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粉常说国军才是抗日主力，那么国军到底是怎么抗日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日本人发动进攻”是蒋介石“最讨厌的事”。《冈村宁次回忆录》：国军降将曾说“我们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指共产党）”。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编书甚至披露日军称国军为“友军”。

中国近代抗战历史上，曾上演了可耻卑鄙的一幕：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这两个傀儡居然相互“承认”并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汪伪《外交公报》上面关于伪满大使到达南京向汪精卫递交国书的记载，里面用尽了冠冕堂皇的词语。汪精卫回复伪满大使时说道：“曷胜愉快。贵国以王道之古训，为立国之基础。……贵我两国，依政治独立，共同防御，经济提携之原则，紧密团结，以增志彼此国家人民之幸福。”可这“墨写的谎言终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任何人无法掩盖。不管日本的右翼和中国的章诒和之流如何给魔鬼汉奸招魂，他们都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也是给那些将来妄图当汉奸出卖民族利益的人一个最好的警告！

长征与毛泽东，毛泽东与长征，是历史的孪生儿；没有长征，就出不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长征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一直坚决维护从苏联引进的以党领军的体制，同时他又坚决抵制留苏洋共的教条主义倾向，正是这样，才造就了其长征期间的军事奇迹。

本文通过一组取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文字、图片，揭示了1927年之后至全面抗战初期的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真实关系。譬如，1928年济南惨案，日本兵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虐杀中国人，蒋“总司令”却和日本外侨欢宴，当年的《良友》杂志即是例证；1937年1月，日本东京出版日本人写的蒋介石传，说他是“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更伟大的人物”，当年的《文摘》杂志即是例证；1940年，日蒋开始暗中媾和，妄图制造远东慕尼黑，于是这个日本人写的蒋传记又在上海沦陷区刊登了，当年的《艺风》杂志即是例证；1940年汪精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前夕，没有公开诱降延安共产党，却对蒋介石进行了公开诱降，当年的汪伪《外交公报》即为例证。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在统筹全局、作出判断、布局下子，处理战争进程中那些异常复杂而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时，其作战指导方略显然不同。　

毛泽东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双方情况，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并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选择恰当的决战时机和方向，采取慎重初战、奇袭等作战方法一步步扩大战果;而且重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一线将领们的意见，最终夺取全局胜利。同时，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作出判断和决策。　　

而蒋介石对战场局势既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和了解，也谈不上对战局发展趋势有足够预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而坚定的作战预案;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主观武断，甚至在战局不利的条件下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军进行“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一败涂地。战争实践的结果明确地检验了这两种作战指导方略的优劣。

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员腐败现象堪称“空前绝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堕落的“带头者”，苏联高官中腐败的也不在少数。由此上行下效，贪污腐败涉及了各部门各行业个级别的工作人员。党政公职更是明码标价进行买卖，克格勃中出卖情报、叛逃现象也令人惊叹。

这些“特权阶层”的腐败行为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给后继者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而一些西方媒体借此大做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上梁不正下梁歪”，勃列日涅夫本人对当时腐败的盛行、社会风气的败坏负有很大的责任。“屋漏在下，止之在上”，后继者安德罗波夫正是从整肃纪律、惩治腐败入手，开始了“改革”。

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是东西方最优秀民族选手钢铁和意志的对决。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人的壮举，不仅使敌魂惊魄，就是在我军战史上，这样的行为也不多见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死战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刮目相看了。上甘岭如同一朵盛开中华民族精神之花，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让中国人几乎在一切领域挑战“不可能”。

朝鲜战争彻底洗雪了中国近代史,改变弱国无外交的定律，以敢于主持正义赢得大批朋友。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是一座高入云霄的大厦，那么，支撑这座大厦的第一根柱桩，是以上甘岭的中国军人们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百折不饶的意志打下的!

戚本禹同志回忆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毛主席的一段谈话。通过这段谈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的学毛著运动，使得毛泽东的话在文革中的确成了普通农民手中的武器，进而与当权派辩论，写大字报批判当权派，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帮助农民了解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使用这些政治权利，普通农民的民主意识在文革中得到了提高。

红卫兵运动看似过火，但在对推翻农村旧的权力结构、旧的思想意识，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新的思想意识非常必要。大辩论、大批判，对村干部的批斗和游街，为农村的新权力机构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贫下中农协会、民兵连、妇女联合会、革委会，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些组织虽然都有官方的色彩，但他们无形中为普通农民，特别是家庭妇女们，提供了参予政治活动的机构和场所。

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他们从人力上为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和农村生产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许多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自己动手给村子里拉上了电，装上电灯，接上了有线广播。有了电后，许多地方开始了电力灌溉和村办企业，使农村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

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

当前，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恰恰证明其做法是正确、有效的。

"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在右派那里被演绎成了“八亿人民只有八部样板戏可看”，用以讽刺文化大革命时期老百姓文化生活的“贫乏”和文化的“专制”。

但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民的文化生活还是非常活跃的，家家有广播，早、中、晚定时播出，中间当然也有很多文艺节目，有歌曲，有京剧，也有地方戏。县里的文工团、说唱队农闲季节经常到乡下免费为农民演出，节日都有排演节目。反观现代，如果把电视一项去掉，我觉得当今的农民文化生活反倒没有那时候活跃。再者，“样板戏”对中国戏剧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样板的作用，它们的艺术水准、思想境界至今还没有一部戏剧能够超越，它们作为样板的意义还远没有终结。

