴衰之机缘，殷殷其意，浓浓其情，据之为文，以慰秋实。
1、“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句话是《道德经》德经部分的核心思想；德为用，道为体，以体致用，可见这句话也是道经部分的核心支撑。“道天地人”悉皆法于自然，“百姓心”弥散经纬于其中，不可谓不重也。“常心”是一种固定的、排外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状态；“无常心”则是一种变迁的、内敛性的、包容性的、生机盎然的状态；王弼注曰：“动常因也。”即常心因百姓心而变动、适宜、融洽。河上公说的更直白：“圣人重改更，贵因循，若似无心也。百姓心之所便，因而从之。” 苏辙则形而上之曰：“虚空无形，因万物之形以为形，在方为方，在圆为圆，如使空自有形，则何以形万物哉？”唐朝的陆希声解释为：“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岂非以百姓心为心乎？”这种统一性的认识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在《论语·子罕》所说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相同的情趣与要求。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公仆”则党员干部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也是“人民公仆”中的一员；《通玄经》则用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诠释“治人之道，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齐辑之乎辔衔，正度之乎胸臆，内得于心，外合乎马志。”《庄子》里面也有几则类似的寓言故事，其意一也，即放弃自己主观意念而以马以鱼以木以水的自然运动形态为主宰从而达到和实现自己的意愿。古人讲“以百姓心为心”，今人讲“为人民服务”，古今一也，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应该继承下来、传承下去，发扬广大、守之不怠。王弼在章节之末注解道：“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者。能者与之，资者取之，能大则大，资贵则贵，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则可冕旒充目而不惧於欺，黈纩塞耳而无戚慢，又何为劳一身之聪明，以察百姓之情哉。”进一步阐明了君民关系，君王具有认识世界、顺应客观的能力，百姓们就会大力支持；君王通过政事给予百姓生活希望与生存保障，故君王能成其大能处其先，百姓则能乐天知命富足安康，同时委婉的指出君王不能妄视放纵自己的欲望和功利之心，君王不能妄听远贤人亲小人或者偏信偏听或者刚愎自用、独断专权、固执己见、一意孤行，这样就势必破坏了“以百姓心为心”的主旨而僵化为固守不变的“常心”了，“如此则己以一敌人，而人以千万敌己也。若乃多其法纲，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自绝于民，自绝与物，自绝于事，自绝于时，《盐铁论》申明：“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因公而徇私。”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春秋刺讥不及庶人，责其率（指统治阶级官僚体系的首脑）也。”王弼的评论更是一步到位“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己处不足，非智之所济也。”则君王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国事紊乱，促生人言啧啧，腐化隳败、来日寥寥。守其初衷，虚空无我，“外求诸物，内明诸己。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有当，不任非当之事”兼听兼信，因任民心，“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浑然其心而公天下，不有不恃而守虚极，不求不待而自充足，“身与道同，则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则无法而不通”牢记宗旨，勇于承担，则民心定，天下安，自无为，道运通。
2、“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有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唱到“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而君王就是定盘的星，或重或轻，或褒或贬，都是由君王自作之自成之。“太上”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至高至伟至崇至大的一种存在，是一种理想化的治理模式，河上公注曰：“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也。”以现代人的视角衡量，很可能被指责为历史虚无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质朴”二字对于君王和百姓是公平的，相比之下，今人的狭隘、虚妄已经远不复初了。苏辙评价为“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类似于一种两清相忘，至誉无誉、至名无名，君王施以无为，百姓安享其然的人间美好画卷。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这样的人枚不胜举，古有之，今有之，将亦有之）行沽名钓誉之实、自饰自诩之情着实令人不堪听闻，奉劝有识者自知者切莫自以为是、对号入座。