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著作，特别是《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选》，我的体会是毛主席一生都在践行实事求是的路线，考虑问题、安排工作都是从实际出发的。这就是为什么党史上每一次左倾错误盛行时，毛主席都被做为右倾的典型批判，而当右倾错误泛滥时，毛主席又被指责为极左。实际上，毛主席终其一生既没有过极右，更没有过极左。

2011年12月25日，苏共莫斯科市委最后一任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在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刊发《苏联解体20年：谁之罪?怎么办?》一文。文章指出，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三类人：一是苏联党政精英，他们无力应对时代挑战，一些人甚至走上背叛道路;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他们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目的是要摧毁苏联;三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他们不清楚社会政治体制更替会造成何种后果，没有奋起捍卫国家免于分裂。

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选民对不称职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提出质询;代表犯有重大错误，只要10个以上的选民提议并经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即可以罢免其代表资格。苏维埃民主政治的落实是动真格的，例如1933年冬天上杭县下才溪乡选举时，选民们在事先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下面，注了“好”、“不好”、“官僚”等很多意见，选举结果有23名前任代表落选。

这是一个畏战的政权造成的，这是一个在面对仅为自己7%兵力的敌人的情况下选择“壮士断腕”的军队，而且仅延缓了日军三个月的进攻，淹死自己人89万，淹死敌人7000.国民政府干下的这桩事就是个定时炸弹、是战争时期河南老百姓的催命符。 最让人悲愤的是，河南人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养活的这100万军队却换来了1944年兵败如山倒的豫中会战（豫湘桂会战），人民最终还是做了“皇民”，日军发现了足够供应汤恩伯20万军队一年的粮食（100万袋面粉），而此前1943年间日伪政权和日军竟然不定期的救济灾民，所以，在豫中会战期间，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发生了：有5万国民党军队被灾民缴械。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蒋介石应该最有发言权。1948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其绝望之情，可见一斑。

用大量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详细论证了红四方面军在渡河期间、红西路军西退及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状况，同时用确凿的文献资料证明张国焘路线是这个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则是这个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起着辅从性作用。这就说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做出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正确的。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国际歌》被译介到中国以后，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本文考察了《国际歌》首句中les damnés一词的汉译演变，并从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出它的翻译实际上是与中国革命叙事的主体性范畴——“受苦人”之间实现文化对接的过程。从les damnés到受苦人，体现了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中自外与自内两条文化线路的一次历史交汇。

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当国军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整连整连地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正在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通过白修德的眼睛和笔，我们可以看到1942年发生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灾难，绝不仅仅是电影开头所说的“吃的问题”。青黄不接的春天，正是灾荒年月最难熬的时候。经历了一年饥荒的难民们，不知能不能捱过去。政府救援还是没有到来，唯一的期望就是等着田里的秧苗长出庄稼。，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

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就这次灾荒来说，应该说蒋介石的确做得不怎么样。在灾荒刚刚形成时，河南省就开始不停地往上报告，中央政府也已经派遣大员到河南省去勘灾了。但在整个过程中，蒋自始至终没有把这一事件重视起来，还是不停地强调要征粮、征粮、征粮，这就是很少见了。1931年8月17日，正当汉口市被大水淹没的时候，蒋在做什么呢?当时宋美龄的母亲去世，蒋跑到上海为岳母执绋去了。

国统区和敌占区做得非常不好，基本上以失败告终。抗日边区认认真真地对待了这场涉及自身生死存亡的饥荒，而且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来解决，成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与生活。一方面边区要对付日本人的扫荡，另一方面要解决饥荒带来的困难。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全社会总动员的过程，不但度过了灾荒，也增强了边区总体的实力。如果谈到饥荒与政权的关系，至少在中共这边，中共对饥荒和政治命运的关系，已经做出了他们的一个判断。
面对1942年的大饥荒，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向全体中国人民各自交出的答卷，在某种程度上喻示了后来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50年前的秋天，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熟练地处理了古巴导弹危机。此事被提升到冷战中主要神话的高度。传说赫鲁晓夫放弃了一切，而肯尼迪却寸步不让。所以，此次危机被吹嘘成美国的完胜和苏联的惨败。

11月25日，是上甘岭战役结束60周年的日子。这是堪与温泉关战役媲美而威武雄壮远远过之的一场战役奇迹。数万中国军人，其粉身碎骨、化为铁石烈火的举动，已不能用一般的战斗行为来描述。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主要动因是为终止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民主派”所推行的路线，阻止苏联解体。但其行动却被“民主派”所利用并成为20世纪的政治阴谋。此外，由于当时国内舆论被“民主派”操纵以及俄共健康势力的完全枯竭，加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自身模棱两可的立场和虎头蛇尾的行动，这一事件注定以悲剧结束。

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毛岸英要求出国作战，毛泽东亲自把他交给了彭德怀。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翻译、机要秘书和参谋工作。11月25日上午11时，毛岸英正在处理已经签发的战斗电报，突然，美军飞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岸英是属于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军民共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对，做得很好。”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领土上建立了以色列国为大家所熟知，但是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上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在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双重打击下，犹太复国主意的决策者最终放弃了占领中国东北并在中国东北建国的梦想。虽然后来仍旧有部分犹太人不愿意放弃，并且日本也仍旧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在美国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反抗始终使得他们生活在恐怖中，最终他们也都离开了中国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