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发生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以及对叛乱的及时平息，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变化，先后有几十次的谈话、批示、电报以及评论文章等，对此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和指示，指引了西藏平叛改革取得完全的胜利。
一、民族地区改革要稳，西藏尽量避免打仗
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农村打倒封建主义势力，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所有，以解放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这一项工作汉族地区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已经基本完成，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却尚未进行。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问题提上日程。此事引起了西藏上层人士的密切关注。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和会后，毛泽东几次接见西藏这两位活佛，做了些思想教育工作。1955年秋，由部分上层人士组成的西藏参观团到北京等地参观。毛泽东接见参观团的负责人，明确地讲到改革问题：“有人怕改革，其实内地经过改革以后，也并没有怎样不好”，并举例说新疆、内蒙、延边朝鲜自治区的事都是各民族自己管理，是经过改革后得来的结果。毛泽东还以通俗的事例来解释如何看待改革问题，说“释迦牟尼原来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你们可以学习释迦牟尼的办法，生活还会比释迦牟尼好一点，因为释迦牟尼那时候，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政府”。
1956年2月，毛泽东与到达北京的西藏上层官员谈话，继续重申上述观点，不厌其烦地进行耐心说服教育，特别强调西藏的改革是和平改革，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并说改革“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
1956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在甘孜藏族自治区的个别地区开始民主改革工作的试点时，发生了少数反动上层分子的武装对抗行动。人民解放军已开始对叛乱进行平定。7月下旬，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北京召集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等人汇报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叛情况，中共西藏工委的张经武、张国华书记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后来据此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革和平叛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应与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有所区别，在政策规定上应该宽一些：一是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分配后，还应在政治上给以一定的待遇；二是划分阶级成份要宽些；三是对那些参加叛乱的上层分子，无论是首恶分子，还是协从分子，只要表示悔悟，停止叛乱，也对他们一律从宽处理，不咎既往。关于平叛作战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由于策动叛乱的头子“用保卫民族和宗教的口号欺骗了一部分群众，使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因此在平叛作战中就是要争取群众，“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从他们手中拿过来”。“从我们方面说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但“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毛泽东特别强调：“将来金沙江以西藏区的改革，一定要避免打仗，尽一切可能去做工作，打仗是可能避免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达赖喇嘛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反映西藏上层人士对改革的担心和忧虑。毛泽东8月18日给达赖回信说：“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准备。等到大家都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毛泽东一向主张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时，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在西藏地区更是如此；准备改革工作时则希望“尽量避免出乱子”，“一定要避免打仗”，把稳定放在首位。
二、应对西藏局部叛乱，适时调整政策
1956年秋冬之际，西藏昌都个别地区发生了局部叛乱。西藏工委认为，这是金沙江“江东、江西的反动上层分子不满我之改革措施的一种反抗”。意见上报后，中共中央赞同西藏工委的看法，并在经过缜密分析和反复权衡后，于1956年9月4日正式做出西藏地区“六年不改”的决定，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这个决定对缓解当时紧张的民族关系，稳定西藏地区局面，起了重要作用。此时，达赖喇嘛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纪念活动。毛泽东在当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到这一问题时提到三点，一是让不让达赖去印度？（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二是估计到达赖去印度后可能不回国；三是准备反动分子在拉萨等地搞暴乱，并提出了应对的措施等。达赖于11月25日到达印度新德里后，被境内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包围，使其在归国与否的问题上发生动摇。为此，周恩来总理专程前往印度访问，做达赖喇嘛的工作。周恩来于11月29日对达赖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以后又继续进行工作，终于促使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中央有关“六年不改”的决策，也正式传达到西藏上层集团中。