第二梯队是“亲而誉之”王弼注解为“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苏辙解释的更为通透“以仁义治天下，其德可怀，其功可见，故民得而亲誉之。其名虽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大的社会环境已经出现了阶级，所以有了亲疏，有了区别，但君王能够秉持道德，以仁义治天下，“天下被其仁，故亲之；怀其义，故誉之。”古代将尧舜禹、周文王、汉文帝、宋仁宗列入这个范畴，今人则有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可称其誉，正如河上公所注“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第三梯队是“畏之”，何以畏之？陆希声答曰：“仁义不足以治其心，则以刑法为政，故百姓畏之。”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已经不能收拢民心民意民望，“设刑法以治也”即言“以法治国”秦始皇以绝对优势独占鳌头，王弼补充到：“不能复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此时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滋生的矛盾已经无法自己解决了，实际上处于一种濒临亡国的危险之中，励精图治杳无希望，国破人亡指日可待。第四梯队是“侮之”亦即第三梯队的延续和发展，也是统治绩效的最末端，王弼很文雅的解释为“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河上公则鲜明指出“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欺侮是相互的，上位自欺欺人、倚强凌弱、以寡暴众，下位心存侥幸、掩人耳目、听之任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则以权谲为事，故众庶侮之（陆希声语）” 权谲可以解释为权谋、诡诈，是权术而不是权衡，是自坏长城自败自戕而不是立威立信立新，统治阶级以错综复杂的骗局维系着政权的存在做垂死挣扎，而这种骗局往往被百姓们识破而不说破，畏之在前、观其自在、侮之在后，统治阶级已经背弃初衷、渐行渐远，公信殆尽、浑水摸鱼，苟延残喘、气息奄奄，利令智昏、朝不保夕。接下来的经文是“信不足，有不信。犹兮其贵言。”看看统治阶级是如何表演的，苏辙说：“唯不自信，而加以仁义，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河上公注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陆希声指出：“於乎心之有孚谓之诚，言之可复谓之信。诚既不孚，言则不复，而犹贵重爽言，谓之诚信可乎哉？”既失本心，何来诚意？意既不诚，言则不复，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犹兮其贵言”苏辙注解为：“圣人自信有余，其於言也，犹然贵之不轻出诸口，而民已信之矣。”所以“吾诚自信，则以道御天下足矣。”这里的“犹其贵言”与“希言自然”和“不在文辩”是《道德经》一以贯之的思想精髓，统治阶级一经舍本逐末，出现乱局乱象，顺势应时就会出现由乱而治、由衰而兴、由败而成、由亡而生的革命性社会浪潮。在循环往复的变化中，细细品味，静静思量，陡然觉得《道德经》蕴涵的“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思想是那么深邃，那么玄妙，充满思辨的文字及其意趣在一瞬间跨越了历史鸿沟，倍感亲切从容。继承和发展《道德经》的《通玄经》则对这一社会变化更迭的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总结性描述：“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民交让争处卑，财利争受少，事力争就劳，日化上而迁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法令正于上，百姓服于下，治之末也。上世养本，而下世事末。”这是一份政治自信、政治宣言、政治规矩。
3、“古之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乘四时，号令比雷霆，音气不戾八方，诎伸不违五度。”这句话可能会改变许多人传统的认知，对“道无为”的认知，静守无为、迫而后应、因循四时、法度森严、惠风和畅、收发自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出发点是什么，为谁奋斗服务，凭借的力量源泉在哪里，目标任务是什么，简单明了，言简意赅，剀切中理；这种“无为”的思想，用《坐忘论》可以解释为：“若事有不可废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爱，系心为业…事有不可废，物有不可弃者，当须虚襟而受之”也就是说因时因势而应事，事情完结之后，能够全身而退没有牵挂没有流连没有迟滞，要以常态化或者平常心理去应事应物，而不是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畏事怕事躲事。如此完全碾压了以“德法”治国，以“仁义礼智信”为经纬的施政理念。“为了谁”自然包含着一种无私无畏、慷慨激昂的奉献牺牲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导引下，必然出现“大公天下”大公至正、国而忘家的博大情怀与海纳百川的精神气概。但是非常不幸，社会上更常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力量逐渐强大了、它们的队伍不断扩充了，依附它们的群体也日益庞大，所以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倒行逆施的现象一定会出现，至斯时，压迫、剥削阶级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事实上会变成利害关系截然不同的原则性对立对抗和斗争，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讲，都会出现“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道而动，天下为斗”的局面，“天下为斗”指明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阵营，或争取或保护自身利益而通过统治阶级这个至关重要的纽带进行战斗“若开其锐端，而纵之放僻淫泆，而弃之以法，随之以刑，虽残贼天下不能禁其奸矣”可见弱势群体、被剥削阶级争取民生民产民业民权的道路是崎岖不平、艰难险阻、压力巨大。