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论述既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也揭示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密切联系。这句话高度概括了真实的历史，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已经生根发芽。

在中国先进分子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1919 年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以其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姿态，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二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了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干部上直接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变化，先后有几十次的谈话、批示、电报以及评论文章等，对此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和指示，指引西藏平叛改革取得完全胜利。本文从1953年就一直在西藏军区工作，了解平息西藏叛乱的具体情况，退休后又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记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有关西藏民主改革及平息西藏叛乱的决策指导。

陈云是新中国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最早担负重任，主管我们党的财经工作，是在抗战后期的陕甘宁边区。陈云后来的经济思想，几乎都可以从他在延安时代的论述中找到渊源。这篇文章讨论的是陈云延安时期经济思想的一个方面，即他对货币和信用问题的研究。货币和信用问题是现代金融的核心，学习和思考陈云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无疑将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思索和处理金融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随后三年时间里，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用以开展打倒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这就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由来。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批评家指出，宗教学的创立和基督教中心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情怀不可分割，从奥托到伊利亚德的宗教比较研究中对“自成一类”宗教的特性的强调有很强的本质主义色彩，而目前盛行的多元宗教观也有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因素。后殖民宗教学批评其实是对西方宗教学的发展做整体检讨，这些批评虽有偏颇，但对中国宗教学者理解宗教提供了某种启发性的思路，提醒我们要警惕那种所谓“中立”的全知化的研究方法，避免将宗教抽象为符号和静态的文本，而是要将其和具体处境结合起来，将信仰和实践、理论和生活关联起来，在研究中进行多学科的整合。宗教研究者需要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警惕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同时也要保留对宗教真理的同情，尊重不同进路的宗教研究。

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内政外交最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能力发挥极为杰出的一年。面对来自东南、西南和西北三面“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险恶环境，毛泽东同志举重若轻，敢于亮剑，也善于亮剑，用力不多，却有效地震退了周边所有明火执仗的反华势力，一举打开外交难局。今天中国正在经历自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崛起，这必然再次招致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的围攻。研究并总结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条约通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机器大工业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普遍规则，对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西方霸权国家通过主导和控制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迫使落后国家接受和遵从其设定的“游戏规则”，无视落后国家关于变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着世界财富分配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