一帮今天的“英雄”，躺在这30年经济“崛起”的基础上，宣布自己的父亲一代、祖父一代甚至曾祖父一代是懒汉。30余年，谬言流布，畅行无阻。

检验懒汉与否的一个简单标准，是看参加重体力劳动的表现。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从中学、大学到工作，每年冬春、夏收和秋收参加农村的劳动，成为常例；不管是1956年在太原读初中时参加重工业工厂的基建，还是1964年分配在一家理论研究机关工作，还有五七干校期间和社员们在荒滩上清除杂木野草、开辟良田、和女青年社员进行劳动竞赛，无论是文化名人还是工人阶级都一样热火朝天地参加劳动建设。在多年的劳动中，在机关时候的失眠、神经衰弱、腰腿痛、慢性胃病一扫而光，也没有听说患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和癌症。

“计划经济养懒汉”，罪名加之于计划经济时代，这是对建国前30年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冤假错案。

20多年前，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震惊世界。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期，苏共自己缔造的军队非但不履行自己的使命责任，反而在阵前反戈一击，加速了苏共的崩溃和国家瓦解。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对军队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特别是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新思维”使苏共失去了在军队意识形态领域上的主导权，导致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从根本上动摇了广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组织分裂。同时，不切实际的军事改革，导致军纪涣散，大批武器装备被盗窃、私吞，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迅速蔓延。戈尔巴乔夫为推行“政治多元化”，取消了军官晋升的政治审查制度，致使军官队伍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可靠性迅速下降。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时刻，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执行命令。

苏军的变质乃至叛党，关键原因在于苏军的“非党化”，其教训极其深刻。

今天我终于又见到了毛主席当年的《党内通信》，结合当年感受到的事实，我也讲一讲自己感受到的真实性。比如说：有人说那时工人农民都是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我实在不明白，这算什么样的奴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有人说那时毛主席不让学生读书，光让他们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那是瞎说!我们的学习根本没有拉下。事实上还搞了很多的学习运动；有人说大跃进时谁如果说土钢没有用，是要挨整的。这个至少我没遇到。我就写过炼出来的土钢没有用，不但没有任何人找我麻烦，因为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会发现，我是要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好，希望提高土钢质量，不是要打倒大跃进与大炼钢铁。

《党内通信》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史实真相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明确地说反对说大话，唱高调。但这不妨碍后来有人仍然硬要把说大话，唱高调归罪于他。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还说了“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这分明是在“教唆”农民抵制当时的瞎指挥风。当时有些干部不管实际情况，不问下情，给下面群众乱下指示，硬要群众执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最坚决地反对这股瞎指挥风的。不料后来有人硬把这股风派在他身上......

毛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团结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像过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那样，对美帝、苏修形成反制，打破它们的封锁和打压。

从1956年起，中国在自己还不富裕的情况下以低息或无息贷款方式向非洲的受援国家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坦赞铁路援建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项目。

毛主席曾对卡翁达说：“ 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18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因为这样的相互帮助，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仅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先后宣告独立。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受到极大的打击，形势对中国渐渐有利。同时，由于我们对亚非拉特别是非洲许多贫穷国家给予的真诚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我国在1971年10月25日得以重返联合国。

如今，毛主席许多充满了无产阶级道义感的话语被今天金钱至上的社会氛围所稀释。改革开放以来，到国外经商办企业的一些中国人丢弃了诚信、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 “豆腐渣”工程和到处可见的伪劣商品也跨洋过海，出现在了国外，这让人非常痛心。

1952年4月，修筑川藏公路的十八军某部二连官兵誓言有声：“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经过一个连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当地悬崖上修出了公路。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两不怕”的革命精神在这次作战中得到充分显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官兵战士和指导员都把“两不怕”来作经验和思想总结，以日记和报告的形式传播和学习，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和认可。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九大”之后，“两不怕”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

此文是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郭镇公社的事实，生动地回答了在一个公社范围内怎样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发展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的问题。他们的实践说明，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公社办工业不仅可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为逐步从三级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创造条件，这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深远意义。

一九七四年社办工业总产值达到五百八十九万元，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达到四百二十八万元，公社和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占当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三。今年一至九月份，公社、大队两级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已达一千零八十四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社有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七年来，全社社办工业直接向农业投资六百八十八万元。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已被主流精英们吹上了天，其理论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说人口增长将使得国民财富大部分用于消费并导致积累率下降，无法快速发展经济; 二是主张“人口要控制”。

然而统计数据表明，即便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积累率并不低，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并没有按照马寅初预设的那样影响中国的积累率。同时，主流精英们对新中国人口增长原因的解读也是错的，新中国的人口增长其实是在出生率不变的情况下，死亡率急剧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延长带来的。

看来中国没有实现普遍富裕，必须在人口增长和积累率之外去找原因。而精英们的眼光却局限在企业内部制度和产权问题上，同时把我国发展效果用消费品生产和供应水平计算。

事实证明，国企与外企的内部管理制度在效果上没有本质差别，而决定企业发展和效益的关键因素是在于是否垄断高价市场。无知的精英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是要私有化罢了。

再者，由于新中国企业布局和生产规模是受到战争威胁的深刻影响，不得不把安全和国防产业放在优先，而消费品的生产是长期处于让位状态的。精英们把消费品生产水平设为唯一的指标，除了愚蠢，还包含着无耻。

对于马寅初“控制人口”的政策主张，毛时代本身是因为执行上有困难才没有及时推行的。除此之外，知识精英们捏造了毛泽东反对进行计划生育的谎言，借以衬托马寅初。笔者汇集了毛泽东那个时期关于计划生育的言论，来反驳知识精英们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