无数历史已经证明，统治阶级的附庸群体是同利相合同利相求但绝不是同利相死，它们不会为统治阶级牺牲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了国家安危献出自己的生命，不会为民族存亡改变自私自利的本性，它们会变成一个看客和守望者，看风雨飘摇，守宅田私产，望峰回路转，赌柳暗花明。当此时，统治阶级会以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为依赖，驱使他们为它们流汗奋斗、流血牺牲，“用其为己用”即言驱使黎民百姓为统治阶级而战，孰可用之哉？“无一人之可用也。”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历史上称其为“革故鼎新”也就是“革命”的意思。
4、《通玄经·上义》讲到“有余者止于度，不足者逮于用，故天下可一也。”这实际上是有关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消弭贫富差距、均衡发展的一种治国理财、和谐社会的思想观念。故有道以御人，御人以道、以德、以制度，则人从事通世治矣；无道则治于人，为自身所累、为集团所系、为邪恶胁迫、为利益驱逐，舍己而从人矣。“廉耻陵迟，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民贫苦而忿争生，是以贵仁”就是说知耻守廉的道德衰败，世风日下，百姓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深刻性变化，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把控社会财富、舆论导向和政治权力，不从自身找问题，不是自责自省，反而叱之曰：“因为你不够努力！”岂非咄咄怪事？“天之道，裒多益寡（损盈益缺），地之道，损高益下，鬼神之道，骄溢与下，人之道，多者不与，圣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其中“多者不与”就是“有余者止于度”的意思。“不足者”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收入低下、劳动技能低下，难道就能因此而抛弃、不管不顾吗？道家推崇统治阶级“与之养之畜之”这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道德规范，但它没有约束力没有执行力，只是一种软弱的苍白的社会共鸣，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你（被统治阶级）有情我（统治阶级）无意，甚至出现“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击为业，灾害生，祸乱作”的反常社会现象；更有甚者，生逢乱世，统治阶级“法烦刑峻即民生诈，上多事下多态，求多即得寡，禁多即胜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犹扬火而使无焚也，以智生患，以智备之，譬犹挠水而欲求清也。”《通玄经》也明确指出“夫积爱成福，积憎成祸，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施于救患难。今人不务使患无生，而务施救于患，虽神人不能为谋。”也就是说一方面自己不断制造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不断打击那些抗拒或指责社会矛盾的群体力量，“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故极力粉饰太平，自吹自擂盛世，百姓们形象的讽刺它们“天下美不美，全靠一张嘴”，又且姑妄以圣人自居，从而陷入了一种惹是生非、制造混乱，浑水摸鱼、扬汤止沸的恶性循环，凡所见所闻，“长吏厉诸小吏，小吏厉诸百姓。故不患择之不熟，而患求之与得异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贪而无厌也。”举天下而奉一人，“乱主则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处一主之势，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在这种骄奢淫逸、荒诞不经的政治环境下，“群臣尽诚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亲习邪枉，贤者不能见也；疏远卑贱，竭力尽忠者不能闻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所以“无道治天下，天下之贼也。以一人与天下为仇，虽欲长久，不可得也；其亡无日，何期无祸也。”《通玄经》最后指出：“兽困即触，鸟穷即啄，人穷即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所难免。
5、“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 这句话是说贤明的君王百里挑一，不会能人辈出，每一代都是圣明的君王；贤臣能吏万里挑一；用百里挑一与万里挑一相契合，君臣一心以治天下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这里面有《庄子》精辟论述的影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非常熟悉的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都在不断演绎：既然欺师灭祖之名已经坐实，则它们一定会无耻无畏、更加猖狂。即使偶尔抛出或者引用祖宗的训诫，也属于二次创作、三次创作、四次乃至无数次的再创作，完全的彻底的背离了最初的训诫而变得不知所云，实则是自说自话而已。祖训与真理变成了它们进行自我陶醉自我鼓励自我安慰从而达到欺瞒世人欺瞒祖宗欺瞒后代的幌子。