对于西藏地区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问题，中共中央在12月13日拟定了一个对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关于缓和藏南紧张局势意见的批复》。毛泽东在审阅此件作出批复时，再次强调西藏各方面条件不成熟，必须实行“六年不改”方针；但也同时指出，西藏如果发生叛乱，那就将在西藏进行民主革命。毛泽东指出，“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这既是提醒西藏党组织和军队认清下一步的发展趋势，也是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警告。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又重申了西藏“六年不改”方针。8月18日，毛泽东在回复达赖喇嘛的信中，承认1956年在西藏准备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去年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中共中央提出西藏地区“六年不改”的方针后，党在西藏的工作实行收缩，撤离了大批汉族干部和工作人员，减少了在西藏的驻军。部队实行“保点、保线、自卫作战”的原则。关于这个原则，毛泽东曾通俗地解释说：“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一个反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其实他在这里传达了“坚守自卫”、“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等重要军事原则。驻藏部队一直认真照此办理，掌握着战略的主动权。有人问，当时为什么对达赖集团采取这样宽大的让步政策，毛泽东回答是为了教育争取群众和上层的大多数。因为“当时一百二十万人口中，信达赖是绝大多数。前藏、后藏、昌都、康区、阿里，还有青海、甘肃一部分地区，群众对他有很大的迷信。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打第一枪。不经过一个过程，没有法子，群众无法了解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尽管中共中央已决定在西藏六年不改革，采取了种种让步措施，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们要的是永远不改革，进而实现西藏独立，因此一直在准备叛乱。毛泽东指出，索康、帕拉等人是蓄谋已久的：“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了很久，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在他们的策划下，于1958年6月15日在山南哲古宗（今属措美县），组成“四水六岗卫教军”的指挥机构，把从四川康区、青海、云南滇西地区窜逃到西藏的叛乱武装，纠集在一起，筹划在西藏拉萨、山南等地进行全面叛乱。西藏军区及时上报了这一情况，并提出进一步加强战备的一系列措施。毛泽东于6月24日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西藏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全面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一方面积极对西藏上层集团做工作，包括对索康等反动分子的争取工作；一方面告诫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切实做好应对西藏全面叛乱的准备，不要害怕叛乱的蔓延和扩大。
进入1959年春，西藏叛乱规模已经有了较大的扩展。“四水六岗卫教军”叛乱武装包围和进攻在山南地区的泽当、昌都地区的扎木和丁青等地党的工作点和驻军分队。对此，西藏军区于1月上、中旬分别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在某些点增加部队、加强武器配备和个别工作点撤收等问题。中央军委于1月17日作出批示，原则同意了西藏军区的意见。毛泽东在审阅此份电报时，于1月22日批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队伍，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毛泽东告诫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要辨证地看待叛乱问题。一是对已经形成的一支上万人的叛乱队伍，这是我们严重的敌人，不能掉以轻心；二是不要担心反动分子把叛乱搞大，因为“这种叛乱有极大的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好处。我们军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乱，而且欢迎这种叛乱，但是必须随时准备和及时地平息叛乱”。因此，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既要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又要把军队锻炼得很能打仗，增强战斗力，达到双重目的。
三、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发动全面叛乱后，坚决实施平叛作战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国外的反华势力支持下，终于1959年3月10日发动了全面叛乱，公开宣布西藏独立。这就迫使中央为维护国家统一和边境稳定，而下令人民解放军坚决平定西藏叛乱。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及时将拉萨情况和处置方案上报中央后，中共中央于3月11日23时复电西藏工委，强调了5点：（1）同意谭冠三对索康等人的表态（即斥责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此次叛乱），并普遍在官员、群众、干部中宣传；（2）明确告诉进步人士们，西藏永远是中国的地方，任何反动力量都改变不了这个实事，如果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同时要切实保障爱国进步人士的安全（劝他们靠近军区，或迁入自治区筹委会内）；（3）对达赖本人应多做工作，但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4）对拉萨周围的反动武装进入市区不要拦阻，因为增加一两千人并不可怕；（5）注意搜集对方叛国反动的各种证据，片纸只字都是有用的。
