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表明，囿于西方宏观经济学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政策效果回避了利益集团阻碍结构调整的政治经济学现实。基于此，论文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这一轮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从而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要取得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高度警惕凯恩斯-弗里德曼短期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构性陷阱。

为此，笔者试图描绘美国金融资本的堡垒，也就是华尔街的一些阴暗面。笔者真诚地希望，通过展现一系列事实，也许可以提高美国人民对美国金融体系不道德行为的认识。这些不道德行为也将敲响全世界人民的警钟，特别是当华尔街吹嘘其金融体系是最先进的，每个国家都应当采纳和效仿时。当前，第三世界精英普遍对华尔街带着敬畏和钦佩。人们应该注意到，美国金融资本一直试图无情地打开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向全世界输送其金融制度，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制造衍生品泡沫、实施裸卖空和货币战争行为占有财富，而这些手段经常引发周期性的债务危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采取有效举措加以解决。

韩联社16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韩国政府即将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将大陆架划界延伸至冲绳海槽，这比2009年5月韩国初步提交的预备信息向东南方更靠近日本一侧。韩国《世界日报》称，随着中日韩都向联合国提交东海大陆架划界案，三国围绕大陆架的矛盾可能浮出水面。“继独岛和钓鱼岛争端后，中日韩三国对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可能成为东北亚新的火种。”

在三星[微博]对105家中国供应商进行大规模“整风”后不久，美国劳工权益保护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近日再次发布报告称，该组织已发现的新证据表明，三星供应商深圳市赫那罗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HTNS Shenzhen，下称“赫那罗”)存在雇佣未成年童工及其他违规行为，如强迫加班、强迫劳动、极低的加班工资、粗暴的人员管理、用工歧视、不能满足合法标准的安全培训、员工不能辞职以及重度使用派遣劳工等。

昨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延续此前6个交易日持续升值的态势，第7个交易日升值，报6.2881元;在中间价的强力带动下，即期汇价也是一开盘就触及涨停板，而且，全天绝大部分交易时间，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都停留在6.2252元的涨停板上，最终再次以涨停板报收并刷新汇改以来的最高值。在人民币升值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的情况下，不仅是银行，突如其来的汇兑风险让部分中小型出口企业也深感有些“措手不及”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为0.59，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7，而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5。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把垄断行业去掉，基尼系数没有变化，一样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和掠夺借助了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使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垄断资本不仅控制了本国的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而且加强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支配，苏东剧变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更是将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纳入了整个国际资本统治体系。

中国建设三个网，让全球的电信设备商赚取了暴利，而三个网实际上是让电信本来冗余的人员找到了地方，他们的工资也是老百姓买单!不要以为电信部门不愿意变成三个网，在中国电信和网络的建设基本完成，用户数增长达到拐点的时候，原来电信部门的庞大人员变得冗余要裁员了，而所谓的引入竞争，电信由一变三，他们的富裕人员都找到了位置，所谓的电信部门反对拆分等话语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些冗余的人员尤其是富裕出来的官员才是主导力量，他们不是想着企业的垄断利润而是自己的权力，多建设网络多安插位置，才能够体现他们的利益，是他们最支持的。对于被拆分公司，只有最高领导因为分拆被分权而反对，到二把手可能就在盘算着如何让自己当上坟拆后的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呢!更不要说底下的各级经理们了，分拆产生多少各级部门的管理层岗位啊!在公司人员出现冗余的时候更是如此。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例如，廉价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

在发改委确定大豆油脂压榨行业产能过剩，并限制审批新项目的3年之后，中粮、中储粮和中纺粮油这样的央企，依旧获得了发改委的产能扩张和新建的审批。

而与此同时，一度占有中国食用油压榨产能50%以上的外资企业，无一获得新建产能的审批。外资在该民生领域的市场占有比例也因此下降。“发改委有意限制外资在这一领域的权重。”一位获得新建产能的央企高层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