6、廉耻陵迟（衰退、败坏之意）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民贫苦而忿争生，是以贵仁（因为存在不可调解的社会问题所以便推崇仁爱精神，即爱爱朝廷爱集体爱他人爱他物但凡高大尚的它们都要你去爱，唯独没有说到自爱、自尊、自重、自谦、自廉、自知、自觉、自励）故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所谓‘正义不会消失，正义必将到来’正义是举世公认的社会规范，是绝世公认的社会道德，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初始状态即处理错误，而且一犯再犯，而且置若罔闻，而且迁就纵容，那便表明正义已死，它不存在了。如果乞讨式地希望大老爷们发慈悲、施善心、行义举，则即便它们或多或少做出些许改变，那这种举动首先是一种平息事态的惯用手段，其次是对内心肮脏的一种高调救赎，更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自我标榜、自我伪装。不信的话，且看下一次出现类似情况，它们又是如何表演的，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鬼把戏，而它们却屡用不爽、屡用屡得，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可怜的观众却一味沉浸在无端的梦幻中。）非通治之道也…故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
7、“得道之人，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与物推移，万举而不陷，所贵乎道者，贵其龙变也。”人人几乎都能够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外化于行、内化于心”与儒道两家修身养性“外圆内方”的准则是一致的，“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与物推移，万举而不陷”这是应时顺势、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的一种人生智慧或者政治智慧。首先要表明这是专门对统治阶级集团首脑而言的，称之为“龙变”，体制内的达官显贵称之为“虎变”，士族君子、知性明理的人称之为“豹变”，等而下之的普罗大众称之为“虫变”或“草变”，也就是简单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的社会生活应该遵循的方法规矩或者智慧技巧。千万不要将自己拔高了，因为你没有恁么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及感染力，所以人贵自知、自胜、自强、自省、自励、自足、自尊。《通玄经》告诉我们：“人皆知治乱之机，而莫知全生之具，故圣人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统治阶级不单承担着治理国事、与国修好、发展图强、民生康乐的重担，也承担着行不言之教、通无为之治、新风气民俗的责任，否则它们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污浊不堪的记载。治乱则将仁爱。契合于“龙变”故相应要求“君子非义无以活，失义则失其所以活；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则失其所以活。”同时经文也明确了“义者，比于心而合于众适者也。”统治阶级首先要自我约束莫纵利于其私心，要自我管制莫逞强于沽名钓誉之实，要自我仰制自绝于民而亲近于居心叵测的附逆者。失义即失其所宜，失其所宜即背道而驰，继而“失其所以活”它们所以存续存在的价值一旦失去，它们赓续存活的时间将日益减少、日益逼近、日益窘迫。“故君子惧失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祸福异矣。”这才是真规矩；只有懂规矩、守规矩、护规矩，知敬畏、明底线，才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8、“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为而难成者，或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取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诈伪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者，圣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独见也。”《易经》中讲过“圣人龙变”思想，事实上已经以一种谦恭的态度肯定或者默认了“圣人”的言行举止，但普罗大众也有自己的思想思维，也有自己的见识见解，也有自己的判断分析，如果一任真正意义上的“愚民政策”的驱使，则黎民百姓何其能称之为“人”呢，则官僚显贵何其能称之为“人物”呢，则共同赖以生存和认知的社会何其能称之为“盛世”呢？这四种形态在《盐铁论》中只论述了其中两种“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可言而不可行，即言理想信仰，只有信才能仰，更多的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可行而不可言，即言政策覆载，因为有分类施策，所以可覆者未必覆可载者未必载不可覆载者确实首要的覆载对象，这就是统治阶级的选择取舍；易为而难成，因为有“可言而不可行”与“可行而不可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的侵扰干预，所以“政事”或易或难、或事倍功半、或事半功倍、或终无结果不了了之、或艰难曲折殊路同归；难成而易败者，名誉声誉信誉荣誉也，也是“政事”高下美丑的一种客观结果、客观评价，客观事实，如果声誉是先辈所创所建、自己赖其荫蔽而行事，若遵守奉行，则能弘扬光大，若阳奉阴违，岂能保而守之？好像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抢劫盗窃之事，众人皆见之，唯独强盗无知无识无耻无畏，天奈其何，人奈其何？祸福由己造，咎由自取之。一言以蔽之：“圣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独见也。”
