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不能正本清源，无法控制国家财政需求，停止增发纸币，同时也无意发展生产，增加社会总供给，而是依赖美国援助，抓住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和汇率上的表面现象，追求一种表面、暂时的反通货膨胀效果。通过抛售大量黄金和外汇、进口大批美货来稳定物价和汇率，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治标办法。国民政府没有从整体上、全局上作通盘筹划，制订出系统的反通货膨胀的计划、政策和措施，而是舍本逐末，枝节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个政策和措施之间缺乏有机的相互联系，甚至相互矛盾和冲突，无法协调一致，造成相互掣肘和破坏，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

笔者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后专门负责保管毛泽东手稿。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不容篡改！

英国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莱科克(Stuart Laycock)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英国曾侵略了地球上几乎90%的国家。莱科克分析了世界上大约200个国家的历史，并根据史料确定哪些国家曾经被英国入侵。他从中发现，只有22个国家未被英国染指。莱科克认为，英国侵略过的国家或许更多，但现在还缺乏可以确证的史料。

关于导弹危机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与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有关系。它由肯尼迪针对古巴的恐怖袭击和威胁1962年入侵开始。结果是(肯尼迪)总统拒绝苏联对任何有理性的人看来似乎是公正的建议，但是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损害美国有权单方面在任何地方部署部署核导弹的根本原则，指向中国或俄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它们的边界上部署;与此有联系的原则是古巴没有权利拥有用于自己防卫，反对他们看来一场迫在眉睫的美国的入侵的武器。

这种理论如今是官方反对伊朗的主要的指责。伊朗可能是一个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一次打击的说服的力量。这种话题在导弹危机期间也是考虑的一部分。在内部的谈话中，肯尼迪兄弟表示他们害怕在古巴的导弹可能成为对一次委内瑞拉的入侵的一股说服的力量，当时曾经考虑过这种情况。因此，“(入侵)猪湾是一项正确的决定”，这是肯尼迪的结论。

1962年由于赫鲁晓夫决定接受肯尼迪霸权主义的要求，做到避免了战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类似的准则会永远存在。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核战争几乎是一个奇迹。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理由听取60年前贝特兰•拉塞尔和阿尔伯特•埃因斯坦提出的警告：进退两难是“未成熟的、可怕的和无法回避的”：“人类种族行将结束吗;或是人类应当放弃战争?”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在于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南斯拉夫在铁托时代结束后迅速迎来民主化浪潮，在接受西方政治话语后，各共和国推出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这直接导致南斯拉夫的分裂。而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获得独立。其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普京总统先后在2001年、 2003年的几次公开场合对当时俄罗斯历史教育和教材领域的乱象提出批评，指示俄教育部、科学院以及包括史学界在内的社会团体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2003年11月25日，俄教育部部长弗•菲利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一次会议上宣布，俄罗斯教育部已做出决定，将对所有的历史教材进行审查。今后推荐的教材要符合新的历史教学标准，择优采用。这位教育部长提出，今后的历史教科书“将杜绝那些歪曲历史的虚假的自由主义”。

歪曲、丑化甚至诅咒本民族的历史的民族，很难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俄罗斯有识之士终于切身感受到了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历史乱象的深刻教训：一些人瞄准的是列宁、斯大林，打中的是共产党；打击的是苏共，倒下的却还有国家－苏联。一些曾经将矛头指向本国历史的人，如今对此感叹悔之晚矣。重新捡拾历史的碎片来整合俄罗斯历史的记忆，以求燃起振兴俄罗斯的希望，这正是普京当局在历史教育领域的良苦用心所在。

发生在1932 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日本继上一年借“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北后又在上海挑起的局部侵略战争，当时侵华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曾狂妄地扬言“四小时内占领上海”。面对强敌，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反击，赢得国内民众的赞誉。然而作为中国武装力量一部分的国民党中央海军却在整个战役中未发一弹，甚至与仇敌签署“互不进攻”协议，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又一页可耻的“不抵抗”污点。

一直以来，我们以为自有女工就有女工罢工，女工都是具有工人阶级自觉意识与革命精神的女性;不识字的农村女孩一旦进入工厂，立刻摇身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具有崇高的政治信念，具有改变社会的理想，天生具有革命性;所有罢工都是共产党发动与组织的。但《姐妹们与陌生人》一书用翔实的材料告诉我们，历史不是这样的，这样叙说的历史，是一种假设与推论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复杂的、变化的、不那么“讲政治”的。

这次来大陆，我发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蒋的好处在哪里?我在《蒋介石评传》序里也讲到过--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杨天石说，没有蒋让张学良不抵抗这回事情，是张学良自己说的，不是蒋不抵抗。可是当时蒋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为他想消灭共产党，有了这个既定政策，张学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说蒋介石真的要抵抗，张学良不抵抗，这不是违抗军令吗?