时在湖北武昌的毛泽东主席，见到西藏工委的电报和中央的复电后，于3月12日复中央的电报中，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阴谋做了深刻的剖析，对叛乱的发展趋势做了准确的判断，对平叛的战略策略以及战术原则等，做出明确具体的指示。毛泽东指出：中央的方针完全正确。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看来达赖是和其他人同谋的。达赖反革命集团的策略是：（一）以罗布林卡为据点，在拉萨搞暴乱，将我军驱走，这种策略是会被他们首先想到的。他们从我们长期“示弱”、只守不攻这一点看出“汉人胆怯”，“中央无能”。他们想，汉人被轰走是“可能的”。（二）这一批人实际上已同中央决裂，很大可能将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一种可能是继续在拉萨示威骚扰，以期把汉人吓走，在若干天或若干月之后，他们看汉人吓不走，就会向印度逃走，或者，向山南建立根据地，两者的可能性都有。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1）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2）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3）引诱敌人进攻。如果敌人进攻时，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使他们感到驱汉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会小打一阵，（使他们）仓惶逃走。当然这样也不坏但不如争取大打一仗更为有利。达赖及其一群，他们的心理是矛盾的，觉得胜利有望，又怕打而不胜，逃不出去。他们逃走时，我以为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中央在转发毛泽东的电报后面，附有具体的指示，内容除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让敌人更嚣张些，更疯狂些，让他们先攻我们，以便在政治上居于主动，为全面的军事平叛和实行民主改革取得更充分的理由”以外，还特别提醒：一是不可采取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方针，以免在政治上限于自己不利的地位，并给敌人以借口去动员更多的藏族人民和我们对抗。二是利用敌人的叛国罪行，向各界人士和群众进行揭露，即表明中央希望叛乱分子及早回头的仁至义尽态度，又表明中央决心惩罚叛国分子的严正态度，以便孤立分化敌人，争取更多的人中立或靠近我们；三是在同敌人打交道时，尽量避免用文字传达方式，必须用文字传达的文件，应先报中央批准；四是考虑结合平叛实行民主改革，请工委和军区对这些问题仔细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同时，西藏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继续对达赖喇嘛进行争取工作。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以中央人民政府代理代表名义，给达赖写了三封信。当毛泽东看到其中一封信的草稿时即批示：“很好”，“可再写信，准备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来中央对诸大事件的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是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会晤回头”。这第三封信，后由邓小平总书记起草，以谭冠三名义发出。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宣布公开叛乱后一周，达赖喇嘛和一些重要官员在在藏军的护卫下，于3月17日夜晚化装逃离拉萨，经过山南逃往印度。西藏军区向中央军委上报达赖出逃的消息时，说明目前留在拉萨的反动上层分子，还没有正式公布达赖逃走的情况，企图在政治上继续迷惑我们，一边在军事上加强准备。毛泽东在得知达赖出逃的情况后，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随后，中央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于3月20日指示：“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即使敌人宣布达赖逃到山南，我们还可利用达赖本人来的两封信，向群众宣传达赖是被他们强迫架走的。这对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些好处。”为此，保留了达赖喇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直至1964年。此举表明中央对达赖的外逃是留有余地的，仍然希望他“悔悟回头”。
在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积极进行平息西藏叛乱的各方面军事准备工作：迅速部署从内地增调3个师部队进藏参加平叛作战；接连发出了《中央军委关于聚歼拉萨之敌的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平叛部队行动部署及指挥关系的指示》、《中央军委对西藏山南地区平叛及当前工作的指示》等电报，明确了拉萨平叛后立即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解除各地藏军的武装等；总参谋部对拉萨的战斗随时进行具体的指导，以及紧接着开始的山南战役部署；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平叛的政治工作指示，传达了中央关于“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平叛方针；总后勤部部长到青藏公路沿线布置车辆运输、到西藏各地检查部署战时后勤保障工作。这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保证了西藏平叛行动迅速取得全面胜利。
四、关注国内外舆论，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随着拉萨叛乱迅速平定和开始平息山南等地的叛乱时，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对西藏叛乱和平叛问题做了系统阐述，以后又在与外国友人以及班禅等人的谈话中，又多次讲到这一问题。毛泽东始终站在全中国、全西藏大多数人民一边，并坚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把西藏平叛和改革进行到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深刻分析西藏发生叛乱的社会根源。指出：叛乱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搞起来的，“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随后即指明是“索康、帕拉等人发动叛乱”；后来进一步指出是“达赖利用康巴人搞叛乱”。
西藏的叛乱虽然是上层少数反动分子搞起来的，但植根于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土壤里。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是一种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毛泽东说这种旧制度“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极大地束缚了西藏生产力的发展。但西藏少数反动分子却死心塌地地维护这种制度。在全中国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藏旧的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对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势力必须给予打击。但是国外有些人却胡说西藏叛乱是“人民起义”、是“抗暴”“革命”行动，对中国人民平定西藏叛乱认为是“镇压”是“灭绝种族”。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外“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的人”。