9、事者难成易败，名者难立易废，凡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至于患。这与老子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等经文的意思是相同的。积小善而成大善，积小恶而成大恶，《通玄经》里面讲到“夫祸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当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被丑陋的风气所袭扰的时候，百姓的抗议和怨言能够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的，虽然人数众多，对于集中了权力权利的官僚集团而言、对于附庸在这个群体周围渗透的反动资本的而言、对于已经失去了本真而被污浊的欲望束缚并趋之若鹜的为虎作伥、作威作福、沆瀣一气的“老板们”而言，岂能奈何？它们改弦易辙、冷漠无情，背离祖训、一意孤行，草菅人命、袒护黑恶势力，贪得无厌、维护利益集团，既作践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作践了法律道德体系，更作践了子子孙孙、后辈儿郎的思想触角、眼界维度以及文化认同，兹事体大，兹事罪大，兹事祸长！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方向，《盐铁论》非常形象的描述为“非儒无成事，公卿欲成利也。”是自蹈覆辙的开始，而其遗留下来的影响与破坏性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去纠正，但有一个前提，届时它还存在的话，比如西周之于东周，西汉之于东汉，西晋之于东晋，北宋之于南宋，元明清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为谁服务效忠、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政体国事的凭借是什么，落脚点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这就是“天道”的指引，纯粹的主观的狭隘的偏执的意愿或思想在“天道”的运行轨迹里面根本不值一提。所以《通玄经》一再告诫：“祸与福同门，利与害相邻，自非至一精一，莫之能分，是故智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不可不慎察也。”
10、“相坐之法立，则百姓怨”相坐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连坐，是统治阶级进行剥削压迫的一种惯用手段，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消失过，迄今甚至大有发扬光大的趋势。事实上连坐已经不再局限于刑法的范畴（压迫、压制、剥削）之内，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利益衔接、利益捆绑、利益输送）的各个层面，相坐已经成为资产阶级赤裸裸地掠夺抢劫社会财富的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方法，即使商鞅思忖再三，也要对时下的相坐顶礼膜拜。教育产业化，既促进了房地产业化的稳健持续向好发展，促进了校园餐饮业产业化的发展，为张核子的预制菜开辟了利润丰厚固定且可以藏污纳垢的新天地，促进了集中区域的商业规模化发展，带动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蓬勃发展。但凡有生命有人的环境，已经被官僚资本采用“连坐”的方式统统串联了起来，规模越做越大，攫取社会财富越来越便捷，助纣为虐的精英公知们却越来越轻松，它们同气相合、置若罔闻，俨然资本的姘头，欣欣然、跃跃然、美滋滋的，非常惬意，殊不知黎民百姓恨之入骨、怨声载道、义愤填膺。虽然这段经文接续写到：“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爱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乱政。”讲究仁爱，推崇智慧，实际上已经悬处于“道德沦丧、政统垂败，苛刑峻法、纷繁芜杂”的自我救赎、自我续命，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的境地了。相坐之法不去，民怨沸腾不止。《盐铁论》中“贾生有言：‘恳言则辞浅而不入，深言则逆耳而失指。’故曰：‘谈何容易。’谈且不易，而况行之乎？”