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民国时代，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苏共精英的退化，导致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从内部瓦解和摧毁了党。退化原意是指动植物的种类或某一器官逐渐变小，机能减退，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广义上讲泛指事物的衰败倒退，由优变劣，由强变弱，由好变坏。正是苏共精英的退化，使苏共由强变弱，最后走向了灭亡。苏共精英的退化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既有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原因，也有苏共政治体制的原因。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结束了文学界各流派和团体纷争的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作家队伍的团结。有人说这是苏联当局硬把各派作家拉到一起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当时代表们热情都很高，积极主动地发言，而且绝大多数人赞成作家的联合，这是事实，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可以为证。另一方面，代表大会通过讨论，通过了作协章程，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结束了关于创作方法上的争论，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潮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像苏联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被克服了”。这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是有利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还使苏维埃政权便于实行各种扶植和赞助文学的具体措施。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1943年8月改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的医生。1936年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时，他曾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区，1938年4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直至以身殉职。

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白求恩大夫群众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向白求恩大夫的家属发了慰问电，王稼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地到会并讲了话。毛泽东给大会题了挽词，亲笔写了“学习白求恩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并于12月21日又写了那篇人人知晓，并“流传千古”的名篇《纪念白求恩》。

周恩来同志始终提倡以报刊为新闻宣传武器，指引革命，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周恩来一生的新闻工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新闻思想，也可称为早期的新闻思想;第二阶段为周恩来旅欧归国后到解放前的新闻思想;第三阶段为周恩来在解放后的新闻思想。周恩来一生的新闻思想分别融入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探析周恩来的新闻思想理论精髓，对于今天的新闻工认真踏实地从事新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邱会作不但在四野部队而且在全军素以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精明干练著称，前面所举数例，对邱会作来说，都是大事，即使他晚年再健忘吧，怎么竞能被他搅得如同一盆糨糊?这哪里是人们印象中的邱会作?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同一个邱会作，在《对话》和《回顾》两书中讲的许多事情，同他在《回忆录》中讲的却截然不同!那么，对两书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就不仅仅是一个怀疑问题了!

 文章以翔实的资料(特别是近几年俄罗斯书刊、报纸新披露出来的大量历史资料)、生动地描述，深刻地辨析苏共二十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尖锐对立与斗争。读起来，犹如把一个电闪雷鸣般的历史场景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给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揭示出深刻的教训。正如文中所描述的：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的五十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如今世界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横行霸道、剥削和欺压别国人民的景象。时光似乎倒转了，历史似乎走了回头路。这一切都发端于苏共二十大，确切地说，发端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五十年来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场的反斯大林的闹剧已演了五十年，到最近十余年捧场者和观众愈来愈少，看来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但是演出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们是不会甘心悄然离开舞台的。不过他们再要演出，也只能背几句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台词，已引不起多少观众的兴趣了。

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斯大林任何时候都未脱离世界的发展来研究俄罗斯、苏联，总是把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看成世界革命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单单发表了一个报答兄弟党表达声援的讲话(代表大会上宣读了来自全球5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来的贺电)。他实际上预言了会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队伍，这些队伍决定了从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世界发展。

斯大林对代表大会的工作是满意的，大会决定，苏联共产党人全都要意识到自己既是苏维埃社会、也是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又活了差不多四个半月。他死后，1952年10月代表大会确定的航行指南被明显地修正了。

斯大林的这个讲话今天看来比当时更具有现实意义，斯大林的评价对认识21世纪初的俄国现实竟是惊人的准确。“所谓‘个人自由’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仅仅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们才被承认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则被当作只适于供剥削的人。人人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被践踏了，代替它的原则是从事剥削的少数人享有充分权利而公民中被剥削的大多数人则毫无权利。”

狱中的革命者们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要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最后诉说和嘱托——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它虽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震撼力。

研究发现，在漫长的历史中，英国几乎侵略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只有22个国家免遭于难。

有人对200个国家的历史进行了调查，发现全世界范围内只有22国家没有被英国人侵略过。

未被英国侵略的国家包括遥远的危地马拉，塔吉克斯坦和马绍尔群岛，也有较近的国家比如卢森堡。

这份调查结果来自一本新书，这本书叫做《我们侵略过的所有国家：还有一些我们来不及侵略的国家》。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曾经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予希望,事情却并没有按照其预期发展。然而,“十月革命”的果实却始料未及地在广阔的亚洲发挥了影响,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并为它们提供了革命建国的模式。其次,“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虽然没有引发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却间接地引发了其深刻的改造。这再一次印证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狡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