“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这是对西藏平叛问题看法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还回答一些人对能否平得了西藏叛乱的担心。说是有个美国人名叫艾尔索普的写文章，称西藏的叛乱没有20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20万军队每天要1万吨物资。西藏的山高路远，道路修筑困难，所以平叛无望。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西藏平叛不要20万军队，只要5万就够了，而且物资供应也能够解决。还因为平叛除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外，还有武装起来的人民，“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都改革了，同样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在“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此外，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还讲到了达赖能否回国的问题：“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后来，毛泽东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原则，至今仍然如此。时隔50多年后，达赖继续坚持分裂立场，仍未回头。
毛泽东对1959年4月前往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班禅和阿沛，全面地阐述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原因和目的。毛泽东不仅指出了索康、帕拉等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估计了我们的方针政策，发动了武装叛乱。同时还指出，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第二步就是实行所谓“西藏独立”。但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以至终归彻底失败。毛泽东还就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征询班禅等人的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回答改革是肯定的，并希望快点实行）改革的具体问题需要商谈，而且需要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后，再更具体地商量”。不久，《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在京制定并经中央批准发出。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关于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方案。
由于西藏发生全面叛乱，中央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针自然不能继续下去。在西藏地区进行平叛的同时，随即开始了民主改革。当时的方针是“边平边改”，并在平叛的口号下进行实际的民主改革。中央批发了《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改革的方针政策和做法等。毛泽东说：“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感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的及时平定，也为民主改革扫除了前进障碍。
西藏发生叛乱以及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拉萨、山南地区的叛乱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称平叛战役的胜利，“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的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高度评价西藏军民同心协力平息叛乱；同时驳斥西方记者、台湾文人认为西藏平叛无希望的言论。毛泽东时刻关注国际上对西藏叛乱和平叛的反映，主要是美国和印度的反映，并通过新华社报道和文章作出评论，揭露他们在西藏叛乱前后的种种拙劣表演。当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后，毛泽东对印度领导人的态度十分重视。当印度外交人员抛出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时，毛泽东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以政治记者名义发表《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后根据形势发展，又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这些经毛泽东认真审核修改的文章里，系统地阐释了西藏叛乱的原因和经过，适当地批评了印度政府总理，严厉地批驳了印度某些政党领导人的反华谬论。
当有人以西藏叛乱类比东欧的匈牙利事件，对中国人民平息西藏叛乱进行大肆攻击时，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说，国际反华势力对我们平叛大叫大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西藏实际上是他们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西藏‘独立’，就是把西藏给外国”；再是对他们大肆叫嚷的所谓“民族自决”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的自决”。“马克思说过‘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随着1959年西藏几个重点地区的叛乱逐步平定，西藏问题有了一个理想的结局。毛泽东高兴地向外国代表团描述西藏发展的前景：“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要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中央政府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也学了藏语。他强调：“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正是这种合作，推动了西藏革命和生产发展。后来的西藏平叛斗争，均践行着毛泽东规定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极少出现偏差。随着全区民主改革的同时完成，西藏进入了一个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生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0期，摘自2011年第4期《军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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