11、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尺虽齐，必有危，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无以正曲直，用规矩者，亦有规矩之心。事物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在这段经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对目标与功效的考量，是对原则与标准的鉴证，是对理论与实践的总括。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尤其是飾假为真、以假乱真、偷梁换柱、浑水摸鱼、鱼目混珠的说法做法所混淆与否定的。易中天先生讲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制定规矩者，也要懂规矩”，如果溯源，应该兹于此文。懂“规矩”的人不能单纯地用“规矩”去“规矩”他人，却轻轻松松地将自己置身于“规矩”之外；不能将自己都无法接受的东西整合成“规矩”，却要求别人承认并遵守这个名不符实的“规矩”；若如此，此“规矩”便不再是“规矩”，遵守“规矩”就等于画地为牢，破坏“规矩”就视为创新创造、就等同于阳春白雪之于下里巴人。事实证明历史上制定众多规矩的情况多数是对人不对己的，它们的规矩不但害了别人，最终也大多成了自戕的利器。《庄子外篇·缮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如果被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侵蚀了，被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洗脑了，被特权阶级、官僚资本思想渗透了，所谓的是非所谓的规矩所谓的创举何异于涸泽而渔、抱薪救火、掩耳盗铃、饮鸩止渴？由此想到《道德经》中的“希言自然”王弼的解释妙趣横生“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然则无味不足听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苏辙注曰：“言出於自然，则简而中；非其自然而强言之，则烦而俳信矣。”陆希声则指出：“老氏将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标而目之。”这种判断，与开篇的章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是十分吻合的。所谓的“规矩”是隐含于大道之中的，如果一经提上台面，则有其相应的原因存在，“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王弼明确指出：“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而苏辙却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不知道者，信道不笃，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后不以得失疑道也。”信道（体制内）之人，坚信不疑也不能疑；置身事外的人，才能发现其中的缺失、错误、巧伪、欺诈，所以疑窦丛生、不再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诚悌勤雅恒”这20个词，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一种民风良俗，一种价值观念，形而上之就是统治阶级的“仁义礼智信”称之为“五常”而最关键的决定性因子则是“信”，信就是诚信、信誉、公信力，《坐忘论》中讲到：“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则道可长，蒂固则德可茂…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决定无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但如果公信力缺失，仁义礼智就是无本之木，是一方朽木，是一个骗局，难以自存自支。所以催生了另一种判断标准“治国有礼，不在文辩。”《盐铁论》也指出：“治国谨其礼，危国谨其法。”又说“文繁如春华，无效如抱风。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说千道万，不如“希言自然”，陆希声给出的总结是：“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已而为之。苟得已而犹为之，诚亦惑之甚也。”礼、文、言三者，依道而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则均有囊括“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时之运，天地之常，是以能恒久不已，终则复始。”无须为之；治乱治衰，有不信者，有猜疑者，统治阶级方才不得已而为之，答疑解惑是其虚，自我标榜、自我粉饰、规矩他人、规矩他事是其实，《盐铁论》给它们指出了一条出路“盖桡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质。”如果错判形势，过犹不及，无止无休，自我宣传，一定是源于不自信不自知的矫枉过正，一定是源于藏污纳垢、袒护纵容、包藏祸心、欲盖弥彰的事实，则着实令人生厌、着实令人望而生畏，则势必有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盐铁论》中明确指出：“是以王者务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礼，示民以朴，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
12、《通玄经》云：“夫道德者，匡衰以为正，振乱以为治”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匡衰”就是国泰，就是兴盛复兴，就是政事；“振乱”就是民安，就是保国安民，就是治事；在安定有序、健康发展的“政治”环境下，百姓们淳朴守业，爱国爱家，永葆康乐。“淳德复生，天下安宁，要在一人。”《盐铁论》也说“一人之身，治乱在己”社会实践也一再证明“人主者，民之师也，上者，下之仪也”如果“在上位者”被固化利益集团绑架，失己而从人，以“无道治天下，天下之贼也。”所以“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如果颠倒是非，高高在上，而苛责于下，何以称之为“治世”？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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